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文坛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洁非  页数: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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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本书,我专心致志做两件事:选择,然后观察。  有关当代文学史的著说很丰富,但我想越过别人的叙述,用自己眼睛看。这是一种选择。别人选择的是宏大的架构,我选择具体的人。我挑选一些自己认为有代表性的人物,走向他们,并由此进入当代文学史。  所谓“代表性”,我不看重他们的作为与成就,看重他们的遭遇、处境,他们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对时代做出的反应。他们实际上不是作为个人进入我的视野;我选择他们,在于他们都是历史的表现者。

内容概要

  文学史写作日益流于空壳化,被各种抽象的理论主张和价值评判所架空,而其原本是活的、有血肉的。  本书立足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发展历程,提炼出“文坛典型人物”概念,将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一种文学史视角引入当代文学史考察。对象的选择,以其必须具备一时一地的典型性、代表性为前提;同时透过他们,反过来从内部和细节上深入发掘当代文学若干历史时期的真问题与真境况,最终揭橥当代文学的“当代”特质。  本书引“叙事”为学术方法。通过“叙事”将材料和对材料的细读、阐发加以整合,既实现了历史的还原,也规避了直接、生硬和抽象的议论,把对个人及文学史的认知寓于实感形态。书中书写了丁玲、周扬、胡风、老舍、赵树理、夏衍等十一位当代文学“典型人物”。他们身份各异,领域不同,既有作家诗人、理论批评家,也有文坛领导,构成广泛代表性。作者的解读透彻而新颖,富于创见。

作者简介

  李洁非,生于安徽合肥,祖籍山东。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先后在新华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八十年代中期起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九十年代后转入小说理论和当代文学史专项研究,在小说学及小说文体史、当代城市文学、延安文学等研究领域,取得开创性成果。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三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第八届“田汉戏剧奖”、第五届和第六届“北京杂文奖”,多次获得《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奖。近年致力于人物研究。  主要著作有:《告别古典主义》、《小说学引论》、《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史论》、《城市像框》、《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龙床——14世纪-17世纪的六位中国皇帝》。另著有随笔集、散文集、小说集等十余种。

书籍目录

选择,然后观察(自序)凋碧树——逝世二十周年说丁玲长歌沧桑——周扬论误读与被误读——透视胡风事件我这一辈子……——老舍走过的路姚文元:其人其文“老赵”的进城与离城作协秘书长的1957来与去——郭小川在作协风雨晚来方定——张光年在“文革”后龄同世纪看夏衍生逢其世,身不遇时——畅销作家张恨水样本浩然后记主要参阅文献(以出版年月先后为序)

章节摘录

  凋碧树  ——逝世二十周年说丁玲  1  铁凝新任中国作协主席的发表,使我第一时间想起一个人。  丁玲。  做延安文学的课题以前,很少去想这个名字,但着手做后,却发现她是我必须面对的一个人,因为所读资料大量涉及她。我慢慢开始思考,也不能不思考。其间,蒙李向东先生、王增如女士赠以所著《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以下简称《始未》)——王女士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我相当仔细地读了两遍。前后二三年,丁玲其人,丁玲其事,盘旋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使人有写点什么的愿望。  眼下,来到二十一世纪之初。铁凝以女性作家执中国文坛之牛耳,波澜不兴。这是大事。而我的反应,实不能不立刻想到丁玲。  在铁凝这一代女作家——包括王安忆以及更早的张洁等——之前,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人曾经做到跟男人在文坛分庭抗礼,只有一个女人一度从风头上盖过了男人,也只有一个女人在历来由男人掌控的文坛权力走廊上走得最远、最深,最接近于这权力体系的中心。