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7-3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萧公权 页数:540 译者:汪荣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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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我完成《中国乡村》一书,另找研究题目时,担任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国学院助理主任的梅谷教授(Franz Michael)交给我一批康有为著作的微卷照片,那是由已故赖特女士(Mary wright)在40年代末,得自康同璧(康有为之女)的家藏。我发现此四大卷微片的内容,极为丰富,有的已经出版,有的仍是稿本,大部分为我前所未见。由于梅谷教授以及院中其他同仁的鼓励,我开始对康有为的思想作深入的研究。恰在此时,康有为的外孙罗荣邦来我们的学院做访问教授,他不但给我极有价值的建议,而且提供了更多的原始资料,我因而在特殊有利的条件下,从事此一研究计划。早年当我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戊戌变法一章时,我只看到一小部分的康氏著作。对他思想了解得不够,使我那时无法写出有深度的文章。我现在有机会改正一些从前的误解。我的研究结果曾以论文形式,在《华裔学志》、《清华学报》、《崇基学报》上发表。我现在重印这些论文合为一书,以符合近代中国研究会同事们的期望。除了一些小改动外,文字内容如旧。第三至第六,以及第八章曾载《华裔学志》;第七章曾载《清华学报》;第十与第十一章曾载《崇基学报》。只有第一、第二和第九章是新写的。由于写作期问前后长达十年,并以单篇论文发表,不是前后相呼应的章节,因此书中重复与不一致之处难免。我已尽力免除这些弊病,但不可能尽除。这是我要向读者致歉的。
内容概要
康有为的名字,既象征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包孕着亟待发掘的丰富内涵。他忧患多思的情怀,使之在实践层面上居为疾呼改革的活动家;他超迈磅礴的才气,又使之在精神向度上成为富于创意的思想家。上述双重因素构成了有机的张力,激励他既在儒家价值范式之导引下渴望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当今世界能走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 然而,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对于康有为的研究成果,似都难与其显要的地位相称。正因此,萧公权先生晚年的这部平心之作,才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萧先生在大批的康氏未刊手稿的支持下,以同情的了解和细密的笔触,既凸显了这位“南海圣人”特重人际关系的问题意识,也还原了他纵笔代圣贤立言的畅想过程。由是,本书就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追述,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和一条活泼的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路。
作者简介
萧公权(Kung-chuan Hsiao,1897-1981)现代著名政治学家。字恭甫,号迹园,笔名巴人、石沤、君衡。江西省泰和人,幼年就读于私塾。1915年入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学习。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五四运动中曾参与创办《民钟日报》。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康奈尔大学,主修政治哲学,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南方、国民、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四川等大学教授,讲授中外政治思想史等课程。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8年秋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1949年9月离台赴美,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直到1968年退休。著述甚丰,除本书外,还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等,现已编成《萧公权全集》。其学术路向是,立足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之变局,然后深入西方学术领域,在中西新旧各种学问之间加以折中调和、锤铸涵融,自成一家之言。从学术立场看,其毕生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历史的变与常,并以此为基点,来从事对中西文化的折中与融汇。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编 家世与生平 第一章 家世 第二章 生平第二编 哲学思想 第三章 儒学新诂 第四章 以儒变法与以儒为教 第五章 哲学的整合第三编 变法蓝图 第六章 政治改革 第七章 行政改革 第八章 经济改革 第九章 教育改革第四编 大同理想 第十章 到大同之路 第十一章 到工业社会的迂回路跋:现代中国与新世界引用书目附录: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汪荣祖)译后记
章节摘录
关于前者,他遵从既被接受的社会与道德价值;以及注视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改制考》与《大同书》并不相互抵消,而代表思想的两个层次。康氏大受惠于公羊学的前驱,但他比最勇于在经中求政治改革的人更前进。我们不问康是否真诚,他写《孔子改制考》是确有实际目的:劝导清廷改制,以及使其他学者相信——作为一个好儒者,他们不应该反对变法。他于1898年6月将此书与奏章一齐进呈光绪皇帝,是有意义的。因此,康氏致力于转儒学为变法哲学,不应该视为一经学研究的学术贡献,而应重视它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近代史发展上的实际影响。毫无疑问的;康氏在使年轻的皇帝从事变法,以及在他周围聚集一些愿为变法献身的才俊,获致某种成功。但他的成功是极有限的。他的异端经解导致许多学者与官员的痛恨,而戊戌变法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康氏大胆不经的观点对他的变法来说,功过参半。这些观点,不说敌人,即他的一些赞助人也不能接受。他的书出版以后,一直可闻大声抗议,特别是那些贬抑古文经的著作。④《伪经考》二书(1891年出版)在1894年被禁,即由于抗议的结果。⑤在《孔子改制考》中的见解更加激怒传统派人士,也使一些进步分子皱眉。张之洞曾对康氏的活动感兴趣,但至此他不再支持康。
后记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是萧公权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原由英文撰写,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后再汇集成书,补写家世与生平两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为四编。今由汪荣祖译成中文,列入《萧公权全集》第七册。萧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四十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萧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学素养来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绝。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萧先生赠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传台湾的。萧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有为的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与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1911年以后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萧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康有为一章时,亦有所不免。如谓康氏反对革命,“貌似成理,而实多强辞夺理”,并谴责康氏“背宗邦而忠于殊类,谬误显然”。又谓:“康氏以立宪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号召者为假民权。托孔子以为变法之口实,故其所号召者乃假维新。”这些观点经深入检证后,都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故所谓过于同情云云,不过是以“公心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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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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