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罢工

出版时间：2001-9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 裴宜理  译者：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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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政治变革，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所有这些变革都曾受到工人运动的极大影响。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这部专著在广泛吸收欧美工人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工人政治放在比较的角度加以研究，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政党等问题，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为人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

作者简介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是著名的中国学家，也是有影响的上海问题研究专家。1948年，她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传教士，1931年到上海，执教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裴宜理父母携家离开上海。隔年即1951年迁居日本东京。裴宜理父母继续在一所教会大学担任教授。裴宜理也在日本长大。后归国。裴宜理在威廉·史密斯学院、1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分别获得了政治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她的教学生涯是从1972年开始的，先后美国多所大学执教，而担任教授职务已有十多年。为了中国学研究，裴宜理曾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从事专业学习、研究和讲学多年。
关于中国学研究的缘起，裴宜理回忆说，开始进学院时，还没有想到过要进行东亚问题研究和政治学研究。但当卷入学生反对越南战争的汹涌浪潮后，开始对亚洲的革命和政治感兴趣了。于是，决定到台湾学习中文，以更好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及其意义。

书籍目录

中译本序
英文版原序
导论
第一部分 地缘政治，1839-1919
第一章 移民城市
第二章 来自南方的工匠
第三章 来自北方的无产者
第二部分 党派政治，1919-1949
第四章 激进主义的全盛期，1919-1927年
第五章 保守主义时期，1927-1937年
第六章 激进派的复活，1937-1949年
第三部分 产业政治
第七章 烟草业
第八章 纺织业
第九章 运输业
结论
附录

用户评论 (总计16条)

•   　　在无数政治口号和纲领性文本中反复登场的“工人阶级”一词，早已成为中国人的论说方式中的惯性思维，“工人阶级”本身的存在及其阶级地位，在党史叙述中不断被赋予神圣的想象色彩。对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高度期望，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包装进口，在重重包裹的工人阶级研究中为其主角贴上了革命、进步、爱国、反抗等著名标签。或许是凭借国外学者独特的敏锐与置身事外的优势，裴宜理教授的《上海罢工》一书尖锐地针对国内工运史研究的思维局限，采用社会史、政治学、工业社会学三者结合的方式，提醒读者突破对工人政治的盲目推崇，清醒地认识中国工人阶级之社会起源、行动能力与目的，以及关于工人存在本身与作为历史塑造者被刻意制作成同样脸孔的意识形态化过程。
  　　研究工人政治必须从头开始。首先存在的两个问题是，工人阶级来源于哪里？它作为一个阶级是否真实存在？另外是，当党史框架在新中国历史叙述中广泛发挥效用之时，搭建工人阶级崇高地位的各种文本、理论的发生基点在哪里？它们在参与新中国政权的意识形态构建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扩散性影响。在《上海罢工》的三部分内容（地缘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中，裴宜理教授试图将中国工人阶级的地域渊源、职业、性别等因素充分纳入到对工人行动主义的动机与方式选择的解释当中，她的基本结论是，“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工人的自主性相对于政党政治的领导作用更加凸现于工人的实际行为中，并且在重新检视不同工人的行动逻辑时，“阶级”一词并不能涵盖工人运动的复杂性。
  　　工人群体不是随着工业化的滚滚车轮突然出现的，他们背后是深深植根于农业文明的乡村地带，每个人的因缘际会将他们引入城市工业的生存空间之中。地缘因素不仅是谋求生计诸多链条中最重要的纽带，也是工人行动所依存的最重要网络。城市中的工人必定与一个或多个带有传统色彩的团体相连接，这些团体又几乎是乡村社会传统社会模式的复制品。无论以何种形式（茶馆、同乡会所、帮会）表达出来的同籍认同，不仅是标榜工人之间文化分疏的标志，亦是沉浮于上海劳动市场中的救命稻草或致命毒药。各种介绍与被介绍、保护与被保护关系所结成的欲罢不能的网络关系，在工人的文化行为、政治经济行动中不时表现为绑手绑脚的拘束感，或者放手一搏的勇气。以往工运史将工人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与党史的起始端相伴随的叙述方式，割断了工人实际生存的人生背景，也抹煞了党史开端之前，工人本身业已形成的来源于传统思维模式的独立的行动主义。裴宜理教授在将上海工人的地域来源与技术熟练程度分类叙述时，想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中国工人的政治，早于共产党成立，早于五四，它并不由于某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在瞬间发生。
