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

出版时间：2010年2月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潘维,玛雅  页数：381  
Tag标签：无  

前言

　　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一个内外“不平衡”的现象特别突出。在国外是对中国国力高速增长的震惊，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经验日益好奇和尊重，中国国际地位快速蹿升，以致“中美共治世界”的论调大行其道。但在国内是党政干部政治理念的“多元化”，大众舆论和社会价值观碎片化，以至于知识界对国家前程深怀忧虑。　　从海外看中国，六十年至为成功。从国内看自己，前景堪忧。矛盾不可回避，但成就也的确不是“粉饰”出来的。中华社会高速进步，六十年里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这是事实。　　西方的“国际社会”拥有世界人口的10％，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比起西方的进步，中国的进步更代表世界的进步。中华民族六十年两代人的辛勤努力创造了强大和富裕的神话，也改变了世界格局，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时下流行的关于人类进步的知识。　　六十年的人民共和国凭什么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为什么我国今日似乎却又深陷矛盾之中？在笔者看来，答案在于坚持或者偏离“中国模式”。

内容概要

　　《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记录的一次研讨会，即以“中国模式”为主题，汇集了各个领域的四十多位优秀学者，专题发言与开放讨论相结合。学者们从各自富有创造力的思考和研究出发，试图对中国在现代历史和世界中的轨迹及未来做出扎实的研判，提供研究中国的新视野。六十年一甲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这么长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在全世界瞩目中国崛起的今天，在国际社会惊呼中国的发展有一个“中国模式”之时，我们该如何做出自己的思想贡献。

作者简介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玛雅，《凤凰周刊》副主编。

书籍目录

序 中国模式／潘维我们对中国模式充满自信／吴志攀第一场主题发言胡鞍钢／六十年中国减贫的成功之路温铁军／中国1950年代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丁宁宁／现在提“中国模式”为时过早姚洋／经济学角度的中国经验路风／中国模式不是计划出来的王绍光／最困难的，是找到中国模式的关键词开放发言与评论（一）第二场主题发言石之瑜／怎样看待生态扶贫发展史观？黄平／中国一定要走出自己的道路李强／六十年社会结构的打碎与恢复房宁／中国民主是“点菜”，不是“点厨师”张静／中国跨阶级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张翼／六十年计划生育的风风雨雨吴志攀／中国还讲一种东西，叫做“义”开放发言与评论（二）第三场主题发言吴志攀／金融监管的“中国模式”汪晖／主权独立性是中国所有独特性的前提朱景文／中国法制发展道路的选择潘维／是时候开始总结中国模式了强世功／离开中国共产党，中国模式就解释不清开放发言与评论（三）晚间圆桌论坛第四场主题发言章百家／两次经济体制转型，两个反向的历史过程李玲／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优势高梁／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发展并非乏善可陈武力／强大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由来张宇／中国经济模式的含义及面临的挑战丁宁宁／中国道路可能更具有普适意义李昌平／改革不能以国家和人民的自主性为代价开放发言与评论（四）第五场主题发言康晓光／从全能主义到威权主义贺雪峰／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和基础邵善波／从人大政协体制发展出中国民主政治理论史卫民／中国选举制度模式的构成与功能唐钧／中国社会保险制度需要一个新的模式甘阳／三十年来最成功的概念就是“和谐社会”开放发言与评论（五）第六场主题发言甘阳／发展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亚洲模式王绍光／善于学习是中国体制的活力所在强世功／中国宪法里的“不成文宪法”赵穗生／中国模式的吸引力所在与吸引力缺失司马南／逼出来、试出来、摸出来的“山寨模式”翟玉忠／中国学派不等于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朱云汉／美国就是山寨文化起家的开放发言与评论（六）第七场主题发言朱云汉／中国崛起与四大历史趋势的转折任剑涛／矫正型国家哲学与中国模式河清／用“为民”对等西方的“民主”许章润／中国一百年来的法制主义赵成根／中国模式的乐观期许与忧患意识邢悦／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对外关系模式石之瑜／中国模式就是凡事大家共同来参与开放发言与评论（七）

章节摘录

　　我们知道，中国在1949年以后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战略尚不稳定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当然会有大型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机会。而中国在这个机会中所经历的工业化过程，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走的工业化路径是相似的，也就是宗主国投资，后发国家承接投资。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当时苏联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宗主国的作用。我们当然也知道，宗主国的投资一定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宗主国的条件，投资就会停止。也就是说，宗主国的大规模投资并不会轻易得来，而中国得到苏联投资，是因为发生了朝鲜战争。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就是苏联投资的军重化工类型的工业化建设，是1950年朝鲜战争启动的，并非1952年开始的。客观上看五十年代的国家工业化，之所以一上来就发展重化工业，主要是因为朝鲜战争。　　大家知道，重化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型的，而这种具有内涵性质的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机制，必然排斥劳动。所以在初期阶段，也就是1950年重化工打头的工业化开始的时候，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动员2000万青年农民进城工作。这些人是来挖土方、修马路的，正如刚才胡鞍钢所说，他们文化素质不高，不能进入资本增密、技术增密的重化企业去当工人，因此在第一轮的基本建设遭遇投资中辍带来的危机之后，就只能返回农村。这就是1959年以后的2000万人大返乡。这个过程其实是早期重化工打头的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其内生的机制决定的。这和我们九十年代初期第二次产业资本扩张是一样的——因为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来搞“三通一平”，所以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就有4600万农民工进城打工。后期则因沿海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工业大致属于轻纺和一般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劳动力需求不同。但后者在经济危机时，也是向劳动者转嫁代价。　　这里面就有一个转型的问题。1949年确立“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时，共产党领导人说得很清楚，中国现在还不能搞社会主义。当时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一定要搞社会主义，充其量只能搞农民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所以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这一点，大家在1949年的文献里可以看到。　　1950年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在城市发展私人工商业，在农村发展中农富农经济。在土改时还规定，地主设在城镇的所有加工业都不能动，连作坊都不能动。所以说，当时中国是明确要搞资本主义的。而在这种全党全国都搞资本主义的方针路线下，请问，怎么会是“左”？这是一个明确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年代，不可能是“左”的年代。　　到1953年，因为已经有苏联投资三年形成的国家重化工业，因此必然转向另外一种经济类型。于是我们在短期内就告别了以轻纺、食品加工带动农业剩余转化为积累，形成工业资产的这样一个一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而演化为直接接受苏联投资进入重化工业。于是国家必然调整发展战略，这就是1953年中共党内明确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朝鲜战争结束前，李维汉在东北调研后告诉毛泽东，中国在东北搞的工业基地就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恰恰因为党内上层经过严肃讨论，都认同了这个已经客观存在的发展模式，中国才顺利地转制成了国家资本主义。这样一个转制的过程，难道可以把它当做“左”吗？　　1956年完成的对民族资本家的改造也不是“左”。因为毛泽东跟大型企业的资本家们谈得很清楚，就是“要用我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你的私人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有关历史资料，现在也已经披露出来了。同理，1957年被当作右派处理的人，大部分也不是“右”。　　整个1950年代，在中国经济领域中，基本找不到符合西方概念的“左”的痕迹。这个事实，对海外意识形态化地讨论中国的1950年代，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挑战。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在1953年宣布，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呢？我觉得，只能理解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需求。无论后来者主观意愿如何，当年的这个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手段，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以大规模集中的劳动投入，替代极度奇缺的资本的作用。　　这是我的第一个解释。　　……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一帮吃官饭的御用文人搜肠刮肚地罗列些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拍马屁也不动动脑子，想点新词。国家花那么多钱养活这帮脑残，着实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