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纪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复旦大学  作者：朱维铮  页数：397  
Tag标签：无  

前言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其实是近几年我撰写的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部分文稿的结集，包括若干篇短论，若干则随想，以及少量已刊或未刊的论文。除论文外，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文稿，当初所以撰写，或为自己弄清问题，或为准备别的论著，本来没有想到成书出版。同是文字，写给读者看和写给自己看，当然有不同的要求。既然为了写给自己看，而且多半属于平素随想随记的断片，那就必须在成书时进行整理。这番整理工夫，费时就达一年。因为我的时间早被切割成许多断片，怎么硬挤，也没法保持做同一件事而连续几天不致中断。用断片时间来整理断片文稿，那结果可想而知。这部著作，无论从全书看，还是从单篇看，都呈现出若断若续的面貌，便是直接的证明。篇章虽然若断若续，但涉及的问题却似乎不少。从十六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期，也就是从晚明到晚清，那三百多年间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多种课题，都曾是我关注的对象。因而，思潮，学说，人物，事件，在本书内纷然杂陈；经学，宗教，科技，文学，在本书内也脞然丛集。我所以会去扫视如此宽泛的历史田野，除了同我关于文化史分类的认识相联系，仍然也出于为专题研究作准备的需要。

内容概要

朱维铮（1936～），江苏无锡人。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是作者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文稿集，从文化史的视角对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历史进程，作出了独特而新颖的阐述。其研究方法、思路与敏锐的思想省察，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影响力。本书使用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本。

作者简介

朱维铮（1936～），江苏无锡人。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书籍目录

增订本小引初版序英文版序走出中世纪  ——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匪夷所思  ——世纪更替中间的哲人怪想利玛窦在中国  楔子  一 利玛窦圆梦  二 怎样“劝化中国”？  三 是“拓荒”么？  四 渗入王学开拓的空间  五 “慢慢来”的策略  六 目的与手段的倒错  七 关于《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利玛窦与李卓吾徐光启和晚明史  晚明的西学领袖  何以不能称学派？  利玛窦和徐光启  晚明“天学”的轴心  技术救世的成败  附：《历史上的徐家汇》代序给魏忠贤“造神”“红夷大炮”南明史的一部力作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  一 “空白”引出的疑问  二 答疑的难点  三 古老学术史的倒演  四 王学与西学  五 尊朱抑王的奥秘  六 南国汉学家的反应  七 汉学与西学的相关度  八 中世纪特色的回光返照  九 隔膜的心态汤若望与杨光先  所谓《不得已》案……跋

章节摘录

君主专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犹如长在中世纪社会关系的躯体上面的一颗脑袋。从秦朝末年到清朝中叶，二千年间，它曾经屡次被造反的农民所打烂，也曾经一再被入侵的“蛮族”所尝试置换。因此而造成的周期性无政府状态，或者导致频发性前封建体制的复归，在当时都曾使忧国之士吃惊与呻吟，似乎固有的脑袋从此失落。岂知它却好比《西游记》里那个牛魔王的脑袋，即使一再被割掉，仍然会从腔子里再长出一颗来。在中世纪的历史上，既不乏深受君主专制迫害的农民奋起革命并取得或局部取得成功的例证，也不乏保留古老民主习俗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维护自己体制的例证，但还找不到那样的例证，就是受害者没有采取害己者的政体，征服者不曾接过被征服者的制度。乞丐僧人朱元璋造反成功，厉行君主专制远胜于宋元王朝；三家村小学教师洪秀全率领农民手工业者起来革清朝的命，才取得半壁江山，便很快忘记了自己信奉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在石头城里用新名称恢复旧制度。至于征服者顽强保护本族政治文化体制，最终却把被自己所取代的胜朝体制当作完美的模式，例证也毋需远举，清朝便是。可见，除非中世纪的社会关系已经发生质变，也即旧躯体已经或是濒临死亡，否则君主专制政体，也许会被整容，也许会有局部更新，却不可能完全的革除旧貌，换成新颜。