  　　由于不同藉贯导致的职业惯性，导致来源地不同的工人在从事的行业和技术性也如遗传般不同。在第三部分，作者从职业划分的角度区分职业与性别对工人行动的影响，思路与第一部分相似，意在揭示技术含量或职业性质，与地缘政治一样对工人政治实现方式的重要影响。借助作者的开阔性思路，我们只要身临其境地复原工人生存的境遇与面临的困境，就不难了解到，激发工人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和对于激进、保守各种方式的选择，更多的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来源于切身感受的经验，而不是“阶级觉悟”。回到对“工人阶级”这一提法上，所谓的“觉悟”更大程度上是对中国革命史解释过程的一个环节，即将工运史描述为“觉悟—苏醒—革命”的线性过程，并赋予工人阶级在革命洪流中挺身而出的高大形象的光环。
  　　即使以政治学的视角来看，政党政治与工人运动事实上也处于不断的紧张关系之中，“觉悟”是政党政治的宣传工具之一，不同派系所言说的“觉悟”也指向完全不同的政治内涵（这又与民国时期思想文化界与政治动员的互动关系密切相关）。在工人群体选择自身行为方式时，他们的想法是变动不居的，而非对任何派系有固定的忠诚。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任何争取工人力量的胜利，都离不开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盟友的帮助，这些盟友包括了充斥于上海各个角落的帮会组织，以及其他形式的工头、拿摩温等等。帮会势力以各种形式充当着社会力量与政治资源调节者的角色，不失时机地利用强大的网络关系将各种政治人物纳入其中，以侵蚀政党政治的优势，实现其社会控制力。事实上，帮会势力显然可以追溯到国民党政治结构的最顶层，而共产党中最重要的工运领导人员，也大多以个人身份加入到上海各大帮会名流门下，在遵循帮会规则和党派理想时明争暗斗，争取更多的空间。
  　　而就工人本身而言，他们的分裂性在群体内部造成的张力使他们的集体行动并不总是恰好符合外来者的计划，由国民党、共产党、帮会各自操纵的工会组织，分别占据部分职业的人数，在一般情况下，决定他们选择的因素，多数来自于对改善生活状况的期望，仅仅在面对重大危机时刻时，民族主义情绪才作为统合工人运动的主流登场，当然，参与这些社会运动的主角，也已不仅局限于工人之内了。
  　　“工人阶级”这一指称确实已经牢固树立在中国人的脑海之中，裴宜理教授在设计此书选题时的怀疑和警醒态度十分值得借鉴。但问题是，她论证她的怀疑时，同样也在不自觉地使用“工人阶级”、“阶级觉悟”、“阶级意识”等概念，而这些概念的是否实质存在，却正是她所怀疑的。举个例子，为了论证上海工人与政党政治的疏离状态，其行为并非在后者的某种启蒙或领导下被动产生，作者指出，“五四运动之前，上海工人的阶级意识就很明显”，而工人之间的分裂性特征（诸如对地缘、性别、职业、技术等因素的详尽类比）才是作者在全书的论述中真正的突破。作者一面想打破“阶级意识”的迷思，一面又陷入对工人阶级作为抽象的历史主体的叙述习惯。统一的“阶级意识”究竟是否存在，或者说“工人阶级”的众生面相是否能以步调统一的“阶级”来概括，作者或许尚未提供确切的答案。
  　　伴随着工人运动而开始的无数工运史文本，共同参与构建了中国工人阶级火热的革命形象。“阶级”观念在民国时期的出现、传播、流行过程更多的表现在思想史意义上，它的被强调和分隔是促进革命与政权变更的策略之一。事实上，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等大规模阶级成分的层层划分之下，“阶级”才真正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政治符号，它所承担的话语权同样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结果的一部分。新政权的转折时期，地缘认同等传统格局被重新整合，取而代之以更为高度政治化的认同，即党和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理论所描绘的无产阶级的天堂，在西方社会最终沉溺于学院式的探究之中，而却对中国革命的实现和叙述发挥如此强大的力量，在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中，“工人阶级”与其他被预设的阶级一样，承担了一部分社会革命的任务（仅仅体现在理想化的动员文本的设计语言上，这些语言用于概括历史实情是过于简单的），并在革命结束后，以主角的身份继续延续着对本阶级光荣任务的抽象使命。
  　　当然，关于工运史研究的历史发生学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这与中国不同政治形态和社会背景都有十分复杂的关系。联系到新中国历史学叙述的不断转换的立场，其基本线索在我看来仍来自于国家政治诉求与学术界不同层面的回应之间的反复博弈关系。对“工人阶级”地位的官方确立，不仅能博得工人群体的精神支持，也足以建立其他社会阶层对新社会秩序的感知，以构成整个政权合法性的稳固根基。当然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正如裴宜理教授对《上海罢工》姐妹篇的期望一样，对中国工人政治的研究，不仅仅应该立足于对政治格局演变的能动影响，还应当充分考虑它作为社会运动一部分，与其他社会运动的整体关系，它们如何参与对政治形态的塑造过程，以及在形成自身独特的叙述方式时所揭示的历史意义。而这也正是最值得期待与努力的。
  　　
  　　
  　　
  　　
  　　
  　　
  　　
•   　　 即便是最挑剔的历史学者，也不能否认此书的扎实有据。史料选取的广度和深度，面对如此浩繁史料的条分缕析所下的功夫，相信做过扎实研究的人都能体会的到其中的艰辛。
  　　 作为一名兼职编辑，我首先要谈下此书的‘用户体验’，这是上峰每次都要交待的事情——一定要从读者角度出发。首先，结构合理。部分下有章，章下有节，每一节都不是很长，并且都有小标题提要，也就是说每个小问题都不会占用太多篇幅，每过两三页就有一个新的小标题，阅读过程不容易产生疲劳感。并且没有长篇大论，我印象中超过半页纸长的段落都没有。其次，细节充分。当下的学术成果之多之泛滥已不是汗牛充栋所能概括，但真正能抓住人的眼球的少之又少，不是说他们的学术价值小，而是阅读体验不好。此书的细节描写就十分生动具体，一个个鲜活的场景复原在你的面前，不仅大大增强了可读性，也增强了说服力。就像sheldon对leonard所说，说谎要编好细节才能让人相信，学术论著更要如此。第三，论证有力。材料的剪切需要天分，面对浩繁又极其凌乱的史料，如何发现其中暗含的逻辑链条，确实需要敏感的天分。这点是可以参考高华老师的红太阳。通过对事实的梳理和逻辑性很强的一步步的推导，reasonable and logistical，即便不看此书的资料来源出处，居然也会让我感觉她的论证是可信的。牛x！
