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伦理

出版时间：2003-1  出版社：北京大学  作者：乔治·恩德勒 编  页数：439  译者：锐博慧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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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是国际经济伦理系列丛书的第三卷，相对经济伦理而言，四际经济伦理是一较新的研究领域。这是因为经济伦理在美国已有30多午的历史了，是一门较为完善的学科。而国际经济伦理这一新的研究课题在经济领域内由于自身不断调整、不断发展变化而变得　　越来越国际化了。　　国际经济伦理不仅仅属于单纯的学术范畴，它辽可用来设计伦理解决方章。而这又需将全新的多元化的国际情况综合考虑进去；在经济伦理发展过程中，伦理的基本概念主要是建立在西方哲学观念基础上的：如康德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这种哲学上的根基作为诸如一般公共道德尺度(责任感，可靠性及诚实性等)的基础而言足必不可少的。以上所提三者对经济的平稳运行来说都是关键性的固素，并且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文化与宗教间有着普遍性。经济伦要反驳广为流传的伦理相对论(伦理相对论认为道德尺度与某一具体社会文化紧密联系而这些社会文化又是不尽相同的)，必须要拿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来。　　由于经济伦理的概念在以西方哲学观念为框架的结构中发展起来了，所以人们必须对其有所了解。西方哲学观念自身的设计不具备全球性。为了能成为伦理解决方案的基础开为其服务，这种哲学虎念应当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具有吸引力，在本书中有近四十个先创性的观点．这些观点站在国际角度折射出多重性及复杂性。遭当中有一半来自西方国家。辽些论丈首先是发表在1996年由国际商务、经济与伦理协会、丽泽大学及道德学院承办的第一次世界商务、经济与伦理大会，该会在东京附近的抽市(KASHlWA)举行。根据大会成员会后激烈妁讨论，认为这书可以被看做是国际经济估理颇城的先锋之作。这本书在结构上可分为四部分：全球背景及伦理取向；国际经济组织的伦理标准和源头；全球范围内经济领导者的所面临的伦理挑战；最后是在东亚及日本出现的经济伦理：对中国读者来说，囊感兴趣的当是此书包含了对中国东部地区商人在经济伦理意识方面的经验性研究。这是1995年在国际商务、经济与伦理协会指导下，在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及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共同完成的。此项研究使人们确信，经济伦理在中国东部(上海、青岛、济南、常洲、杭州及天津)已成为一门全新的普及型的课题：而这恰巧是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沿海地带。这样一种大规模的经济伦理经验研究在中国尚属首次。虽然中国经济领导者对他们的上司及同事的伦理标准及所处的伦理环境持悲观态度，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认识到经济伦理原则的实施对于公司及个人来讲都是大有益处的。最终，这对于向市场经济过渡及作为W丁O一成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好几个世纪里，经济伦理还会被认为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本书对于伦理环境的创建来说其价值是无法衡量的。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所欠缺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一种能使不同种族与国家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使人们能在共同的利益下生活、工作的文化。东京会议得出的结论或战斗口号用日语来讲就是“Kyosei”即共同生活与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变得更为迫切：党派主义及彼此仇恨看起来会吞噬相互之间的对话。中国的务实主义思想可能会对经济伦理的解决方案感兴趣：不再去讨论人权的概念，转而聚焦于特别事件，像提高了的劳工环境、取消儿童劳动力，环境保护等。当我们在向地球村迈进时，每一个国家都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这不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在地区及国际间也有加强的趋势。　　这些当然也与中国经济相关联，并刺激经济发展。自从70年代以来，中国将与伦理方面的相关性因素束之高阁并只关注短期获利。甚至于一些公司经理及学生都在内心欣赏伦理上的见解及其实际意义，认识到来自环保上的压力，但在实践中还是忽略了伦理因素的重要性。

