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未来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金灿荣  页数：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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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与秩序在振荡中调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各国经济复苏的不同步、不均衡特征突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群体性崛起，地区热点与冲突此起彼伏，“各国各忙各国事”，全球治理陷入困境，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转型、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的新阶段。面对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在世界其他经济体陷入危机苦苦挣扎之际，中国风景依旧独好、“我自岿然不动”，保持了平稳快速良好的发展势头，向世界展示了抵御金融风险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世界平衡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超越者”：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成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贸易出口额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经济增长动力强劲，社会更加充满活力。如此成就，不能不令世界瞩目。事实越来越证明，中国的声音不可忽视，中国的参与不可或缺，中国的角色不可替代——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无疑会成为这个时代关注的焦点：世界高度关注中国的成就，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方向，高度关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发展这么快，恐怕连自己都没有预想到。然而，对问题和困难的充分估计，中国时刻也没有停止过，从政治决策高层到草野民间都保持着这样一种发展共识，即坚持以头脑的清醒保持思考上的冷静、以客观的自我认知保持行为上的理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鲜明地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诚如斯言，对一个人口超过13亿、长期积贫积弱、屡遭苦难的国家来说，时时处处都会显露出嵌入“双重属性”(dual identity)的国家特征。一个表现是，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大国身份同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与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并存，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虽然堪称经济大国，但人均收入却是“小国”，居世界百位左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9月份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1位，而世界银行的数据则为第100位)，甚至不如安哥拉和阿塞拜疆。有1.35亿中国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按照中国最新上调的扶贫标准，全国贫困人口达1.28亿。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另一个表现是，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人口世界第一，面积与欧洲相当，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但另一方面中国又是所有大国里唯一尚未实现统一的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腐败、道德失范、核心价值缺失等问题凸显，任何一个小问题乘以13亿多的倍数都会被急剧放大为一个大问题。此外，由于集体心理上的差距，外部对中国的这种高速发展还难以完全适应，确实存在疑虑心理。此特殊性就注定了，未来20~30年之内，中国仍是—个专注于内部发展的内向型国家，一定会以解决内部问题为优先考虑，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国家团结，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无意也无力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对此，国际社会应给予正确的认知和充分的理解。    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来说，尤为如此。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2010年人均GDP超过4 000美元，跻身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型期，既拥有一条通向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又面临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种种关卡。历史和现实证明，越是到了这个时候越关键，也越危险，有可能会遇到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2006年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的，是指当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人均GDP进入3 000美元～10 000美元的阶段，也就是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后可能出现的“发展悖论”，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自身难以克服经济发展矛盾，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等，并不必然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人，反而会遇到诸多发展中的“烦恼”、“挫折”，甚至是“失败”。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是中等收入国家，然而直到今天人均GDP仍在5 000美元左右徘徊，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40～50年。可见，经济增长并没有“免费的午餐”，增长并不必然进步，而中国正好处于这个关键期，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谁也不能断定“中等收入陷阱”就不会出现，况且现在中国内部各种深层矛盾比较突出，内外发展环境也日益复杂，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的内外风险考验。    