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夏金史研究

出版时间：2005-6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锡厚/白滨/周峰  页数：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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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赵宋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早此43年——即公元917年，契丹耶律阿保机建立起了契丹（辽）王朝，而在宋朝开国78年之后（1038年），僻处西北一隅的党项羌族首领李元昊僭号称帝，建立了西夏王朝，这样，一时间在中国境内就出现了三个封建王朝并存的局面。辽末，原为其属部的女真族兴起，于1125-1127年灭辽并且攻占了宋朝北方地区，于是中国境内又形成宋夏金三王朝鼎立的局面，直至1227-1279年，元朝先后灭亡了西夏、金和南宋，中国重归统一。有人称辽宋夏金时期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其实，倒不如说是又一次“三国鼎立”更符合历史实际。　　在我们国家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统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孕育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这个伟大国家；中国只有一部历史，那就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辽宋夏金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辽史、宋史、西夏史和金史则是这一阶段中国历史的四个组成部分。　　在这样一个分裂的历史时代，除了曾经分别向宋、辽、金称臣的西夏之外，辽、宋、金每个王朝的统治者都自认为是“正统”，同时都自认为对外代表整个中国。而当时的外国人由于对中国了解甚少，误以为强大的契丹就是整个中国，因此径称中国为契丹，①当然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内容概要

　　辽宋夏金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辽史、宋史、西夏史和金史则是这一阶段中国历史的四个组成部分。　　辽、夏、金三个王朝都是北方部族首领权威扩展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三个王朝统治下，汉人虽然占多数，但统治阶段的主体是少数民族，这三个王朝统治区域之内，经济、政治、文化都有与宋朝境内不相同的特点。因此，宋史研究既不能替代、也不能包含辽夏金史的研究。　　本书试图对20世纪以来辽、夏、金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和重要成果作一阶段性的总结，向读者评介在辽、夏、金史研究领域中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及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评介外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若干观点。