  　　 裴宜理虽然政治学出身，但感觉理论能力相对稍差。从本书的开头至结尾，基本上都是在借用别人的理论结合自己的材料，证明自己的设想。开篇作者对前辈几个学人进行了点名反驳，继而开始了自己的论述，在正文中又不断的引用欧美学人的理论性成果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假设。不得不说的是，她的引用跟她的材料结合的非常平滑，写作水平本身确实高超。最遗憾的是他在本书结论部分，并未提出明显的理论见解，而是通过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比，发现中国的工人罢工同欧美并没有太大异同。也就是说她先是反对一部分人的研究，然后借用一部分人的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材料，在上海罢工这个问题上去证明了另一部分人的观点。作者只是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做了适当延展，延伸到了建国后，算是给予了读者以的想象空间。这算是挑点刺吧。
•   　　早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这篇博士论文中，作者就发现在影响农民叛乱行为的几个因素里，亲缘和地缘的关系比阶级关系更重要，当她把研究转向工人运动时，情形颇为相似。以往许多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常常被限定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话语体系与思维定式中，成为党史的附庸，而忽略了对作为运动主体的工人本身的研究。裴宜理这本书正是要用重述历史的方式，为我们还原一部独立于党史跟革命史的中国工人运动史。
  　　一、语境中的裴宜理
  　　统观全书不难发现，裴宜理不是在讲单口相声，她是在与同时代人进行对话。裴宜理显然是要通过《上海罢工》一书来对此前几代学者的工人问题研究进行纠偏，作者在导论中即开门见山地对“新一代工人问题研究者”的观点提出反驳：由于对20世纪的工人未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理想而备感失望，这些学者开始关注无产阶级政治的局限性，尤其是关注工人的分裂特征，并以此对更早一些持左派立场的工运研究者片面强调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论调加以冷嘲热讽。这一派观点在二战后的西方学术界已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笔下无产阶级未竟事业的回应，他们把阻碍工人阶级走向团结行动的原因归咎于阶级内部因性别、年龄等造成的分裂。
  　　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这样两种声音。传统中国学者以及西方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们都将中国工人行动主义的兴起归因于工人阶级意识的增长。法国历史学家谢诺（Jean Chesneaux）在<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一书中指出，在1919-1927年间经济与政治的斗争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然而，正是其阶级意识的增长、其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加强，才使之能承担其斗争任务。”尽管谢诺承认中国工人中的地区差别和职业差别，但重点在于强调20年代武装罢工中表现出来的阶级团结的进步性。与这种阶级团结不断发展的描绘相反，美国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开始强调中国工人的分裂特征。韩起澜（Emily Honig）和贺萧（Gail Hershatter）两位学者分别从原籍和性别等角度描述了上海和天津工人内部的分裂特征，但与上文提到的“新一代工人问题研究者”相同，他们也将分裂视为工人走向统一行动的障碍，认为直到40年代共产党的干部才克服了这些困难，因势利导，消弭了工人内部的分裂，成功领导了工人革命。
  　　对于裴宜理而言，她虽然承认在政党力量介入之后，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工人运动的确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过程，而且国共两党在领导工运上着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她强调中国工人并非白板一块，并非可任政党干部随心所欲按本党意愿进行政治色彩涂抹。裴宜理首先要驳斥的就是以谢诺为代表的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来解释工人行动主义的褊狭观点，同时，与韩起澜和贺萧不同的是，裴宜理以防御性口吻为分裂特征与工人行动主义之间的正面联系进行了申辩。她认为，同乡忠诚的确带来了工人间的内部竞争，比如1902年广州木匠和宁波木匠在就业和工资上出现过竞争问题，但这种地方主义并没有阻碍工人的行动主义，在这场竞争中，广州木匠通过行会组织上千名广州木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一周后得到了厂方的妥协，同意涨工资的要求，还同意以后招工时以广州木匠为优先考虑。另外，裴宜理发现同乡网络由于可以成为跨行业工人们联合起来的纽带，不仅不会阻碍，还可能壮大罢工工人的队伍。例如在1914年木匠和泥水匠加入油漆工人为了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这场跨行业罢工的组织基础就在于油漆工人基本上是上海人、宁波人和绍兴人，而木匠泥水匠也来自这三个地区，并且这三个地区之间由于生活习俗相近，语言易于沟通，反倒有利于工人们结成广泛的联盟。所以通过作者的呈现，我们看到上海工人中的分裂产生了系统而长久的团结，来自相同地区的移民和相同行业中的同性，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潜在基础，分裂并没削弱工人的战斗力，而是工人们行动主义的摇篮，是引导工人走向罢工和革命的桥梁，这种分裂与团结间的辩证关系奠定了整本书的论证基点。
  　　二、方法论分析
  　　（一）广泛吸收了海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
