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启芳传

出版时间：2007-12-1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作者：夏和顺,易新农  页数：248  

前言

捧读易新农教授和他的弟子夏和顺先生的《叶启芳传》，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从1950年进入中山大学念书开始，我的一生与中山大学难解难分，书中涉及的人和事都有或浓或淡的记忆。提起叶启芳，现在知道的人恐怕很少了。但当代中国知识阶层读过洛克《政府论》和考茨基《基督教基础》等汉译世界名著的人不少，其译者就是叶启芳先生。我认识叶启芳先生时，已经是他被划为“右派”以后的事了，只是见了面点点头，没有深交；叶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读了这部书才知道，早在我出生前十年间，叶先生在香港、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已经叱咤风云。1927-1929年，叶先生出任广州名校培英中学校长，在学生记忆中：“叶校长身材短小，却风度翩翩，娴于词令，声音雄壮。演讲时，如行云流水，亦谐亦庄，饶有风趣；且对所阐述问题，条分缕析，娓娓动听，是五位校长中最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历史上的叶先生和我所认识的叶先生反差太大了！1950年，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陈汝棠（稍后任副省长）的邀请，叶先生到广州出任私立国民大学（1951年并人华南联合大学，1952年后并人中山大学）教务长。该校校长是陈汝棠，是民革中央委员兼民革广东省领导人，又在省政府任职，公务繁忙，无暇兼顾校务，希望叶先生为他代劳。有丰富教育工作经验并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达德学院与中共合作愉快的叶先生，做了两个重大决定：一是舍弃在香港英华女中月薪1200元、太太收入也不菲的优裕生活，接任薪金微薄的国民大学教务长；二是把独子叶孟德送去参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同当年许多挚爱自己祖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深信中国共产党取代贪污成风、独裁专制的国民党，已经为国家富强、民主扫清了障碍。行动后面是思想，思想深处是与饱受折磨的祖国割不断的深情！可是，他毕竟是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书生。新政权确立以后，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当时体制框架下的“团结、教育、改造”对象。也许他想大展身手，像当年办培英中学那样把国民大学办成一家著名的私立学校，但时过境迁，许多事情都不能如愿了！不管校长多么信任他，实权却掌握在上级派来的一位姓朱的副教务长手里，因为朱是中共候补党员。就个人品德而言，这位副教务长绝不是争权夺利的角色，但忠实按上级指示办事的他却让叶先生身劳心拙！1957年叶先生捞到一顶“右派”帽子，这可以说是体制与个性冲突的必然结果。当时中文系四位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教授：董每戡、詹安泰、吴重翰和叶先生被诬为“反党小集团”，唯一的“罪证”是对系主任王起教授的工作不满。王、叶两位老师都是民主同盟的成员。按正常逻辑，这些无非是同事之间的工作分歧，也可算是盟员之间的矛盾吧，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真不知从何谈起！个人品德和恩怨解释不清令人瞠目结舌的政治风暴！以王起老师来说吧，从即时场景看，他并不是中文系这场斗争的领导者。这位研究古代戏曲的权威，有引发四位教授不满的一面，也有奖掖后进和晚年不屈不弯的动人故事。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当时的体制出了毛病，容不下个性张扬的公民！说到个性，使我想起更多的老师。中山大学是南国学术重镇。从进入这个学术殿堂之始，耳濡目染的是老师们的骨鲠。我读经济系，入学不久不知哪位同学就给我们的系主任林伦彦教授起了一个绰号“大只林”。在广州话中所谓“大只”，意思是自命不凡的巨擘。同学们用一句话说透奉上这个绰号的根据：“老子天下第六”！当时动不动就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怎样教导我们，同学们说，除了他们就到我们的系主任林老师！这个座次不低。出于对独裁专制的不满，林老师跟随国民党反蒋派主要领袖之一的李济深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奋斗多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急流勇退，告别政治，回归学术，毅然南下，到中山大学执教。我们念一年级时的主要基础课——政治经济学由他亲自讲授。他藐视流行的教科书，口气之大给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小青年留下深刻印象。顺理成章，他逃不过1957年那场风暴，同叶启芳老师一样，一顶“右派”帽子戴在脑袋上了。更令我们大开眼界的是中大还有不屑位居“天下第六”的教授——外语系的梁宗岱老师！看看他的学生黄建华教授编写的《宗岱的世界·生平》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记录的故事吧，比我道听途说的准确多了。1924年，梁宗岱21岁，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第一部诗集——《晚祷》。翌年他到法国留学，不断将陶渊明和其他中国诗人的诗翻译成法文，将法国的名诗译成中文，分别在两国著名的报刊上发表。