这唯一的女人,就是丁玲。  延安时期,论创作的艺术质地,论作为作家在文艺界的影响和分量,她恐怕都是实际上的第一人,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女”作家。到1949年后,共和国文学最初的五六年,她的声望倘不用“如日中天”,则不足形容。当时全中国的作家,老一代的“郭、茅、曹、老、巴”等,声望当然很高,但因时代改变的缘故,其实是走下坡路了的,而在经历、背景、资格相近的人中间,不论男女,无一人声望可跟丁玲比。  1953年,东德派作家代表团来华,到丁玲领导的文学讲习所访问。讲习所秘书长田间为此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相片,这四个人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只挂四人相片其中便有丁玲,而且,“鲁郭茅”之后紧跟着就是丁玲,其中“论定座次”的意味,别人看了无法不触目惊心。  倘若仅仅是田间作为文讲所工作人员搞这么一下子,也罢了;旁人颇可以在“拍领导马屁”的不屑中,冷笑着化解不平。偏偏无独有偶,翌年,周扬为团长,丁玲、老舍为团员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出席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其间他们去苏联文学馆参观,看见馆内也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照片,也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同样的照片,同样的排列,出现在文讲所跟出现在苏联文学馆,含义和分量差得太远。这一回,很难视为“偏私”,仿佛不容辩驳地具有“公认”性质——国际的公认。  再细细品味一下,四人当中,“鲁郭茅”  基本或主要是作为“五四”那时代的新文学代表人物,所以,走出“五四”的之后的文学新阶段,受“国际公认”的作家实际上只有丁玲一个人。对此,两位同行者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他们一个是在国内声望显然更高的大师级人物,一个是中国文坛权力场中无人俦匹的统治者,此刻却不得不共同欣赏与“鲁郭茅”一起高高挂在墙上的丁玲照片,偏偏还是当着她本人!这真是难堪到无法表达的滋味。  1955年以前,丁玲所给予别人的,常常就是这种滋味,它为后来发生的一切蓄足了能量。  共和国文学史头一个十年,针对或基于个人的重大事件有两起,一起是批判胡风,一起是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两件事都直达天聪、株连甚广。然不同之处在于,“胡风事件”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搞定,所有涉案人员仿佛一夜之间盖棺论定,未见也未容其有半点挣扎的机会。“丁陈案”则不然,从1955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你来我往,柳暗花明,反复无常,风云突变……较量双方耗尽心血、精力,都可能一举胜定,也都可能满盘皆输。错综迷离的局面,不单将文坛大大小小人物一一席卷在内,更逼得他们既措手不及又必须择“善”而从,整个过程或忽悲忽喜,或亦悲亦喜,或悲喜难辨,待到尘埃落定,不知几人欢、几人愁,几人得意、几人扼腕,几人肚内暗自叫声“侥幸”“惭愧”,几人徒能跌足、长叹……  时间悠悠地远离了五十年。遥隔半世纪,今天定睛重新细看这台大戏.仍不能不神迷目眩、惊心动魄,其戏剧性足令戏剧宗师的构思黯然失色。动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丁玲逝世整整二十年。我突然有一种恐慌,为这样一幕曾经地动山摇的大剧和它的女主人公,正在或者已经被淡忘而恐慌。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怎可淡忘?尤其是,人们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这独一无二的女人谈得还很不够的情况下——1955年以后她被人谈起,基本只作为大批判的对象,再不然,就是与政治话题紧紧缠在一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如此。  她是作家,首先是作家;她的麻烦和悲剧根植于她的这种强烈意识,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其次,她是人,一个女人,怀揣希望、爱恨、抱负、荣誉感、骄傲心、恐惧、软弱,把这些情怀和心理投射到行动和环境并激起别人的反应,引发各种人性的互动,从而搅动了文坛,也接受命运摆布的活生生的女人,人们同样忘记了这一点。我所希望的,是丁玲辞世二十年之后以及更久,人们保持住对她的记忆,并将关于她的思绪,回到这两点上来。恩怨情仇,以及政治,是这世界上最容易烟消云散、最不必执着的东西,而艺术和人性则将永存。那才是长久思考的对象,以及从中汲取、记住点什么的事物。  