挑战之一：经济转型遭遇瓶颈，发展风险考验越来越多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主要是靠资源投入来推动，包括廉价劳动力、极其便宜的资源价格等，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成本越来越高，“刘易斯拐点”越来越近，“人口红利”的边际效应在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弱化。经济增长的结构不够合理，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占主导，而国内消费需求明显乏力，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对此，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罗奇在2009年时就认为“现在是时候给中国经济敲警钟了”。经济增长方式在重压中艰难转变，中国的现代化依靠的是快速的工业化，而目前正处在资源消耗度大的工业化阶段，一方面面临资源、能源短缺的瓶颈，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甚至环境恶化这一负面的外部效应。经济增长质量还有待提高，制造业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缺乏核心技术与核心竞争力，“中国制造”迫切需要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转变。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始终存在，金融危机尚未探底，外部需求趋于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增多，出口形势严峻，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比如，2011年6月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55％，极易受到国际油价市场动荡的影响，推高了经济成本与危机风险。    挑战之二：社会转轨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和社会风险高发期    中国不得不面对高昂的发展代价，就是中国仅用了短短30多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之一，但是西方在百余年内不同阶段产生的矛盾在中国这30多年的时间里高度集聚，导致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高发频发、集中“共振”，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目前已达到超警戒线的0.46，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引起民众普遍关注。社会的结构、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变动较大，各种思想激烈交锋，道德失范现象增多，精神领域甚至出现“无政府状态”，社会管理总体上还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和上亿规模的人口大流动加速情况下，民生问题挑战很大，未富先老现象逐渐显露，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支出尽管在不断增加，但是显然难以跟上快速增长、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随着向市场的转型，诞生了大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传统的管理架构和组织方式还不适应这些经济社会发展最活跃的“细胞”，传统的政社互动方式愈加难以符合新的国家治理模式要求。    挑战之三：伴随政治转型，政治权威下降，国家治理的难度变大    在全能主义的权威结构框架下，共识容易达成，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能够充分体现，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成本更低、更有效。然而，随着从魅力型领导到常规政治的过渡，中国告别了马克斯·韦伯的克里斯马型权威时代，个人政治权威的下降是个事实，威权和神秘性开始消解。领导者的个人威望和意识形态整合能力都不同以往，新一代的政治家，不再是从流血牺牲的战争中走出来的革命家，其领导地位是由个人努力和良好政绩来确立的，领导以新的共识促进团结将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传统上“强于控制，弱于协调”，但现在由于内部需求多元化，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各自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再加上外部的种种压力，协调的任务相当繁重，达成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共识也存在困难。另外，公众政治参与在扩大，近5亿个“独立”网民群体在成长，信息“壁垒”逐渐消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力量的显著增强，日益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显著因素，这在激发社会活力和彰显个性独立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决策环境的复杂化，政府越来越需要在慎重理性决策与回应民族主义情绪之间寻找平衡，以避免出现重大的战略性决策失误。    挑战之四：外部环境不断面临“大国成长的烦恼”    中国崛起必然导致外部环境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视做—个强国，虽然世界大多数国家是乐见中国巨大的发展成就的，但还有一些国家对中国这个“大块头”的崛起心理上产生严重的不适应感，“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等各种论调接踵而至，不一而足，破坏了中国的形象，疑虑、误解、误读、担心、偏见的心理屡见不鲜。有的国家持暖昧态度，既希望与中国合作，共享中国发展成果，实现双赢，但也对中国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心存疑虑、怀有戒心，不过这些国家对中国还是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还有的国家，如现行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的态度则是比较消极的，不愿看到中国崛起，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上处处挖坑、设置路障，时时发出不和谐声音、唱反调，甚至对中国进行“软遏制”。比如，中美关系态势紧张，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洲，并密集进行布局，各种军演接连不断，使得周边地区形势扑朔迷离；周边国家与中国的海上争端频发，南海乱象丛生；一些国家妄图在大国间玩转平衡游戏，意欲两头获益、牟取好处，甚至有的还“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干着“敲诈、勒索”的勾当，频频向中国发难；部分国家误读了中国发展的意义，开始对中国的崛起有所防范；有的国家使用金融武器，以汇率问题、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进行施压、打压。这些都显示了外部世界对于崛起中的中国的紧张和不安，而这背后，都是基于中国快速发展这样一个事实。很显然，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部世界，都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既需要反思和调整自身定位，学习如何更好地实现大国的大外交战略，也需要不断调整适应外部世界，保持谦虚负责的态度，提升国际形象。    