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作者:王欣 编  页数: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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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与世界的信息交流无论是流量还是信息的质量都大幅度提高。翻译,作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其作用也日益突显,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怀着满腔的热忱投身到这项事业当中,可以说,我国翻译学习的热情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阶段。  顺应此潮流,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在2006年开始举办面向社会的公益性“翻译与文化系列讲座”,围绕翻译与文化的主题,每月邀请一位翻译名家传播翻译文化、传授翻译经验、讲授翻译技巧。讲座推出后,深受广大翻译爱好者的喜爱。2007年,我们将翻译与文化系列讲座正式命名为“大家讲堂”,即:请“大家”传授翻译知识给“大家”。  两年多来,在这二十多期的讲座中,我们邀请的专家中既有为翻译事业奉献了一生的老翻译家,例如林戊荪、沈苏儒、张载梁、过家鼎、林国本、王若瑾等老前辈,他们把几十年的翻译经验无私地与听众进行分享,也有依然活跃在翻译事业上、担任国家重要翻译任务的专家,如黄友义、施燕华、陈明明等,他们生动地为听众讲述现今翻译状况以及实际翻译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有在多国文化背景下工作的老师,如鲍川运、施晓菁、叶子南、张佩瑶等。

内容概要

这里既有汉译英过程中有趣的文化故事,也包括对文化疑惑以及文化冲突的翻译指点,并细致探讨如何在两种语言的可译当中,准确地翻译出两种史化的真谛。 这是一次翻译文化的盛宴。《纵横:翻译与文化之间》,让我们感受到现场聆听讲座的那种喜悦,尽情地汲取宝贵的经验吧! 全书包括了从《骆驼祥子》中的翻译看中西语言文化、翻译与语言文化探究、从信达雅谈长句的翻译、谈英语语言与文化的三个层次等数十篇通过整理讲座现场录音而成的文章。

书籍目录

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从《骆驼祥子》中的翻译看中西语言文化我在联合国作同声传译的日子——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及比较翻译与语言文化探究从信达雅谈长句的翻译谈英语语言与文化的三个层次我的口译生涯——谈做口译人员的体会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漫谈口笔译的异同谈谈称呼语与寒暄语的翻译同声传译——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特色词汇的解释如何使写作达到预期的效果“小心坠河”是“carefully fall to the river”的意思吗?——浅谈汉译英的困难与对策标题的翻译如何做好外事翻译

章节摘录

  2.1同声传译在中国的发展  据我所知,在座的很多人正在练习口译,而且一些人也已经通过了人事部或教育部组织的翻译资格考试。对此,我感到很高兴。同声传译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专业,许多人靠同声传译工作为生。大家常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同声传译的工作场面。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在25年以前,我想百分之九十的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同传,而现在这个词已经为大家所熟知。联合国已经开设了两门翻译考试,一是笔译考试,一是口译考试,这表明同声传译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专业了。同声传译这门专业是如何在中国开始的呢?它开始于1979年,当时联合国第一次在中国开设了同传的训练课程,我很幸运地参加了培训,成为在中国的首期同声传译译员。选在1979年是因为在当年年初,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到年末中国同声传译的训练机制就建立起来了。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联合国用了8年时间才最终决定在中国开设同传训练。为何需要8年这么长的时间呢?虽然中国恢复了席位,但中美之间并未建立外交关系,直到1979年两国建交,联合国才开始考虑在中国建立培训机制。  我读过一篇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背景文章。实际上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甚至连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没有想到。因为在1970年当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提出提案,建议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时,只有5l票赞成票。而到了1971年,当毛主席问周总理及外交部的其它人员:“你们认为我们今年能回到联合国吗?”他得到的回答是_今年不太可能”。在当时,中国要想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必须要有66票赞成票,当时联合国共有133个会员国,1970年的51票离这个目标还相差很远,所以大家都不抱希望。当1971年10月联合国为中国的席位进行辩论时,基辛格博士正在中国访问。美国当时踌躇满志,他们提出了两个提案,一是支持恢复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一是支持台湾继续留在联合国。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次翻译文化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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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6条)

 
 

  •   非常棒的翻译指引,已经读完,非常喜欢!
  •   大师讲座荟萃,值得一读!
  •   很好,很给力,使我顺利写完了论文,好啊
  •   难得的好书。很有价值。
  •   出版日期是2008年12月份的而不是1月1日的
  •      首先,毋庸置疑,解放前后时期的翻译专家的文化底蕴和精进敬业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英语和汉语的积累和专业素养叹为观止。梅仁毅(北外教授)说:“做好翻译工作不仅是技术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态度、学识、追求问题。”
       他的“谈英语语言与文化的三个层次”很有见地。第一个层面最浅显的层面,即语言与文化几乎对等。如castle in the air译成“空中楼阁”, set Thames on fire形容情形紧急, meet one’s Waterloo意为“遭遇失败”,Achilles’ heel表示“致命弱点”,Midas touch是“点金术”等。此时要求翻译工作者要对中西方核心文化了然于心,如英美的圣经、古希腊古罗马神话、莎士比亚著作等,中国的四书五经、四大名著等。第二个层面是概念层面,即思维方式。这与日积月累的阅读感悟离不开。例如 “Perhaps I’ve overlooked the benefits of failure because I early ca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y father, a true Horatio Alger type, a true entrepreneur”里的Horatio Alger是美国梦的杰出代表,从赤贫奋斗到暴富的典型。“A plentitude of information leads to a poverty of attention”意为“信息太多,你淹没在信息里,就不知道主次了”,英语表达极其简练。第三个层面,利用语言达到某种目的。“I”是小布什的口头禅,又一次演讲时说,“I made up the mind that Sadam needs to go.”这是一种姿态,“我”是主宰,营造了他想营造的氛围。又如《纽约时报》有篇文章标题是 “US encourages China to become a responsible energy consumer.”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词encourage和responsible。美国把自己摆在更高的位置上了。
       又如张载梁(北外英语系副主任)厘清了口译与笔译的区别。鲍川运(美国蒙特雷高级翻译学院的院长)仔细讲述了同声传译的艰辛、训练方法和中英文化的积淀。吴冰(全国美国文学研究理事)探讨了英语写作与汉语写作的异同,她特别提倡使用经典的五本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 The Kenkyusha Dictionary of English Collocations, Oxford Collocations: Dictionary for Students of English。
       既然与英语结了缘,理论著作可以起到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作用。醍醐灌顶,何乐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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