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耀杰  页数：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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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是笔者继《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之后的又一部学术性传记文集，其内容涉及20世纪中国的数十位著名人物及历史事件，其中包括袁世凯、孙中山、宋庆龄、黄兴、宋教仁、徐世昌、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鲁迅、周作人、章士钊、高一涵、钱玄同、刘半农、陈翰笙、高仁山、易培基、易白沙、洪述祖、应夔丞、马叙伦、汤尔和、沈尹默、陈德征、陈彬和等等。　　一百年前的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即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23条中竟有14条是关于“君上大权”的，清政府对君主权力的恋栈、索求以及唯恐丧失权力的恐惧，远远超过了日本明治宪法。尽管如此，《钦定宪法大纲》依然遵循世界通例，破天荒第一次赋予中国民众以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以及依法诉讼和财产住宅不受侵扰的权利。作为君主立宪的第一步，其中还规定了君主与议院的关系，赋予议院“议决法律”和讨论君主发交议案的有限权力，从而开启了现代中国的宪政大门，同时也揭开了中国政学两界的崭新篇章。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第一条和第二条里明确规定了国家性质：“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五条宣告“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六条提出了人民的12项权利和两项义务。在其它条款中还初步勾画出了参议院、临时大总统与司法机关彼此分立、相互制约的雏形。这些宪法条文，包括了现代社会对宪政民主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一代仁人志士的政治理想。但是，中国毕竟是专制传统非常悠久深厚的国度，宪政民主的发展刚一启动就遭到扼杀。　　1913年3月20日晚上，前农林部总长、湖南籍议员、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钝初，也写作遁初、遯初），准备在上海至南京的沪宁火车站乘车北上时遭遇枪击，于3月22日凌晨在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去世。血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紧急展开缉凶活动，并且调动所有报刊资源无限放大和极端升级，从而把并不十分复杂的凶杀案件推演成为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先是作为第一大党的国民党惨遭解散，接下来又是国会解散以及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称帝闹剧。　　到了1931年5月12日，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首次把意识形态引进宪法：“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原则。”从而把中华民族引入政治歧路。1934年和193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总纲第一条，都是“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则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共和国。”　　限于政学两界来说，宪政民主的制度设计与道德培养，一直是民国时代的一个核心命题，这其中以胡适、蒋梦麟等人的相关思索及路径选择最具代表性。　　1923年11月17日，胡适为他的好朋友、留美政治学博士张慰慈即将出版的《政治概论》写作序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民治制度的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永没有民治的希望了。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国采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凡经过长期民治制度训练的国家，公民的知识和道德总比别国要高的多。”　　1920年5月4日即“五四”运动的一周年纪念日，鲁迅在致浙江同乡宋崇义的信中写道：“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持之以恒地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鲁迅，尽管在文坛争战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私底下却一再重复这样的泄气话语：“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二心集〉序言》）　　与胡适最为息息相通的留美同学蒋梦麟，在《西潮》中采用雄辩的事实讨论了良好制度与良好道德，也就是制度设计与道德培养之间的既相辅相成又各有侧重：西方人为获取更多特权而替代清政府建立了现代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陋规制度的恶劣影响。海关雇员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发生。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而把关税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西方人，原本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重威胁到主权完整；但是，因此建立的关税制度却是一个意外收获。邮政也是根据西方制度建立的，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与中国大后方之间，邮递一直畅通无阻，邮差们常常穿越火线把邮件送达收件人手里。　　与蒋梦麟的观点相印证，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华裔教授徐中约，在其史学著作《中国近代史》中介绍说：1854年，为了帮助清政府从所有外商那里征收海关关税，英、法、美三国领事主动建议在上海成立外国税务司。同年7月12日，经中国方面同意，英国的威妥玛、美国的贾流意和法国的史亚实，正式就任上海海关税务司。到了1863年，总理衙门任命英国人赫德任上海总税务司。在1864年6月21日的一份通告中，赫德告诫外籍雇员说：“应时刻铭记，税务司署乃中国之海关而非外国之海关所有，故而，本署各员之天职应向着中国之官民行事，以杜绝任何冒犯与恶意之缘由。……领取中国政府之俸禄因而身为该政府属员之人，处事理应不犯其禁讳，亦不惹其嫉猜厌恨。故本司署外籍雇员与中国官员交往时应切记，尔等乃彼等之同僚，而与中国平民人等交往时亦应切记，尔等颇有义务及责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怀此念者可趋于待官吏以礼貌，待百姓以友善矣。”　　赫德主持清政府的海关总税司长达48年，任内的中国海关得以完善和发展，成为清政府最为高效廉洁的部门之一。作为对比，蒋梦麟痛心疾首地反省了中国传统的陋规制度：“所谓陋规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种办法呢？中国当时分为二十二行省，大约包括两千个县。县的行政首长是知县，他不但掌管一县的财政，同时还是一县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过数两银子，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费用都只能在陋规金上开支。”蒋梦麟认为，要彻底改良中国官场的陋规制度，必须优先引进欧美社会的现代制度：“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胡适在前述《〈政治概论〉序》中，早已有过类似论述：“固然‘徒法不能以自行’，然而好的、完密的法制实在是好人澄清恶政治的重要武器。固然奸人弄法，也可以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运用玄虚；然而好制度加上好人的监督与执行，终久可以使奸人无所施其伎俩。”换言之，只有刚性的制度程序建设与柔性的道德文化建设的既相辅相成又各有侧重，才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出路，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社会概莫能外。相比之下，制度设计比道德培养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或者说以法制治国比以道德治国更加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1949年以来，对于民国时期政学两界人和事的相关记忆已经日益模糊。作为一名人文学者和传记作家，笔者能够做到的只是对于自己所熟悉的民国背影，进行一些局部的甚至于片面的清理还原。说得好听一些是一叶知秋，说得难听一些就是瞎子摸象。尽管如此，笔者依然坚信，一个写作者只有上升到苏东坡《题西林壁》中所描绘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人文境界去理解历史，才能够真正接近多角度、多层面的历史真实。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聂圣哲先生及四川大学苏州研究院和德源文化研究所的学术支持，特此致谢。浙江人民出版社在市场低迷的大环境中出版这样一部学术性的传记文集，也是笔者深感敬佩的。　　2008年6月18日于北京家中。

