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出版时间：1999-2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迈克尔·H·亨特 页数：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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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H•亨特（Michael H. Hunt）1987年出版的专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一书，是以历史发展为轴，通过文化分析的方式突破、扩大“意识形态”一词所具有的内涵，分析不同时段的政治家的外交特点，探讨了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体系，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释读、研究美国外交意识形态同外交政策关系的范例。
迈克尔•H•亨特在书中的研究核心在于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这是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提出这一意识形态是在历史演变中发展而来，并且始终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中发挥着中心作用。围绕着意识形态，作者通过文化分析法的研究，以美国历史上内政外交的政治观点的发展为背景，提炼出了在国家强大、种族观念和看待革命三个方面美国形成的主导观念。三者构成了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的核心，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结果。
在导言中亨特指出，“应该给意识形态下一个广义的、常识性的、可行性的定义，这种定义……是一组相互关联的认定与假设，可以把某一特定现实的复杂性化解为易被理解的名词，并提出那一特定现实的适当方法” 。出于这种想法，亨特在第一章“正确理解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从文化角度定义意识形态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具有连续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而这种连续性使得美国“对意识形态的存在缺乏自觉” 。
亨特试图通过文化分析法的方法，从长时段的角度思考美国外交意识形态，因而他在随后的章节中所得出的认识是以美国建国以来的外交历史事件和外交人物，尤其是建国人士和历代总统的外交观点为基础，相互联系，寻找其共同点所在。第二章在比较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在国家参与国际事务上的对立之后，发现了自由与强大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地位，而随着时间的发展，追求自由同国际上的强大地位联系在了一起；第三章指出了种族等级观念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特殊地位，影响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制定外交政策的变化；第四章从美国独立革命后建国者杰斐逊和亚当斯对革命观点的逐渐合流出发，点明了美国看待革命是始终带有美国标准的。这些在19、20世纪之交确立、形成的观点相互联系、交织，构成了外交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三部分中，亨特采取了分开论述的方法，各自按时间顺序展开，内容上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外交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
通过导言和前四章的内容，亨特已经成功构建起了他的外交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中，对国家强大的理解、种族等级观点和革命观点是成为了三个重要支点，而这三个支点在实际外交生活中是相互联系的，亨特的意识形态理论的阐释框架得以成功构建。20世纪之前，以这三者为核心的外交意识形态就已经形成，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在第五章“20世纪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中，亨特运用了形成的理论具体分析60年代之前的美国外交政策，，说明了在1901—1965年期间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着的、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意识形态，将思想基础与实践经验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夯实了理论的实践来源，证明美国历史延续下来的意识形态，同时，将前文的三个论点结合在了一起，说明了其作为意识形态所发挥的整体作用，具体事件上，三者是不可分割的。
当对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的定义、特征以及由来进行阐释之后，亨特在文章的最后表明了自己对这种意识形态支配的、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政策的态度持否定态度，并将这种外交意识形态同美国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了一起，指出了外交上这些特点实际上是美国人民意志和性格的反映。旧的政策需要改变，新的政策需要被提倡，其重要方法研究处理外交政策中的民族主义。亨特表示，通过给予民族主义新的定义，加上对美国人进行交叉文化教育的方式将有利于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的改变，其中“教育将提供一种强效解毒药，来医治美国外交政策中长期存在的核心观念” 。事实上，最后一章的内容实现了全文的升华，亨特将意识形态同美国文化联系起来，说明了外交政策作为美国整体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美国文化的反映，并提出了新共和主义的改良方式。
总之，文章以总—分—总的结构展开，通过理论结合史实，围绕着美国外交意识形态构建了一个完备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在最后将这一意识形态升华，与美国人的性格意志、美国文化连结在一起，提出了以教育改变这一意识形态，形成新的共和主义。明确的研究核心和清晰的分析结构使全文显得紧凑，方便理解。
【补充】① 意识形态的相关内容