  　　作为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广阔的学术视野是裴宜理的一大优势。纵观全书，可以看出国外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在无论是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是研究思路的拓展方面都给了裴宜理很大启示。例如上文提到的韩起澜(Emily Honig)在其1986年出版的《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1-1949》一书中，首开先河地考察了中国劳工和女性的历史。韩起澜关于劳动力构成的讨论已经提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某些裂痕，尤其是对于她所谓的工人中的“族群”分化现象极为敏感，比如说对来自苏北地区的移民的歧视。裴宜理的也承认她的观点是受到韩起澜研究的启发，她在“地缘政治”一章中讨论了工人组织的分裂，不同之处在于，如裴宜理自己所说的，关于工人分裂和他们的行动之间的关联，她给出了一种更为肯定的观点。另外，国外学者对欧美工人问题的研究成果帮助裴宜理将中国工人问题置于比较的视野下进行研究，例如David M. Mandel在1983年的著作<The Petrograd Worker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 Regime>中对莫斯科非技术性工人的抗议模式进行了探讨，非技术性工人无论哪一种政治类型的组织都缺乏密切联系。这类工人对农村的亲近甚于城市，他们倾向于按照旧习惯采取突然而简单的行动，一遇到困难首先想到返回老家，他们的抗议很少产生持久的政治组织，裴宜理从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身上找到了相似的特征。
  　　相比于其他国家有关罢工的研究著作，比如西方研究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的泰斗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发表于1974年的《法国罢工》，裴宜理这本《上海罢工》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分析上还稍嫌不足，书中经常性地引述Charles Tilly、Michelle Parrot、Gorden Marshall等人的观点即是明证，对这些观点裴宜理很少做出辩驳，而是为自己观点提供有力支撑。比如在书的第一部分论述地缘政治对于工人反抗行为的影响时，裴宜理写道：“查尔斯•蒂利首开先河，将抗议内容们的变化与社会组织变化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裴宜理构筑全书第一部分的核心观念。当裴宜理论证技术水平是识别工人的关键变数，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构成，以及教育、文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程度都存在差异，她又是通过蒂利的论述从理论上探讨“技术”一词的主观性：“技术是一种社会产品，一种谈判的身份。尽管知识、经历和聪明都与技术密切相关，但技术最终并不取决于单个工人的特征，而是取决于工人与雇主的关系；技术工人很难被取代或是可有可无，非技术工人很容易被取代，或有或无均无大碍。”如果剖除对蒂利等学者已有研究的借鉴，裴宜理自己提出的算得上理论的观点并不多，利用西方著名学者的论述做为建构自己著作的理论基石也算是弥补了自身理论素养的不足，毕竟单凭扎实细致的史料还不足支撑起一部学术杰作。
  　　（二）丰富详实的史料基础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研究所白吉尔（Marie Claire Bergère）教授称“这本重要著作不失为一部令人鼓舞的填补空白之作。该书吸收了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问世的丰富的资料与研究成果，而它们在西方史学界尚未被系统地利用吸收。”可以说，本书的成功必然离不开良好的史料基础。从种类上看，本书引用的史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般文献、史料汇编、报纸期刊、访谈记录、工厂档案和政府文件等。
  　　一般文献是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其中包括回忆录（如《包惠僧回忆录》、《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人物传记（《徐阿梅》、《杜月笙传》）和一般历史书籍；史料汇编包括《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五卅运动史料》、《中国工运史料》、《文史资料选辑》、《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等；从上海社会科学园图书馆和上海市图书馆获取的关键性期刊包括《民国日报》、《时报》、《民立报》、《申报》、《新青年》、《社会月刊》、《民报》和《商业月报》等，时间跨度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叶。
  　　工人访谈录也是本书的重要的资料来源，正如作者在英译序言中提到，这些成百上千件老工人访问记录主要来源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这些访谈录都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学者辛勤整理的，借助工人自身的语言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上海普通劳动者生活工作和反抗情形的窗口。录音资料整理工作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揭示共产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基础，但所有的史料都会因为研究者研究视角的差异而发生变化。裴宜理正是抓住了这些工人口述史与共产党官方技术之间的差异，使之成为支撑作者客观呈现上海那段时期工运史的绝佳佐证。
  　　此外，本书的资料来源还包括工厂档案，如英美烟公司档案和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其中既有工人访谈录，也有厂方档案，实为珍贵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政府文件，如罢工统计（《上海罢工统计资料1918-1940》，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警方报告、仲裁记录等；上海市总工会保存的数十种厂史未刊稿，如《上海工人战斗在第二条战线》、《申九“二二”斗争纪要》等。
