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二卷（1603-1840）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向卿,赵德宇  页数：263  字数：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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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古以来，日本长期折服于中国的文治武功，然而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随着内外形势的诸多变化，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知识界的中国认识基本反映了江户时代日本人中国观的方向，这集中反映在儒学、国学、兰学三大学问体系中。由于“三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所倡精神各异，因而对中国的认识也表现为三种互相联系又相互龃龉的话语。源于三大知识体系的中国认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概而观之，作为与中国儒家同根的日本儒者反映出实现日中两国文化平等的诉求；国学家们则基于民族主义对中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兰学家则在与西洋的对照中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了重新定位。要而言之，近代日本人对中国的各种认识，都可以从“江户三学”中找到原型。

作者简介

向卿，1973年生，湖南洞口人。1996年毕业干湘潭大学外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8年10月至1999年10月，作为“日研生”留学鹿儿岛大学。2001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湖南师范大学日语系，专攻日本思想文化史。先后在《日本学刊》、《日语学习与研究》、《日本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其中《国学与近世日本人的文化认同》曾获第七届日本思想文化优秀论文二等奖。
赵德宇，1983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历史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青年学者交流委员会会长。曾在日本立教大学、早稻田大学、上越教育大学、武藏大学从事研究。研究方向为日本历史文化，代表著作有《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
郭丽，历史学博士，现任教于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曾赴日本立教大学访学两年半，其间搜集、整理并翻译了本书的大部分原始资料。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外国问题研究》、《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等刊物上。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儒学家的中国观
  一、江户时代初期儒者的中国认识：“理”的普遍性与儒者的中国憧憬
    1.藤原惺窝的中国认识
    2.林罗山的中国认识
    3.中江藤树的中国认识
    4.明末遗臣与日本儒者的中国认识
  二、海禁时代儒者的中国认识：“中华”的概念化与华夷秩序观的分裂
    1.中华崇拜思想
    2.日本型华夷思想
第二章  国学家的中国观
  一、国学孕育阶段的中国认识：神儒佛三教一致下的中国观
    1.复古思潮与国学的萌芽
    2.国学先驱者的中国认识——户田茂睡
    3.国学先驱者的中国认识——契冲
  二、国学确立阶段的中国认识：国学话语体系的创建与儒佛的排斥
    1.荷田春满的中国认识
    2.贺茂真渊的中国认识
  三、国学大成与发展阶段的中国认识：神道的普遍性与儒佛的特殊性
    1.本居宣长的中国认识
    2.平田笃胤的中国认识
  四、对国学者中国认识的思考
第三章  兰学与中国认识
  一、兰学素描
    1.学统源流
    2.科学认识论
    3.兰学的职业化
  二、兰医技术型
    1.杉田玄白：从弃汉到存汉
    2.前野良泽：慕兰存汉
    3.大槻玄泽：汉兰折中
  三、经世致用型
    1.山片蟠桃：对中国文化的扬弃
    2.本多利明：基于地理环境论的中国认识
  四、融汇中西型和魂洋才论
    1.佐久间象山：中西文化互补论
    2.横井小楠：“三代”政治样本观
    3.流连于中华文化的情结
    五、佐藤信渊的兴日侵华论
第四章  幕末遣欧美使节的中国见闻
  一、香港、上海识见
    1.香港见闻
    2.上海印象
  二、海外华人与中国事情
    1.邂逅海外华人
    2.关注中国事情
  三、幕末使节中国见闻的特点
    1.评价严苛
    2.视角偏颇
结语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无论如何，“泰伯皇祖说”作为儒者崇华心态的极端表现，反映了日本人长期以中国文明为标准、以中国为师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日本儒者来说，只有中国才出尧舜、孔孟等圣人，才是圣人之国，无疑就是日本的“师国”。例如，作为海西朱子学派的巨擘，贝原益轩（1630-1714）就认为是圣学才导致了日本的文明开化，才帮助日本摆脱了“娶姐妹、尚异教、信怪诞”等夷狄之风俗，因而公开尊奉中国为“师国”，说：“本邦风气淳美，可为善国也，称为君子国，不亦宜乎。然上世草昧之时，礼法未备，无衣冠之制，被发左衽、娶姊妹姨侄为婚之类，不可枚举。迨中叶屡通聘于中华，有所视效，而变其旧俗者多矣。其载国史者，可看也。然则本邦古来虽独立不臣服于中华，然资用于中华之风教者多矣，可谓师国。不可不知其所本可贵，不可轻慢。”对益轩来说，儒教便是学问的全部，尊圣人及圣人之教也就成为自觉的情感，“孔子之后，传圣人之教，而学到至处者，特孟子一人而已矣。……故孟子之后，程朱之功甚高矣，而朱子之功最大矣。然则孔孟之后，惟此二子诚可以为知道之人，学者之所当为宗师也”。基于这种思维，他还依据如儒教的原理对神道和武道进行解释，表现出儒主神从的思想倾向。关于神道，他依据“天地之间，道一而已”的道理，认为“神道则天道，则人道也”，极力批驳了当时“（学神者）以谓儒教是外国之事，非我邦之道，不可行也。学儒者以我邦神教之法有殊于中国者，并诽其道，称之为异端之说，更互相为讥议喧逐”的观点，提倡“神儒并行而不相悖，不亦善乎”。可以说，作为与罗山、白石相颉颃的有影响力的儒者，贝原益轩的中国认识反映了海禁时代儒者中国观的典型，因而又构成了主流的慕华意识形态的重要环节。 与尊崇中国及儒教的心理相应，室鸠巢、三宅尚斋、太宰春台、中井履轩、山片蟠桃等或坚持用儒教的原理解释神道，或以儒道反神道，反对神道作为独立宗教或日本精神象征的特殊价值和地位。室鸠巢（1658-1734）是德川时代朱子学最忠实的信徒之一，曾誓言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学”终其一生，故其学问体系被认为“一步也没有超出朱子学者一般的思维类型”。他认为，所谓“道”即圣人之道：“天地之道即尧舜之道，尧舜之道即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即程朱之道。舍程朱之道则不可至孔孟之道，舍孔孟之道则不可至尧舜之道，舍尧舜之道则不可至天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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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2卷)(1603-1840)》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