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工人出版社  作者：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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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这本集子收集了自《经济学精神》出版后五六年以来，我的一部分随笔、文论等非专业的文章。因我既不写报刊约稿，也不作专栏，写作数量应不很多。不过因特网的出现促进了我一下。因《中评网》的缘故，我似乎有了为它写作的义务，所以才多了一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评论。　　网络时代也带来了一些麻烦，即我无法按传统的办法注明这些文章的“出处”。我的大多短文都是在《中评网》首发，但这个社会似乎还没有承认网站可以是文章正式发表的出处。文章一旦在网站上发表，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报刊的转载就很难记住。因此在本书中，我一般只注明文章的大致写作时间，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第一部分“怎样激发心灵”是一组有计划写作的短文，主题是对网络时代或曰“新经济”的思考或回应。可惜写作兴致和新经济的好日子一样，都不太长。还有一些很好的题目，也许要等到网络经济的下一次崛起。当然，这些文章几乎都首发《中评网》。有一些在诸如《中国证券报》、《IT经理世界》等报刊上发表过。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是对经济事件的评论。只不过前者侧重于产业和企业层次，后者侧重于宏观。除了两篇较长的文章，《海尔与格兰仕》和《宏观变量和微观气象》是为《商界》所写，其他文章大多首发《中评网》，并分别在《经济观察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商界》和《中国证券报》等报刊登载过。　　第四部分“医治制度之疾”主要是对社会事件的评论。前面说过，这应归功于《中评网》。尽管没有约束，《中评网》同仁们的约稿还是有压力的。不过现在看来，这种压力还是有好处的。它至少改变了“经济学家不关心社会及弱势群体”的印象。与《中评网》组织的社会评论一起，使得天则所除了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外，还表明了它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当然所有这些社会评论都多少有一些制度经济学的色彩，它们更多地获得了如《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和《中国改革》及其内刊的倾心。　　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

内容概要

《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汇集了作者盛洪近几年来所写的一系列经济学随笔，《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共分五大部分：怎样激发心灵，天听自我民听，宏观量与微观气象，医治制度之疾，为天地立心。文章多涉及现实中国的经济问题，及至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

作者简介

盛洪，1954年12月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和199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盛洪更侧重于制度的结构、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问题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组织翻译了罗纳德·科斯教授的论文集《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他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和论著《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代表了这一领域的领先水平：他的随笔集《经济学精神》透露了他普及经济学的努力和对文化与道德问题的关注：他的文集《为万世开太平》、对话集《旧邦新命》和《以善致善》则交织着理性主义的冷静思考和关注天下未来的文化激惰。

书籍目录

一 怎样激发心灵？
 我们正处在一个战略性转折的历史关头吗？
 人手的分工与人脑的分工
 知识的光芒
 宽容为什么有力量？
 是什么使人变成巨人？
 怎样激发心灵？
 英特尔的成功与运行中的机构
 主流意识形态与互联网管制
 谁来许可“许可制度”？
二 天听自我民昕
 重演联通故事
 功夫在诗外
 天听自我民听
 骰子与效率
 让价格弹性和规模经济起作用
 评价创造性
 海尔和格兰仕：经典模式之比较
 理解公司制度
三 宏观变量与微观气象
 做大乘数
 中国经济可望回升
 WTO效应：未来对现在的影响
 我们怎样赢得WTO带来的竞争？
 一年之计在于春
 公平的宏观结果
 既持续扩张，又兼顾公平
 宏观变量与微观气象
 恐怖的经济影响
 6000万对13亿
 论特殊的货币政策
 开拓市场经济的“边疆”
四 医治制度之疾
 该到了为“盲流”一词羞愧的时候了
 不公正不仅会杀人，还会杀社会
 不成文的合约
 在制服和公车符号的背后
 怎样保护绿色？
 中山陵程序
 医治制度之疾
 修宪的意义
 让宪法起作用
 最沉重的负担
 女为查己者容
 走向流动社会
 只有自律，才能自由
 走向超越功利的社会
 让信用成为政府的政绩纪念碑
 平等与平均数
 都江堰：一个凝固的制度
 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
 学会道歉
 高考制度与“二十一点儿”规则
五 为天地立心
 交易的含义
 能避免下一次吗？
 “读书声”与“天下事”
 从超越生死到道德教化
 为天地立心
 英国的“自由贸易”：一个划时代的谎言
 读激发想象力的书
 最好的纪念
 隔次报复
六 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
 不要将学术讨论意识形态化
 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
 《产经通讯》卷首语
 《天下论丛》总序
 现代化就是现代人的创造力