内容概要

《民国背影》精选自作者近年来写作的与政学两界直接相关的学术性人物传记，其内容涉及到20世纪中国的数十位著名人物及历史事件，其中包括袁世凯、孙中山、宋庆龄、黄兴、宋教仁、徐世昌、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鲁迅、周作人、章士钊、高一涵、钱玄同、刘半农、陈翰笙、高仁山、易培基、易白沙、洪述祖、应夔丞、马叙伦、汤尔和、沈尹默、陈德征、陈彬龢等等。作者认为：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每一篇优秀的历史文本，都应该是对于历史盲区的照亮和对于历史空白的填充。书中讲述的主要是政学两界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21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作者简介

张耀杰，1964年生于河南省禹州市农村。曾在河南农村任中学教师。1989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1992年获硕士学位。瑚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话剧史》(合著)、《影剧之王田汉》、“曹禺戏剧与宗教文化》、《戏剧大师曹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真相》、《俞梅荪与新民权运动》。除有数百万字的学术和史料文章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外，还曾参与《小关一家人》、《山河作证》、《农电之光》等数十部长短电视片的编创。

书籍目录

自序：政学两界人和事“为宪政流血”的宋教仁《袁氏当国》的历史谬误《新青年》教训徐世昌遭遇“包围”的蔡元培鲁迅笔下的孙中山前往苏联的宋庆龄鲁迅与易培基的合作与交往《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周氏兄弟的文坛恩怨周作人对傅斯年的全盘否定北大教授高仁山的革命传奇历史劲流中的胡适之《新青年》时代的戏剧论争《新青年》同人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政学奇人陈彬和陈德征的真面目《石家庄集中营的中共特支》附录：关于《历史背后》的纠错和答谢

