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志（上下）

出版时间：2005-1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黄遵宪  页数：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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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计十二志，凡四十卷五十余万言，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对日本历史上主要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各项典章制度详加撰录。

书籍目录

日本国志序日本国志叙凡例上卷卷首 中东年表卷一 国统志一卷二 国统志二卷三 国统志三卷四 邻交志上一华夏卷五 邻交志上二华夏卷六 邻交志上三华夏卷七 邻交志下一泰西卷八 邻交志下二泰西卷九 天文志卷十 地理志一卷十一 地理志二……下卷日本国志后序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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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计十二志，凡四十卷五十余万言，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对日本历史上主要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各项典章制度详加撰录。

用户评论 (总计12条)

•   书的内容很不错，不过里面都是夹杂着半文半白的语言，没用一定文言功底很难看懂。美中不足的是该书送来时封面划痕太多，感觉书有点旧，尚能容忍
•   还不错，有一点点旧旧的味道。
•   很好的书。本身作为史料价值就很高了，其中内容非常丰富，可多维度利用
•   书已收到，除了排版都还不错的说。
•   为研究日本情况，以及研究中国人如何认识日本，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   不是一般的難懂，舊書店裏賣5折都沒人買
•   第一次通过卓越买书。书看起来似乎旧了点，不过绝对是正版的，可以放心。而且发货速度也非常不错。
•   不是对内容不满，而是觉得包装印刷的不好
•   　　 貌似正经地读了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的“学术卷”，其中论到中国受墨家的影响，法家以其利论之，儒家孟子以其弊论之，后逐渐不再中国社会主流中呈现。但是千年后，西方之国所行，却呈现出与墨家之理不约而同的迹象。说到日本本学中国之儒，后又学西方之学，渐成学中国墨家之学。用此学说的国家，不打仗还罢，一打仗必定十余年不能止之。我想到后来日本的行迹，世界大势的变化，部分确实早已为黄遵宪所洞悉。与黄遵宪的学术论政相比，严复对于中国在世界潮流中的情形有更清楚地认知（不仅看到了与日本的区别和本国传统的局限），他看到了世界近现代化中一些引导趋势变化的主要因子，譬如自由，譬如民主（我不敢说他说的民主是我们而今说的民主）。他走的道路，既非革命，也非保守，他那种第四条渐进道路，现代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了。因为当时情状已为今日所不熟，当中国传统遭遇世界大势时所遭遇的震荡，现代人的想象也不过是浮于表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能深切了解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的人。我读《学苑春秋》，念想当时上上个世纪的80后们（这个名字有一长串，比如梁启超、陈寅恪、鲁迅、黄侃....)，比之今天我们这些80后，那一代为国家殚精竭虑的少年比起今天苦苦为房子、车子、票子奋斗的我们，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相比今天名人蹿红的时代，真是冰火两重天。
•   　　《日本国志》于光绪十三年（1887）成书，光绪二十年（1895）刊印出版。薛福成称之为数百年来鲜有的“奇作”，张之洞将其列入“出使日本者必不可少之书”。全书共十二卷，分四十志五十余万言，涵盖天文地理、政法礼俗、工商文教、物产工艺等日本国情民生的方方面面，所记内容条例精详，纲目备举，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读来“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白黑而诵昭穆也”。以异国殊语之身将彼之物事纤察如是，此已可谓“奇”。然而不光如此。在广搜博采、分类列述的同时，旁征博引，连带叙及，并借端伸论，自抒心得。纵横叙议中不单涉及日中两国，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这令该书有别于一般的史志，具有鲜明的时务特点，却又未因此而受制于时，反被视为可于他日用来审度国事兴衰之据，这更是“奇”。
