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3-08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詹姆斯·R·汤森,(美)布兰特利·沃马克 页数:275 译者:顾速,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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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已经越过了其缔造者一代人曾全心关注的革命范围。当然,政治生涯横跨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现代史的那些领导人仍然活跃着。毛泽东以后,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邓小平是最早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在毛泽东于1935年取得对党的控制权之前曾与其密切共事,并参加过史诗般的长征。但至今仍活着的老一代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首先关心的是在稳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下促进中国的繁荣。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邓小平特别注重强化体制和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他正在利用他的余年和个人权威推动法制,使国家机构的行政职能和党的直接控制区别开来,并要求党为现代化的需要服务。他十分重视权力的平稳交接,可以从他提拔了若干新人到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以及在更一般的层次上鼓励整个制度启用较年轻和受过较好训练的干部等方面得到证明。 在邓小平的护卫之下,新的领导层在改革经济和政治结构,从而促进现代化方面越来越大胆。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控制的普遍放松。私营经济活动在文化大革命几近灭绝之后又一次复苏,企业被授予多得多的自主权,中国街头的生活是早年的革命清教主义放松的明证。当然,有些方面仍然没有放松。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政策、党内纪律和惩罚罪犯。而且,机构和程序得到了改革,被赋予了新的活力。中国的领导人试图保证现行的改革将会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在最高级别上,这种关注可以从1982年宪法的通过和法律职业的发展看出来,而且它还以长期生产合同制形式影响了农户的日常生活。最后,从外国观察者来看,最明显的政策变化是实行新的国际开放,这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外国旅游者和迅速增大的外国投资数目,也把成千上万名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国家留学。
内容概要
本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介绍和研究中国政治的一部力作。作者用通行的现代政治学理论,叙述和讨论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各上方面,包括基本构架、政治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及其变革、政治社会化方式、利益表达和录用程序、政府运作和管理方式。特别是对自70年代末以来现代化运动的政治含义及其影响,本书概括了国际学者在这一领域内具有权威性的新近研究成果。全书叙述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论证详实全面,观点也较客观平和,不失为一部可供教学和研究用的重要参考书。
作者简介
汤森,为美国西雅图华华盛顿大学教授,还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手册》、《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参与》等。
沃马克,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和外交事务系教授,还著有《共产党国家的开放与外交政策改革》、《从历史眼光看当代中国政治》、《媒体与中国大众》和《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等。
书籍目录
第三版作者序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 中国政治的背景 有关中共党史的争议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 中国政治中的多样性与变革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 中国政治传统 革命的背景 苏联共产主义 中共历史 结论第三章 政治构架:机构与政策的演变 A.政治机构 中国政治组织的常量 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 群众组织 B.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 重建时期 第一个五年计划 大跃进 调整和恢复 “文化大革命”十年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毛泽东以后时期第四章 共产主义体制:意识形态与变革 意识形态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结构特征 循环变化 世谷变化 中国制度的属类问题第五章 政治社会化与传播 革命价值与继承下来的政治文化 社会化的推动因素 社会化与“文化大革命” 1976年以后的社会化第六章 政治利益、录用和冲突 群众利益表达 政治录用 精英冲突第七章 政府过程 过程的总体考察 决策 行政管理 规则的执行与判决 外部的过程的影响 结论第八章 从毛泽东主义到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毛泽东主义模式的命运 对革命时代的评价 出现的问题译后记
章节摘录
中国的公开传播网络几乎独一无二地是官方的(国家或党的)事业,其内容和管理都受中央政治权威的控制。这种官方垄断公开传播的组织是复杂的。国家机构管理最主要的媒体(如新华社、电台、电视台、电影工业和大部分出版事业),但中共和它支持的群众组织也出版重要报纸和期刊。一般报纸由相应的党委直接控制。例如,《人民日报》是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陕西日报》是陕西省委的机关报,《西安晚报》是西安市委的机关报。然而,不管管理的来源和级别如何,所有这些媒体都受制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总体控制和政策。中宣部通过它负责特定传播领域的下属部门和它对下级党的宣传部的权威,确保所有的媒体在以书面和口头文字传播信息与观念的过程中遵循党中央的政策。 党对所有公共传播的监督在实际上并不能保证传播媒体总是以一个声音讲话。国家、党和群众组织的各级单位在操作控制上的分工导致了对中央路线的某些偏离。而且,这样的中央路线往往是含混或有争议的,其结果是不同来源传出的信息之间有意无意的冲突。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一年,中宣部本身也分裂了,这就突显出传播媒体在政治路线问题上特别脆弱。脱离完全的控制并不能改变从这种竭力实行控制的做法中概括出的两点。第一点是通过该体制传播的所有信息实际上都是中央或下级领导为了实现中央意图而批准公开传播的。公众被告知领导希望他们知道的东西;竞争的或矛盾的信息不可能从有组织的媒体中得到反映。因此中国媒体中的几乎每一条新闻都具有准官方的性质;之所以发布它,是因为它对现行政策有积极意义。政治上中性的新闻如事故和小型灾难则受到忽视,而与现行政策公开冲突的新闻通常是内部纷争或即将出现政策变化的迹象。另一个概括的特征是一种权威等级制意识渗透于该体制中,它在事实上对于其有效运作也是重要的。从更权威来源的传播讯息要高于较低级别的讯息;矛盾和混乱的解决需要来自上面的指示。假如最高权力机关没有统一的指示,下级传播管理机构和政治实体一般就采取无所作为或矛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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