内容概要

国际经济伦理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面临迅猛而来的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来自30多胩国家的37名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了在多元文化、不同体制下各国之间如何来建立一个健全而持久的国际经济伦理的途径，提出了应对挑战的方法，并向人们展示了国际经济伦理的丰富内涵及其在知识领域的广泛性，描绘了国际经济伦理在新世纪的发展方向，全书分四部分，全球背景与伦理取向，国际经济组织的伦理标准及源头，全于企业领导人面临的伦理挑战，东亚与日本逐渐呈现的经济伦理。
   《国际经济伦理》所面向的读垧为：商务、经济、法律、伦理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者、爱好者及攻读MBA和MPA学位的学生。

作者简介

乔治·恩德勒(Enderle，Gedrges) 是Notre Dame大学国际经济伦理学教授，并兼任国际商务，经济与伦理协会副主席，他是国际经济伦理这块鲜为人知的开拓者之一，他还是多种书籍与杂志的编辑，包括《地区与国家经济伦理报告》及《经济伦理学大词典》等。

书籍目录

中译本序言导论第一编 ：全球背景和伦理取向  经济学、商务原则和道德情操  面向国际商务的伦理议程  跨越信息文化的伦理  四个国家的伦理决策方式：理论观点之比较  多种文化背景中的价值创造：哲学争文化和全球背景中的印度  自我、伦理和世界维持论：在印度教一吠檀多的本质特征中寻求共同基础  全球化时代中的全球伦理第二编   国际经济组织的伦理标准和源头  考克斯圆桌原则的提出与讨论  考克斯圆桌商业原则  连接东西方管理伦理的桥梁：“共生”与道德观念  关于普遍道德标准的辩论  关心伦理与佛教的慈悲伦理：对组织伦理惯行的影响  对相关利益者理论的两声欢呼：宗教角度的评析  规范性价值观与表述：是义务还是规定  论公司的沟通：从沟通的伦理到伦理上的沟通第三编：全球企业领导人面临的伦理挑战  伊斯兰背景下的经济伦理：一位穆斯林商业领导人的观点  培养商业中的道德勇气  信息与商业领导人的伦理  企业空、跨国公司以及经济伦理  适合拉丁美洲商业中男性和女性的伦理形成  发展中国家的职业咨询和道德责任第四编 ：东亚与日本逐渐呈现的经济伦理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伦理 中国东部商人的经济伦理观念：经济性研究 韩国财阀的伦理环境：关于管理者伦理主观性的探索性研究 ……