  　　著者黄遵宪，1877年作为参赞出使日本。旅日第二年，黄遵宪动笔纂辑《日本国志》，为之周咨博访，详细考察日本社会诸方面，采书二百余种。虽著业未竟调使美国，之后又接赴南洋之命，然黄遵宪念编纂之务，谢事闭门。终于书成，前后历时八九载。一名参赞官，花费如此巨大的功夫来编写一部关于他国的史著，还采用典制体这样繁复难为的体裁，这是为何呢？单是资料搜集、文字翻译方面的困难就已重重，外加职务调动，其成书过程不可不谓是费尽周章，他又何苦呢？并非简单地将到手资料别类梳理，而是其间连注带评，如此而为目的何在？“论其遇，审其志，知所戒备，因以为治，无使后世咨嗟而累欷也。”梁启超对此书读者有言如是，这些疑问的答案，也可依此而寻获。
  　　在《<日本国志>叙》中，黄遵宪言道：“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职也。”那“小行人”、“外史氏”是做什么的呢？“周礼小行人之职，使适四方，以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顺逆为一书，以反命于王。其春官之外史氏，则掌四方之志。”而“古昔盛时，已遣輶轩使者于四方，采其歌谣，询其风俗；又命小行人编之为书，俾外史氏掌之，所以重邦交考国俗者，若此其周详郑重也”。如今黄遵宪作为参赞随使官赴日，“使者捧龙节，乘驷马，驰驱鞅掌，王事靡监，盖有所不暇于文字之末”，自己“为之僚属者，又不从事于采风问俗，何以副朝廷咨诹询谋之意”。可见，黄遵宪以《周礼》“小行人”、“外史氏”自命，愿为王者观风俗、知得失、勤考证，视向政府备报驻在国的各种情况为己任。李鸿章批《日本国志》“深协觇国采风之旨”，著书的初衷是达到了。就此态度可见，黄遵宪已然将《周礼》作为典范遵循，而这不光因为千百年儒教文化下历代学者文士一贯如是，更是基于实践经历的心得体会。关于这点，本文后面将论及。
  　　除了身为外交官员的使命责任感以外，黄遵宪编著《日本国志》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原因。一方面西方诸国的强大令中国意识到自身的落后，其时正迫切寻求强国之道。一方面邻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发展神速，国富兵强，以弹丸之地入雄国之列，并对我显露出威胁之势，不可无视。然而，中日自元明起音问隔绝，近虽恢复邦交，但国人对日本实则茫然无知。“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与之相反，“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黄遵宪在此甚至用昔日契丹与宋之情形类比，以示长此以往的后果。因此，当时增强国内对日本的了解和研究是非常重要且必需的。一来由于两国地域、种族、历史、文化的相近相似相承相接，学习日本以强己比仿效西欧来得便捷实惠。二来通过知彼而对日本的扩张威胁进行有效防御，绝除外患。但是“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只能借助于文书典籍，而“历世纪载，又不详其事”，黄遵宪由是产生了全面详尽介绍日本情况以供国人参考查备的念头，并期望“但能详志一国之事，即中西五部洲近况皆如指掌”。
  　　因职而作，为用而编，《日本国志》一书的编纂从头到尾都围绕着“用”这一目的。它采用“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的典制体裁，对日本各项制度原始叙终，历述沿革变化，一览而了尽本末。运用大量统计数据，绘编一百三十份各类表格，“便阅者解带，触目了然”。《凡例》中对所用专有名词、度量衡、纪数纪年法进行说明。开篇卷首先上《中东年表》。俨然似一本百科全书，极尽读者按需查用之便。在内容方面进行了周全的资料储备，所载纤悉详备，细至一柄扇子的尺寸，几乎收尽日本所存之物所有之事。又因旨在令“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识时、知彼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笔墨以明治维新以来为重，全面介绍日本改革实况，细述原委经过，“期适用也”。同时，在编纂中夹入注述评点也正是为了追求其时效性与实用性的最大化。根据日本实情对其革故鼎新进行评判，鉴别去取，分析得失，然后结合中国现实，参照全球时局形势，提出国家持续发展可效之法、应循之路。
