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  作者：朱金鹤  页数：320  

内容概要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供给的效率和结构差强人意。本书综合运用现代公共产品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新中国不同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特点、变迁与困扰，探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创新与供给效率改进措施。    全书共8章：第1章导论，阐述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第2章概述研究的理论工具，提出分析的框架；第3章研究新中国不同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脉络；第4章对农村公共产品各供给主体的供给效率进行比较分析与制度评价；第5章修正假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农村公共产品各供给主体的供给责任、权利边界的确定进行探索；第6章通过对广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证研究对第3章和第4章予以回应和实践验证；第7章是关于深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与改革的政策建议，第8章总结研究的主要结论与不足。　  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型变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是强制性变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趋势和方向是产权制度改革和供给制度的需求诱致性变迁。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城乡居民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本质就是利益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不仅意味着城乡利益格局的调整，更意味着城乡利益集团权力结构或力量对比的变化。    （3）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严重不足，供给效率与结构也差强人意，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满意度普遍偏低。公共产品资源在配置上存在明显的城乡分配不均和失衡现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率、结构效率和管理效率普遍较低。    （4）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充分发挥各供给主体的比较优势与协同效率。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方式需要在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三种供给方式之间寻求平衡，需要三者的互相合作和优势互补。    （5）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是供给产权安排和供给主体选择的基础，一个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需要把握农村公共产品属性变化、供给主体的特征，动态选择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的最优供给者。    （6）有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需要廓清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各自供给公共产品的范围和边界，以提高各自的供给效率。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三者各自有效发挥作用的功能空间受到农村公共产品不同特征的限制，只有在各自的供给边界内行事，才能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发挥最大效用。    （7）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供给效率的决定性因素。供给制度的变迁和创新会带来供给效率的提升，供给制度存在缺失或缺陷也会对供给效率带来消极的影响，而对供给效率认识的变化和对供给效率的追求又反过来促进了供给制度的变迁和创新。    （8）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的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建立健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逐步实现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

