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叶嘉莹  页数：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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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是作者在哈佛大学时所作，也是作者学术研究的重大转折点。以王国维之性格及其所生之时代为线索，探讨其治学途径的转变——由早期致力于西方哲学和文学的研究转向后期致力于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的考证研究，及在学术盛年遽尔轻生的原因，并对其以《人间词话》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做出了恰切的评价。

作者简介

　　葉嘉瑩，号迦陵。1924年出生于北京，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并在淡江与辅仁两大学任兼职教授。60年代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后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曾于80年代至90年代再度赴美，在耶鲁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讲学，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自1970年代末回国讲学，先后任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客座教授，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设立“驼庵”奖学金。

书籍目录

《迦陵著作集》总序前言第一篇 王国维的生平第一章 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一 静安先生之性格（一）知与情兼胜的禀赋（二）忧郁悲观的天性（三）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二 时代对于静安先生之影响（一）静安先生早年读书之志趣及时代变乱对其所产生的第一度影响（二）时代变乱对其治学途径所产生的第二度影响第二章 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王国维死因之探讨一 自沉之经过及关于其自沉原因的几种不同说法二 静安先生与罗振玉之关系三 静安先生与清室之关系四 静安先生与民国政府之关系及其真正之死因五 余论第二篇 王国维的文学批评第一章 序论一 静安先生的两组文学批评及其重要性二 中国文学批评之传统及其需要外来之刺激为拓展的必然性三 晚清时代静安先生在西方文化刺激下的觉醒第二章 静安先生早期的杂文一 早期杂文中所表现的有关文学批评的几点概念二 形成此几点概念的重要因素三 对《（红楼梦>评论》一文的评析（一）《（红楼梦）评论》之写作时代及其内容主旨（二）《（红楼梦）评论》一文之长处与缺点之所在（三）对《红楼梦》本身之意义与价值的探讨（四）静安先生《（红楼梦）评论》一文致误之主因第三章 《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一 《人间词话》之基本理论一一境界说（一）对“境界”一词之义界的探讨（二）有关境界的一些其他问题二 自批评之实践中所归纳出的一些重要理论（一）关于“隔”与“不隔”的问题（二）关于代字、隶事及游词的问题（三）关于文学演进之历史观（四）关于创作者所当具之修养与态度（五）关于《人间词话》的评赏态度及评说方式三 余论——《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一）严沧浪以禅悟为喻的兴趣说（二）兴趣之义界——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三）王阮亭的神韵说及其与兴趣说之关系（四）神韵说与兴趣说的主要分歧（五）境界说与兴趣说及神韵说之比较（六）种诗说产生之时代北景及时代与诗论之关系（七）中西诗论之比较及今后所当开拓的途径后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补跋

