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图学史

出版时间：2006-8-1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余定国  页数：271  译者：姜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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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芝加哥大学版《世界地图学史》第二卷第二册《传统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图学史》（1994年出版）的基础上翻译整理成书，是《世界地图学史》的一个重要组分部成。作者以宏观视野旁征博引，广泛利用中国古代资料，引证西方学者研究成果，可以补充中国地图学史研究之不足；本书内容丰富，史科扎实，所述所论匠心独运，译者复核了全部引用资料，值得阅读和参考。

作者简介

余定国，华裔汉学家，目前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圣约翰学院（St.John s College)任教。

书籍目录

译者序彩色插图目次《中国地图学史》图目彩色插图第一章  传统中国地理地图的重新解释  一、中国的地图测绘是数学意义上的测绘吗？  二、地图学史的应用与误用：定量方法的缺陷  三、修正中国传统地图观念第二章  政治文化中的中国地图  一、地图、仪式、战争  二、政治文化与考证学术  三、汉代政治文化中的地图  四、秦汉地图绘制与应用连续性  五、政治文化中的占星术与天文图  六、地理图籍的大量增加  七、方志地图  八、地图、学术、文化的传承第三章  大地的量度：介于观察与文字之间的中国地图  一、政府注重量度  二、水利与地图学  三、考据学术与地图学  四、地图、量度、文字描述  五、裴秀地图学中的数学与文字  六、后来地图学中的数字与文字  七、大地的形状：实际观察与文字考证  八、地图坐标网络  九、结论第四章  人文学科中的中国地图学：客观性、主观性、展示性  一、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二、文学、地图与现实世界的表示  三、文学中表示的双重功能  四、绘画与表示  五、艺术经济：共同的生产工艺技术  六、地图学与视觉艺术在概念上和风格上的关联  七、地图即画、画即地图  八、重新界定地图  九、事实与价值的结合第五章  传统中国地图学及其西化的问题  一、欧洲地图学的传入  二、欧洲地图学与清代地图的测绘     （一）大清帝国的全面测绘    （二）乾隆内府兴图的测绘  三、西方影响程度的评估  四、晚清欧洲的影响第六章  结论  人名索引  一般索引

编辑推荐

《中国地图学史》内容丰富，史科扎实，所述所论匠心独运，译者复核了全部引用资料，值得阅读和参考。

用户评论 (总计15条)

