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

出版时间：2003-12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赵以武  页数：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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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嗜书不倦，无论是戎马岁月，还是和平年代，政务之余以书为伴，博览群书，这已是世人皆知的美谈。一部线装本的“二十四史”，他24年不离身边，反复阅读，直至撒手人寰。一部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他竞看了17遍，令人敬佩。毛泽东身上浓郁的文人气质，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对历史的兴趣可以说是到了着迷的程度，不但勤于读史，涉猎广泛，而且善于评点。中华五千年历史，从三皇五帝到历代人物事迹，他每有所感，辄有评说。在他留下的读史批语和讲稿中，常就文史古籍记载作出古为今用的新颖阐释，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闪耀着睿智的光芒，发人深省。这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　　毛泽东生前并没有写过中国历史专著，但将毛泽东有关历史人物、事件、作品方面的批语、言论、书信、诗词等收集起来，并按历史发展的规律有序排列，就是一部言之凿凿、精彩生动的新史书。以此创意来看，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就是毛泽东这位20世纪的历史巨人写就的一部上讫先秦、下至明清的中国大历史！　　为了使一般读者能够理解毛泽东批语的深刻意义，并从中进一步熟悉、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书中对一些史实背景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以期通俗易懂、老少咸宜。　　这部书稿，由赵以武、尚钧鹏组织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同志集体编写而成。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广收资料，认真编选，严谨行文，历时一年，数易其稿，终告成功。具体分工情况如下：　　赵以武：主编、统稿，撰写《综合篇》、《三国两晋时期》、《南北朝时期》，并补写了其他时期有关条目；　　王玉祥：副主编，撰写《唐五代时期》、　《宋元明清时期》绝大部分条目。

内容概要

　　毛泽东对历史的兴趣可以说是到了着迷的程度，不但勤于读史，涉猎广泛，而且善于评点。中华五千年历史，从三皇五帝到历代人物事迹，他每有所感，辄有评说。在他留下的读史批语和讲稿中，常就文史古籍记载作出古为今用的新颖阐释，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闪耀着睿智的光芒，发人深省。这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　　毛泽东生前并没有写过中国历史专著，但将毛泽东有关历史人物、事件、作品方面的批语、言论、书信、诗词等收集起来，并按历史发展的规律有序排列，就是一部言之凿凿、精彩生动的新史书。以此创意来看，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就是毛泽东这位20世纪的历史巨人写就的一部上讫先秦、下至明清的中国大历史！

作者简介

　　赵以武，1945年8月出生于山西省原平县，196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1980－1998年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从事专业研究，先后在文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所长，1999年初调入广东嘉应学院文学院任教。现为教授，出版学术专著《傅玄评传》、《阴铿与近体诗》等6部，主编和参撰其他图书5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书籍目录