意识形态一词的最初是由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1796年在其论文《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提出（idélogie，法文），其将希腊语中的“理念”与“逻格斯”合成，试图用来描述他所希望建立的一门有关对思维、观念与感知的系统分析的新学科，从而帮助理解人类自身。根据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John B. Thompson）的观点，作为处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德斯蒂•德•特拉西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面对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认为“可以通过对观念作系统分析为基础的哲学与教育联合活动来加以抵制：这就是在革命时期可以遵循启蒙运动的遗产” ，他将这一新科学的命名为idélogie，即“观念学”。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一词的最初出现是一个学术名词的范畴，而并不带有感情色彩。
在拿破仑时期，由于观念学对其政治统治造成了威胁，拿破仑对观念学开始抨击，观念学idélogie的含义便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只是指观念学，而且也开始指观念本身，也就是说，指一批据称是错误的、脱离政治生活世纪现实的观念的主体”。 另一位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也指出，“拿破仑的批判造成词义的扩大解释” 。此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使意识形态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理解。然而其表述并不确切，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多种说法，但是，马克思主义确是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将意识形态一词彻底观念化，成为了与物质对立统一的概念。
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关键词之一，意识形态的定义从不同的学科分析角度有不同的定义。在很长的时间里，西方都将“意识形态”视为贬义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是改变这种观点的关键人物。他指出了此前认识意识形态中带有的强烈价值判断，并从文化概念的角度出发，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具有价值、信仰的文化符号体系。 马尔科姆•汉密尔顿（Malcolm Hamilton）在罗列并分析了27种意识形态的相关定义之后，将意识形态定义为“集体持有的正式的、据说是真实的思想和信仰，以及对特殊的政治和/或经济关系、安排和行为的倡议和/或为此辩护的态度” ，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以文化分析法，提出意识形态是“一组相对连贯、带有感情色彩、在概念上互相交织的思想” 。史蒂文•莱文（Steven I. Levine）“把意识形态界定为‘系统、严密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帮助政治人物‘解释社会现实的笨猪并提供一个如何改变这一现实以实现某些社会理想和价值观的行动纲领’” 。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通常将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国际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同样带有一定的偏见。近年来，学者在深刻理解中国发展现状的同时，联系国外学者的研究，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理解。王缉思先生认为，“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中，学者则总结出意识形态的中性定义，“是任何内部相对一致的、激励社会或政治行动的思想或信仰体系”。而王立新先生则提出，“一般说来，意识形态由三部分构成：认知体系（cognitive system）、价值体系（value system）和信仰体系（belief system）” 。学者们对意识形态含义的不同，与其论述的论题、论点及结论有着具体的联系。
② 美国外交意识形态
同多数西方国家一样，美国在长期阶段对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美国学者雷迅马也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中指出，“对许多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学者来说，‘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一向只限于对处于美国挑战和遏制下的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 ，而王晓德先生也指出，“在很多情况下，‘意识形态’是指对美国人根本价值观构成威胁的敌对国家或势力所信奉的思想体系或价值观念” 。
由于对“意识形态”一词本身的否定，使得美国对外关系研究者在本国外交政策的评价与分析过程中并不采用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很多学者根本不承认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受意识形态驱使……否认意识形态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
哈佛大学1960年的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是美国有关意识形态研究中的重要著作，着眼于立宪民主、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认识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是一种无孔不入的重要力量” 。其中并没有对美国意识形态进行解释，但从其分析入手的角度可以看出，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中，上述三者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亨特则明确地指出了追求国家强大、种族主义和敌视激进革命是美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学者同样在探寻着美国意识形态的内涵所在。他们多从美国本土发展中形成的种种“主义”中发掘，确定美国意识形态在国内外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谈到了例外论和古典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及人权观念、反共主义和多元主义在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意识形态， 刘建飞先生则着重于美国的反共主义，研究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 王立新先生在其著作中，从政策分析形成的角度，核心讨论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的研究多从中美外交关系的研究上去找寻美国外交意识形态，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具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的，而事实上，美国也正把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不同于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交往，在与中国的交往的过程中，美国外交意识形态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美国意识形态同西方其他国家有共同之处，而与中国之间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亨特的著作同样是从其在美中关系的研究中 发展出来的。要较为全面地理解美国外交意识形态，文化、政策、思想的引入是不可缺少的。