编辑推荐

《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中国文库•史学类

用户评论 (总计52条)

•   想念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历史的观点，绝好的视角，好书+名人。
•   了解中国是怎样走出中世纪的
•   什么时候能真真的走出中世纪的阴霾 啊
•   此书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八十年代横空出世，而今再版，我随早已读完此书，还是买了一本，一来是纪念去世的朱维铮先生，二来，书中的许多宏论，仍然能在困惑时给我以启示，朱先生在世时曾说，平生只有“一支秃笔，一张臭嘴”，笔力遒劲，文章辛辣，但是公里深厚，却是学界的共识，
•   中国历史，学习
•   值得一看，了解中国文人的心路历史
•   有点国外作家的思路
•   值得看的历史书籍
•   书中，涉及的方面很多，聚集了朱先生对历史人物事件典章等方面的看法，令人深思
•   可以好好补补真实的历史。。。绝对有在开眼界！
•   非常有深度，有大量历史史料，很喜欢
•   审视历史很有深度
•   这个商品不错~这几本书不错，服务态度也好，卖家也守信用。
•   看了《重读近代史》后很想看之前的这本书，对以前所学应该“尽信书不如无书”！
•   想当有名的一本论文集
•   还没读呢。书的质量很好。
•   一直想读的书，确实不错。
•   内容比较庞杂，没有什么逻辑性，太意识流，更多的象随笔和读书札记
•   换货了
•   发货很快，慢慢品读
•   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还是应该多读大师之作
•   经典好书，收藏了
•   朱老师的东西不错，缅怀~
•   好书总是让人有种不忍卒读的感觉，阅读此书即使如此，推荐
•   一本很开眼的好书
•   应该看看，挺好的
•   不错的额
•   惊闻朱先生驾鹤西去！特购此书，以示怀念。
•   非常有用的图书，很值得一看
•   朱先生大作已拜读，耳目一新
•   代表朱维铮先生的视角。
•   不错，我是来赚分的，书还没看
•   mingshimingzuo
•   感觉没读懂
•   大家之作，买的很值。
•   内容丰富，收获很大
•   朱先生的书，见解深刻
•   替朋友买的，经典之作，大师手笔
•   除却第一篇，都还读来顺畅，时代所烙印下的伤痕，触目惊心
•   买给朋友的，据说还不错。
•   不错的书，重温经典，学生看看！
•   随便翻了翻，质量不错。
•   一扫凡夫俗儒之陋识
•   　　没想到朱维铮先生也去参加今年11月杭州的马一浮研讨会。我们对马持论固异，见面交谈却能生出快意。我喜欢他的直言无隐的风格。其实我们吵过架，但很快重归于好。我因此说维铮是“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会后去沪，与维铮同行，候车闲话，得聆他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益增了解。复旦演讲后的餐叙，维铮夫妇在座，《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和《走出中世纪二集》两书，就是此时所赠。最近才断续读完。读维铮的书，如对作者本人，音容意气充溢字里行间。他气盛文畅，有时竟是“使气以命诗”。但理据充足，合于《诗》“大雅”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名物考史，诗文证史，非其所长，也非其所好。他相信在历史的陈述中可以发现历史的实相。
  　　
  　　 置于两书卷首接而相续的6万多字的长文《走出中世纪——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就是这种历史陈述的典要之作，最能见出维铮治史的卓识与功力。读时我心志清醒，眼睛极累，却又不愿罢手，只好一气了之。即使对明清史事尚不算陌生的笔者，也无法不被他的理据情采所折服。理缘于据，即历史事实本身。采缘于情，即作者的爱憎态度。他对明清的二祖（明太祖、明成组）三帝（康熙、雍正、乾隆）尤多恶感。被新旧史家一说再说而为不知情者所景慕的“康乾盛世”，维铮不以为然，这与鄙见不无针芥之合。增订本《戮心的盛世》、《满清盛世的“小报告”》和关于年羹尧、汪景祺、和珅诸案的文字，则是对此一问题具体而微的论述。如果说于康熙他还心存顾惜，对雍乾及其所效法的“二祖”，则发覆掘隐不遗余力。他认为“体制性腐败”、“权力腐败”是大清帝国的“国病”兼“死穴”。他说雍乾及“二祖”是恐怖政治的制造者，而 “政治冷淡症正是恐怖政治的女儿”。致使清中叶惠（栋）、戴（震）等诸汉学巨擘，不得不扮演“锢天下聪明智慧尽出于无用一途”的历史角色。虽然他引用的是魏源的话，但他本人的态度朗若晨星。