综合篇（一）怎样看待中国先秦古史（二）毛泽东与“二十四史”（三）毛泽东与《资治通鉴》（四）毛泽东读过的史书（五）毛泽东读史中的重要观点概述一 先秦时期（一）商纣王“很有本事”（二）郑庄公“很厉害”（三）曹刿指挥的长勺之战（四）秦、赵阏与之战（五）通俗幽默地说张仪、道苏秦（六）《老子》中的辩证法（七）关于《诗经》（八）孔子“有长处”与“不赞成孔夫子”（九）关于《孙子兵法》（十）孙膑的“驷马法”及其“围魏救赵”之计（十一）《庄子》中的鲲鹏形象（十二）屈原和他的名作《离骚》（十三）宋玉的两篇赋（十四）触詟怎样说服赵太后送子入质于齐（十五）李斯《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十六）六国联军西向，未必成功二 秦汉时期（一）“劝君少骂秦始皇”（二）陈涉起义有“二误”（三）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四）“霸王”为什么会“别姬”（五）郦食其的悲剧（六）“少年倜傥”咏贾谊（七）枚乘《七发》有“批判色彩”（八）司马迁与“李陵案”（九）赵充国“很能坚持真理”（十）评说西汉诸帝（十一）“两龚”的高风亮节（十二）东汉“硬汉”梁鸿（十三）南匈奴所掠北匈奴“生口”该不该归还（十四）汉末名士黄琼、李固、陈寰的事迹（十五）汉末权臣坏政三 三国两晋时期（一）曹操的案要翻（二）刘表“虚有其表”（三）袁绍“没有头脑”（四）郭嘉“多谋”难得（五）王粲《登楼赋》与“故土之思”（六）诸葛亮的难能处与不聪明处（七）从中国早期道教的组织形式联系到1958年正在全国范围推进的人民公社运动（八）蜀、吴彝陵之战的战略战术得失（九）杂议东吴人事（十）评议曹魏帝国人事（十一）魏晋玄学家王弼、郭象（十二）庾纯怒骂贾充乃“公骂”（十三）陆机的《文赋》“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十四）关于江统的《徙戎论》（十五）潘尼写的《安身论》是“道家言”（十六）张宾襄助后赵石勒成霸业（十七）淝水之战中，苻坚失误何在（十八）参合陂之战中，北魏的王建是“庸人”（十九）王羲之的书法（二十）桓氏家族之“毒”至桓振“方止”（二十一）刘裕率军北伐灭南燕（二十二）刘穆之死因“略似荀或”四 南北朝时期（一）刘裕不在意王镇恶贪财之好（二）刘宋初期檀道济以武功有威名（三）刘宋初年的大诗人谢灵运“一辈子矛盾着”（四）刘义庆及其编撰的《世说新语》（五）殷景仁与宋文帝密谋除刘湛（六）《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是个“好反”的角色（七）宋文帝北伐用兵之弊（八）臧质乃宋初的“豪杰之士”（九）王僧达是“叛徒”（十）宋明帝刘或平定全国“可谓奇矣”（十一）沈庆之“无能为”（十二）同是豪门贵胄，“袁凯无能”，“袁粲死节”（十三）孔琇之治狱之失（十四）萧衍雍州起兵前后（十五）梁武帝一生功过综评（十六）梁武帝怒斥贺琛（十七）天监初期的梁武帝（十八）曹景宗不愧为“豪杰”、“良将”（十九）细评“韦睿作风”（二十）陈庆之“令人神往”（二十一）丘迟《与陈伯之书》“可以一阅”（二十二）萧统编的《文选》“好文宜读”（二十三）西魏丞相宇文泰率军“中间突破”（二十四）隋初江南“商业发展”（二十五）隋初统治“蕴藏大乱”五 唐五代时期（一）李渊“遇事无断制”（二）评议唐太宗李世民数事（三）几位冤死的将军（四）马周才德（五）“名将亦大将”苏定方（六）唐朝初年与高丽的战争（七）从王勃的年龄说起（八）“笑里藏刀”李义府，“老而不死”许敬宗（九）“杨再思佞人”（十）“魏玄同，裴炎党也”（十一）史识就是“辨别风向”（十二）徐有功“命系庖厨”（十三）政治家、历史家朱敬则（十四）“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十五）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十六）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张说（十七）古代官吏禁带眷属吗?（十八）评价李白、杜甫其诗其人（十九）“大历十才子”中有几位进士（二十）白诗高处在于“有平等心情”（二十一）评议唐代其他文士及其作品（二十二）刘晏办“国营商业”（二十三）唐朝中央对藩镇斗争的几个片断（二十四）庞勋造反（二十五）朱温狡猾（二十六）屡试不第的罗隐有军谋（二十七）李克用坚守太原（二十八）“生子当如李亚子”（二十九）后蜀主孟知祥兼并东川之役（三十）兵书少读为佳（三十一）要学游泳（三十二）后唐的灭亡（三十三）后晋石敬瑭、桑维翰卖国（三十四）《新五代史》关于后晋出帝石重贵之父的“书法”（三十五）后晋与契丹的战争（三十六）后周郭威称帝（三十七）五代十国的死节之士六 宋元昵清时期（一）赵匡胤龙袍加身（二）赵匡义无德无能（三）杨业是怎样战死的（四）宋高宗赵构是南宋主和投降的首要人物（五）苗傅、刘正彦之变（六）虞允文“千古一人”（七）“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八）陆游的几首诗词（九）十七战皆捷?（十）彭和尚的下落（十一）“老粗”皇帝朱元璋“不蠢”（十二）明朝最伟大的诗人高启（十三）明代的宗室（十四）靖难之役（十五）小知识分子有用（十六）明宣宗有令不行（十七）北京保卫战（十八）正统至成化年间的流民问题（十九）刘瑾专权（二十）疑赵风子、刘七远走未死（二十一）朱厚熄治国有始无终．（二十二）“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二十三）戚继光练兵务实（二十四）中日大战（二十五）徐鸿儒起义与白莲教（二十六）徐弘祖与《徐霞客游记》（二十七）陈新甲“不负责任”（二十八）关于李自成起义（二十九）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三十）关于《水浒传》（三十一）关于《三国演义》（三十二）关于《西游记》（三十三）关于《金瓶梅》（三十四）关于《聊斋志异》（三十五）关于《红楼梦》（三十六）龚自珍与其《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三十七）清代的谴责小说