2  新文学以来,女性作家即为一道醒目的风景。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在其中次第看到了“四杰”: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极有趣的是,这四人个性迥异,风格截然,每个人的形象都非常鲜明。  冰心文雅、善良、博爱,绝对正派,她将这种品性一直保持到生命终头——从做文章到做人。萧红,极度感性、细腻,充满灵气,像一个精灵,连同她的弱小;她是“四杰”里最富天才气质的人。张爱玲,混和了现代大都市的新锐和旧式的贵族的高卓与孤傲,她远离了人流,却对生活看得最透,对人性,她见得更深、更锐。  那么丁玲呢?  大器,大气,这是谁都没有而她独有的气质。试着想一想,《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样的作品,冰心、萧红、张爱玲,无论谁,写得出否?我以为写不出。原因不在技巧,说到技巧,丁玲很高,但其他人尤其萧红和张爱玲也不弱,甚至更强。明显在于笔力。丁玲的笔力,遒劲、浩大、坚实、强烈、辛辣。她很女性,然而绝无一丝女儿态。惯常的或者说由男性文化长期调驯出来的女儿态,无论思想主题还是言语口吻,冰、萧、张处都有一些,唯一没有的是丁玲。确确实实没有,丝毫不见。  这是一个奇女子与生俱来的格调,并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革命”了以后,或在延安聆听了《讲话》以后,才发生的转变。读《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候,我年当少日。年少读书,不能读得很深,但富有直觉。记得当时《莎菲女士的日记》读下来,在给我已经被培养了关于中国女性的“性感”和道德感的心中,带来特别异样的感觉:强悍,自我,狂放不羁……这样一些感觉,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令我找不到与“中国文化”的对应点,以致由莎菲女士想象她的作者,眼前浮现的恍惚也是一位欧洲知识女性的形象;我甚至设想她应该是抽烟卷儿的!  当然,实际她并不抽烟卷儿,但这却不妨碍我感觉她的作品散发烟卷儿的浓郁的辣味!  若干年后,我纠正或者说调整了年少时关于她的想象。我想,当初所想象的“欧化形象”,于她是不合适的;但是我所感觉到的最核心的部分没有改变,至今我仍认为,作为一个女人,她身上的基本气质“很不中国”。  我担心其中的意思别人不能够准确理解。我显然不是说,丁玲这个人和她的作品、语言洋化、欧化,也显然不是说,丁玲的人生和思想感情脱离中国现实。恰恰相反,我曾在《(讲话)前延安小说的语言面貌》中强调,当大城市来的文人——毛泽东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陷于欧化风格不能自拔的时候,丁玲几乎是他们中唯一不给人这种感受的作家。她的语言,来自性情,绝不来自临摹或者追逐。她也从来不试图从思想感情上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外国人,像很多人那样,比照着托尔斯泰、契诃夫抑或绥拉菲莫维奇、富尔曼诺夫、法捷耶夫的风格与口吻,去思索和说话。说到现实,丁玲那枝笔现实针对性一直很强,她也是本着这样的原则来创作。这是~个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对社会对人性对生活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她的写作,不存在缺少现实针对性的问题,相反——在我看来——可能恰恰缺少一点点与现实的距离,不必很多,一点点就足够,增加一点点距离,她的作品也许就更悲悯宽厚,她的处世乃至遭遇也许就稍见裕和;然而困惑是,倘如此丁玲就不再是丁玲。记住,这个女人心高气傲、嫉恶如仇、精神强大。  她的个性,不单毫无温良恭顺、俯首低迪的传统的中国女儿态,连传统中国男人所擅长的虚与委蛇的心态和行径,也被排斥和蔑视。她原本是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长久以来,她谈吐畅快,举止豪放,笑怒随意。她生命中的苦主之一刘白羽,1992年在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中,这样描述1937年第一次见丁玲时的印象:“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这笑声,也会出现在某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但丁玲不是;丁玲如此,主要是极其自信,对自己的才华和内心极为骄傲,别人从她笑声中接收到的,也是同样的信息。  自信、骄傲,甚至达到那样的程度:不把任何权贵放在心中,以为凭手中一枝笔,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1957年夏丁玲落人命运谷底时,曾私下对儿子蒋祖林讲:“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我觉得局面大了,他们日理万机,还是少打扰为好。