•   作者按照不同于国内既定的思维趋势来阐述地图学的历史，给人于一种新颖和独特的见解。
•   非常满意，值得一读
•   作者很认真，但不能当做闲书看
•   留着慢慢读吧
•   瞭解地圖發展的一本好書
•   写的挺好，但是不是专业的可能没兴趣！
•   老师推荐的书，还不错吧
•   很好的一本书，既是学术类的书，也是普及读物，不错！
•   该书是专业较强的书籍，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地图的发展及演化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卓越网的书籍价格是最低的，最近又不要邮寄费，蛮好。只是有一点邮寄时间较慢，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啊。
•   　　裴秀与“制图六体”
  　　
  　　一、裴秀其人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生于魏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卒于泰始七年 (公元271年)。裴秀生于官僚仕族家庭 ， 祖父在东汉、父亲在魏晋朝廷中都担任过尚书令。裴秀自幼好学，才华显著，修养深邃，为当时统治者所赏识。因此从年轻时相继在魏晋朝廷中谋事，被曹爽聘为黄门侍郎，从事传达皇帝诏命，掌管皇室机要文书工作。后曹爽因专权图谋不轨而被诛，裴秀受到牵连被罢官。
  　　
  　　裴秀34岁时随司马昭往淮南征讨诸葛诞的叛乱。在征讨中为司马昭出了不少的良谋妙策，成为司马昭的得力助手。平定叛乱后裴秀升任尚书，晋封鲁阳乡侯。魏咸熙初年(公元264年)封为济川侯。公元265年晋武帝即位，裴秀任尚书令。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晋升为司空，成为掌管工程、屯田、水利、交通等事务的宰相级官员。并于在职期间与门客京相璠共同绘制《禹贡地域图》，今亡佚。[有关京相璠事迹参见刘盛佳《晋代杰出的地图学家——京相璠》，《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6卷第1期]
  　　二、“制图六体”巡礼
  　　（一）关于制图方法思考的缘由
  　　 裴秀职在地官，负责土地使用、水利交通等工作，经常接触各种地理书籍和查看地图。他发现汉代流传下来的地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证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
  　　 又由于土地规划、水利建设、军事指挥需要新的地图，于是裴秀提出绘制《禹贡地域图》的设想，并在地图绘制中创立了目前中国地图史上最早的保存最完整的地图制图理论[韩昭庆老师《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中认为六体应理解为制图“六要素”而非“六原则”]——“制图六体”。
  　　
  　　
  　　（二）“制图六体”的前世今身
  　　1.“制图六体”的提出：
  　　《晋书·裴秀传》记载了裴秀对之前舆地之图的看法，
  　　“图书之设，由来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国史掌厥职。暨汉屠咸阳，丞相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
  　　可见，裴秀是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来建立自己对于制图的理解。但被裴秀批判的前代舆地之图真的是“不可依据”吗？
  　　
  　　 因西汉马王堆汉墓中三幅地图的出土与复原使得今人对裴秀所言不敢盲目相信。谭先生就此问题，在肯定马王堆地图成就的同时，对裴秀所言给予几种解释。即：裴秀所见之图因多为全国性总图，准确性太差；或者裴秀为拔高自己《禹贡地域图》而故意偏低前人制图。
  　　 而本人比较支持谭先生的前一个说法，后一说法不置可否。因从《裴秀传》的记载来看，裴秀早年便以“后进领袖”的名望闻名于世。同时其又是为数不多先后得到曹爽与司马家族赏识之人。再者，时安远护军郝诩与故人书云：“与尚书令裴秀相知，望其为益。”可知裴秀的人品素长，不似妄加褒贬先人之辈。因而，极可能是裴秀因职位关系所见之图均不甚佳，因而与自身对舆图的高要求有所出入。这也为其创立“制图六体”打下了伏笔。
  　　
  　　2.“制图六体”名称来源
  　　 “制图六体”的名称并不是裴秀所起。在《裴秀传》中仅称为“制图之体有六焉”。此名称最早源自朱正元的《西法测量绘图即晋裴秀制图六体解》，而且“制图六体”仅出现在题目中。20世纪50年代王庸先生在编纂中国地图学史时沿用之。因该名称恰当的表达了裴秀的制图方法而被广泛使用。也就是说六体内容早存，而名称是乾隆之后才出现的。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
  　　
  　　
  　　（三）“制图六体”的内容及解释
  　　 1.关于“制图六体”的内容，见于《晋书·裴秀传》，现抄录如下：（这里不引《艺文类聚》原文，两者不同之处参见韩昭庆：《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一文p113）
