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企业家才能配置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盛亚  页数：172  

内容概要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吸引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的视角各不相同。总结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安排和变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家资源和才能的配置，并进而影响生产性创新活动的开展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国外“稳定”、“发展”的市场环境下产生的鲍莫尔企业家理论能否运用于中国“动荡”、“转型”的市场环境，是盛亚等著的《创新创业管理丛书·制度与企业家才能配置：中国经验》研究的目的。这里主要考虑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制度的变迁如何释放了企业家精神和有效配置企业家创新资源及才能。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1.1 问题的提出1.1.1 中国缺少企业家创新能力和精神吗？1.1.2 作为一种“新的组合”，创新资源的配置如何引导？1.1.3 创新、模仿和扩散哪个更重要？1.1.4 创新一定是生产性的吗？1.1.5 哪种制度更有利于生产性创新？1.2 本书内容安排和研究方法第2章 鲍莫尔企业家理论研究2.1 企业家理论的起源和发展2.1.1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2.1.2 企业家精神理论的发展2.1.3 企业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消失2.2 鲍莫尔企业家理论的主要著作回顾2.3 鲍莫尔企业家理论的主要观点2.3.1 企业家的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才能配置理论2.3.2 生产性企业家才能创造不同类型的创新2.3.3 企业家及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繁荣2.4 企业家才能配置理论研究的新进展2.4.1 鲍莫尔企业家才能理论的经验研究2.4.2 鲍莫尔企业家才能理论的扩展第3章 制度、企业家才能与中国经济增长3.1 引言3.2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3.2.1 改革探索期的制度变迁（1978-1991）3.2.2 改革推进期的制度变迁（1992-2001）3.2.3 改革深化期的制度变迁（2002-2008）3.3 制度安排、企业家才能配置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3.3.1 鲍莫尔经济增长理论在中国的总体诠释3.3.2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吗？3.4 本章小结第4章 改革探索期（1978-1991）4.1 引言4.2 改革试验田——农村4.2.1 私营经济的春天4.2.2 乡镇企业的兴起4.3 国有经济改革4.3.1 国企内部改革4.3.2 价格双轨制的改革4.3.3 承包经营制的引入4.4 对外开放4.5 案例分析4.5.1 万向集团——鲁冠球4.5.2 石家庄造纸厂——马胜利4.5.3 海尔集团——张瑞敏4.6 本章小结第5章 改革推进期（1992-2001）5.1 引言5.2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5.2.1 股份制的推行5.2.2 “抓大放小”改革5.3 私营经济的发展5.3.1 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5.3.2 从“制度外”进入？制度内”5.3.3 私营经济发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5.4 金融体制改革5.5 案例分析5.5.1 海尔集团——张瑞敏5.5.2 娃哈哈集团——宗庆后5.5.3 长城机电——沈太福5.6 本章小结第6章 改革深化期（2002-2008）6.1 引言6.2 改革深化期制度背景下的企业家行为及其原因6.2.1 制度环境促进了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创新中的配置6.2.2 制度变迁的渐进过程延缓了企业家才能的生产性配置6.2.3 制度约束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6.2.4 制度变迁驱动企业家从事制度创业活动6.2.5 制度变迁可能导致企业家从事破坏性活动6.3 案例分析6.3.1 阿里巴巴——马云6.3.2 德隆集团——唐万新6.3.3 托普集团——宋如华6.4 本章小结第7章 结论与展望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上述环境意味着，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领域的配置将面临扩大再生产或创业的困难、市场萎缩和脆弱的产权。这些因素首先降低了“在位”生产性企业家才能的物质报酬，或者增加了实现报酬递增的难度，迫使这些企业家偏离主业而进入一些可以获取暴利的机会性行业，或者为了做强主业而不得不向政府寻租来得到特别的支持。其次，降低了企业家在生产性领域实现报酬递增的预期，而对潜在的生产性企业家形成负激励，使得很多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士选择了其他职业。上述情况在寻租盛行的经营环境与寻租文化的强化下，导致中国目前真正用于R&D和技术创新等生产性活动的企业家才能非常有限。何来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基础何在？　　面对这种自主创新战略与环境的冲突，无非两种选择：放弃前者或者改变后者。由于放弃前者意味着放弃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中国当前别无选择，唯有改变与自主创新冲突的环境。企业家的两面性表明，“企业家是创新源泉”的熊彼特命题需要修正——只有将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领域的企业家才是创新的源泉。而企业家才能配置与报酬结构、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则意味着，营造与自主创新战略相一致的创新环境就是要营造激励企业家才能涌人生产性用途的制度环境。　　我们认为，首先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消除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特权，正如张五常（2008）所言“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唯有如此，政府规模自增大、权力滥用及其自强化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依赖权力的创租和企业家“被迫寻租”才可以从源头上得到制止，私人产权才可以得到真正有效的保证。其次，在经济制度上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加快市场化改革，压缩因垄断和管制而带来的要素扭曲的空间和租金额度，扩大市场生产性活动的盈利机会，达到降低企业家非生产性寻租机会和相对报酬的目的。再次，完善专利与知识产权等法律制度建设，打破中国目前企业“先发”创新对“后发”模仿的“先动者劣势”困境。最后，弘扬“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商业伦理、信仰与文化，抵制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滋生和蔓延，从地位、形象和声誉评价上赋予生产性企业家更高的精神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