作者简介

　　李锡厚，汉族，1938年11月28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退休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辽宋金史研究。发表过《论辽朝政治体制》、《辽朝汉族地主与契丹权贵的封建化》以及《宋代私有田宅的亲邻权利》等学术论文。先期发表的，有些已汇集成《临潢集》出版。此外，还著有《耶律阿保机传》、《中国封建王朝史）》（辽金卷）、《辽金西夏史》（与白滨合著）等。　　白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1936年生，山西省平定县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长期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民族史研究。著有《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寻找被遗忘的王朝》等；合著有《文海研究》、《西夏文物》、《天盛律令译注》、《俄藏黑水城文献》等。参与《中国通史》等十余部多卷本著作的撰稿。　　周峰，男，汉族，1972年1月出生，河北安新人。1993年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曾先后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历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辽金史及北方民族史的研究工作。著作有《图说北京史》（辽金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出版，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完颜亮评传》、《金章宗传》（合著）。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编 辽史研究第一章 概说第二章 对元修《辽史》的研究第三章 辽代史料的重大发现第四章 辽代政治史重大问题研究第五章 关于“头下”问题的价值第六章 辽代文化与社会生活研究第七章 西辽史研究第二编 西夏史研究第一章 概说第二章 历史简述第三章 史料简介第四章 西夏史研究简史第五章 西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第三编 金史研究第一章 概说第二章 《金史》与金代文献的整理、研究第三章 金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四章 金代历史地理研究第五章 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第六章 民族、民族关系及周边政权关系的研究第七章 金代经济史研究第八章 金代文化、社会研究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一、《辽史》版本及其优劣　《辽史》修成后，至正五年（1345年）与《金史》同时刻板印行，只印了100部，早已全部失传。传世最早的刻本，当属北图藏明初刻本，每页10行，行22字（20．7×15．1）。王重民先生指出：“此本刻工与明初翻刻《南北史》同，故知为明初刻本。百衲本《二十四史》所印《辽史》，除有一二补版不同外，实即此刻本。”①张元济在《校史随笔?辽史》中认为此本是元刊本，但“疑非初刻”：“《辽史》与《宋史》，同于至正三年三月奉旨开修。卷首有三月十四日、二十余日圣旨各一道，次三史凡例，次四年三月进书表，次修史官员衔名。时本仅载进书表，余均不存。按元刻《金史》，卷首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准中书省至正五年四月十三日咨文，有‘去年教纂修辽、金、宋三代史书。即目辽、金史书纂修了有，如今将这史书令江浙、江西二省开板’等语。是《辽》、《金》二史，必同时镌刻。然以是本与北京图书馆所藏初刻《金史》相较，字体绝异，刻工姓名亦无一相合。而与涵芬楼所藏《金史》较，则字体相类，刻工姓名同者亦多。是此决非初刻。然遍观海内外所存《辽史》，只有此本。是否别有初刻，殊难断言。”张元济虽然发现此一《辽史》刻工与初刻《金史》之刻工无一相合者，但未发现这些刻工就是明初翻刻《南北史》的刻工，因此未能发现此本是明初刻本，而仍误认为是元刻本。《辽史》自元末、明初刊行以后，明代又有南、北监本、汲古阁本。现在也都已难得一见了。清武英殿本，在各种刻本中流传最广。后来又有多种刻本、活字排印本及石印本。主要据这一明初刻本影印的百衲本《辽史》，虽有讹误，但仍优于目前所能见到的其他刻本，诸如明代北京和南京两地国子监的刻本——“北监本”和“南监本”、清武英殿刻本（殿本）等等。殿本据《四库全书》本改译契丹人名、官名，更是给读者造成极大的不便。张元济《校史随笔·辽史》指出，作为百衲本《辽史》之底本——明初刻本《辽史》虽“多讹字”，但损阙之字不臆改，显然优于明清诸刻本。与损阙之字不当臆改者同一道理，张元济同时指出，“句中疑字不当径补”。这一缺点，在作为百衲本底本的明初刻本《辽史》以外的明清是书诸刻本中也甚为严重。张先生说：“史有阙文，圣人所许。是本（指明初刻本《辽史》）句中著‘疑’字者甚多，殆镌板之时，原书本文俱已损佚，究为何字，不敢臆断。故著一‘疑’字以代之。此在宋刊南北诸史，多有其例。但彼则旁注小字，此则列入正文。”此外，《辽史》中所谓“钩鱼”，本系塞外冬季凿冰取鱼之法，而诸本误为“钓鱼”，更属孤陋寡闻。据张元济校勘指出：“钩鱼”二字，凡二十二见。殿本全作“钓”。检“南监本”亦同。“北监本”独见《国语解》一条作“钩”，余亦均作“钓”。按本史《营卫志》，“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又云：　“春捺钵日鸭子河泺。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按鸭子河即混同江，于圣宗太平元年改名。捺钵为畋渔所在之地。长江大河，形势宏阔，亦非投竿垂纶之区。颇疑“钓”字不协。及检《辽史拾遗》，引程大昌《演繁露》，纠正其误，语焉甚详。其言日：“《燕北杂录》载契丹兴宗重熙年间衣制、仪卫、打围、射鹿、钩鱼等事，于景祜五年十月撰进。”又日：“达鲁河钩牛鱼，虏中盛礼。意慕中国赏花钓鱼。然非钓也，钩也。”又日：“其钩是鱼也，虏主与其母皆设次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使集虏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眼透，旁三眼环之不透，第所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又日：“鱼之将至，伺者以告虏主。即遂于祈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据此，可以证元本之正，及监本、殿本之非。然则书顾不贵初刻乎。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取百衲本为底本，与其他刻本参校，吸收清代以来诸家校勘成果，同时还以本书的纪、志、表、传互校，再与其他史籍对校，是目前最便于使用的版本。但标点本也还有缺点和失误，如《营卫志·宫卫》标点本是这样的：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通读《辽史》可以发现，辽的宫卫下辖州县和部族，因此，所谓“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都是说明如何“置宫卫”，所以冒号应当置于“天子践位置宫卫”之后，而不应置于“辽国之法”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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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