章节摘录

　　人手的分工与人脑的分工　　人手的分工与人脑的分工　　享利·福特可谓是工业化时代的伟人。说他是伟人，是因为他深谙工业化的秘诀。T型车的设计是标准化思想的充分体现，大众汽车的构想通过推动大规模消费实现大规模生产，而生产流水线的创造则将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推向了极致。传说享利·福特处处都想推行他的生产方式，以至他曾设想用流水线的方式写文章，但最终不得不承认，“生产”文章的最小单位，是一个人写一篇文章。　　老福特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较之传统社会，工业化时代的劳动分工有了长足的发展。所谓劳动分工，也就是体力的分工。较形象地说，就是人手之间的分工。分工的好处，经济学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中说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的扩大和分工的发展，终于出现了像福特流水线这样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即工业化时代的典型生产方式。仔细想想，所谓大规模生产的特点，就是大批量复制智力的成果。比如汽车生产，就是复制某一汽车设计方案。只不过这一复制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先要按照设计图纸生产出成千上万种零部件，然后将零部件组装成整车。整个生产过程是一组非常庞大的劳动分工。因此可以说，在工业化时代，存在着人手与人脑之间的分工。只是由于人脑的产品必须以人手的产品为形式，才能受到市场的承认，如同汽车设计是与汽车一起卖给消费者的，所以人脑与人手之间，尤其是人脑之间的分工，往往采取企业内分工的形式；知识产品必须附着于物质产品才能获取市场的回报。　　然而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产品形式，如报纸或电影等媒体产品，也采取了与汽车制造类似的形式，却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复制过程相对简单，这就逐渐突显了智力工作的重要性。再后来，电视的出现，导致了电视节目的生产与电视接收机的生产的分工；而计算机的问世，更提出了软件和硬件的概念。直到因特网的出现，信息交流和传播成本的急剧下降，最后使知识的产品从物质形态中完全独立了出来。当人们称今天的经济是知识经济的时候，并不是说唯有这个经济是依赖于知识的，因为人类经济史一直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联系在一起的，而是说，在如今的经济中，知识产品终于大量地采取了独立的形态。　　一旦知识产品独立于物质产品，生产两者的过程也就能够实现社会分工；同时一种知识产品也就能独立于另一种知识产品，从而进一步促进知识生产本身的分工。因此相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手的分工，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就是人脑之间的分工。应该说，人脑的分工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正如人手的分工也不是工业化时代才有的一样，但我们可以预见，人脑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将会出现革命性的进展。一方面，有关知识的生产将会更为专业化。这不仅因为通过因特网，某一更窄领域的知识会获取更大的“市场”，使得进行如此专业化的人能够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例如在英国对莎士比亚鼻子感兴趣的人不足以支持一个这方面的专家，但通过因特网，全世界的莎士比亚鼻子迷将使这个专家安身立命。而且因特网上强大的搜索功能，将会极大地降低成为一个专家的成本。我们知道，单纯从技术角度看，专家的部分工作，就是搜集和积累资料。另一方面，又可能出现对知识的新的综合。由于做一个专家的成本降低了，就更有可能集大成；又由于因特网为我们展现了几乎是无限的维度（正如www的汉译“万维网”所表示的那样），所以就有可能将过去不曾交叉过的维度综合起来，形成前所未有的知识新综合。其结果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关键是，谁是信息化时代的福特呢？　　写于2000年3月21日　　知识的光芒　　知识的光芒　　在我国小学课本中有一段关于韩愈上学时的故事，讲的是老师让学生们用一个铜板买来一种可以装满屋子的东西。我们知道，这即使在物价最便宜的时候也难做到。然而韩愈买来的是一枝蜡烛，当他点亮蜡烛时，光芒充满了整个屋子。后来韩愈成为当时最为博学的人之一。这更使得蜡烛的故事寓意深刻。　　看来知识有某种与蜡烛的光芒相类似的性质。蜡烛可以照亮他人，知识也可以照亮他人。蜡烛驱散的是物理上的黑暗，而知识驱散的是人们心智上的黑暗。无论多么便宜，制造一支蜡烛也要花费劳动，获得知识也要付出成本。不仅要细心钻研，还经常要“吃一堑”，才能“长一智”，并且往往要耐心等待。如果以个人为单位，在知识的道路上前进的速度是缓慢的。