章节摘录

　　第一编　王国维的生平　　第一章　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　　一　静安先生之性格　　（一）知与情兼胜的禀赋　　在静安先生的性格中，最明显也最重要的一点，乃是他的“知”与“情”兼胜的禀赋。这种禀赋使他在学术研究方面，表现为一位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天才；可是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幸而使他深陷于感情与理智的矛盾痛苦中无以自拔，终至成为一个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悲剧人物。静安先生对于他自己之具有理智与感情相矛盾的性格也早有反省的认识，在其早期所写的《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他就曾自我分析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又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又说：“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除去自序中他所提到的在为学方面感到的“知”与“情”之矛盾以外，他在诗词中表现出来的整个生活中的矛盾痛苦则更为深切。如其《六月二十七日宿陕石》一诗云：　　新秋一夜蚊如市，唤起劳人使自思。试问何乡堪着我？欲寻大道况多歧。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　　从这首诗来看，他在生活与求知上所感到的彷徨困惑的悲哀乃是显然可见的。此外如其《天寒》一首之“只分杨朱叹歧路，不应阮籍哭穷途。穷途回驾元非失，歧路亡羊信可吁”及《病中即事》一首之“拟随桑户游方外，未免杨朱泣路歧”诸句，便也都是借用杨朱之泣路歧的一则故事，来表现他在人生之途上陷于矛盾之抉择的痛苦。而他著名的两句词，《蝶恋花》一首之“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当然更是他内心之矛盾痛苦的一幅极好的写照。静安先生一生的为学与为人，可以说就是徘徊于“求其可爱”与“求其可信”及人生之途的感情与理智的矛盾的追寻与抉择之中。　　我们先从他为学的一方面来看。在这一方面因为他所面对的只是单纯的学问，所以不论其为偏重感情的对于“可爱”的追寻，或偏重理性的对于“可信”的追寻，虽然因出发点之不同，在其开始择别途径时，也许一度不免有感情与理智相矛盾的争战，可是既经择定之后，他往往能以其感性与知性兼美的天才相辅为用，反而取得了过人的成就。当他早期从事于文哲之学的时候，可以说乃是从感情出发的对于“可爱”的追寻，可是我们试一看，当他为叔本华悲观哲学所吸引而对之倾倒耽溺，他所写的有关叔本华的论文如《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及《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却都是站在客观立场，以理性的思辨对其学说之是否“可信”来作批判和分析。而当他耽溺于词之写作时，他也曾同时从事于词之批评及词籍之整理，既写成了一部《人间词话》，也完成了一部《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静安先生在从感情出发对于“可爱”者加以追寻时，同时也正以其理性在“可爱”之中做着“可信”的追求。这正是静安先生在文哲之学的研究中，既表现有锐敏的感受，又表现有精辟之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知与情兼胜的禀赋，即使当静安先生之治学途径自文哲之学转为考证之学以后，也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考证之学原来应该是完全基于理性的对于“可信”的寻求了，可是静安先生在考证之学上能有过人之成就的原因，却不只是由于一般人所共见的精严的理性的思辨而已。因为精严的考证推理的工作，尚属一般博学勤力的学者都能达致的境界，而静安先生在学术方面的创获，却更有超越于精严之考证以外者。缪钺在其《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即曾云：“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而给他的考证之学上投以睿智之灵光，使其不断有惊人之发明和创见的，则是由于他所禀赋的近于诗人的感性和资质，以及他对于“可爱”之追寻的一种理想。我这样说也许不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因为在静安先生的考证著述中，这种隐含的资质和心意，乃是颇不易为人所察觉的。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静安先生在考证之学上，所用的方法虽是理性的，可是触发他能有惊人之发明与创见的，却往往乃是由于他所禀赋的一种属于感性的直观与想象之能力。举例而言，其在《观堂集林》卷一《肃霜涤场说》一文中，静安先生曾以双声联绵字来解释《诗经?豳风?七月》一篇的“九月肃霜，十月涤场”二语，以为乃“肃爽”及“涤荡”之意，引证了十余种以上的古籍来作为他的说法的佐证，是一篇全以理性组织的精严的考证文字。可是在篇末他却叙述这种灵感的获得乃全得之于直观的感受，他说：　　癸亥之岁，余再来京师，离南方之卑湿，乐北土之爽垲。九十一月之交，天高日晶，木叶尽脱，因会得“肃霜”“涤场”二语之妙，因巧之说云。又如其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序》一文中，曾经记叙说：　　甲寅岁暮，国维侨居日本，为上虞罗叔言参事作《殷墟书契考释后序》，略述三百年来小学盛衰。嘉兴沈子培方伯（沈曾植）见之，以为可与言古音韵之学也。然国维实未尝从事于此（按：《观堂别集》亦录此序，本句作“余于此学殊无所得”），惟往读昔贤书，颇怪自来讲古音者详于叠韵而忽于双声。……乙卯春归国展墓，谒方伯于上海，以此愿质之方伯。……又请业日：“其以叠韵说诂训者，往往扦格不得通，然则与其谓古韵明而训诂通，毋宁谓古双声明而后训诂通欤？”方伯日：“岂直如君言，古人转注假借虽谓之全用双声可也。”……维大惊，且自喜亿之中也。　　对于一种“未尝从事”“殊无所得”的学问，居然能于短期的观察研究之后，以臆想而直探古声韵与训诂之学的重要关键所在，静安先生直观与。想象能力之过人于此可见。这也正是他在考证之学方面并非抱残守缺，而能自辟蹊径、卓然独往的真正原因所在。在他的考证专著中，时时闪现出这种灵光的作品甚多，而其中最可引为代表的一篇伟大著作，则是他以古器物古文字来考证古史所写出的《殷周制度论》。赵斐云先生曾推许之云：“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页，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这种推崇，一点也不是溢美。在这篇著作中，静安先生以其过人之直观与想象的能力来观察和组织，使得一些早已死亡的支离破碎酌材料，都在他的灵光照射下，像重新获得子生命一般复活起来。这种成就，当然绝不是仅靠精严的理性便可达致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之处，那就是他在理性的考证之外，所流露出的对于周代之文物制度的一种怀思向往之情，而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他对于“可爱”之追寻的理想。在这篇著作的结尾，他曾经极有深意地说：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之所能梦见也。　　又说：　　如是则知所以驱草窃奸宄相为敌仇之民，而跻之仁寿之域者，其经纶固大有在。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观之矣。如果我们联想静安先生写作本文时军阀混战、政党相争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静安先生在新旧文化制度变革之际，其感慨世乱、缅怀先哲的感情，乃是显然可见的。