作者简介

朱金鹤女，汉族，1979年3月出生于新疆昌吉市。2002年与2005年先后于石河子大学经贸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得管理学学士与硕士学位；2008年7月于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石河子大学经贸学院经济系副教授，从事农业经济、制度经济与产业经济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在《世界农业》、《农业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参编专著2部，先后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软科学、省部级及横向课题20余项。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摘要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2　文献评述    1.2.1　国外研究评述    1.2.2　国内研究评述    1.3　问题的提出与立题动因    1.4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1.4.1　研究目的    1.4.2　研究方法  1.5　可能的创新  1.6　研究结构第二章　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　2.1　基本理论工具  　2.1.1　公共产品　  2.1.2　农村公共产品　  2.1.3　制度、产权与交易费用　2.2　产权、制度与效率的比较研究　  2.2.1　产权制度的演变与创新路径　  2.2.2　产权制度的功能与适应性效率　  2.2.3　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制度绩效比较　2.3　产权制度安排与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选择　  2.3.1　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中的公有产权　  2.3.2　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中的私有产权　  2.3.3　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中的社团产权　  2.3.4　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选择的逻辑　  2.3.5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模式　2.4　三种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的比较分析　  2.4.1　三种制度安排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分工、互补与替代　  2.4.2　三种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的人性基础与运行机制比较　  2.4.3　三种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的效率比较　  2.4.4　三种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制度绩效比较　2.5　本章小结第三章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变迁　3.1　新中国三个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　  3.1.1　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3.1.2　家庭承包责任制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3.1.3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3.2　新中国三个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比较　  3.2.1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需求表达机制比较　  3.2.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决策机制比较　  3.2.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筹资机制比较　  3.2.4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成本分摊比较　  3.2.5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生产与管理机制比较　3.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评价　  3.3.1　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评价　  3.3.2　家庭承包责任制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评价　  3.3.3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评价　3.4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解释　  3.4.1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　  3.4.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　  3.4.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实质　  3.4.4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趋势和方向　3.5　本章小结第四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比较分析与制度评价第五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边界确定：理论判定模型　第六章　广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证研究　第七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与效率提升的路径选择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附录参考文献后记之一——随感　后记之二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供给效率和结构也差强人意。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是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城乡占有资源不均。在农村教育方面，2002年占国家财政总收入51％的中央只负担了2％义务教育投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20％的县乡两级负担了87％的义务教育投入；2005年，农村中学生数量是城市中学生人数的4倍，享受的教育经费仅相当于城市中学生教育经费的61.30％。农村居民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的人口比例为34.1％，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的人口比例高达86.20％。在农村医疗卫生方面，2005年农村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与城镇相差10倍，落后世界平均水平20年以上；城市人口享用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农村人口的6倍，即占全国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仅享用了五分之一的医疗卫生资源；截至2007年2月，农村96％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系统，89％的村庄缺乏垃圾处置设施。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截至2007年2月，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省份有23个，覆盖低保对象仅1 509万人①；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农村交通闭塞，电网老旧，饮水困难，水利设施老化失修，服务功能退化，基础设施建设整体较为薄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社区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改革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供给效率，是解决“三农”问题一个重要突破口，也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关键所在。纵观近年来国家涉农政策，可以发现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已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快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是增强农民综合素质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明确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着力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基本支撑，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增强农村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繁荣农村公共文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交通，以及继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2009年起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安排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生态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等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城市维护建设税新增部分主要用于乡村建设规划、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推进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按照3年内在全国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的要求，尽快明确职责、健全队伍、完善机制、保障经费，切实增强服务能力；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　　农村公共产品发展与发达是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标志之一，不仅是农民生存质量的直接决定因素，同时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政府日益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所为领域和关键问题，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在注重公平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供给效率，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农民增收和减负的需要。农民收入的提高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农村生产性和生活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滞后，近年来愈益成为阻碍农民增收的重要原因。如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在降低了农业生产力的同时也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的落后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医疗、低保、养老等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农民的生存权失去了有效保障；农村公共严晶制度内供给的不足，客观上引起了基层政府制度外筹资，使农民负担减而不轻。因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将从不同方面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民增收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需要。农村公共产品发展与发达是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标志之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农业作为一种弱质产业，其发展依赖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根据樊胜根等人的定量分析测算，我国政府每增加1千瓦时电的投入，全国平均可增加农业产值0.36元；每增加1千米道路可增加农业产值40 665元，每增加1部电话可增加农业产值853元，农业劳动力每多接受1年的教育，农业产值平均增加168元（樊胜根、张林秀等，2003）。可见，农业整体素质与竞争力的提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环境的健康稳定，都与多样性、高质量、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密切相关。　　第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内涵深刻，从不同角度对农村人居、生产、文教、休闲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出新的要求。“生产发展”迫切需要加快农村科技进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村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生活宽裕”需要供给更多更好的农村公共信息与科技服务增加农业产出；“乡风文明”对农村教育和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村容整洁”要求改善农村卫生状况，加快农村道路硬化、人居环境美化、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民主”要求政府提高执政能力，扩大民主范围，将职能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第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实现城乡统筹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就必然要缓解城乡矛盾和缩小城乡差距，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则成为最重要的考察指标。不公正的公共产品城乡二元供给制度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失衡与短缺，使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使得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鸿沟有扩大的趋势，如果继续漫延将导致中央所倡导的城乡统筹、和谐发展成为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因此，有必要通过纠正不合理的制度环境的约束和初始条件的限制，以给予农民国民待遇、提高供给的效率与公平为指导，建立一个既重效率又重公平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实现公共产品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基本均衡分配，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和谐社会。　　1.2　文献评述　　1.2.1　国外研究评述　　1.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　　有关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从林达尔（Erik 1indah1，1919）到萨缪尔森（1954）再到弗雷（Fo1ey，1970），均对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条件进行了较为清晰完整的说明，但林达尔价格、萨缪尔森均衡条件都以人们能自觉表露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为前提，很少考虑隐藏真实偏好、信息不对称时如何达到这种效率，当所需信息量最少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与个人利益相容的有效激励。奥尔森（1965）建立模型分析了集团中公共产品提供量达到最优的条件以及个人提供公共产品的条件，认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提供公共产品，但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小集团的提供量低于最优水平。由于奥尔森是严格按照成本收益原则来分析集团中公共产品提供数量的，这种单纯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问题有其局限性，难以解释匿名献血、慈善捐赠等有违经济人理性的利他主义行为，也未考虑如道德和伦理法等在人们决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诺斯“意识形态”的积累；尼克柏（Nechyba，1996）认为当通过多数原则投票决定地方公共产品的水平时，地方政府若征收财产税而非累进所得税，就可以得出一个均衡的公共产品提供水平，而不需追加额外的关于居民偏好及社会效用函数的条件。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作者说了很多,但是我感觉都没说到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