历史表明，现代化道路艰巨而且漫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国度实现变革和发展极其不易，国强而民不富，发展中的问题、面临的挑战还很多、很棘手，更具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那么，既然中国现在面临这么多问题，会不会出现经济衰退、发展停滞、曲折反复呢？我看未必。事实上，中国有着强大的自我调整、解决问题和学习的能力，是能够成功化解那些“成长烦恼”、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的。而中国现在和未来首先要做的是努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心无旁骛、只争朝夕，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惠民生、促和谐，把工夫和力气用在解决诸多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矛盾和问题上，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    实践证明，中国之所以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选择和坚持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和平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还会一如既往地走下去。首先，中国的现代化成就得益于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身，又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走这样一条道路是基于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坚持，顺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同时也契合了中国坚持科学发展、对外开放的战略思路。这样一种发展，有利于世界格局向更均衡方向发展，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路径选择，将工业文明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丰富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其次，中国的现代化成就得益于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国有着稳定的政治体制和比较完善的政治系统，政治权力的代际交接逐步制度化，其期可预，总体上体现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持和谐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是中国社会的共识，所以中国会不遗余力地朝着这方面去努力。最后，中国的现代化成就还得益于融入国际体系的开放政策以及与世界更加紧密的全方位联系。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逐渐成长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性参与者与合作者，而非破坏者与挑战者，中国不会以损害别国利益来谋求自身的发展，相反，中国的劳动者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西方消费者提供了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同时中国还用出口换来的外汇购买美元债券支撑着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国每向前发展一步，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就会增加一份积极的力量，就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相信中国一定会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毅然承担与自身的国力、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发挥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作用。    毋庸置疑，中国真诚地希望有一个公正合理、自由开放、和平合作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空间。但是，也应该认识到，一个国家要做到自己的利益能够与所有国家的利益完全吻合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也不例外。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是客观事实，但是有竞争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在合作中的竞争会实现“双赢”、“共赢”、“全赢”。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空前深刻的变化，国际关系一直在发展进步，不是一个悲观的历史循环，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这就是绝不逆历史潮流而动，绝不走追逐霸权的老路。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努力所作出的反应，将对中国的内部取向、对外行为、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中国的失败才是威胁。国际社会也应作出相应调整，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理解和信任，释放接纳中国崛起的国际体系的制度空间，真心乐见一个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中国，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中国，一个开放包容、文明和谐的中国和一个愿意并且能够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冲突和对抗这条路在大国的崛起中已经被历史证明行不通。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我们更希望生活在一个共融、共荣、共生的和谐世界中，享受人类灿烂文明的幸福美好，相信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是为序。    金灿荣    2011年12月

内容概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发展正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作者在《中国的未来》中用生动的语言、典型的案例，围绕中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介绍中国政府的应对之方，分析政策背后的发展思路，回答中国如何应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以及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与矛盾。随着中国国家能力的全面提升，中国拥有了更加开放、自信的大国心态，也具备了更多的实力资源和回旋空间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内外问题。因此，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繁荣发展的国家，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和谐文明的国家。