  　　
  　　 维铮自然不会否定清代汉学的群体学术成就，这有他的《梁启超和清学史》和《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二集》）及其他关涉清代学术的论著可証。况且他的学术驻点原未尝离开过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现代诸学术硕彦，他们对清学的态度，维铮岂能完全知而不认。只不过他试图将思想和学术作一区分，似乎认为清中叶纵有名副其实的学者，却鲜有真正的思想家。也许写《孟子字义疏证》提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的戴东原是一个特例，但也止于《疏证》一书而已（戴《与某书》亦曾直言“後儒以理杀人”）。因此他对盛行于明清两代的程朱理学，不稍加宽宥的痛而辟之。甚至连程朱祖述宗奉的孔孟，也不肯通融缓颊。他对儒家殊少敬意与好感。《史》、《汉》两家对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的书写，他一再引为学术知己。而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的“求以合之当世”一语，他胪列众多今典予以驳正。不消说当九十年代看到徐中舒的《论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一文，他是何等的惊喜。因为这一考古实证可以把孔子从儒的祖师的地位上拉下来，维铮当然乐观其盛。而且此公案直接牵涉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郭沫若几位名可惊座的大人物，即使是他们九泉之下的欣喜或窘态，维铮自必也乐于静观冥想。
  　　
  　　 然而维铮对儒家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有未能将汉以后渗入家国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儒学，和作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区分开来的嫌疑，也有未能将宋代的哲学家程朱和明清权力者装饰过的程朱理学区分开来的嫌疑。王国维、陈寅恪都指宋代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最高峰（措辞不同其意则一），陈寅恪更视宋代新儒学的产生与传衍，为我国思想史上“一大事因缘”。这些维铮必早已熟知。孔孟所建之儒家道统，是否如韩愈所惊呼的孟轲之后已不得其传？宋儒在重建儒家道统方面的建树，宜有哪些可圈可点？似还有绝大的探讨空间。我很高兴在《二集》里读到《百年来的韩愈》一文，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绝妙好词。只有朱维铮教授有这样的本领，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中心，串联起晚清以还那么多的人物与故事，曾国藩、严复、张之洞、谭嗣同、毛泽东、蒋介石、陈寅恪、俞平伯、冯友兰、刘大杰，都一一坐定位置，成为他用可信史料编排的舞台剧中的一个角色。他议论风生，举重若轻，剥蕉至心，是非分明。但他的冷骏的语言风格，容易让读者以为他只有了解，没有同情。清儒“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信条，他奉为圭臬，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 （《廿二史考异序》），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陈寅恪语），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章学诚有言曰：“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我读维铮书看到的作者，宜乎“独断之学”胜于“考索之功”。因此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明者”。他看重思想的力量。他的学问是活学问，不是死学问。但如果有人以为他的学问根底不够坚实，那就难免犯不知人也不知学的错误。他的学问根底来自五十年如一日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他习惯夜里读写，上午睡眠。上帝虽未垂顾于他，却为他拨出比常人多的多的时间。疯狂阅读加上惊人的记忆力加上超强的理性分疏能力，成为朱维铮学问过程的主体精神结构。包括《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在内的他编的那些文史典籍，我们切忌以俗眼揣度，在他可是自己吞食原典资料的天赐良机。牵涉学术的理和事，他从不“尸位素餐”。如同钱钟书说“善述”不亚于“善创”，好的编选整理，与文献研究庶几近之，远非夸张篇幅的浮词空论所能比并。课堂上下，大会小会，维铮可以随时挑出时贤後生关乎古典今典以及时地人事的瑕疵舛误，就缘于他的记忆和阅读。
