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创立

出版时间:2003-03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黎东方  页数:346  字数:2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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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  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内容概要

一、本书原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原书名为《细说民国》第一部。因本书下限写至民国元年为止,故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改为《细说民国创立》。  二、由于两岸政治环境与史学观点的差异,经作者同意,在这次出版时,我们对书中某些观点、提法作了相应的修改;因受上下行文限制或其他原因而难以修改的部分,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对书中少数讹误之处,根据近年来已有定论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了校订。  三、本书的年代、日期基本采用中国历史纪年与阴历,为便于读者阅读,现择要加注公历(阴历日期以中文数学表示,公历日期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作者简介

黎东方原名智廉,祖籍河南省正阳县皮店乡。1907年(光绪33年)农历8月初8日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其尊翁黎淦字衡平,清季举人,仕于江南。
他髫龄随太夫人李氏居江都,母教甚严,先诵经史,后入小学,9岁从武进邓师习英文。稍长,负笈远游,先后就学于上海南

书籍目录

序一《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序二《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原初版《自序》原《再版自序》《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中国大陆版自序一 老百姓怕官二 官怕洋人三  洋人怕老百姓四  民国的国父五  兴中会六  孙中山的家世与早年七  乙未广州之役八 横滨分会九 伦敦蒙难一○ 宫崎寅藏(一)一一  康梁(一)一二  宫崎寅藏(二)一三  庚子惠州之役一四  史坚如一五 再接再厉一六  大明天顺国一七  革命潮 一八  《革命军》一九  《苏报》案二○  思想战(一)二一  康梁(二)二二  思想战(二)二三  秀才从军二四  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二五  冯自由二六  黄兴二七  华兴会二八  科学补习所二九  同盟会三○  《民报》三一  吴樾三二  陈天华三三  丙午萍醴浏之役三四  日知会三五  丁未黄冈之役三六  丁未七女湖之役三七  丁未防城之役三八  丁未镇南关之役三九 徐锡麟四○  秋瑾四一  戊申钦廉上思之役四二  戊申河口之役……

章节摘录

  谢缵泰与李纪堂、洪全福等人,一直到了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阴历十二月,一切准备近乎完成之时,才把他们的计划写信告诉孙中山。那时,孙中山已经到了越南的河内。  而且,他们在筹备的期间,也把陈少白瞒得紧紧的。为什么?可能是谢缵泰由于受杨衢云之死的刺激太深,不免趋向于一意孤行;也可能是他意在完全与洪门的人打成一片,在起事以  前不想让兴中会的人知道。  谢缵泰本人是否属于洪门,待考。他的父亲谢日昌,属于洪门,是三合会的一个元老。谢日昌的好朋友之一,是洪全福。洪全福在太平天国期间转战湘鄂皖浙诸省,当到左天将,封为瑛王、“三千岁”。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他在洋船上当了几十年厨子,年纪大了,住在香港,挂起牌来行医。谢缵泰看中了他的资历,便和李纪堂常常研究,决定了请洪全福出山,作“大明天顺国”的“南粤兴汉大将军”。  这个国名,确是有点特别。“大明”两个字,具有浓厚的洪门色彩。“天顺国”三个字,显然是为了借重洪全福在太平天国的那一段历史。我们不能责备谢缵泰把国名起得不够理想,因为那时候兴中会本身也还不曾定出“中华民国”四个字的国名来。就清廷署理两广总督德寿的奏折,作一考证,似乎庚子惠州之役期间,郑士良所用的国名是“大秦国”三个字。  值得我们钦佩的,是谢缵泰所拟定的国体,并非君主,而为民主。他在壬寅年八月十四日的“三人会议”上向洪全福与李纪堂提议:事成以后,举容闳博士为临时政府大总统。洪、李二人立即赞成。  没有李纪堂,便不会有这一次“大明天顺国”的运动。因为,绝大部分的钱,是李纪堂一人所出。纪堂是兴中会的会员,也是庚子惠州之役负责管钱的人。孙中山交给他两万元,他加了很多钱进去。惠州之役失败以后不久,他的父亲李升病死,遗留给他与两个哥哥每人一百万元。那两个哥哥对革命毫无兴趣。他呢,把这一百万元都直接间接、前前后后花在革命上。  这一次,他答应了出五十万元。事实上,由于起事未成,所花的不到此数,却也至少在十万以上;所准备的枪械,所动员的洪门弟兄,所设置的机关,其数量与规模,比起惠州之役,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文的布告,英文的宣言,都已印好。由于要等到事成以后,才公举容闳出来,所以暂时在布告与宣言上都不用容闳的名字,而由洪全福以“南粤兴汉大将军”的衔头出面。  谢缵泰等人的总机关,设在香港德忌笠街二十号顶楼,称为“和记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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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  邓广铭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  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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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的历史复杂多变,作者秉承司马迁和修昔底德史学的精髓,生动而又尽量客观地讲述了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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