章节摘录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信息文化　　笔者曾作为商务咨询师于1991年、1992年和1994年赴俄罗斯工作，并取得霍布莱特(Fulbrigt)研究基金资助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俄罗斯和摩洛哥教授国际商务和信息系统。虽然解体后的俄罗斯情形较为独特，但是对道德风气、文化传统和当代社会倾向的研究却是有益的(Chepaitis 1994)。此外，尽管俄罗斯是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的国家并极富人文和自然资源，但就其信息文化而言，还是与发展中国家伦理问题的研究较为相关。　　在这些国家就同在俄罗斯一样，就如下两方面达成初步的共识对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平等至关重要：一方面是众多的道德问题，其中包括影响信息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发展出一个有效的法制体系(Chepaitis 1996)。　　在俄罗斯，除了经济崩溃和重新建设造成的干扰和创伤外，有三种文化遗产形成了人们对关键的道德问题的态度，尤其是在信息系统里。第一，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价值观和信仰酷似19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那一时代的特征是阶级对抗、对改革缺乏耐心以及各种极端的解决办法。这些极端的做法倾覆了许多为建立代表政府、稳定的经济、可行的基础结构和能与西方国家相媲美的生活方式的渐进尝试。第二，也是很主要的一点是，伦理学受前苏联信息文　　化的影响，由一代又一代人的隔绝、经济动荡、权力的丧失和怀疑态度构成。第三，解体后的俄罗斯目前并且将来会继续深刻地承受前不久的经历；承受十年的不稳定和不平等状况；承受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信念影响。该信念认定市场经济从骨子里就是腐败的，经济信息应受到监视和控制，而且大部分的财富都是通过对邻舍进行欺诈赚取的(Lebed 1997)。　　这里，普遍的文化特征是缺少道德原则，缺乏对真实性的尊重和没有多少信任感(2hepaitis 1996)。比如“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支付我们工资”这类流行的格言显示出经理——工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同时也反映出对明确责任和证实真理所采取的普遍的逃避态度。不过，这一苏联解体后的文化特征同时还体现为空前的出版自由、吵闹却开放的立法议会、激烈的党派偏见和新闻辩论，以及进入全球研究网站的机会。　　笔者发现俄罗斯人怀疑发达国家的伦理学。大学生、教务人员和商务官员均表示出他们对国际商务和信息系统中的伦理学所持的不相信和认为荒谬的态度。那种认为不道德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中不仅是流行性的而且是地方性的普遍观点是致命的，因为这一态度会鼓励、合理化并掩饰各种不道德行为，使这些行为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中成为必要。另外，在俄罗斯，西方的犬儒主义对道德观的态度也会影响随政治和社会一经济变革而产生的理性革命。有关质量和消费者满意度、工作满足感和公平的报酬、或是风险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在这种状况中是不太可能得到发展的。　　但是俄罗斯单单需要的却正是信息伦理学。被破坏的合同、收受贿赂的分销商、腐败的官僚和以次充好的质量都是造成重要的国内、国际伙伴关系失败的原因。商人、学者和客旅在俄罗斯受到其他手段的欺骗和不道德的待遇，当他们回国后，通常都会在告诫其组织推迟可能会有助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投资时，列举普遍存在的不道德行为。1997年1月，作为可能成为推动俄罗斯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分的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由于遍布各处的银行诈骗活动和对信用卡号码无法控制的盗窃行为，终止了在俄罗斯的业务。　　当前人们对信息处理的公平性和一体化的漠视态度能持续多久是很难确定的。一方面，大部分俄罗斯人认为公开讨论信息伦理学和其他道德问题为时尚早，是令人怀疑的、愚蠢的和尴尬的一种做法。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数据统计方面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国家。为实现组织的竞争力、个人的沟通、自我地位的提升和长期的经济安全，信息技术在这里被誉为一种战略资源。信息文化中对道德问题关注的评判　　理想地说，在任何社会里，信息伦理学应该成为评估信息技术的成本和收益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在俄罗斯，缺少首要和次要的数据，这也包括匮乏的公共信息，不仅给商务策划人员而且也给伦理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Aslund 1995)。目前，从保险业到采矿业的工业企业家们不能解释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机遇，因为普遍的信息匮乏导致不能建立高效率的市场，而且道德的商务实践也得不到实效的论证。　　20世纪90年代，那些占据优势地位的和自封的能帮别人解决问题的人常常控制着交通、金融和信息高速路，并以这种原本应是免费的服务收取费用。这些敲诈勒索行为酷似苏联时期的tolkachi(中介入)和果戈理笔下描述的19世纪的腐败官僚。　　不道德行为和犯罪行为在围绕着这三种传统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当中日益泛滥，这一状况使分享真实信息的鲁莽性显得尤为突出。简而言之，信息技术被视为俄罗斯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但是信息共享却遭到抵制。