  　　
  　　 至于文情词采，我是这次才发现的。当他的笔触行至清季的甲午之战，因日人长期预谋蓄势，一旦开衅，陆战清军节节溃败，要不要决战海上？翁同龢和李鸿章两个怨家争论激烈，而且都想得到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作者于是写道：“岂知这时太上女皇突然‘病’了，连皇帝也拒见。她的行为，似乎可解读为听任皇帝自主决策。于是翁师傅也胆大了，亲赴天津逼迫李鸿章出战。既然慈禧心态莫测，那么面对今上对之言听计从的帝师的压力，李鸿章能不孤注一掷吗？果不其然，黄海一战，北洋舰队惨败。也许这正合满汉权贵之意。他们早将当年怀疑曾国藩的阴沉目光，移向实力最强的准军首领李鸿章，认定他有‘不臣之心’，‘挟外洋以自重’，所以不肯与‘倭贼’决战。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们反而弹冠相庆，以为李鸿章的赌本输光了。”结果“光绪帝和他的重臣因主战而忍诟，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因丧师而失权，恭亲王等满洲权贵从此退缩自保。至于‘公车上书’凸显的举国同仇敌忾，在太后更是觑若无物，她不是早就宣称，谁要扫了她‘六旬万寿’之兴，她就决不饶恕吗？”“倒霉的是李鸿章。他在甲午海战败后，便被皇帝下诏拔去三眼花翎，在当时外国人眼里，已如公鸡失去了尾巴。”（《二集》页46至48）这些诙奇跌宕而又语势流贯的文字，读得我们几乎要撇开历史故实，束手驻足来专赏史家的词采文章。
  　　
  　　 现在好像又有豪杰之士欲尾随为“则天武后”翻案的昔日时髦，也在替“狡诈的老太婆”慈禧说项了，包括称赞她的“美丽”。在这个问题上，即使不曾欣赏“郁郁乎文哉”的朱氏之论我也一定“从朱”。“狡诈的老太婆”是已故史学家翦伯赞给慈禧下的考语，见于他的《义和团运动》一文（新版翦著《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作“狡猾”，不知是后改还是原文本如此而维铮笔误）。维铮引来，甚获我心。也是这次才知道，维铮对《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还有如许的兴趣。苏州姑娘林妹妹的家政名言，也为他屡引而无倦意。关于耶教来华及西来学术和中外接触史的研究，也成为他关心垂顾的领域，也是这次所见识。我想他一定到徐家汇看过那些珍藏的相关史料。但清代汉学和西学的关系，窃以为至今还是假设多于求证的未竟课题。“盛清”的国力虽不弱，但近代科技远逊于西方，甚至不是“先进”和“落后”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中国近代科技的不发达，那是要走到历史的深层，借助文化与信仰的大背景来作诠释。新世纪曙光的不能应运而来，如果仅仅归之于“体制腐败”的“国病”，似尚嫌过于笼统。
  　　
  　　 总之维铮先生的学问结构，史学是其地基，经学是其屋棚四壁，近代人物是屋中暂住的过客，思想是其柱石。说开来，他所治之学主要还是思想史。他也是以此自负自居的。他的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一则由于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则由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则是性情的直率与天真，最后也许还要加上长期走不出“中世纪”的“闲愁胡恨”。
  　　
  　　 他优越地驱遣着入于他研究领域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他既不想充当历史人物的“辩护士”，也不想做历史事件的“事后诸葛亮”，但他不免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清理（他偏爱马克思的这句话）没有为后来者留下多少空地。然则即使是“高明者”的“独断”，也有失手的时候。《二集》中《关于马一浮的“国学”》那篇，就是显例。想不到一向谨严的维铮竟这样立论：“他（指马一浮）对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一定要作价值判断，那么在我看来，如今此等老宿已近于无。”就是说已经没有价值。“是这样吗？”这里我套用一句几次出现在此两书中维铮诘问他者的俏皮话。
  　　
  　　 而且说马先生“在政治上总随改朝换代而转向”、“越发坚持其‘用世’为归宿的所谓儒学教旨”、“可谓‘与时俱进’”，如果不是厚诬前贤，我以为也是言重了。马对释氏义学和禅学的洞悉达恉（许慎称《说文》有“究洞圣人之微恉”之意）并不弱于儒学。在蠲戏老人心目中，佛学和儒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宋儒的吸纳二氏而又在言辞中隐其来路的做法，马一浮不予认同。马的学术思想其实是儒佛并重，以佛解儒，儒佛会通。只以儒之一脉来匡马的思想，未免失却半壁江山。至于指抗战时期马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是想充当“帝师”，恐怕也是缺少足够理据支持的过当之词。我虽爱重维铮，但此篇文章的立论则期期以为不然。其实维铮完全可以不写这篇文章。当然文章纠正时人的一些舛误，自然是好的，抑又未可全然抹煞也。