  　　“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2.关于“制图六体”的解释
  　　从裴秀提出“六体”已降，历代文献收录了制图六体的内容。但是一直到清代的胡渭才有对六体的解释,并作为他绘制《禹贡锥指》图的理论依据。其他文献或节选或全文照抄,很少评述。即便如此，至今为止对于“六体”的解释也并不统一，现将几种主要的观点以列表的形式表述如下。
  　　
  　　
  　　
  　　三、“制图六体”的影响
  　　1.“制图六体”与“计里画方”
  　　“计里画方”是在地图上按一定的比例关系制成的方格坐标网，并以此方格网来控制图上各地物要素方位和距离的一种制图方法。而从现有的研究资料看，较多的人认为其起源于西晋时期著名的制图学家裴秀。
  　　因而“计里画方”之法在古代地图的绘制中便成为区分地图绘制质量高低的标准之一，也被历代作为判断是否运用裴秀“制图六体”之法的标准之一。如两宋之际的伪齐年间所做《华夷图》、《禹迹图》和罗洪先的《广舆图》便为计里画方之作。但是“计里画方”之法真的是“制图六体”的衍生品吗？换句话说，“计里画方”之图均是以“制图六体”为方法所制吗？这一点还需要讨论，可参见卢良志：《“计里画方”是起源于裴秀吗?》
  　　
  　　2.“制图六体”之“时隐时见”
  　　“制图六体”产生于晋代，而从其产生至近代西法绘图的引入这期间长达近1700年。但在这样长的时段里“制图六体”并未得到前人的足够重视，以至于清末绘图也无一定之规。而这期间出现的几种古地图可零星的反射出“制图六体”的影子，但也可以说的凤毛麟角。如元代朱思本所绘《舆地图》、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而明清地方志中的大量配图却良莠不齐，不能得“制图六体”之法。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去反思与讨论……
  　　
  　　
  　　现罗列自己所能想到的一些原因
  　　第一、中国古代文人在传抄过程“制图六体”的过程中只重文本而不重实际操作,反映出他们对技术的忽视。
  　　第二、绘制地图之时真正运用“制图六体”所需成本过高。且“中国自古为农业国家……政府编制地图,主要目标在分配土地,征收赋税、城池防守以及交通水利等项,注意于较大比例尺地图的绘制,包括地籍图和政区图等。”[陈正祥：《中国地图学史》]
  　　第三、理论的提出与实际的运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地图绘制领域，如利玛窦17世纪之初所绘《坤舆万国全图》与康熙年间所绘《皇舆全览图》均是在先进技术指导下完成。但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并不及两图的名气。
  　　第四，也有一种可能即如海野一隆所言“精去粗存”。可能在中国古代确实有很多精美地图，但因传抄与绘制难度大而渐渐失传，我们现在所见均为下品。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四、“制图六体”新解
  　　“制图六体”辨析所用底本：
  　　《艺文类聚》是唐开国初年由高祖李渊下令编纂的，下诏年份据《唐书·令狐德棻传》记载为唐武德五年（622年），《唐书·儒学 欧阳询传》载武德七年为成书上奏之年。因而可知该书的编纂与成书均早于贞观年间所纂之《晋书》。而且，《晋书》的编纂主要依据南齐臧榮緒所纂《晋书》，其他资料参考不多。使得此书一出便饱受非议，因为其在编修的过程中没有很好的利用之前所编的二十余种晋史，并且很少采录当时所能见到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故而被当时人指责为“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竟为绮艳，不求笃实。”故而，两相比对应以《艺文类聚》所载为主，《晋书·裴秀传》所载为辅。
  　　
  　　《艺文类聚》卷六：
  　　“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形），所以校夷险之故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虽）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四、“制图六体”新解
  　　逐一辨析：
  　　定词性：不管对于“体”的解读为何，是原则也好是要素也罢。这一“体”字应该代表的是一名词。那么“制图六体”之六“体”应该是制图当中应该考虑到的六个因素与方面。因而我认为这六个要素应该在词性上一致，都应该是名词。
  　　
  　　
  　　“分率、准望、道里”：
  　　“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
  　　“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虽）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
  　　