  　　除上海外，其他地方的几家档案馆和图书馆也为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参考，如台北的党史文献馆以及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作者得以获取国民党时代许多重要的政府文件，其他资料来源单位还包括台北的中央图书馆、东京的东洋文库、华盛顿国家的档案馆、斯坦福护肤研究所以及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等。
  　　（三）对史料的成功编排与运用
  　　从时间上看，裴宜理将中国工人运动的源头追溯到19世纪中叶，显然是要突破传统将中国工人运动纳入党史范畴的做法，而将工运史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正如裴宜理强调的，在政治力量开始介入工人运动中时，上海工人运动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动员、组织体系，而且工人内部依据技术水平薪资水平的不同可以划分成几个不同的阶层。在第二部分作者紧接着阶探讨了在国共两党介入工人组织开展运动时，他们如何利用了这套已有的体系，并且面对工人中这种传统的壁垒，他们分别成功吸收了哪些阶层的工人力量。在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中国工人运动逐渐成熟，而政党政治则在其中充当着催化剂的作用。除了1924年到1927年这段蜜月期，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两股势不两立的势力活跃在中国政坛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之争，是深埋在上海工人运动这一社会表象之下的底色，在这中间，黄金荣和杜月笙领导下的青红帮又作为一股见风使舵的势力将局面进一步复杂化。
  　　在呈现一部独立于党史的工运史的过程中，作者也在不断带领读者走出一些想当然的思维误区。比如传统上人们可能认为共产党会在收入低微的非技术性工人中站稳脚跟，因为这些工人更接近于马克思理论中的无产者，理应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首要动员目标，而国民党则被认为可能在赞成劳资合作、反对激进工人运动的白领工人中发展势力。但在整个第二部分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共产党组织工作开展初期，还是在五卅运动及其三次武装起义中，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重新控制上海工人的过程中，技术工匠和行会组织始终是共产党最可靠的盟友。对于这段令人眩晕的大上海历史，读者通过各种书籍各种角度都多少触及过，但是像这样从工人运动的角度触及这段历史还是会让人备感新鲜。
  　　这本著作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对史料的收集和运用。浩如烟海的史料经过作者条分缕析地编织，展现出一幅幅精细编排的历史画卷。这种成功的编排尤其体现在全书的高潮部分，即产业政治部分。裴宜理对烟草、纺织和运输三个行业分别作了颇为详尽的个案研究。作为对较完整的行业罢工事件的描述必然涉及导致工人之间分裂的地缘和政党因素，但这二者不再被从事件中抽离作为单独的研究视角，而是夹杂在罢工事件中作为被观察的对象。另外，就作者的论述来看，通货膨胀和民族主义虽然表面上作为激发了多次大规模罢工的导火索，但导致大规模斗争的动员通常都是建立在原已存在规模较小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行动主义很大程度上是植根于前工业化时代长时期形成的习惯之上的。因此这段运动历史的复杂性可想而知，但最可贵的就在于经过对史料的精心编排，纷繁的分裂特征和复杂罢工运动在裴宜理笔下被生动清晰的呈现出来，不得不感叹颇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力，这也使得这本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为主题的著作颇有历史作品的吸引力和可读性。
  　　三、未完待续的探寻
  　　广阔的学术视野，良好的资料基础，使得作者如虎添翼，成就斐然。除方法论上的借鉴外，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待继续探寻的研究课题，笔者大致归纳以下三点。
  　　1、分裂与团结的辩证关系
  　　依然是围绕着分裂与团结二者的辩证关系，古德曼在《乡土，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域和身份1853-1937》一书中对乡土身份这一问题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与韩起澜、裴宜理不同，古德曼更注重将乡土联系置于国家建构而非阶级形成的背景下看待其作用。重要的一点是，她指出乡土身份的政治与国家建设二者之间并不是必然矛盾的。众所周知，传统上中国学者都曾抱怨，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来说，中国人间的血缘与地缘联系是一种阻碍。古德曼将这种说法完全颠倒了过来，甚至主张乡土联系有助于培养一种民族意识。她认为，作为旅居者网络的一部分的同乡组织的发展，实际上使得超越狭隘的“地方主义”成为可能：“在想象中与乡土和乡土共同体相关联的这种方式，通过比附，许可了国民共同体的想象。”
  　　2、社会运动中的群体和个体
  　　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就群体心理来说，所有的社会运动都要强调团结和牺牲个人利益，这种集体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使运动的参加者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按照这种理论，在中国的工人运动中，由于群众心理的存在，参加的人会失去自己，形成集体心理，而这显然与裴宜理所要表达的观念相左。在《上海罢工》中，我们看到作者的核心目的就是要论证“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中国的工人阶级并不存在霍弗所言的特征。但是否说霍弗的观点就完全错了？是否裴宜理提供的这种强调个体差异而非群体同质性的思路适用于所有的社会运动？针对这些问题仍可做进一步探究。
  　　3、工人运动与现代中国政府之形成和演变的关系