  　　跟当时许多究时务者一样，黄遵宪认为从西法是强国必经之道，但不可骛外弃己，并指出中国其实一直掌握着富强的秘诀只是不自知。
  　　西方尊上帝，倡个人权利，喜合作竞争。为规范行事设法立制，各人思保己利而法令不得不密。以此治国，“人人知所循而不敢逞”，于是“政令肃”，社会井然有序。在黄遵宪看来，西方的立法之源似于墨子的“尚同”、“兼爱”、“尊天明鬼”，而用法类乎申韩，只是韩墨之用该以孔孟之道为补。以法治国是好的，但不是什么都可以兼同的，比如伦常纲纪，否则“必大乱”。天理人情，序而别，弗可乱，在我们这个重德的国家更是如此。再看日本革新立法，“召地方官以通民情”，“斟酌海外各国成法”以裁。在效仿西制的同时结合自身实情进行调整，其中仍留有“信重于礼，情重于理”的地方。
  　　行政方面，黄遵宪将西方之制比于《周礼》。当时国人对待《周礼》，或视其为伪，或以其为乱。黄遵宪借由西方各国与日本之情，肯定《周礼》所推繁官重税的意义。设官立政至纤至悉无所不到，官员分职施治有条不紊，政易行而国易治。租税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要务。虽然看起来无物不缴租，无事不赋税，民众必以为苦，而实为调财匀资强国修治之益举。“举一国之财治一国之事，仍散之一国之民，故上无壅财，国无废政，而民亦无游手”。但要使百姓甘愿“竭力以奉公”，先要使其知财之所用，即定期将国家财政预算、决算公布于民。“譬若一乡之中迎神报赛，敛钱为会，司事者事毕而揭之曰某物费几何，某事费几何，乡之人咸拱手奉予钱，且感其贤劳矣。”黄遵宪视此为“理财之法最善者”。
  　　国财不足，何以防御治患？黄遵宪认为一国的财力物产关乎其国命元气，西方国家累世讲求，“上以为保富之方，下以为报国之务”。欲求国富，就要重产重商。日本自维新一来，大力发展殖产，“竭精敝神以求”。无论农植畜牧、矿物海产，还是各类器具工物，自养自采自制到出售，日本都广征良方，以实验征实效，有利则急起以图，精进不已。办学、开博览会、对外通商，己所有，设法护之、精之，己所无，设法引之、效之。自明治七年，每年对全国物产进行统计。这些都为黄遵宪所称道并详记，但同时他也指出日本在开港通商中所失甚巨，“无一不需之于人”，导致国财外流。对此，他提出重征进口之税以保护国产之法，同时设法扩大出口。“虑己国之产不售于人国，吾之利薄不能盛也，则分设领事，遍遣委员，使察其风尚之所趋，人情之所习，而依仿其式以投其好……”想来这也是黄遵宪视采风问俗为重，详记备录日本之事的目的之一吧。
  　　黄遵宪探西方各国富国强兵之道，还有一点在于其对工艺的崇尚。开专门之学，“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医术、农学、军工、机械、运输、通讯，这些直接关系着国用民生的工艺之事，其重，“夫实有其可重者在也”。反观国内，于工艺一事不屑讲求，所作器物沿袭旧式且不能胜古。然而古时所谓圣智，“不过制医药、立宫室、制衣服、作器用”，以“开物成务”尊为圣人。“成周之制，官有六职，工与其一。”古人极重之工艺，却被后世视为卑卑无足道。后世士夫喜言空理，不求实事，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如今万国工艺互相师法日新月异，变而愈上，而中国却令古人之实学荒鄙，实在不该。
  　　按照黄遵宪的观点，其实“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者尤多”，中国的问题并非泥古不变，而是“变古太骤”。西方各国互习以进，日本今有富强之势。若不考夫所由来，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唯恐移风易俗为天下讥笑，其善亦弃，“何其隘也！”先王之道涵濡于人者至久，“终不至尽弃所学而学他人”。况古人之说明明俱在，他人之能发明吾术者反恶而拒之，指为他人之学，以效之法之为可耻，真是“数典而忘古人之实学，本朝之掌故也已”。
  　　因此，综合上述可见，黄遵宪的改革主张在理念上提倡先贤之道，且在方法上重视风俗之用。
  　　在黄遵宪所处的年代，中国的民俗学还未形成专门的研究学科。但对于“风俗”一事，黄遵宪有着自己的一番认识。
  　　风俗源自生活习惯。“虽然，天下万国之人、之心、之理，既已无不同，而稽其节文，而乃南辕北辙，乖隔歧异，不可合并，至于如此；盖各因起所习以为故也。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因人情而为之者也。人情者何？习惯也。川岳分区，风气间阻，此因其所习，日增月益，各行其道。习惯既久，至于一成而不可易，而礼与俗皆出于其中”。不同地域的生活习惯不同，风俗自然各异，是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不同的风俗习惯之间，“彼此易观，则彼此相笑，而问其是非善恶，各袒己国，虽聚天下万国之圣贤于一堂，恐亦不能断斯狱矣”。
