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史研究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宏志 编  页数：346  字数：3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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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译史研究（2012）》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下篇：英方的译者、大英帝国、汉学及翻译：理雅各与香港翻译官学生计划（1860-1900）、19世纪至20世纪的英华辞典与英和辞典的相互影响——中日近代新词往来的渠道之一、广告与跨国文化翻译：20世纪初期《申报》医药广告的再思考、宫崎滔天与20世纪初期中国的“革命想象”：以章士钊“译录”的《孙逸仙》为中心、台湾日治时期的译者群像、译学新芽、外国翻译史论文选译等。

作者简介

　　王宏志，香港大学文学学士及哲学硕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哲学博士，主修现代中国文学及翻译。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人文学科讲座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香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兼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人文学科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主要研究范围为20世纪中国文学、晚清以来中国翻译史、香港文化研究。出版专著包括《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鲁迅与左联》、《文学与政治之间》及《翻译与文学之间》等共十余种。

书籍目录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　　
下篇：英方的译者
The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In the First Opium War,
1839–1842
Part Two: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of the British Camp 王宏志
大英帝国、汉学及翻译：
理雅各与香港翻译官学生计划（1860–1900）
British Empire, sinology and translation: James Legge and
the interpreter Cadetship in Hong Kong (1860–1900)
关诗珮
19世纪至20世纪的英华辞典与英和辞典的相互影响
——中日近代新词往来的渠道之一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and
Chinese-Japanese Dictionary through 19th to 20th Century
陈力卫
广告与跨国文化翻译：20世纪初期《申报》医药广告的再思考
Medical Advertis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Shenbao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黄克武
宫崎滔天与20w世纪初期中国的“革命想象”：
以章士钊 “译录” 的《孙逸仙》为中心
Miyazaki Toten and the Revolutionary Imagination in Modern China:
An Inquiry of Zhang Shizhao's translation of Miyazaki's
autobiography My Thirty-Three Years' Dream 潘光哲
台湾日治时期的译者群像
A portrait of the interpreters i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Rule
杨承淑
译学新芽
“上帝” 的争端——理雅各与译名之争的余波（1877–1880）
A Controversy on the Chinese Name of “God”:
James Legge and the Term Question, 1877–1880 潘琳
《爱的教育》前一章：从Cuore到《馨儿就学记》的转译史
Predecessors of Aide jiaoyu (Education of Love):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from Cuore to Xin'er jiuxueji (Xin's Journal about School
Life) 陈宏淑
外国翻译史论文选译
近代早期欧洲的多种翻译文化
Cultures of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彼得 ? 伯克（著）
关诗珮（译）
马来世界里的翻译——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议题
Translation in the Malay World
——Different Communities, Different Agendas 多丽丝 ? 叶杰姆斯基（著）

章节摘录

　　随着理雅各于1875年获得首届法国汉学界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殊荣，在19世纪中期才缓缓起步的英国汉学，终获欧洲大陆承认。理雅各的成就，令英国人骄傲不已。在一百年后亦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年，在一片解殖民的呼声中，大英帝国外交部（ Foreign Office）检讨英国东方学、远东学以及汉学发展时，讨论到继承自19世纪伦敦大学大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及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中文课程而来的伦敦大学亚非书院（School of Orientaland African Studies）的定位，有内部文件就指，“在传教士当中，马礼逊——特别是（“more particularly”）理雅各，是这国家培养出来最优秀的汉学家。”　　长期以来，学术界只关注理雅各翻译经典的工作，但却忽视了理雅各另一项重要贡献。对于中英关系、对于大英帝国如何部署及规划在东方的长远利益、稳定亚洲各地事务及政情，理雅各其实有更大的影响。这在于他提出了影响中英关系甚深的香港翻译官学生计划（Hong Kong interpreter cadetship scheme）。这个计划为大英帝国在亚洲最庞大的跨国译员培训计划，培训的对象，均为英国顶尖大学最优秀的学子，英国社会中精英中的精英。就计划跨度及幅度而言，涉及地方之广、人员之丰、规模之大，今天看来仍令人震惊。整个香港翻译官学生计划以香港为基地，然后由南到北伸展，派员到广州及北京接受训练；计划实施对象，跨越了亚洲最重要的城市，并从香港南下到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今称槟城]、新加坡、马六甲）及铴兰（今斯里兰卡），演变成囊括更多亚洲地区的“东方翻译官学生计划”（Oriental/Eastern cadetship scheme），这实在有可能是世界翻译史上数一数二的译员培训课程。而由这计划培训出来的翻译人才，从1861年每地区每年2-3人计算起，人数之多，也是史上难找到匹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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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成立于1971年，致力于向西方读者推介中国文学，自1973年起出版《译丛》半年刊，专门刊登中国文学英译作品。近年着力推动中国翻译史研究，除每年举办一次“宋淇翻译研究论文纪念奖”评选活动外，每两年举办一次“书写中国翻译史：中国译学新芽研讨会”及“阅读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并出版《翻译史研究论丛》及《翻译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