  　　在英译序言中作者提到本书对于上海工人起源及其政治倾向的探讨乃是其计划中的两卷本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第一卷，第二卷中作者将探寻工人运动与现代中国政府之形成和演变的关系。而在全书结论部分的最后一节“中国工人运动的遗产”中，作者些许为我们透露了这一令人期待的新探寻。作者将从传统中寻找续接的这种延续性观点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社会主义的企业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新鲜事物，在许许多多方面，它依然延续着“旧时代”工厂工人及其行动主义的特征。比如建国后国家工业和工人政策的制定者很多都是在建国前的工运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有着丰富工运组织经验的老将，如陈云、朱学范。再比如新时期的国有企业在聘用新员工方面和解放前的工匠行会招收学徒中对地缘血亲关系的强调竟有惊人的相似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裴宜理为我们提供了给一把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钥匙，即通过追溯普通工人因来源和地方传统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及其与现行政治制度演变间的内在关联。工人，这个有着庞大内涵与外延的称谓，以其自身的复杂性折射出当代社会的复杂性。
  　　
•   　　美国学者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即使距其英文原著出版已近二十年，现在读来仍不失其学术价值。该书最重要的观点，正如作者本人所指出的：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 这一论点提醒读者们注意到，工人并非铁板一块，他们由于各自的不同有不同的诉求，而这无疑是此前的中国工人运动研究所忽视的。
  　　因该书可读性较强，我读得也比较认真，下文就读书过程中一些疑惑的地方，与大家讨论。
  　　
  　　一、翻译问题
  　　
  　　我的拙见，一名优秀的翻译，最起码要准确地翻译出原文的意思，文字通顺，甚至还能发现并改正原作者的一些错误。相比于这样的标准，该书的译者无疑是没有做到的。
  　　首先是书中的人名翻译问题。因为很多比较著名的外国学者，是有自己的中文名字的，但译者却大多将其直接音译，无端地引起读者的误解。如17页与29页的爱米莉•荷尼格（Emily Honig）,其中文名是韩起澜，此中文名在其2004年出版《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时已被学术界熟知；再如，57页注释二中的盖尔•赫尔沙特（Gail Hershatter），其中文名是贺萧，该中文名也在其2003年出版《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后广为流传。以上只是人名翻译问题的两个典型例子，书中这类问题还有不少。
  　　其次，翻译中用词不当，甚至出现错误。162页第一段第五行：“国民党对华商卷烟企业的政策很不善良。”中文中没有这样的表达。166页第二段第四行：“冬天，室内室外的温度相差达80摄氏度，许多工人都患了慢性支气管炎。”此处显然是将华氏温度误作摄氏度。另一处比较严重的错误在122页第三段第三行：“当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训令同意上海总工会暂准备案时，社会局——与其说是一个党的机构，不如说更像一个政府部门——则因内部矛盾拒不承认。”社会局本就是一个政府部门，为何说是更像一个政府部门？查裴宜理的英文表述是： When the Shanghai branch of the Guomingdang first authorized the formation of a General Labor Union headed by Zhu Xuefan, the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BSA)——which was a government, rathen than a Party, institution——refused to recognize its authority.显然裴宜理原文说的社会局是一个政府部门，而译者的翻译是不准确的。而且，此处的a General Labor Union headed by Zhu Xuefan 翻译为“上海总工会”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原文的字面意思是“由朱学范领衔的一个总工会”，关于“总工会”的问题，我将在下文专门论述。
  　　
  　　二、上海各个时期的总工会
  　　
  　　关于民国时期上海的总工会，各个时间段，各不同机构建立的，其名称也不尽相同，裴宜理在英文原著中将其作了区分，但不是很明确，而《上海罢工》的中译本更是一律作“上海总工会”，实在令读者如坠云雾。
  　　书中第一次提到“上海总工会”是100页第一段：“5月31日，即南京路惨案发生的次日，上海总工会——作为全国总工会的分支——迅速宣告成立，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主任。”此处“上海总工会”裴宜理的英文表述是 the Shanghai General Labor Union 。此总工会是中共于1925年成立，当时的名称即“上海总工会”，此处译者的翻译是没有问题的。
  　　122页第三段，书中又提及“上海总工会”：“当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训令同意上海总工会暂准备案时，社会局——与其说是一个党的机构，不如说更像一个政府部门——则因内部矛盾拒不承认。”裴宜理的英文表述是：a General Labor Union headed by Zhu Xuefan 。根据上下文可知，此处的时间是1931年。我通过查阅该年的《申报》，发现1931年12月20日的《申报》上有两条新闻，一条的内容表明19日上海成立了两个总工会，北市成立上海特别市总工会，朱学范为领导之一，南市成立上海市总工会；另一条是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谈党务商工纠纷，在谈及工会问题是，潘指出：“查中央所颁布之人民团体组织法工会法，均未见总工会之组织法，在中央未颁新组织法前，当然无组织总工会之必要，且向来人民团体成立，均请市党部及社会局派员指导，所谓今日有两处组织工会事本人均不知悉云云。”而且，到该年年底，上海南北市的两个总工会又合并为上海市总工会（饶景英：《三十年代上海的帮会与工会》，《史林》1993年第3期）。 由此可知，裴宜理提及的a General Labor Union headed by Zhu Xuefan 应译为“上海市总工会”。
