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

出版时间：1997-10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朱刚  页数：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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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言韩、柳、欧、苏，古称文章四大家，在所谓“唐宋八大家”中尤见精博。考四家之并称，来历甚早，苏轼刚刚去世时，米芾作《苏东坡輓诗五首》，其三有句曰：“道如韩子频离世，文比欧公复并年。”这里还缺一个“柳”。至南宋初年，苏文盛行，四家之称便随之而出，王十朋《读苏文》三条：“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韩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驳。至论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韩公欲推逊子厚，欧阳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头地也。”《杂说》：“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皆以韩、柳、欧、苏四家为唐宋文章之代表，一再标榜。《读苏文》三条，依作者自署的年月，作于“绍兴庚午七月”，即公元1150年，距苏轼去世(1101年)刚好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或已有过四家并称的文字，笔者还未能检出。故目前为止，我暂把“四家”之称的发明权归于王十朋。稍后，有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至南宋的后期，四家并称似已较为常见，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天集卷五，及李涂《文章精义》中都曾提到。到了元代，唐宋四家的说法便作为对前朝文学史的总结而确定下来，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唐之文则称韩柳，宋之文则称欧苏。”此后的材料就引不胜引了。这是对“四家”并称的历史回顾。从王十朋的文字可见，其标榜“四家”，目的在于肯定苏轼的历史地位，因此，米芾的那两句诗，虽然少个“柳”，却已经具备了这个意思。之所以要提到米芾这两句诗，是因为它非常明确地把“文”与“道”联合起来，揭示出时人把苏轼看作韩愈、欧阳修之继承人的原因，从而也揭示出：在何种意义上，“四家”得以并称。“道如韩子”、“文比欧公”，可视为“互文相足”。韩愈以一篇《原道》，奠定了他作为儒学复古运动与古文运动之双重领袖的身份；柳宗元是与他并称的同志；欧阳修在生前即以韩愈的继述人自居，且被世人所承认，他并且以“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来训励苏轼，苏轼受训，当即“又拜稽首”，表示“有死无易”(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可见，文章四大家间亦以“道”相联结。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与哲学史上的儒学复古运动，实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而以韩柳欧苏四家为代表，围绕着一个“文以载道”的历史命题。但四家的成就还不止于此。文学史上所谓“以文为涛”，作为与“宋诗”之形成密切相关的创作风气，大致亦以韩愈为始，欧阳修为继，苏轼为高峰；至于词，欧阳修是宋初小令的代表作家之一，苏轼则以“以诗为词”开倡豪放派。因此，在这四家的身上，从“道”出发，通过“文以载道”、“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将时代的思潮与各体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了以同一节奏律动的文化景观。本书旨在阐述“道”与各体文学间的深刻的联系，认为，没有“道”的宏扬，便不会有上述那些文学运动，“道”对于那段历史时期中各体文学(尤其是正统诗文)的影响，其积极促动的方面要远远胜过消极制约的方面。虽然我们不否认文学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但并不认为它可以脱离其余的文化门类而独自发展，更不认为那些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成就的作品，会隔离在当代的思想潮流之外。因此，作为一个历史的命题，“文以载道”并不能轻易否定。只要我们不是从某一家文学概论出发，而是从文学史的实际情形出发来看问题，我们便不会在赞赏四家之“文”的同时闭目不见支撑着其“文”的“道”。如果说四家之间，后者比前者有所发展、进步的话，我也并不同意那是因为后者比前者更“正。确”地处理了“文”道”关系。这种观点意味着：古文运动的发展史，是把“道”一步步赶出文学的历史。这不是我所知道的古文运动。我眼里的四大家，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化巨人，他们不是空头文学家，而是一身兼为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的巨匠，在哲学、文艺、政治上都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他们在这几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决不会互相否定或异辙。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文学史上体现出来的某种“发展”，也将体现在哲学史；政治思想史上。因此我想证明他们在对“道”的内涵的阐释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他们在文学上取得进展的最直接的原因，也就是说，两个进展具有一致性，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整体风貌。当然，这一致性本身还有更深的原因，植根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之中。

内容概要

对于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民族来说，最优秀的文学无疑要承载起这个民族的文化理想。从中唐到北宋，正是这样的观念，牵动着几乎所有文化人的心灵。在此期间产生的四座文学高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就是典型的代表。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的思想从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出发，一步步走向对真、善、美的普遍性思考，从而使这种思考具有对于全人类的意义。它一旦被引入文学领域，便成为栖居文学中的理性精神，将文学导入“向上一路”，并逐渐融入古文、诗、词等各体文学的艺术机制，铸就了宋代文学的总体特性。