章节摘录

　　剿，依然坚持这一观点：“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敷药。”　　二、《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鲁迅专门为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写作的表态文章，这也是他第二次公开提到孙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方。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中山大学“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教育史上颇为著名的“党化教育”。在为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党化教育”的政治训育部所编印的《政治训育》第七期“黄花节特号”而写的《黄花节的杂感》中，鲁迅再一次提到孙中山。　　所谓“黄花节”，就是用来纪念1911年4月27日即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节日。中华民国成立后，曾经把每年的公历3月29日定为“黄花节”。鲁迅在文章中写道：“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岗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了表示自己与国民党当局在“党化教育”方面立场一致，鲁迅回忆说：“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鲁迅笔下的孙中山　　孙中山生前与《新青年》同人中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有过直接交往与合作，他对于“托名”鲁迅的《新青年》同人、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孙中山，也与普通人的理解大不相同。　　一、《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孙中山比鲁迅大15岁，两个人都是被奉为楷模的历史人物。鲁迅在孙中山生前，虽然站在国民党一边，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徐谦、易培基等人所发动的驱逐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学界风潮，却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提到过孙中山的名字。　　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孙中山，是写作于1926年3月10日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这是他应国民党北京党部的机关报《国民新报》约稿，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而写的纪念文章。文章通过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国民，的贬低否定，把孙中山抬高为整个中华民国的“第一人”：“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接下来.鲁迅把矛头指向“几个论客”：“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为了证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鲁迅还专门引用苏联共产党领袖人物托洛茨基的观点：“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为什么呢？托洛斯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　　按照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谓“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首先是1925年4月2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报》刊载的梁启超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鲁迅与孙中山一样，是主张“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名“战士”。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原信中表白说：“倘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人虎穴，岂非大愚么？……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在写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杨鄙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面对来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蒋光赤等“革命文学家”的政治围剿，依然坚持这一观点：“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敷药。”　　二、《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鲁迅专门为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写作的表态文章，这也是他第二次公开提到孙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方。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中山大学“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教育史上颇为著名的“党化教育”。在为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党化教育”的政治训育部所编印的《政治训育》第七期“黄花节特号”而写的《黄花节的杂感》中，鲁迅再一次提到孙中山。　　所谓“黄花节”，就是用来纪念1911年4月27日即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节日。中华民国成立后，曾经把每年的公历3月29日定为“黄花节”。鲁迅在文章中写道：“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岗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了表示自己与国民党当局在“党化教育”方面立场一致，鲁迅回忆说：“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

媒体关注与评论

　　每一篇优秀的历史文本，都应该是对于历史盲区的照亮和对于历史空白的填充。书中讲述的主要是政学两界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21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作者　　耀杰的学术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那种，他的所有研究工作都有更远大的理想追求在背后支撑，因为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读他的这本书，时时会为他的人文关怀所感动，他能把一件为常人所忽视的历史事件清理得那样明晰，真让我佩服。　　谢泳　厦门大学院教授　　国内仍有一些学者常以“成王败寇”论历史人物，唯张先生没有“包袱”在文字里。　　林嘉明 香港读者　　阅读这本书，让人触动的是他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来面对和点亮历史人物及事件。治学的执著、追因问果的决心、指证真相的勇气，处处可以见到痕迹。　　余世存 自由作家

用户评论 (总计4条)

•   民国的文人，个个都是精英，读民国史，不能不读一点文人，好！
•   国内仍有一些学者常以“成王败寇”论历史人物，唯张先生没有“包袱”在文字里。林嘉明香港读者
•   民國就象一座寶庫,總有內容被找出來寫出來.
•   书还行,但是有点失望,呵呵,看了看,好多都是没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