  　　其实，不仅译者对总工会的翻译不准确，作者裴宜理对上海各时期的总工会也未作很好的区分。134页第一段：“此次罢工得到了新老两个上海总工会分别发表的宣言的支持——老的总工会当时由一些幸存的中共地下党员领导，新的总工会即以青帮工人领袖朱学范为首的上海总工会。”此处讲述的1932年初的情况，准确的翻译应是“上海市总工会”，裴宜理的英文表述是 the new shanghai general labor union 。139页注释二提到抗日战争中汪精卫政府在上海成立了总工会，译者自然又翻译为“上海总工会”，根据注释后的材料出处《上海特别是总工会概况》可知，此工会实为“上海特别市总工会”（译者为何将材料出处翻译正确了呢？因为材料出处的英文表述用的是汉语拼音：shanghaitebieshizonggonghuigaikuang），而裴宜理的英文表述是 a new shanghai general labor union 。由上可知，裴宜理似乎也并不十分清楚各个时期不同的总工会之间的具体差别，而仅仅以 new 这个单词来区分不同的总工会。
  　　
  　　三、结语
  　　
  　　虽然上文指出了《上海罢工》一书中的些许瑕疵，但不能否认的是，该书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它挑战了之前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研究，纠正了之前简单地认为工人罢工是阶级意识的觉醒，工人是铁板一块的观点，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
  　　最后我还想指出一些自己疑虑。作者的结论：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裴宜理在书中通过对工人的分类：技术工、非技术工、半技术工，他们来自何地，性别的不同，由此揭示出他们对罢工的不同反映。作者显然是在挑战简单化的历史，但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也非常容易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是否存在例外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结论，严格意义来说，并非作者的创新，而是大量地建立在欧美学界关于工人运动的研究之上，作者利用上海罢工的资料，得出的结论与欧美学界的研究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是否有这样的可能，作者受到西方研究的影响，致使其没有看到史料中不一样的地方，不自觉的忽略了上海工人运动中有别与西方工人运动的一面。
  　　
•   　　在一段长达四十年的保守主_义时代开始衰退之后，世界政_治浪潮重新左转，激_进的观点主张、公开的政_治辩论和此起彼伏的集体行动再次凸现出来。新一代的不甘寂寞者又将面对一个老问题：那些无产阶_级（或是其他最受_压迫最该不_满的群_体）为什么难于迅速组_织和行动起来？
  　　
  　　裴宜理的《上海罢_工——中国工人政_治研究》或许算是能为他们破解难题带来启迪的优秀文本之一。
  　　
  　　裴宜理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的另一本被译成中文的著作是《华北的叛_乱者和革_命者，1845-1945》).八十年代末，他为完成此书，奔波于美国、大陆和台湾，搜集大量档案资料，主要从地缘、政_党和产业三个层面分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地区的工人政_治，并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与阶_级因素相比，地缘、政_党、产业、工种、性别等其他因素在工人政_治中起到的影响要更加重要。
  　　
  　　与欧美和我们今天社会中的情况类似，在当时大量从农村前往上海谋生的人中，大多都依赖同乡的联系和介绍才找得到工作。于是经常出现同乡的新移民在城市中仍然聚集在一起工作（以及生活）的现象，而这还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方面是造成了工人的分化，在不同的街区、行业、工厂和部门，即便有时面对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工人们往往也会因为地缘分裂而行动不一致；反过来，地缘因素另一方面却又推动了工人的团结，由于同乡关系在中国人思想和交往中的重要性，使得他们从一个个有着私人利益的松散的个人迅速组_织和动_员起来。
  　　
  　　据资料显示，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到上海的移民潮主要有三波。先是上海刚被开放成口岸，开始出现近代工厂和工人的时候，有一大批来自更早开放的广东技术工人；之后是以宁波人为主的江南移民，他们原来多为手工工匠，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教育水平；最后到来的是以苏北地区农民为主的华北人，他们生活窘困没受过什么教育，在上海只能干些没技术含量的、临时的、最苦最低贱的活儿。
  　　
  　　这里又涉及到工人群体中的又一个划分，即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非技术工人）。根据掌握专业技术的娴熟程度的不同，工人的政_治状况是会很不一样的。有些人掌握着工厂的主要技术，不但可以享受工人中的顶级收入和待遇，而且由于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其社会地位也相当巩固，而没有技术的普工们，从事着（经过简单而短暂的培训后）谁都可以胜任的工作，地位低下收入微薄，他们的政_治立_场和态度当然会差别很大。同样是罢_工，前者的诉求可能主要是维护自_由和尊严，后者却只能抗_议本来就有限的待遇再遭削减，前者态度温和形式讲究善用法律组_织化程度高自主性强，后者则完全相反，甚至松散到没有自己的独立组_织，要受把头和帮_会的控_制。
  　　
  　　该书的第二部分谈到政_党_政_治时指出，CPC在实际介入工人政_治后发现，跟当时的理论和看法不一样，响应进步工会的往往是高收入高技术受过教育的技术工人，而不是受压_迫最厉害的普通工人，后者往往更容易受到帮会和政_府（国民党）的控_制。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的五六十年代，工人再次采取集体行动参与社会政_治变_革时，和CPC站在一起的仍是占有专业技术和固定职业的正式工人，而处在对立面的则是生活没有保障的广大临时工。
  　　