然而有幸的是，人类不仅天生具有其他动物不可比拟的沟通能力，而且借助于技术发展出了越来越有效率的通讯手段，每个个人就不见得要为他获得的知识付出直接的成本。当一个人付出个人的代价获得某种知识后，可以通过言传身授，也可以凭借著书立说，将知识传播给其他人。对于这些人来说，除了要听课和读书以外，获得知识几乎是免费的。他们就像没有蜡烛、但仍“被照亮”的人一样。其实人类作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中探索着，把自己获得的知识告诉他人，也分享着他人创造的知识。就像茫茫黑夜中，有许多人手持蜡烛照亮着彼此前进的道路。我们因此也可以推断，那些在传播技术上有所突破的人群，会在发展上走在前面；正如造纸技术和活版印刷术给它们的故乡带来了千年以上的领先和繁荣一样。当然在创造知识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能力。其实如果在这个方面上帝不够公平，也许是人类社会的大幸。因为如果知识可以几乎免费地传播，存在着一些才智超常的人，也许会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知识增量。　　知识的这种性质使它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性质，然而在知识的供给上又主要是以个人和机构为单位。在知识的获得和积累只是其他活动的副产品、并且不经常发生的时候，知识的个人供给和它的公共性质并没有太多冲突，一旦将知识的“生产”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社会分工，创造知识的人就要有他们独特的利益。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保证这些人利益的制度，这个社会就会因知识供给的贫乏而受到抑制。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制度可以满足供给的激励和低费用的享用这双重目标。因为尽管知识的创新可能耗费很大成本，但某一特定知识的公用性越强，说明享用这一知识的“消费者”越多，从而可以使知识的“生产”获得规模经济，即由于消费者很多，平摊到每一个知识“复制品”上的成本会变得很低，从而达到以较低成本分享知识的目的。然而市场制度并不能满足所有的情况。比如有些知识的享有是人的基本权利，如我国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所涵盖的知识，不能因为某些人没有钱就拒绝“销售”给他们。还有一个原因是交易费用问题，即尽管知识“复制品”的平均成本已经很低，但由于知识的传播不应受到地理的和其他方面的限制，如果强调市场规则，为履行交易义务的成本就可能很高，以至妨碍了知识的传播。再有就是知识的易复制的特性。由于可复制，有关知识的分享或交易就与实质物品很不相同。知识的供给者或“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并不会因将知识传播给另一个人而失去知识，从而将知识“卖”给他人的“损失”不像实质物品那样大。由于易复制，又使得保护知识产权私有的成本相当高昂。　　因此，实际上，在近代以前人类社会有关知识的制度，一般是将知识视为公共物品的；即使近代以来强调知识产权，也应注意，实际上是与将知识视为公共物品的制度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例如在美国这个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国家，大学就是一种提供公共知识的制度。它由政府和民间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并且无偿地公开它的研究成果。即使有某些收入，如出售书籍的进款，也远不能补偿其成本。如果大学将使用公共资源而发现的知识隐藏起来，并用于商业目的，则要遭到公众的谴责。这样一种制度保证了知识免费地、至少是低成本地传播，这也是美国科学发达的重要原因。同时它与知识产权制度并行不悖。一些较为专业的、技术性的知识，由于不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则可以由人们拥有产权并用于商业目的。值得注意的，倒是这两种知识的边界。近年来由于许多基础研究（如生物技术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蕴含了商业机会，以至再坚持这些知识的公共性就会使企业没有动力进行商业开发，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了贝耶-多尔法令，允许大学部分拥有利用政府基金获得的研究成果的专利权。这种调整说明了知识公共性与知识产权制度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均衡，也告诉我们政府应根据社会发展的大势推动制度结构的演变。人们对这两者之间微妙关系的态度，也许可以用中国民间的客气话“借光”来比喻。一个手持蜡烛的人自然不应介意照亮别人，因为他没有什么损失；但被照亮者仍然要承认蜡烛是这个人的，光从他处来，因此仍然要“借”。　　写于2000年7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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