当然,也没有进城以前那么好见了。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微露悔意。“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少,周恩来、陈云、贺龙、邓颖超、康克清等,但首先是毛泽东。丁毛之间,除开同乡之谊,更有切近的私人关系——丁玲的一位老师陈启明,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丁玲本人,曾在长沙暑期补习班期间,与杨开慧同学。1936年,丁玲从南京脱离国民党控制,曲折抵达保安,与刚刚完成长征的红军、毛泽东聚首,极受重视,得到高规格接待,当晚专为她举行欢迎晚会,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均亲自履会。毛泽东并且专为丁玲到来赋词一首:“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此系毛惟一一次以诗亲赠作家,荣宠莫甚。丁玲所受待遇,除了名作家身份,除了她的到来对于日后知识分子大量涌来具有的象征意义,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私人渊源,不能说毫无关系。后来,1942年整风中,毛泽东将她与王实味区别对待,放过一马,也不能说与这层私交毫无关系。如此重要和特殊关系,丁玲的表现是历来不加积极运用。这固与她的正直有关,却更折射着她的自信甚至傲心。我相信她有这样的潜意识:想象当中,凭其名望和成就,即便“不走动”,也没有人可以奈何得了自己。  毛泽东所赠诗句,有诗意化的过誉,但也许丁玲的内心所读,却颇以此自诩。其心理根据有两个,一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普遍自命的“启蒙”的社会角色,一是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荣誉与抱负方面所特有的性别意识。这两个心理根据,足以使丁玲把“纤笔一根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当作现实的自我生命价值定位,予以追求和实行。她真的觉得一枝“纤笔”,可以所向披靡,成就极大的事业,并且仰仗着它使自己成为绝不愧于须眉的堂堂的女人。  基本上,丁玲就是这样来诠释“写作”的意义。作为一个已经从“写作”中证明了自己、品尝了成功滋味的成名作家,到延安以后,她这种信念走过了一个曲折过程,经历了痛苦的修正和调整,但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3  1936年10月,刚刚走入黄土高原深处的丁玲,不得不将心目中的“写作”先放到一边。此后两年,丁玲很少从事“文学”的写作,先是做随军记者,写了一些人物特写——这些,应该不属于她心目中的“写作”——然后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辗转各处宣传。  这段时间,作为女作家的丁玲短暂地消失了。此乃环境条件使然,不专门做延安文学研究的人,往往意识不到环境条件的重要,比如纸张缺乏对于文学意味着什么。大约1939年以后,环境条件明显地改善,文化人越来越多,延安的文化气候开始形成,文艺组织、机构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同时物资供应好转,纸张仍然很紧张但已非搞不到,印刷厂也建起来,于是文学报刊出版成为可能。这一切,甚至是决定性的,无法设想基本只能油印的条件可以支撑文学的发展。  与环境条件改善相同步,丁玲开始回到“文学”,从事她心目中的那种“写作”。这是一个自我与个性从暂时搁置到重新恢复的过程。丁玲,一辈子是一位单纯的小说文体的作家,这不仅仅是作品类型的比例问题,尤其是艺术才华和艺术感受问题。她对于别的文体——散文也好,诗歌也好,戏剧也好,更不必说新闻纪实类体裁——应该说没有特殊的才华、特殊的感受,她是那种天生为小说写作而生的作家。但在1939年之前的二三年中,这个女人却几乎与自己唯一擅长的小说分别了,极为偶然地写出的个别小说,例如《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刊登在1937年4月的《解放周刊》上),看上去也跟她历来的创作意识、主题没有关系,只是对宣传的配合。然而,从1939年开始,丁玲回到了自己,回到了小说,也逐渐走向她一生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高点。  延安文学的发展状况,明显分为两个阶段——《讲话》前和《讲话》后。做一个总体评估,这两个阶段有如下关系:后阶段的文学成就明显高于前阶段。从小说论,能够代表延安小说成就的作家,是赵树理、柳青、马烽、孙犁等《讲话》之后涌现并且隶籍边区根据地的作者,不是那些来自大城市、先期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成名的作者。  《讲话》之前,大城市涌来的知识分子,在延安文坛居主流。因为没有解决好观念和文学语言的问题,创作普遍低迷,实际了解和阅读一下当时的作品,很难发现有力和成功的例子。浓郁的城市洋学生腔调和色彩,置于黄土高原那种原始朴素背景下面,不光不协调,甚至滑稽。