他和罗曼·罗兰、徐志摩、茅盾等中法文艺界的著名人士都有密切交往。他1931年回国，立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直至1934年。以后他在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执教，译作很多，蜚声海内外。1943年，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提名他为立法委员，每月薪金500银元，且挂个名即可。“梁宗岱不但断然拒绝，反而规劝梁寒操辞去宣传部长职务。”1944年秋蒋介石三次召见，“最后一次由留德同学徐道麟坐蒋介石的高级轿车到复旦来接，均被梁宗岱以各种托词一一谢绝。”他比毛主席还要牛！有人正在墙上写巨型标语：“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梁先生走过，看了一眼，便对在场的人说：“‘所以’两字不必要，删去更简洁一些。”说罢扬长而去！呵呵，连毛主席语录他都敢改，而且这类“大不敬”的言行比比皆是！他坚决拒绝一切对教学的不当干涉：“我不管你们的教学大纲怎样订，我还是按我的办法去教，如果你们有意见，你们自己来教好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家号召人们前仆后继摧毁旧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更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但是激情燃烧过后，曾有一种观念深入人心：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旧社会不同，服从领导就成了天经地义。其实这是对革命理论的背弃。在那种政治环境下，如果懂得书本和实际生活的差别，三缄其口，或以顺从一切的姿态出现，天下自然太平。不过，。这些老师书生本色还在，还没有练就那么柔软的身段，轻信纸上的东西，狂言放歌，冲口而出，悲剧便也随之而诞生！这些老师都有一身傲骨。在包括叶先生在内的所谓中文系“反党小集团”中，情绪最激昂的大约是董每戡先生。1957年，他坦开心扉写道：“书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立即传唱各方，连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也在他发言时插话：“你最近写了几首诗，说‘书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很好。”不幸，董老师犯了两个让他后半生受尽折磨的错误：一是不知道政治家的脸孔会变，而且不能不变。二是盯住交情，忘了根本在体制，而这个体制当时看起来还如日中天，绝对不能触犯！于是，他越说越来劲，共产党员有两副面孔之类的话一一见诸报端，转眼之间就掉进深不可测的陷阱中去了。这可不能苛求董每戡、叶启芳等老师和其他55万受难者。君不见睿智如鲁迅尽管同专制统治者势同水火，也没有看透法治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基本制度。否则他就不会鄙薄为人权、宪政不断抗争的胡适、罗隆基等人是焦大，是提醒主人衬衣脏了的奴仆了。在劫难逃！叩问历史，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为何那么疯狂？为什么把人权、法治国家、宪政、个人自由视同洪水猛兽？归根到底是群体愚昧，建构了愚昧的体制！治愈愚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知识，叶启芳老师翻译的世界学术名著，就是扫除愚昧的消毒剂，他的名字永远刻在播种者的行列中了。识破这些疯狂和愚昧需要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和一切文化、所有民族共同的美德——正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这些智识和美德当然的载体。中山大学贡献了陈寅恪，他在1953年重申“自由之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振聋发聩，是中国知识阶层的骄傲。我们还有堪与陈寅恪比肩的容庚教授！当有人闻笛起舞，批判中文系“反党小集团”的时候，容庚公开说这几个人并不是反党小集团，他找校党委刘副书记要求改正！反右运动正酣，他仍然有话直说。在一次学校大会上，刘副书记在台上说：“容庚，你已到右派边缘了！”坐在下边的容庚老师大声回应：“我退休！”刘副书记说：“划了右派才让你退！”容庚无所畏惧，继续我行我素，见到被划为“右派”的同事大声打招呼！当时这可是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的“同情右派”、对抗运动的行为！他的轶事太多了，再说二件小事吧。1954年批判胡适、胡风。他却在校刊上写文章，说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对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知识开始吃香，媒体蜂拥而至，要宣扬容老的学术成就。他一口拒绝：“有什么好报道的！我的主要成绩都是1949年以前做出来的！”沉痛的语言后面是历史的真实和傲然挺立的人格！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和民族需要坚强的脊梁。看看我们的老师吧，历数千年不衰的浩然正气活在他们的身上，政治高压，饥饿折磨，精神威胁，都打断不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新农、和顺兄史识深邃之处是把叶先生的一生放在历史洪流中去考查，让读者不但分享叶先生的悲欢，并在重温20世纪中国史过程中感受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这部优秀传记纪述的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史。袁伟时2007年6月7日星期四