-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是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于1987年出版的专著，该书旨在用历史学的眼光与方法，探讨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对其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关于此书的作者，似乎难以查到更多的介绍，据我所知，他还是一位研究中美关系史方面的专家，中文名为韩德。
该书的主体框架
关于此书的写作动因，作者在书的前言中以清楚的写明。作者认为，虽然有关意识形态与外交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是学者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实问题上而忽视了文化价值的作用。 作者以自己所从事的中美关系研究为例，认为“所谓国家使命感，对‘东方人’的成见，以及对一种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发展道路的献身精神结合在一起，对于构成美国对华政策构成了多么大的影响。” 作者同加迪斯一样，认为现在应该是意识形态——广泛的历史意义的意识形态——受到重视的时候了。
本书的结构，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书的第一章，探讨的是“何为意识形态”这一问题，这是一个及其复杂，也容易产生混乱的概念。作者在对不同的观点进行总结后，试图在章末确定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三大主要方面。
在厘清概念之后，作者便领着读者开始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循序渐进，分别阐释意识形态的三个不同方面对于美国外交的影响。同时，正如作者自己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他将以历史学的视野“追溯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的根源，说明它如何在18世纪与19世纪逐步获得连贯性和号召力，意识形态的诸因素又是如何在20世纪初结合成一个相互增援、威力强大的思想主体，支配着那些与外交政策有关的人物的思想。”
本书的最后两章，涉及的是当今（20世纪以来）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作者认为，直至今日，美国人仍然继承了其先辈们关于意识形态的认知，并在程度上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而这一观点，一经阐明，“便可顺理成章地就这种意识形态对实际政策的一贯影响进行结论性的反思。”
该书的主要观点
作者认为，按照时间的先后，总共有3种同外交事务有关的核心思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美国国家的使命感。究竟何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从美国建国伊始便是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汉米尔顿与杰斐逊观点不同。汉米尔顿更为现实，主张注重自身实力的发展，少管外部闲事，而杰斐逊则强调美国的世界使命——推广民主与自由。 但是，作者指出，这个热爱自由的国度，观点却又常常在变动之中。美国在种种“民主”、“自由”、“共和”等理由下进行的征服和战争，在美国内也遭到激烈地抨击。批评者认为，征服战争违反自由原则与共和制度，“美国人应通过树立美德与和平的榜样来推进‘真正的共和主义” 。美国人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经过18世纪90年代、19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的三次大辩论，终于在20世纪初期，以追求国家强大、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推广美国精神的观点占了统治地位。“美国人逐渐认识到，应当主动地、像传教士那样地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而不是被动地、仅仅用榜样示范的方法去影响别人。他们是救星，有责任向受奴役的、落后的民族伸出手去”
影响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方面，是美国精英关于种族的认知。美国的精英们普遍抱持着这样一种观念，即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日耳曼人次之、然后是斯拉夫人、拉美人、黄种人和黑种人。正式因为这样的观念，美国政府才做出了“牺牲”印第安人、庇护拉美人的决定，也做出了东方人是“道德荒原”、“腐化堕落”而黑人则彻底是“黑暗传说”的判断。正是有了这样的判断作为铺垫，美国在驱逐印第安人，干涉古巴，侵占菲律宾时才不会负有道德压力 ，这也便是作者所说的“种族等级观念之所以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驾驭世界的一种最现成、最有用的方法”。“用不着花费许多时间(也许还徒劳无功)去弄清楚别种文化的精细模式，精英们仅凭种族等级就能……把别的民族、别的国家贬低下去”。这种观念还有一个好处，即它被用于对外事务时，无须担心国内的意见分歧，因为大多数白人在这种观念中的中心位置。