很多人患上了这种“失语症”。他们仍然在写着,但艺术上陷于停滞,有的还退步。给人感觉是写不下去,或者不写更好。  丁玲却不在上述“规律”之内。她在1939年重拾自己的“主业”——小说创作,这一年她写了《新的信念》、《秋收的一天》、《县长家庭》等短篇,虽然不多,却是1936年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年份之内,如此集中地创作小说。尤堪讶异的是,刚刚正式恢复小说创作,很短的时间,她就立刻找到极佳状态,达到毕生创作的第二个高点。  标志是第二年(1940)写出来的《入伍》、《在医院中》(初名《在医院中时》)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特别后两篇,水准之高,在我看来越过了她过往的任何作品。  《入伍》写三个下前线的“新闻记”(文化人),夸夸其谈,嘴上了得,一旦遭遇危急时分,则虎皮羊质的本来面目立现;而那个被派来做勤务兵的战士杨明才,却在勇敢之外,表现了足够的机智。这篇小说,立意不算新颖奇特,但作者写人写性格的功夫着实了得。她对那几个“新闻记”,明明心存鄙薄,字面上却不见一丝讽抑贬损,只是写细节,写心理,用足人物对话,让人物自动用言行来刻画他们自己。作者没有跳出来代人物说过一句话,更不曾由自己直抒胸臆。语言也自然流畅,不造作,不呻吟,不拿腔捏调——这些几乎都是当时延安小说的通病——完全一派老练成熟的小说家风范,读一读同时期其他的延安小说,必有此印象:不论其余,只谈小说家的素质,丁玲确实鹤立鸡群。  《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在丁玲个人创作生涯中占有突出地位,是她短篇小说的艺术顶点;是“延安文学”范围里罕有的精品;再进一步说,置诸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是第一流的经典。倘如我个人选编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代表作品集,一百篇里会有它们,五十篇里仍然会有它们。为什么?它们涉及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从“女性文学”角度,必选;从“延安文学”角度,必选;从文体和语言艺术角度,必选……它们属于每个文学阶段、文学现象的首要的标志性的那一类作品之列。即使不考虑文学史的种种意义,对于何为杰出作品,我们也可以很简便地加以确认,亦即它引发细读的兴趣并经得起细读,以及是否耐读——被不同时代喜爱文学的读者不断地选择为阅读对象。《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完全符合这种标准;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品,名字渐渐从文学阅读史的书目中模糊和消失,它们却仍如六十年前一样清晰。  手头有一本陈明先生编辑的《丁玲延安作品集》。肖云儒先生为它作《前言》,说:“这是丁玲延安时期作品第一次汇成专集出版。”难以置信?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延安对于丁玲,丁玲对于延安文学,彼此都那样重要,然而以往那么多年这些作品却没有机会汇成一本专集。其中颇有况味可以品量。  全书不足三十万字,第一篇作品起于1936年11月,最后一篇迄于1944年秋,跨越整整八年时间。八年仅得二十余万字,对于一个正当盛年并且极其渴望写作的作家来说,太少了。  这本专集,也给予了广大读者一眼而纵览丁玲延安时期写作全貌的机会。可以很清楚地看到,1940上半年至1942上半年这两年,是丁玲延安时期文学生涯的黄金时刻。之前,出于工作实际需要,她的写作几乎都是配合宣传的特写、短论,甚至还有并不擅长的独幕剧。写得努力,也很真诚、热情,不过,不大见得到她个人的风格与关切。  1940年上半年起,作为自己的丁玲,明显地从创作中走回来了。这两年,她不单写出来《入伍》、《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么优秀的短篇小说,还写出《开会之于鲁迅》、《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干部衣服》、《材料》、《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萧红》等甚见性情的杂文和散文。来自文字上的感觉显示,作者对于语言的独有触觉得到了恢复,洇漫,灵动,细敏,尖利,奇崛,孤高: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和美丽。(《风雨中忆萧红》)  读这样的文字,你能觉出作者正处在她最好的状态。时间或者历史可以改变很多,抹去很多,但印在纸上的文字却是无可改变,也无可抹去的。我想,1940年上半年至1942年上半年,是作为作家的丁玲,在延安感受着自如,留着写作上深切的愉快记忆的一段光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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