  　　
  　　 另外《百年来的韩愈》词密理周，洵为不可多得之作，已如上述。但第六节析论陈寅恪的《论韩愈》，认为陈所列举的韩之“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也许可以解释为对五十年代初“三反”和“抗美”的“赞同”，以及陈文论韩之“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是对毛的《反对党八股》的“赞同”等等，恐怕亦难逃附会的嫌疑。是又我爱维铮，亦不敢悉为维铮辩也。（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69fd50100c6on.html#bsh-75-202188716）
•   　　《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昔年在江南白下，曾与朱维铮先生有过书信往来。当时读此书时，少年意气，在拍案叫绝之时也对其中某些观点提出质疑。现在想起来，恍若一梦。作者以“走出中世纪”来对明清思想界进行一番扫描，然而我们现在似乎仍未能“走出中世纪”。就像书中对康有为的评价：“打破了思想界不敢讲变政改制的万马齐喑局面。”而今我们却在走回头路，依旧是“不敢讲变政改制”，依旧是“万马齐喑”。《走出中世纪》有篇文章“阳明学在近代中国”曾云：“清末革命与保皇的两军对战，直白地说，在于利益，在于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冲突。”此论振聋发聩，确实可见作者思想之深刻、议论之大胆。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如何走出中世纪，朱维铮并非第一人，但确实是用力甚深的一人。2008年5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二集》，经过20年的历史变迁，再看《走出中世纪》，或许别有意味罢。
•   　　 近代化的动力渊源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命题，也是一大公案，“冲击－回应”和“在中国发现历史”各执一端，争到如今大家都渐渐没有了耐心和信心，干脆搭上乾嘉史学和后现代的顺风船，以“宏大”弃之而埋头于立竿见影、只此一说的具体研究。在这样的语境中，朱维铮先生的《走出中世纪》二十年后增订再版，不惟再现八十年代学界的关怀，且多能见人所未见、笔锋常带感情，应向读者推荐。
  　　 全书林林总总，大义在论说从十六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书中内容则依作者研究领域为从晚明到晚清）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渡过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确在酝酿一种不同往常的变化，一种明显脱离中世纪旧轨的变化”。如果这样，中国近代化的步履，或者发挥汉语的“模糊化”优势说是中国“酝酿”近代化的发端，就要从晚明算起。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要从鸦片战争再往前追溯二百年。读者莫急着说奇怪，此说先由梁启超的清学“以复古为解放”肇其端，后有侯外庐的晚明“早期启蒙思潮”说为茕茕大者，外有多国学者近似论断，乃是有来头的一说。
  　　 只是这确实不能打消我们的疑虑。
  　　 如何认定晚明清初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是第一个关键所在。晚明思想家、明末清初三大儒等对君主提出批评、对民生表示关切、对程朱理学及陆王心学进行反思；传教士往来，南明桂王小朝廷从上到下都皈依天主教，皇太后以教名“玛利亚”著称，她还主持御前会议派太监赴梵蒂冈求援；甚至明清鼎革之际，两个政权都不拒绝从武器到历法向西方学习，争着用“红夷大炮”。看起来，真有些近代的味道了。但，这就要走出中世纪了吗？近二十年来学界对晚明思潮的评价渐趋“回落”，或许更接近实际，朱维铮先生也不是没有注意到：“黄宗羲在主观上仍把王阳明的唯心论当作真理，王夫之甚至没有正面触及君主专制的合理性问题，尽管他那样憎恶‘孤秦陋宋’，表明他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别的学者似乎更差。例如与黄、王齐名的顾炎武，赞美过《明夷待访录》，但由他自命为‘经世致用’大著作的《日知录》来看，他是对前书表达的朦胧的民主制度设想并不理解的。”当然，判断晚明清初思潮的性质，必须考虑如何评价其中的一些思想在晚清复活、为近代化出力的问题。