影响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的第三个因素，是对激进革命的恐惧。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也存在分歧。亚当斯特别提防政治动荡，极不愿意看到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在总统任内为防止革命做了无数的严格限制。杰斐逊一开始对提倡革命十分热心，但当他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惨烈结局后，他开始进行反思。最后，两位哲人达成了三点共识，并对后世的美国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人普遍意识到革命结局的重要性与革命激烈程度的重要性再也不会相等了。 与关于种族的看法相同的是，美国的国家精英们认为：“一个民族的品质—刚毅、正直、有文化修养、献身正义、勤奋精神—决定他们能否安全通过杰斐逊所说的‘从一种政府转为另一种政府所产生的危险’。欧洲人成功的机会最多;欧洲文明主流之外的民族，如拉丁美洲人或斯拉夫人，会有风险。但所有国家都必须依赖有才能的上层阶级自愿出来领导革命，否则，最初的革命行动就会演变为城市暴动，发展为可怕的恐怖统治，以后只有出现专制政体才能结束这种局面” 。用杰斐逊的话说:“通向自由的道路是狭窄的，只有很少数国家(如果有这样的国家的话)才能找到” 。作者认为，以法国大革命为重要转折，美国人对“革命”经历了由赞扬到忧虑再到排斥的“三部曲”。作者指出，意识形态使美国人无法理解革命的本质和力量，凡不合美国温和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便会引起敌意;还使美国无法理解、更不必说去同情那些与美国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了.在排斥革命最终成为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的一大核心内容后，美国政府1848年欧洲革命、墨西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态度也就不难解释了。
20世纪的美国对外的“干涉主义”政策明显的体现了这些意识形态因素对美国外交延续性的影响。20世纪的美国意识形态的内容还增加了“大周期理论”和“地缘政治学说”，于是老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双倍加强冷战遏制政策也应运而生了。
作者在最后一章分析了当前（80年代）意识形态外交给美国带来的负面作用，分析了其面临的两难处境。意识形态使得美国对于强权政治的估计发生了争执。使得美国无法容忍社会革命，不肯尊重与其自身不同的文化模式。作者认为，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化给美国的“教训”很明显:一，缩小了美国处理国内事务的能力。“一半以上的联邦预算用于国际项目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军事行动……而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费用从社会角度说是不公正的，从政治角度说是不负责任的”。二，损害了国内的自由原则。如冷战的产物麦卡锡主义、越战气氛下违法乱纪的“水门事件”，以国家安全和威望为理由，剥夺了公众表达有识之见的机会。三，经济自由受到侵害。经济活动以军事需要为中心，必将使经济总水平下降，市场竞争力降低。 文章的最后，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民族主义”思潮结合了起来，但笔者对“民族主义”一直没有清晰的概念，因而也就不便妄加总结了。
本书行文与材料的特点
笔者认为，此书的一大特点就是全书的推进有一个历时性的线条，作者在叙述三大意识形态内容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时，最大限度的把理论与史实结合了起来，使得全文有史有论。读完全书，不仅可以美国的外交意识形态有所了解，还能“顺便”了解到美国外交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作者在篇幅并不长的文章中，把美国从建国到越战的许多重大外交事件，尤其是军事外交事件都涉及到了，确实十分难得。此外，作者对于意识形态的内容也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梳理，让人能搞了解到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以美国人对革命的抵触为例，作者从杰斐逊与亚当斯的观点冲突开始写起，再一路经过法国大革命、拉美独立运动、1848年欧洲革命，最终，美国人对革命的观感大体定型。所以，从作者的笔下，我们不仅看到了一种思想的内容，更看到了它的形成与演变。关注变化的过程，应当是一个历史学者的基本素养，而迈克尔•亨特显然深谙此道，这使得此书既变的更加有历史感，也变得更加生动可读。
笔者认为，此书的另一大特点是注重将外交与国内事务综合起来考察。作者在论述美国外交政策线索时，也花了不少笔墨在国内政坛和政治运动的变化上，并却本书的最后也对意识形态外交对美国国内的影响作了反思。这样的安排或许是因为本书主题所必须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外交与内政相结合的考察，的确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研究取向。
笔者认为本书在材料运用上的最大亮点，在于它单列出了一章“关于历史文献”，作者实际在这一章中，分章节的进行了一次学术史的回顾和资料的说明。这使得读者能够很方便的查阅作者在此书中所引用的其他学者的观点，并且对有关问题的学术史有一个详尽的了解。从作者的资料整理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文章中看似十分轻松简洁的表述，背后都有扎实的研究基础做支撑。而作者这样的安排，既保证了此书论述的连贯性与可读性，又保证了其学术的严谨程度。这样的体例安排，或许是值得借鉴的。
该书的二个不足之处
如果要谈及本书存在的小瑕疵，笔者认为主要是一下两点：首先，作者并没有对美国外交意识形态做出彻底的批判。无论是美国对于其自身模式的过分推崇与强力推销还是美国白人精英们所秉持的种族观点，从国际道义上讲，都是应当受到批判的。作者虽然意识到了美国的外交意识形态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却更多的是从美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进行的反思，而对种族主义、霸权主义本身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批判意识，没有对这些政策的受害者们：印第安人、越战中的越南平民表现出同情，个人认为是本书的一大缺憾。
其次，是由于受到本书主题的限制，作者的整体论述均围绕着意识形态展开。但意识形态绝非是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作者虽然在行文中表现出了这样的提醒，但却仍是欠缺力度，让人极易在思考过程中忽视其他现实性因素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影响。如果作者在全书的开头便明确的提出意识形态只是外交影响因素的一个方面，并在若干的事实分析中适时提及现实因素的制约作用效果（如参加一战、退出越战等），应当便会启发人们对外交事件的整体做一个更为全面的思考。
但是，瑕不掩瑜，作者以及其明白晓畅的文字，为读者阐释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的三大内容，的确能启发读者突破纯粹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分析思路，注重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于外交与国际政治的影响。
- 写的好详细...晕~~
- 不好意思，罗嗦了
- 还好~就是密密麻麻的字~看的有点晕~~
爱读书的好孩子~~ - 你总结的很好，我自己读起来还真是有点费劲，他的语言似乎不够简洁明了⋯⋯也许这是历史学家写作的特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