  　　风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与约束力。“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常；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夫事有是，有非，有美，有恶；旁观者，或一览而知之，而彼国称之为礼，沿之为俗，乃至举国之人，辗转沈锢于其中，而莫能少越，则习之囿人也大矣!”风俗一旦形成，外力很难改变它。
  　　基于这些特点，一国一地的政教自然当以该国该地的风俗为重，因为它既可能是施政行令的最大阻碍，也可以成为治国化民的有力工具。“是故，先王之治国化民，亦慎其所习而已矣。”因此圣人入国问俗，贤者临政采风。黄遵宪认为在行事执政之前应该先对相应的风俗进行研究、了解，从而执政者可以针对其风俗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于习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有的时候，执政者也可能从风俗中获得治理灵感，比如前文中提到的仿乡中迎神会制式管理财政。风俗研究不仅有助于内政，于外事同样有益，比如前面所列的黄遵宪关于出口事务的建议。
  　　将风俗研究与治国化民直接联系，从为行政服务的角度出发研究风俗，黄遵宪的见解体现了其对风俗现实价值与社会意义的认知。除了理论上的阐释，他还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尝试，《日本国志》一书也正是其重视风俗之用的实际体现。黄遵宪的这些关于风俗本质及其功能的认知、论述和应用，奏响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生的前章。
  　　黄遵宪立足本土的改革观于当时其实具有很实际的指导意义。面对革新思潮，国人一面羡慕西方的先进富强，一面又不耻效从西俗。然而黄遵宪认为学习西方不等于全盘西化。“无论各国，其政教风俗，皆有善与不善”，“取法于人，有可得而变革者，有不可得而变革者”。可变革的是“凡可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而伦常纲纪之类基本原则是要坚持的。优良的风俗传统在黄遵宪看来是可以并且应当保留的。他虽然肯定日本维新的成效，但对于其中易服色、改国俗以致举国趋西的做法并不赞同。“日本立国两千余年，风俗温良，政教纯美，嘉言懿行，不绝于史。吾以为执万国之史以相比较，未必其遂逊于人。则以日本之史，教日本之人，俾古来固有之良，不堕于地，于世不无裨益，则亦何事他求哉！”黄遵宪指出用本国好的风俗传统来教育国人是古来有之的良方，于社会大有裨益。同时，对于以彼之长补己之短的可变之处，黄遵宪强调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取法施行，这样才能行之有效。而且按照黄遵宪的观点，“彼”之长实际上也是自己的东西。视古人之学为西法之源，将革新与复古相联，有其道理，但念及“中国士夫重古治”，却也不妨视为黄遵宪依俗采取的劝说之策。
  　　《日本国志》在成书十年后才得以刊印发行。是时，已在甲午战后向日本赔款割地的国人乃“知日本”，“知日本之所以强”，“知中国之所以弱”，这让梁启超是又欣怿又愤懑。《日本国志》成为维新派定制拟令的重要参考。在之后的戊戌变法运动中，黄遵宪是实施变革最力、效果最好的维新派领袖。他以自己的那套改革理论在研究民俗的基础上施教行治，湖南于是开全国时务之先。虽然新政最后是全数废止，戊戌维新也以失败告终，但《日本国志》的价值与影响却并没有一道泯灭于历史长河。
  　　“考古即所以通今”，“酌古之中为匡时之具”的编著旨意赋予《日本国志》以超越时代的生命力。“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又宁惟今日之事而已，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这是当年梁启超的感受。“他日者家置一编，验日本之兴衰，以卜公度之言之当否可也。”这是当年薛福成的决定。“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这是如今我的总结。它是黄遵宪的著书态度，是我的阅读收获，是《日本国志》所呈现出的面貌，也是它如今使用价值之所在。《日本国志》是一部百科，也是一部百科史。譬如一个民俗学专业的读者，可以在详实全面辑录民俗事项的《礼俗志》中查找资料，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在追根溯源、纵横捭阖的评点抒议中收获关于中国乃至中日现代民俗学史的新知识。
  　　
•   是啊，这一代的80后90后，上一代的80后90后，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获得了什么
•   刚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