不过，如果信息可以成为人们能够获得的并且可靠的一种资源，那么私人进行的盘剥、迫害、征收的过高税负和好的文化传统被不良倾向替代的现象就会感到惧怕。信息技术、电子信息和信息文化的崩溃　　无论非歧视性地利用信息系统是出于个人利益还是为造福社会，如果它存在于一个正处在发展中的经济里，这种信息系统不仅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而且还会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信息文化造成根本的威胁。信息系统可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促使权利、工作和理性生活的本质发生变化。一种道德成分一经引入社会就会持续存在，因此它们对价值体系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口头表达的传统、当地官僚机构的相互制约、面对面的交流、现金付款和货币转汇以及传统的供销渠道都可能会被电子的和长途的新方式取代，而且这种变化可能会迅速发生而不顾文化的一致性或传统的道德态度。　　此外，电子信息资源本质上具有破坏性：它们可以贬低决策传统、管理经验、正规教育技能和长期建立起来的知识界精华的价值。电子信息还会威胁经济、政治和社会现状。此外，在俄罗斯也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由于俄国和前苏联的历史中存在着信息错误管理的长期传统：包括囤积信息、人为操纵信息以及由于人们忽视普遍的消费和需求而导致的物品短缺等问题，信息系统可能会由此出现争议。　　因为惧怕适当的信息会刺激产生变化，而大多数变化的结果较之先前的情况更糟糕，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文化可能会使遍及各处的对信息共享、数据采集和系统集成的不信任态度长期存在下去。　　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信息系统有潜力优化结构，重组、改善资源管理并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但是，电子信息也可以频繁地提供新的反社会潮流的手段，加剧自我权利的扩张和社会的流动性，在这种社会中信息资源曾是贫乏和不能共享的。由于在某些文化当中，人们既不期待也不重视真实性；而且信息特别脆弱，很容易通过电子方式对其进行改动和盗窃，所以潜在的不道德性为会逐渐增加。此外，普遍缺乏鉴定和授权的手段也加剧了人们对电子信息的不信任感，因为一个“在线的”经济腐败的全权人物可以由此更方便地用不道德的手段来剥削比他不幸的人们。　　与乔安妮·斯乌拉(J．Ciulla)那章名为“信息与商业领导人的伦理”所提的看法形成对照的是：在发展中的经济里，人们容忍普遍存在的对领袖不信任的态度不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而是因为有一种神秘的持久气氛包围着这些权威人物和战略家，使得人们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神秘感加剧了公众的恐惧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并提升了流言蜚语和捕风捉影在信息不发达社会中的作用。例如，在俄罗斯，缺乏有关领导人物的可靠数据以及政治流言蜚语长期所起的作用都是有害的。斯大林之死、赫鲁晓夫被暗杀、勃列日涅夫发疯和叶利钦的无能刺激了人们普遍的不安全感并抑制了他们广泛地参与政治。　　以文化为基础的解决办法　　以文化为基础的伦理学是从决策方式中产生的，这种方式通过单一的国家经验、本土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传统形成。尽管所有的信息文化都是在电子信息技术出现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但没有哪两种文化是完全相同的。这些文化也没有必要变得更为相近，尤其是对那些经济和政治体系正处在压力和变革当中的文化。　　这本书中的许多研究成果和推荐的做法为全球的以文化为基础的伦理学面临的挑战和俄罗斯处境的独特性提供了希望。俄罗斯酷似中国，正像约翰．埃塞治(John Etheredge)和卡洛．艾德纳(CarolErdener)在“四个国家的伦理决策方式”一文中指出的，在这两个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道德决策原理是行为利他主义。但是俄罗斯缺少中国的稳定性，商业经营的机会和被控制的并人全球市场的能力。　　从短期看，由于经历了十年的混乱状况、普遍存在着不信任态度和幸存主义、不具备应有的商务原则、缺乏社会秩序和商业法律，这些问题会阻碍俄罗斯在道德实践上达成初步的和本土的共识。而这在西蒙。格兰德(Simon Grand)和斯蒂芬．罗斯范(Stephan Rothlin)看来却是价值观创造的积极前提(《多种文化背景中的价值观创造》)。　　俄罗斯人尖锐地把自己描述成高度精神化的人，而且认为他们倾向于一切以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为先。从长远看，逐渐被重新植入现代背景中的这种道德的自我——本体的传统主张(“我们是谁?”“我们现在代表了什么?”)，对于形成商务伦理学和个人责任感是一笔财富。不过，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缺乏诸如恰柯瑞伯逖(S．K。Chakraborty)在《自我、伦理和世界维持论》一文中描述的印度教——吠檀多的本质特征，这种坚固的共同基础可以帮助俄罗斯　　人对变革进行管理并保持其社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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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济伦理》是国际经济伦理系列丛书的第三卷，相对经济伦理而言，国际经济伦理是一较新的研究领域。这是因为经济伦理在美国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是一门较为完善的学科。而国际经济伦理这一新的研究课题在经济领域内由于自身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发展变化而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