章节摘录

　　综合篇　　（一）怎样看待中国先秦古史　　1964年春，毛泽东填写了一首很别致的词作《贺新郎·读史》。全词如下：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屏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写这首词时，正在读《史记》和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在这首词中，毛泽东抒发了“读史”过程中的强烈感受，形象地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历程，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演进规律的基本观点。下面，我们结合这首词，作一些相关的介绍。　　汉代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开头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以“五帝”作为中国历史可以上溯的最早记录。所谓“五帝”，在司马迁之前、之后，都有不同的说法，人们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司马迁记载的“五帝”，是指黄帝、颛顼（音zhudn xū专需）、帝喾（音kù库）、尧、舜这五大圣王。黄帝是在打败了原先统领诸侯的神农氏炎帝，平定了诸侯中反叛作乱的蚩尤以后，才居尊为天子的。黄帝之后其他帝王，包括后来的夏、商、周朝的统治者，都是黄帝的后代。这样一来，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以黄帝及先前的炎帝作为源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自豪地以炎黄子孙相称，说明几千年来这一记载的深远影响。　　其实，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对传说中的“五帝”乃至更古远的“三皇”事迹，一开始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文不雅驯”，连缙神先生、学者虽“多称之”却都“难言之”，因此很难据以书史；只是后来他跟随汉武帝巡游四方，听到各地“长老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才相信传说中的“五帝”实有其人，而他看到的有关记载“不虚”而“近是”，并决定将《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书首”加以记录。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结尾专门有一段文字，就是交代他对“五帝”始疑终信的情形的。至于“三皇”，司马迁只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通过君臣议论帝号时提及过，指的是天皇、地皇、泰皇，但他并没有为“三皇”专门立一篇本纪，也没有具体说明他相信不相信“三皇”的文字，大概是有疑问的。而关于“三皇”所指，也有各种传说，到底是哪三“皇”，人各言殊，仍是叫人“难言之”的。　　还有更奇特的，司马迁以后，人们又编造出一个盘古，说他是开天地的始祖，又出现在“三皇”之前。因此，中国历史就被说成是：盘古开天辟地，“三皇”接踵其后，“五帝”相继禅位，然后才出现夏、商、周朝，不断沿袭下来。一句话，历史是神仙圣帝创造的。　　怎么认识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中国史前史的面目呢？上述种种传说或记载到底可信不可信呢？　　192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山洞里，发现了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的中国猿人的化石；在山顶洞穴里，发掘出大约10万年前的人骨化石、石器等。这一考古发现震惊中外，以致人们在论及人类起源时，都不得不提及中国猿人的事实。因此，所谓盘古开天地的传说，就显然成了无稽之谈，毫无根据了。同样，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关于女娲用黄土造人的文字记载，更属荒诞不经的内容，我们今天读了感到很可笑，不会信以为真。　　1933年前后，我国学者顾颉刚等人，写了大量文章，疑古辨伪，层层剥去了古代“经书”关于史前史记载的神圣外衣。这些文章全都收集到了《古史辨》这套书中，共计八巨册，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这套书，其中第一、第七两册所收文章，主要就是针对“三皇五帝”而论的。顾颉刚先生在清代学者姚际恒、崔述的疑古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很有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论点。他指出，周朝时人们只把大禹当成最古的人，到孔子在世时冒出了尧、舜，战国时加上了黄帝、炎帝，秦代增添了“三皇”，汉代以后捅到盘古。也就是说，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地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不少的古代圣哲先皇。而这些古史的传说，除了自然演变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后人政治上的需要而有意伪造的。例如禅让之说、五行之说，后世的篡位者常常利用它，把自己装扮成合法的帝王，总要想方设法将自己算人“三皇五帝”后裔的行列里，以愚弄老百姓。顾颉刚等撰写了大量论文，仔细探讨，廓清了中国史前史的面目，戳穿了古史记载玩弄的把戏。这样一来，“三皇五帝”的神圣性也就动摇了。　　考古发现和疑古辨伪相先后，从根本上推翻了古史系统的记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要真正认识中国史前史，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中间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劳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而不是神仙皇帝创造的。历史的前进，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　　毛泽东这次读史填词，就是运用唯物史观，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中国历史的演变情形的。他讲，“人猿揖别”，即人类是从动物不断演变进化而来的。中国远古时代始开天地的是类人猿这种高级动物，不是盘古；从猿到人的进化是通过劳动实现的，而不是女娲的功劳。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对人类进化史方面的著作特别留意，读过苏联作家写的有关著作（如郭烈夫的《从猿到人》，赖也夫斯基的《唯物的社会学》、《社会进化简史》等），曾通俗表达为“猴子变人”（《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7页《致胡乔木》）的意思，并热情推荐给刘少奇阅读，说写得“十分精彩”（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9页《致刘少奇》）。