  　　"分率"应为比例尺；“准望”应为方位；“道里”应为道路距离。前两者不再多言，对于“道里”多说两句：道里乃是“定所由之数”也就是来去的距离之“数”，为什么呢？下文载“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怎么解释呢？有了方位但是不知道距离远近，中间相隔山海便不可到达。很好理解，告诉你向东但不知道具体距离，只知道大概，一旦有山海阻隔于途，你便找不到准确的目的地。
  　　因而前三个要素我想可以定性为“数”。不管是“分率”、“准望”、还是“道里”均为“数”，是一个具体的数量。其载“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这些远近、彼此、径路均为数。而后三者“高下”、“方邪”、“迂直”应该是“校”“道里”之数而衍生的。正所谓“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关键在于“校”。
  　　
  　　
  　　“高下、方邪、迂直”：在解释这三个要素之时应以“校”“道里”为理解之前提。
  　　“道里”乃是具体距离。而这个距离并非平滑面上之直线距离。那么为了得到更为精确的距离就应该考虑到“高下、方邪、迂直”。以下一一解释：
  　　“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
  　　可见，后三个要素是为了解决“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的。那么遇到这些阻隔又如何将“道里”算的精确呢？
  　　
  　　
  　　
  　　高下：专指山的阻隔，有山便有上下坡，有上下坡便会增加距离。那么对于上下山的距离计算就应该被考虑进去。
  　　方邪：道路的方向不可能与“准望”一致，从一点到一点不可能方向不变。遇到与所达目的地方向不一致的道路也就被称作“邪”。那么“邪”也会增加距离，同样要考虑在内。
  　　迂直：道路并不都是笔直的，九曲回肠之路有之。那么道路的曲折也会使得距离增大，因而在计算“道里”时也应考虑道路的弯曲顺直。
  　　总体来看这三个要素就是一个“度”的问题。高下计算有角度，方邪要有角度，迂直也要角度。这样来看，可以将六体分为两大部分——“数”与“度”。“度”是为了精确“数”而提出的。以上是自己的见解。
  　　
  　　复旦 论衡园
•   　　《中国地图学史》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版的《世界地图学史》的一部分，由美国华裔汉学家余定国著作，姜道章翻译。
  　　 由此阅读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地图的“左图右史”的图文融合传统与表现功能，还可以看见政治文化中的中国古代地图，其地势山形是与占星术、地籍分野密切相关的，最后也可以将中国古代地图视为特殊的艺术品，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
  　　 古代中国地图一般都镌刻在石碑，以便于保护与拓印。笔者曾在苏州市博物馆怀着崇念的心情，细细的看过介于观察与文字之间的中国著名的古代地图之一“平江图”。这是1229年，即十三世纪初叶的苏州市地图，采用的界图线条，标明了640种以上的人文和自然现象。人文现象包括寺庙、行政、军事机构、各种作坊、桥梁和道路等等，自然现象有山丘、河流、湖泊、湿地等等。图上还标明方向，图的上方是北方。
  　　当时，极想与这幅著名的古代地图合影留念，结果没有结果——这也是现在笔者购买这本《中国地图学史》的潜意识的内在驱动。
  　　 《中国地图学史》中指出：“现存最早的全国总图‘九域守令图”，1121年在四川荥州刻石，存放在荥州府学，流失几百年后，1964年被中国考古学发现。”
  　　不过，在这里“荥州”不晓得具体指那里，因为在中国古代河南的郑州市的荥阳曾为“荥州”。因此，“四川荥州”到底指那里， 有待考证。
  　　本图亦有大量插图：如“古今形胜图”、“长江图”、“海防图”、“清代永定河图”、“1709年中国所绘东半球”……
  　　至于说本书可不读的理由为：一般认为中国的地图不是数学意义上的测绘，因此在现在没有实际上的应有价值；另外还有定量方法上的缺陷。当然，这样的缺陷也存在于中国古代的风水图上，笔者的“谢氏家谱”上的墓穴图就可以为证明。
  　　不管可读或是不可读，开卷总是有益的。如果在你读了《中国地图学史》的某一天之后，万一出现你在旧书肆，或者说在旅行中对中国古代地图有了个人的新发现时，蓦然回首可能会加额庆幸当初幸亏读了《中国地图学史》。
  　　
  　　
  　　 2008-6-16于成都北门天开居
  　　
  　　《中国地图学史》，[美]余定国/著，姜道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一版，32•00元。
  　　
•   　　翻开墨香扑鼻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满眼都是发黄的地图，讲述着先辈们的故事。如中国现存最早的、被学者命名为“兆域图”的地图，竟是一张陵墓图，更确切地说是一张陵墓建设规划图。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期，七雄混战，华夏大地弥漫着烽火硝烟，白狄人鲜虞部在河北续建中山国，定都灵寿（今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他们曾两次遭受灭国，之后励精图治，实行游牧和半农经济，国力逐渐强盛，公元前323年，与赵、韩、魏、燕同时称王，为历史上所谓的五个“千乘之国”之一，算得上是“军事第八强国”。到了中山王执政时期（约公元前327—公元前313年），更是国富兵强，连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都被它打败。