一般人只知道静安先生的考证之学乃是纯理性的由古文字声韵及古器物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然而侯外庐在其所著《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就曾经说：“然而明立制之所以然，则并不是他的研究中心，因为他有他的理想与信仰。”这话乃是可信的。姚名达在《哀余断忆》一文中，曾经记述他有一次向静安先生问学的事，他说：　　课后，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说，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观乎此，则静安先生的考证之学，其目的原不仅为考证一事一物，而别　　有更高远之目的与理想可知。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对此一点特加说明的缘故，乃是因为此一点不仅可以证明静安先生乃是一位知与情兼胜的天才，而同时也是造成他后来研究途径转变之一项重大因素。总之，知与情兼胜的禀赋，无论在其早期或晚期的学术研究方面，都曾使他的研究成果闪放出异样的光彩。这正是静安先生的过人独到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他为人方面来看，则同样的禀赋造成了他在现实生活中深陷于感情与理智之矛盾的终生痛苦。因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只是单纯的学问而已，而现实生活的对象则是复杂而多变的人世。学问可以由一己之意愿来取舍和处理，可是人世的纠纷则无法由一己之意愿来加以解决。静安先生既以其深挚的感情对于周围的人世有着一种不能自已的关怀，又以其明察的理智对于周围的罪恶痛苦有着洞然深入的观照，于是遂不免在现实生活中常徘徊于去之既有所不忍、就之又有所不能的矛盾痛苦之中。更何况静安先生所生之时代，正值中国之文化与政治都面临新旧激变之时。本来激变之时代就足以形成一种认同混乱的彷徨困惑，更加之以当时的军阀政客又利用此变乱之时代互相争攘以各谋私利，因而制造成无数战乱和纠纷。当时的政海波澜，真可以说得上是旦夕千变，一在如此的一个时代中，静安先生要想寻求其“可爱”与“可信”之理想，遂不免自陷于彷徨与矛盾之中，而时时遭遇到理，想破灭之悲。于是乃发现其初以为不“可信”而“可爱”者，实非独不“可信”亦并不“可爱”，而其初以为虽不“可爱”而“可信”者，更是非独不“可爱”亦并不“可信”。然而以他当时在社会上之地位及交往，却又不免牵涉于人事及环境之种种羁绊限制之中，不仅身不得出，而且口不得言。所以他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之痛苦虽极深，可是在著作叙述中，除去前面所引的一些诗词中不时流露出他的矛盾痛苦之情以外，真正言及现实生活之挫败者则极少。何况又加之以他的沉潜忠厚的性格，使他不仅不肯臧否人物，更且不肯自诉悲苦。所以我们要想在静安先生的著述中寻找这一类记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除非我们真能以静安先生之性格，处静安先生之时代，设身处地来置想，也许可以体认一二，而这也正是本文下一章所将要从事的工作，因此这一点我们将留到后面来详细讨论。总之，知与情兼胜的性格，虽然在学术方面造成了静安先生过人的成就，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智与感情相矛盾之性格，也造成了静安先生终生的悲苦，更成为他走向自杀之途的一项重要因素。这是我们对于静安先生之性格所当具有的第一点认识。　　（二）忧郁悲观的天性　　在静安先生的性格中，另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他既禀有忧郁悲观的天性，又喜欢追索人生终极之问题。关于这一点，他也同样有着一种反省的自觉。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曾经自我叙述说：“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据静安先生之自叙则这种忧郁原来乃是他天生的禀赋，而这种忧郁的天性又与他好追索人生之问题有着相连带的关系。从这种关系来探寻他悲观忧郁之性格的发展，则他所热爱过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其《天才论》中的天才忧虑之说，也许有可以供我们参考之处。叔本华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缘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这一付可怜相，而油然兴起悲哀之念。”如果按照此一说法来观察，则我们就会发现静安先生的悲观忧郁之因，竞果然如叔氏所言，乃是由于看透了人类生存意志的原形，深感其愚蠢劳苦之足悲的缘故。在静安先生诗中表现有这种悲慨的作品甚多，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乃是他的《咏蚕》一诗，诗云：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篚。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瘏，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耑耑索其偶，如马遭箠。啕濡视遗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嗟汝竟何为，草草阅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这一首诗借蚕之一生来描写充满饮食男女之欲的人生，表现得极为具体而深刻。而这种把人生完全看做生存欲望之表现的悲观的想法，则与叔本华的天才忧郁之说确有相合之处。缪钺《诗词散论》中《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即曾云：王静安对于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书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及读叔氏书必喜其先获我心。　　这一段话极有见地。静安先生曾自叙其与叔本华哲学接触研读之经过，说当他二十二岁在东文学社读书时，偶然从社中日本教师田冈佐代治的文集中，看到引用叔氏哲学者“心甚喜之”。其后四年，当他二十六岁时，“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1903）之夏以至申辰（1904）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他对于叔氏书之倾倒赏爱既有如此者，则缪钺所云“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的话，当是可信的。而静安先生之悲观忧郁之性格，也恰好便是叔本华天才忧郁之说的一个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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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双重弊害的混乱中，静安先生遂成了一个文化认同混乱之时代中的牺牲者，这自是时代有负于静安先生之处。静安先生不幸竟因其一已之性格及旧传统之蒙蔽，在面对新文化之激变时，产生了价值判断的错误，因此乃不仅造成了他个人的悲剧．而且使中国之学术界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蒙受了绝大之损失，这当然乃是静安先生之有负于时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