人类的历史，当然也包括中国远古史在内，首先从原始社会开篇，经过旧石器（即打制石头作为工具）时代、新石器（即磨制石头作为工具）时代，这几十万年的漫长时间在人类发展史上，不过是“小儿时节”；而接下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过几千寒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只是一瞬间，但生产力发展了，先是青铜器时代，后是铁器时代，因此有“铜铁炉中翻火焰”这一形象化的比喻。这种大写意的笔法，将中国历史演进的轮廓勾勒了出来。认识中国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不能仅仅满足于熟悉那些“斑斑点点”的“几行陈迹”的记载，而必须把握它的特点，掌握它的规律，认识它的真面目。　　第一，是劳动创造了人，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不是神仙上帝起作用。“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三皇五帝”这说法靠不住，不能去相信它。　　第二，是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也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奴隶社会里奴隶对奴隶主、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春秋末期盗跖（音zhf职）领导的奴隶暴动，“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庄子·盗跖篇》），引起大太小小奴隶主的极大恐慌。战国后期庄屦（音juē噘）在楚国境内起兵，“楚分而为三四”（《荀子·议兵篇》）。《荀子·不苟篇》称盗跖“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即便统治阶级将他们蔑称为“盗”，也无法掩盖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名誉流传千古不衰。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敲响了秦帝国的丧钟，《史记》里专门有一篇《陈涉世家》记载这次起义的详细经过，这是人们很熟悉的。因此，毛泽东强调说，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毛泽东以诗词论历史，其基本思想跟他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表述的内容完全一致。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顺便说说。　　一是毛泽东有时也在自己的诗文作品里引用一些典故，涉及到上古的神话传说。例如：他在1935年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谈及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就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传统说法；在七律诗《送瘟神》里，有句“六亿神州尽舜尧”；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末句“不周山下红旗乱”下，专门作了自注，引用各处记载，说明传说中的共工与颛顼争帝，共工是胜利的英雄；在七律诗《答友人》里，化用传说中舜帝二妃至苍梧（今湖南宁远县南）寻找舜帝的典故，写下了“斑竹一枝千滴泪”的诗句。像这样的一些例子，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其实，很简单：引用神话传说，是出于修辞的需要，是形象思维驱使的产物；否定“五帝三皇神圣事”的存在，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史前史的科学结论。因此，这是两回事，当然不应该混为一谈。　　二是毛泽东对于古代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先后作过思考，观点也有相应的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赞同中国封建制度自周秦算起的提法，至今“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早于春秋时期的西周社会，就已经是封建制度了。这其实是范文澜先生一直坚持的观点。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中，有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内容。但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应该从什么时间算起，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分歧很大，有好几种说法；而且，同一位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前后的意见也会有改变。比如，郭沫若在他的《奴隶制时代》一书的序言里，就承认自己在奴隶制的下限问题上，有过三种不同的说法：最早提出在西周、东周之交（公元前770年左右），接着改定到秦、汉之际（公元前206年左右），1952年又“断然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公元前475年）。郭沫若强调指出，他之所以作出第三次改变，是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基本观点，研究社会形态后，得出的最终结论。1973年，毛泽东在晚年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换句话说，毛泽东原先是采用范文澜的提法，后来又接受郭沫若的意见。而如果按春秋、战国之交计算，则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延续的时间，就应该相应地改变成：二千多年。　　总之，毛泽东在这首词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他认为：被历代统治阶级捧为“神圣”的“五帝三皇”，不过是欺骗人们的鬼话；被正史记载诬为“盗匪”的奴隶起义领袖、农民起义领袖（盗跖、庄屏、陈涉，以及毛泽东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的历次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风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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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勤于读史，一部线装本“二十四史”，建国后不离身边；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反复读了17遍，他善于评点，从三皇五帝到历代人物事迹，每有所感，常见新解：　　——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　　——《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