内容概要

本书把叶先生的一生放在历史洪流中去考察，让读者不但分享叶先生的悲欢，并在重温20世纪中国史过程中感受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这部优秀的传记记述的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史。

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章  苦难童年  一、生于1898年  二、教育维新时代  三、三水与广州  四、何馆小校役第二章  教会学子  一、“道济会堂的孤儿”  二、“在课本中拼命，与同学竞走”  三、学联演讲部长第三章  负笈燕京  一、转学燕京大学  二、邂逅许地山  三、青龙桥之水清兮  四、早期翻译与学术活动第四章  革命风潮  一、“在国内就不能当教授吗？”  二、文学与革命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  四、长校培英中学第五章  沪上译书  一、商务与西学之风  二、《社会斗争通史》——平生最得意的译作  三、《社会主义教育政策》——道出心中所想  四、《国际关系论》——关注国际问题之始  五、《基督教之基础》——考茨基名著  六、《婚姻进化史》——与商务首度合作  七、西湖的美丽记忆第六章  文人从政  一、结识香翰屏  二、护照处主任  三、书生本色  四、《国际纵队从军记》的故事第七章  避难香港  一、主编《星岛晨报》  二、参加抗战文化工作  三、受托撰写《成吉思汗传》第八章  颠沛流离  一、逃出香港  二、从大安到粤北  三、出任《大刚报》总编辑  四、还乡第九章  安静生活  一、主编《新生日报》  二、《成吉思汗传》完稿  三、出任中国新闻学院院长  四、主编《天风》杂志  五、靠近民盟组织第十章  弃旧从新  一、解放  二、“不实际的地方”  三、从国民大学到华南联大  四、院系调整后进人中山大学第十一章  参政议政  一、思想改造  二、送子参军抗美援朝  三、老友相聚共话契阔  四、广州市民盟副主委  五、“您在市人大的发言，甚好”  六、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第十二章  经历“阳谋”  一、“真正的春天”  二、“从广州轰到康乐园”  三、事情正在起变化  四、“远程炮手的真面目”  五、“中文系反党小集团”  六、“我就不信”第十三章  “脱帽加冕”  一、一家两右派  二、“外国文学要遭殃”  三、心酸的日子真是难忘  四、陶书记报告胜过十斤猪肉  五、只能随遇而安  六、《政府论》的波折第十四章  “文革”噩梦  一、伤筋动骨  二、《成吉思汗传》被焚毁  三、逃出中大第十五章  归田读书  一、“归田”  二、书比粮食更重要  三、读书不辍  四、无书可译  五、满怀心事向谁倾第十六章  遗憾终身  一、夫妻情深  二、恨别  三、一家四口实够拮据  四、伤逝叶启芳年谱附录  一、现代基督教思想概略  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译者序  三、忆许地山先生  四、《成吉思汗传》序  五、论知识分子  六、使社会知识分子的才能有所发挥后记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苦难童年一、生于1898年叶启芳，广东三水人，1898年7月10日生于广州。1898年，旧历戊戌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中国发生了震惊朝野、意义深远的戊戌变法。这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康呈《应诏统筹全局折》，及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创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当时，士大夫经常集会，议论时政，变法空气日浓。6月11日，光绪帝接受变法建议，发布《明定国是诏》。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命其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光绪帝发布一系列除旧布新变法诏令，罢黜一批顽固大臣，擢拔一批维新分子。这些诏令，属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不许任何人阻挠；撤除闲散衙门和重叠机构，裁减冗员；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属于经济方面的主要有：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务；裁减驿站，设立邮政局；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属于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有：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将各省书院和过多的祠庙改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堂，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允许自由创办学会、报馆；设立译书局，编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游历、留学。属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练兵，添设海军，实行保甲。光绪和康、梁等人想在中国建立一整套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但是变法必定会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1898年9月21日，后党一派发动政变，已经宣布还政光绪的慈禧重新“训政”，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6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变法运动彻底失败。