但这些思想在晚清的复活，大体上不外乎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先进分子重读被湮没的传统学说，从中发现可资反思当代的资源，进而从西方或日本思想中找到新路；二是接触到外部世界的一些新思想，但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于是在传统内部找到一些与之接近的思想资源以为依据，尽管两者是不同质的；三是对新思想心领神会而苦于不能被广泛接受，于是“别求新声于内邦”。不论是触媒还是依据，传统因素始终不是新思想的主体，还是西潮引发新潮，进入新世界。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推动形成三千年未有之思想大变局的主要因素是晚明、清初的旧籍，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洛克的天赋人权论、马克思主义，只要不上国学或“后学”的当，答案应该是较为清楚的。正如王汎森所言：“在‘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没有重大改变之前，思想的种种变化，有点像‘鸟笼经济’，盘旋变化是可能的，出现一批特别秀异独特的思想家也是可能的，但是变化创造的幅度与深度还是受到原有思想资源的限制，不大可能挣脱这个鸟笼而飞出一片全新的天地。这或许也解释了为甚么传统士人在面对危机或是面临重大转折时，一再想象的解决办法都是回到上古三代。明末清初几位思想家的言论可以作为代表。”
  　　 由此我们对第二处疑点也就比较清楚了，这就是如何理解从清中期开始的长期的思想低潮。朱维铮先生说《明夷待访录》表达的是“朦胧的民主制度设想”，“朦胧”是个绝妙好词，不好界定，但按俗理说，由“朦胧”而天明方为真朦胧，若由“朦胧”到深夜，那恐怕就不是朦胧。朱维铮先生集中论述了以文字狱、理学钳制、密折制等为代表的清代高压统治问题，针对“那个时代某些古旧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的遗存给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带来的困扰”，还描绘了《三国演义》的政治教科书、军事教科书功能和神道崇拜现象，《儒林外史》中举业迂君子马纯上和文坛奴才匡超人反映的浮世众生像，以及清末反洋教揭帖中体现的土迷信、某些发动者的卑鄙性、与官府的妥协等。他形象地提出“中世纪回光返照时代”的比喻，以解释为何“启蒙”后会复归专制的现象。但究竟是“回光返照”还是继续发展？如果说晚明清初有终结中世纪的趋势，那么清中期的反向就是“回光返照”；如果说晚明清初的思想只是一时之异动，是士人对社会失范以致明清代嬗的痛哭，那么清中期以后的统治模式就是自然的继续发展而已。如上所述，我们理解了晚明清初思想家没有那么“新”，就知道中世纪本不曾发生终结的趋势，“回光返照”也就无从谈起。同时，顾炎武的外甥“三徐”皆为清廷显贵，他经常去外甥家做客，“固然对外甥也有批评，但批评得最厉害的，却是不该将宴会延续到深夜，说是不合礼”；叛逆书生曾静的道理不过是“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戴震“以理夺势”，是具有新色彩的挑战君主，还是旧思想中臣子对圣上的劝谏，恐怕也不能作过深的推断；王鸣盛的道德信条则是“贪污无所谓，传世的是书籍”。这些面相，大都抹煞了旧势力“回光返照”期间新气象应有的挣扎，倒是和西方人冲来后缓慢的近代化过程相呼应。忽视“旧社会走循环套”的顽固性，为了论证历史的连续发展，得出近二百年间“回光返照”的定位，却可能恰恰抹煞了明清连续发展的历史真实。
  　　 “自改革”如何评价是第三个疑点。结合本书与三联书店2000年版《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中朱先生的长篇导读，乃知“自改革”至少二十余年间一直为他所重。“自改革”语出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洪亮吉、龚自珍、包世臣、《皇朝经世文编》、阮元改造海防之议直至戊戌变法，作者说从龚自珍开始，“‘自改革’便成为晚清思潮的一个主旋律”。并据此认为，“清英鸦片战争必打早在逆料之中，因而帝国必败也非阮元、包世臣、龚自珍和林则徐等始料所不及”；鸦片战争“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回应，相对于四十三年后清日马关条约激起的巨大震荡来说，可谓出奇的温和。这当然是早有逆料与始料不及的两种回应”。遗憾的是，我遍寻诸书找不到“鸦片战争必打、帝国必败”的直接证据，却发现了当事者林则徐的另一番“逆料”：“虽其中不无波折，而大局均尚恭顺，非竟不可范围者”；“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战败后的“温和”表现当然是真实的，却不是因为“早有逆料”，恰恰相反，是没有触到痛处。“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的对比似乎更能说明从十八世纪中期到末期国人的心理变化，第一次鸦片战争竟未在这个转变的序列当中，更可见东南沿海的几声炮响远抵不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皇室被逼出逃的刺激，这在清理之中。而这样的温和，真的让人怀疑“自改革”在字面上传播范围的大小和在实践上的有无。