  　　书中认为根据社会政_治形势的变化，上海工人罢_工可以分作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清末民初直至20年代CPC和激_进学生介入，算是激_进主义的全盛时期，工人集体行动以表达不_满早已有之，只是随着上海工商业及城市化的发展，工厂、工人和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多，罢_工砸机器堵厂主闹_事不断，有了CPC提供理论上和组_织上的推动，使得工潮更加激_进化。不过经济行情的波动、民族主_义的浪潮和产业技术革新等因素是更多罢_工的动机。此一阶段，以五卅运动和26年27年的三次武_装起_义为顶点，以4.12为终点。此后国民党的十年统_治期间，CPC等激_进势力遭到了严重的清_洗，所以在工会的主要外部推动力来自上海的帮会和国民党政_府的各派_系，是为保守主_义的阶段。37年之后以及整个40年代，由于CPC的重新插手，并且调整了思路、提升了水平，处在更加艰难生存状态的上海工人重新激_进起来了。
  　　
  　　在这部分，有两个现象让我注意到。一是帮_会势力的强大。从起先CPC到后来的国民党，要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工人政_治就不得不与帮会势力合作。很多历史记载显示，CPC的工人活动家往往在和帮会闻人结拜后，才得以顺利开展工作。另一点是，直接管控工人的工头/把头/帮会人士居然也曾组织工人罢_工闹事，原来他们处在工人队伍的中下层，与工人的利益密切相关，有时政府/工厂的举动在伤害工人的同时也会波及他们。例如，当法租界当_局在决定加强对人力车的管_控和收费后，控_制着人力车业的帮会人士就煽动数万人力车夫罢_工，以抗_议示_威。
  　　
  　　本书的第三部分讲产业政_治，主要从行业、工厂、部门（如车间）、工种之间的差异和具体情况来谈工人政_治。里面分别举了烟草业（主要说当时最大的英美烟公司）、纺织业（主要涉及缫丝和棉纺等不同行业，以及同一公司的不同工厂的区别）和运输业（主要分析了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两个行业以及法商电车公司），这不仅是在就具体的行业在分析，而且几个例子已经超出了正统的工业化的产业工人的范围了，比如，电车已属公共事业，人力车夫算是服务业了，而且，电车司机、售票员和人力车夫都是单独工作，相比聚集在一起的工人在集体行动方面要更加困难些。
  　　
  　　以上这些便是我抛开具体的事例、数据和资料的论证后，自己梳理出的工人政_治脉络。但即便是如此简单的个人心得，仍可看出工人政_治的复杂性，在CPC后来大肆突出的阶_级因素外，地缘、政_党、产业、技术、形势、民族主_义（还有性别等我没有提到）诸多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工人的组_织和行动产生着影响，历史也因此展现出了更加生动和复杂的面貌。希望以上收获对当代的行动者和思考者也有所助益。14/1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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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学历史系开设的课程里，没有革命史的位置。那是大学公共课程教学部或者党校才会教授和研究的课题。历史教授都将革命史贬为政治学的科目。这其中的奥妙就象新闻和宣传一样。
  　　
  　　上海罢工是本很意思的书。也许二十年前，这本书是不可能出版的。
  　　想想看，书中写道，李立三在1927年是多么的威风，出门坐汽车，有八个青帮保镖。几千人的武装，手下十几万工人，一呼百应。只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青帮和资产阶级支持的基础上的。当蒋介石的北伐军逼近上海的时候，这才看清楚，沙滩还是沙滩。
  　　
  　　所以，就有一连串的问题，究竟什么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条条框框究竟有没有引导中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那些赞同和反对共产主义的男男女女们，互相纠缠了30年，他们是否真的知道，他们赞同和反对的东西，在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革命就象散落一地的鸡毛。上海罢工的研究只是开了头。如果不对这些问题做一个梳理，中国的进步只是海市蜃楼。不能或不愿意或故意糊弄的态度来理解过去，是不会出现所谓的“盛世”，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底气，何谈希望。
•   裴宜理女士这本书的篇章结构已经暗含了一种理论解释。而她之所以没有最终做出明确定论，一是因为这本书将有一本姊妹本还未面世，二是因为这本书偏重在工人政治研究各个视角的考证与调查，而不是从一开始或者在最后为得出某种理论而写的。现今历史研究各有偏重，有的偏重以论代史，有的偏重史料检索分析考证，随着叙事史学的重新兴起，裴宜理女士的这本书也正是展现了这一特点。
  而其成功之处也在于没有明确的提出工人政治理论，这或许也可归结为一种写作艺术。
•   写的真好，我也要写这个作业呢。
•   同意有关结语的质疑~
•   有人真的很了解革命吗？
  绝大多数的革命分子，都属于狂热者，当然也有投机份子。指望这样一群人领导一个从方方面面都看起来很美好的革命？
  读书人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这是为什么？其实并不说读书人是小资产阶级，而是仅仅是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狂热的环境下，革命阶层中的冷静者会被这样淘汰掉。投机份子和激进份子打出来的旗号而已，不要当真了。
  看准了机会，就去投机去吧，反正永远都是一地鸡毛，何不能捞就捞。
•   出来混，要先学好历史。
•   怎么样才叫学好历史呢？这说起来很简单，其实很模糊。
  谁有能力自称自己能看到历史的全部？否则我们永远只能看到历史的一个方面，得到片面的认识。
  不是说学好历史，只能说是不停止追寻真正历史的脚步。
•   学好历史,没那么复杂,只要比别人高那么一点,看多那么一点,就很了不起了.幸亏这是一个浮躁的世界,东郭先生和劣质货横行,锥子就容易出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把孟子的老生长谈,用在学历史上.一是境界要高,二是贴近实际,三是最终达到完美.
  与君共勉.
•   共勉之前先去弄清楚一件事情，“大学之道……”那句话是不是孟老夫子说的╮(╯▽╰)╭
•   据说是曾老夫子说的
•   出来混，学好政治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