　　

作者简介

　　金灿荣，1962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和平与发展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理事。

书籍目录

第1章 一个真实的中国
　一、中国是谁？——关于中国的四幅图景
　二、“他者错觉”——我们理解中国的方式
　三、“泥足巨人？”——中国所面对的挑战
第2章 理解经济发展中的挑战及其应对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魅力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
　三、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努力
　四、充满希望的中国低碳经济之路
第3章 在社会转型发展中迎接新挑战
　一、新成就：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人民期盼
　二、新挑战：中国社会转型发展风险考验
　三、新契机：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持久推力
　四、社会治理实践：深圳社会领域改革助推社会转型发展
第4章 迎接和平发展的挑战及其应对
　一、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震荡
　二、安全领域的难题
　三、与外部世界关系
　四、非传统安全威胁
　五、国家统一之路与反分裂斗争任重道远
　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七、台海和平：大陆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努力
第5章 解读未来之路
　一、中国和平发展的创举
　二、转型的成就与挑战
　三、改革的特性、困境与攻坚
　四、崛起的将起未起阶段
　五、未来中国的走向

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些朴素、虔诚而自由的信徒，在极其陡峭的山路上攀行，口中念着佛教的祷语，上百米长的队伍缓缓前行，几乎从不休息，其信念可以压倒大多数自恃强壮的年轻登山者。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宗教的存在和宗教在中国人身上产生的能量。中国西部1／3的国土。甚至还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社会。有些人把宗教今天在中国的地位，归因于几十年来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这是错误的。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政教分离。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一些教派在社会中长期、普遍地存在，甚至许多中国皇帝都是教徒，但是他们不会用宗教的原则来治理国家。跟欧洲一样，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宗教势力与政治权力的争斗。当宗教干涉到政治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即便他本人原本笃信宗教——也会选择用强硬的手段，将宗教势力排除到政治之外。到了宋朝（公元1000年）以后，中国人发展了更加完善的、理性的哲学体系和政治统治体系，政教分离的原则就再也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几百年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曾经对中国人处理宗教和世俗政治关系的理性表示过热情的赞叹。到今天，政教分离也是西方社会普遍奉行的政治原则。当然，跟历史上一样，还有很多中国人并不信教。实际上，今天大多数汉族人都不把自己归属于某个宗教。但是，不信宗教的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中国人普遍地、或多或少地相信“天道”。这是一种有些类似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东西。中国人在3000年前就建立起了基于某种先验意志的伦理，这套伦理有时体现为一些宗教式的组织、教义或仪式，但更多的是深入到中国人的教养、习俗、谚语和哲学之中。数千年来，尽管没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中国人仍然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民族一样，过着有道德、有尊严、自律的精神生活。不过，今天的中国人正在为自己的价值观问题而反思。许多人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个人追逐财富的时代里，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冷漠令人感到担心。一场场关于个人权利与社会贡献关系的讨论正在媒体和互联网上成为焦点。另一个存有争议性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实行着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西方的大众舆论在这方面的分类法非常简单：民主与专制。就此得出的结论也非常清晰：专制是不可能取得持续的经济和社会成功的；专制短时间的成功必然是邪恶的；邪恶而成功的专制是对西方民主生活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真实的世界远非如此泾渭分明。实际上中国人分享着与其他国家同样的政治伦理：民主、对普通个体的保护和尊重、对权力的制约；也许中国人没有那么清晰、成文的法治传统（主要是在民法领域），但在上述的几项上绝对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人早在3000年前就建立起了一种关于政治权力和民众关系的政治伦理，并很大程度上流传至今。在漫长的帝国时代，中国的皇帝并不是西方所熟悉的那种如同罗马帝国后期的军事“暴君”、或者路易十四那样“朕即国家”的绝对君主。中国的皇帝在他童年的启蒙时代，要学习的头等事务就是如何节制自己的权力，保持对被统治者的敬畏。负责对其进行教育的是儒家的大臣们。在政治生活中，这些大臣跟皇帝分享权力，有的时候还要形成类似欧洲历史上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普通的平民阶层实际上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很多时候生活在本地家族所规范的生活秩序中，而不是在一个遥远的皇帝无所不在的压制之下。通过严格而公平的考试制度，平民阶层还有可能加入到统治阶级之中。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相信前者不能为所欲为，并要对后者负责。如果统治者不能对被统治者负责，“天道”就会换一个更有责任感和能力的新统治者，这比至高无上的皇权更不可违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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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像欧洲一样多元，像美国一样辽阔，像金字塔一样古老，像一千个迪拜那样日新月异；非洲面对的挑战、印度面对的挑战、华尔街面对的挑战、布鲁塞尔面对的挑战、克里姆林宫面对的挑战，也是她的挑战，她是中国。　　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些真实的挑战，在挑战中，中国拥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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