  　　 朱维铮先生拉长“走出中世纪”的起点，不承认鸦片战争的炮声标志近代的开端，还在于他担心那样就“意味着中国只能‘被近代化’”，这是第四个疑点。“被近代化”实为本文开端提到的近代化动力争论纠缠的结果。非“走出中世纪”即“被近代化”是一个机械的二元论，两者之间，其实还有一层可能，就是“逼出中世纪”。如果不作历史假设而尊重历史发展的实际，中国确没有实现“内生型”的近代化。当被来自国内外的枪炮声逼出中世纪之后，我们也要走漫长的路。但中国的近代化也绝非亦步亦趋，完全在外力作用下按照西方的样板走。所以，如果完全说是“被近代化”，太被动了；与“被近代化”相对应的“走出中世纪”，又太主动了。仅以思想文化论，从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整理国故到中西皆不能为体，就说不清楚是“被”还是“走”，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历史的新面貌绝非晚明思潮的发展可解释，这是一个新局步步进逼、步步走成新局的过程。在这个“逼出中世纪”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不大好判断主动与被动的作用孰多孰少，即使从曾有的一些发展中的结果来看，也总是既西化又有民族的特性因子在里面，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动力的真实状态，尽管它不那么清晰，甚至不能作确定的描述。
  　　
•   　　清宫戏不少，但真正货真价实的清代史书不多。可能离现在最近，有些东西还没爬梳出来。但历史不就证明了一个真理：愈是古远，人们就愈是敢于表达，愈是近代，人们就越沉默。看看对文革的研究知道了，几乎都是国门外的人在发言，国内的人往往是沉默着（主动或者被动）。
  　　
  　　朱老先生功底扎实，即使是这本随笔性质的文集，也史料翔实，读起来生动有趣。不像有些人的书，洋洋洒洒，就是不知道到底说的个啥。
  　　
  　　至少就我而言，明清两代需要补课的东西太多，朱老先生的这本书，也算起一个引领带路的作用了。
•   　　我总是认为应该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绝世经典上，
  　　所谓的随笔，无论它的作者有着多么伟大的声名，都不能很当做一回事儿；
  　　
  　　
  　　
  　　
  　　当做一种知识的补充和学养的调剂，
  　　本书是不错的，
  　　皆是短篇，怡情悦目，不费神，
  　　轻松快意。
  　　
  　　
  　　片段式的作品适合消耗片段的时间。
  　　
  　　
  　　
  　　
•   　　二十年前读到《走出中世纪》，当时就极为喜欢。不过这次重读增订本，觉得当时肯定没能读懂。咱虽不能说年近四十而知三十九年非，好歹也有所进步不是？
  　　
  　　作者界定中国的中世纪，上至秦汉帝国，下至清末，凡二千年。明清两代，封建专制最烈，同时又出现了走出中世纪的可能。作者指出中世纪社会的必要条件：君主专制，封建的家长制，将人分成由血统门第决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多级阶梯，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起来的剥削，摧残人性和迫害异端的宗教裁判所及其变形。作者对这些深恶痛绝，尤以罗织文网、禁痼思想为最恨。
  　　
  　　二十年后重读朱先生文章，仍觉痛快，不由想起一句话：“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提到康熙晚年已有，雍正完善发展的密折制度，朱先生说，“那么，密折政治的谬种不流传了么？有历史在。”
  　　
  　　增订本主要是增加了几篇关于西学传播的文章，如《利玛窦在中国》、《徐光启与晚明史》等。文字比初版增加约三分之一。
•   分析得很在理，有些学者往往用一个大的框架去“表述”历史，其实多为一己之见，并不符合历史之实情，实质是在借用“历史”，表述自己的政见。经历过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人，往往都有此避，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名家大腕。
•   相对于国外汉学的巨大成就，大陆的近代史研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技术层面还有待提升，真心希望我们突破一个个瓶颈，国人当更努力
•   上古、中古、近古
  以秦到到清季为中古，很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