后记

叶启芳老师离开我们已经22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记得1973年春夏之间我去三水安溪村探望他时，他每次都要把我送到西南镇（三水县城）临江对岸，直到渡船撑离了河岸，他仍站在河边不停地挥动手杖向我送别。渡船上有认识他的人说：“那是一位大教授啊！”当时还是“文革”期间，但纯朴的乡下人对这位有知识的长者，仍敬重有加。此时，我的泪水忍不住掉下来。从安溪村到三水河边往返有十多华里，走路要两个小时以上，当年他已届75岁高龄，但每次都坚持非送我不可。此情此景，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叶老师出身贫苦，幼失怙恃，全靠自我奋斗，从一个寄养于教堂的孤儿，成长为知名的教授、翻译家。他的这种精神很值得后来人学习。而他一生的遭遇，亦可视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2004年12月，台北《传记文学》刊登了我所写叶老师的传记——《老翻译家叶启芳》。中山大学中文系吴宏聪老教授阅后对我说：“我们对叶老失敬了！”吴教授“反右”时是中文系领导，他说这句话是实有所感的。邱世友教授阅读此传记后填有《忆旧游》词一首，中有句云：“满人世，尽译语中西，犹作清奇。奈诡谗诬陷，怕长年淫斗，失了兴机。此情不堪题处，魑梦绕天涯。”吴、邱两位教授对叶老师的深情，深深地激励着我。我觉得上述叶老师传记太过简略，决心以此为基础扩充成一部较完整较有分量的传记作品。2006年12月，我从美国探亲回到广州，立即向和顺谈及此一心头大事，希望他能助我完成此一愿望，并把手头所有有关资料交给了他。叶老师、我与和顺是紧密相连的三代读书人：我从中山大学毕业后，于1962年分配跟随叶老师做外国文学史助教；1987年，和顺考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我是指导教师。和顺欣然同意。他说，希望通过写作这本传记，能使某种精神的力量得到些许的传承。说干就干，2007年2月，和顺在详细阅读了现在材料的基础上，开始在电脑上敲打起来，他利用报纸编辑工作的所有业余时间，全力以赴，一口气往下写。期间他又查遍了有关叶老师尚未收集到的资料。我也不时去图书馆尽力翻阅旧报纸、旧书刊。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散失在旧报刊上的不少资料，如20世纪20～40年代的《东方杂志》、《民铎》、《小说月报》等等刊物，以及叶老师当年翻译出版的所有书籍。香港大学陈君葆教授的日记上记有不少他与叶老师交往的材料，和顺了解到这一线索后，不惜花近千元购买了一套香港商务书馆出版的《陈君葆日记全集》。和顺在深圳工作，我住广州，为写叶老师传记，我与和顺常通过电话商榷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好在现在通讯快捷方便，我们每想到一个有关叶老师传记的事，立即通电话交谈，如此不下数十次。在此期间，和顺还多次专程从深圳来广州同我面谈，并把文稿随时电传给我审阅。2007年6月，我再次赴美国探亲，和顺在国内继续专注于本传的写作，反复增删数易其稿。其间我们还通过越洋电话进行多次交流，探讨本书的最终架构和具体细节。也正是写作本传的过程中，三代读书人薪火相传，在我们的思想中，文化的承续愈积愈厚，师生的情感更是愈益增深。我们对叶老师的崇敬之情也愈益增长。在目前一切都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情况下，我们欣慰地感到中华文化传统并不因表面上紊乱嘈杂而有所弱化。这正是中华文化传统强力之所在。本书承袁伟时教授慨然允诺作序。袁教授是老中大人，又以思想明睿、文笔犀利见称于时，他以其深刻的思想解读叶启芳教授一生的经历，对叶老一生遭遇与其所体现的文化意义，有深刻的揭示。黄天骥教授在本书付梓前审阅了全稿，给我们以不小的鼓励。黄教授也是老中大人，与叶启芳老师也有师生之谊。由于历史的原因，叶启芳的档案材料已经在辗转腾挪中丢失。本书得以较为完整的面目呈现于读者面前，首先要感谢叶师母汤慕兰老人，是她在晚年所书手稿《叶启芳回忆录》、《汤慕兰回忆录》，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也要感谢远在美国的邝薇女士，是她多年来一直完好地保存着叶老师写给她的大批信件。叶孟德和叶莎对叶老师的有关回忆也给本书添色不少。特别是叶莎在移民美国时，把叶老师译著的大部分版本及所余藏书都带去美国珍藏，这都大大有助于本书的写作。本书的大部分图片也由叶莎提供，其中一些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叶莎、叶丹对爷爷的深爱，更是促成本书得以完稿与出版的动力之一。叶启芳老师的外甥陈伟忠也对本书的修改提供了不少素材和宝贵意见。此书得以顺利定稿，还要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荣誉终身研究馆员刘少雄先生和老报人、诗人曾敏之教授，刘、曾二老以高龄之身，不辞辛劳，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和香港大公报查找本传记所需之史料。在此我们对刘、曾两位长者表示真挚的谢忱！中山大学出版社和叶启芳老师的故乡佛山市三水区有关部门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作者能力有限，也由于搜集材料的实际困难，本书中疏漏和错谬在所难免，惟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辑推荐

《叶启芳传:从教堂孤儿到知名教授》记录了这位世纪学人的传奇故事，希望通过叶启芳个人的经历反映出中国近一百年来文化的变迁。叶启芳，广东三水人，幼失怙恃，孤苦无依，入香港基督教道济会堂附设小学为役工，后得该教会资助开始求学生涯。叶启芳一生中充当过多种职务和角色：基督教徒、报人、翻译家、官员、教授、右派，且不停地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