  　　
  　　　　死后的生活对古人来说真是一件大事，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秦始皇陵，是比较突出的例子。陵墓是一定要修的，而且规模要宏大（有些人到现在还有陵墓情结）。“兆域图”就是这样一张陵墓建设规划图，于1978年出土，标有内外宫垣、五间祭堂和四间较小的建筑物，总面积将近8万平方米。
  　　
  　　　　这么庞大的规划，最终自然没有完工，因为不过数年，中山国就被赵国灭掉了。而且，据考古发掘报告，这个陵墓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被盗过。
  　　
  　　　　以上仅仅是中国地图发展的源头，地图所显示的信息却不仅仅是这些故事。学者们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表明，中国地图学至少在西汉就已经发展成形，并一直延续到清初，从清初起中国地图学开始西化（在我的脑中一直有个顽固的观点，中国地理学的西化始于晚明，在此以本书内容为准，按下不提）。成形的中国传统地图，大家应该都见过一二，现在跳过传统地图，来谈谈西化的故事。
  　　
  　　　　事情要从欧洲地图学的传入说起，首要的功劳还是归于传教士，其中大名鼎鼎的是利玛窦。利玛窦相信，要让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必须靠间接的方法，如依靠欧洲的科学成就，而不是直接挑战中国人的价值观，地图学就是一个重点。于是，在明万历十二年（1584），利玛窦应肇庆知府的要求，绘制了这幅名为《舆地山海全图》的世界地图。
  　　
  　　　　他把中国特意画在地球中央，并用中文注上各国的宗教仪式和基督教神迹，标上南北回归线、子午线和赤道。
  　　
  　　　　《舆地山海全图》潜藏着一个危险，就是它挑战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世界观，挑战了惟我独尊的帝国观。天下怎么能是圆的？帝国怎么这么不起眼？这样的问题如果上升到政治高度，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利玛窦一直未敢亲自呈送世界地图，或许他明白在专制国家里是没有纯粹学术问题这一说的。幸运的是，它并没引起任何政治麻烦。万历二十八年12月21日（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到达北京。他指导在工部任职的李之藻，学习组织地图空间的托勒密体系，绘制了大到6平方英尺的《坤舆万国全图》。皇帝见后很喜欢，下令用12幅丝帛织成全图，装在6对大屏风里。晴空万里，一如利玛窦的心情。
  　　
  　　　　利玛窦的《舆地山海全图》投入中国，与其说是一张世界地图，不如说是为封闭的帝国，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一扇通向未来之门，可震撼之余，好像也没什么改变。中国现行的世界地图，依然延续了他当时为讨好皇帝所作的改动，还是没有与世界接轨，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博士后郝晓光，深感痛心，正在努力想改变大明帝国以来的错误。
  　　
  　　　　于我，一张地图，更像是一个窗口，张望出去，联结过去与未来。
  　　
  　　　　　　　　　　　　　　　　　　　　　　　王冰／新京报　2006-10
•   个人还是觉得姜道章先生翻译的余定国先生的《中国地图学史》是很自得去品读和思考的，在地图学术史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反而需要我们思考地图研究的真正的方法和视角，而不是一贯延续之前的思路，因为只有回归到中国地图的发展脉络中，回归到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思路中才能对地图学有一个清楚地认识。也许之后又会有另一种视角，但是目前学术发展的阶段里需要去做这样一份工作。
•   利玛窦之前，在元代的《声教广被图》等地图，已经可以视为世界地图，非洲、欧洲等已经出现在地图上；并且，元代还从阿拉伯传入地球仪。可以说，当时已经，而不是利玛窦的地图才挑战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思想，况且，利玛窦之后，中国传统地图发展并没有脱离天圆地方的影响。仅仅是在明代一些志书、类书中出现了一些受利玛窦影响的地图，如《三才图会》前面附的《山海舆地总图》。
  此书挖掘了古地图的艺术化倾向，并加以研究。而更为正统、精深的研究为王庸1944年撰写的《中国地图史纲》。
•   老兄有心，帮我转过来。
  辛苦辛苦，王二稽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