作者简介

朱刚:男，汉族，浙江绍兴人。1969年6月6日生，198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97年获博士学位,留系任教。现为古代文学教研室讲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筹）副秘书长、《宋代文学研究年鉴》编委、《新宋学》执编。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道学的兴起  一  “中兴”思潮：道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二  超越“礼”的“道”：“道”概念的来源第二章  从啖助到柳宗元的“尧舜之道”  一  啖助的《春秋》学  二  “尧舜之道”的社会历史意义  三  柳宗元的道论第三章  韩愈《原道》的研究  一  道统论  二  “定名--虚位”论第四章 欧阳修的文化功绩及其“至理”学说  一  “斯文有承，学者有师”  二  “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第五章 苏学：自由与审美的道  一  “苏学”的历史地位  二  “苏氏之道”的三个层面  三  “苏氏之道”的审美内涵第六章  “道”与各体文学  一  “文以载道”  二  “以文为诗”  三  “以诗为词”主要参考书目

章节摘录

1．道统论的社会思想背景(1)社会上士庶的对立和统一唐代的山东士族，要用周礼来规范现实政权，这个目的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因为唐宗室所属的关陇贵族集团并不肯就范。唐太宗通过重修《氏族志》、禁止士族内部通婚等办法，来打击山东旧族，就是很显著的例子。史称他崇儒，其实不过开设馆阁、学校，优待经生，以听政之暇跟他们讲论一番而已；他用儒生，也只因为这些人读的书比较多，所谓“多识前言往行”，能为他提供历史上的得失而已，并不以礼教的实施为其政纲(当然，某些时候口头上不妨这样说说)。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关陇集团对山东士族的抗拒。皮锡瑞《经学通论·序》：“唐时乃尊周公为先圣，降孔子为先师……岂非经学不明，孔子不尊之过欤!”先圣、先师是太学里立的尊位，先圣是最高的，先师是配享的，这个制度出自《礼记·文王世子》，并不指定是谁。汉儒的说法也纷纭不一。但皮锡瑞以今文经学家的立场，来批评唐代“孔子不尊”，则颇为失考。以周公为先圣，自是东汉以后古文经学的提倡，并不自唐始，相反，是在唐终了。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云：“汉魏以还，或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或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显庆以后，从房乔等议，始定而不改。”检史册，方说近实，皮说失考。《旧唐书·儒学传》、《贞观政要·崇儒学》及《唐会要》卷三十五，都说贞观二年诏罢周公先圣，以孔子为先圣。(《新唐书·儒学传》作“六年”，误。)《会要》所载最详，此举是出于房玄龄的建议。后来高宗永徽时，曾经复以周公为先圣，但到显庆二年，便由长孙无忌建议更正。从此以后，孔子的先圣地位便不再动摇，一直延续到民国前夕。所以，皮氏讲的“孔子不尊”，只是唐初数年而已。尊崇周公，自是士族礼学家起的作用，但太宗近臣房玄龄与妻舅长孙无忌并不肯就范，抬出孔子来相抗。唐初修《五经正义》，也、发生过冲突，结果由太宗的托孤大臣于志宁等人来最后审定。看来，唐初关陇集团颇具操纵能力，对于士族既用之又抑之。至于庶族知识分子，唐朝中央政权对其崛起是很有扶持之功的，科举取士是制度上的保证，而唐太宗提拔马周、刘、自等人，也很显出将政府官员从功臣贵族转为一般文士的企图。他的后代也有类似的态度，《新唐书·儒学传》记载，彭景直要求在祭奠山陵的礼仪上“择古作法”，受到了唐中宗的驳斥：“礼以人情为之沿革，何专古而泥所闻?”显然，他对礼的态度与庶族文人相似。当然，大批地提拔进士出身的庶族知识分子，是武则天的基本国策。不过，武周革命时，因为士族子弟守礼沉正，不大肯依附诡从，而隐存李唐，所以复辟以后，清检礼法的门风又为世所重，唐政权也改变了打击政策，改为拉拢了。但庶族阶层已经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了。这样，当严格的礼学家与高谈尧舜的文士们针锋相对时，中央政权必须有强健的操纵力，一手“抑浮华”，一手“尚通脱”，来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这是开、天盛世的景象。安史之乱以后，强健的中央政权一失，矛盾便无法被控制，而呈互相攻击的局面。杨绾、贾至论科举，认为进士的浮薄是致乱的祸根，而李华作了一篇《质文论》，认为繁文缛礼才是无可救药的弊病，直是反唇相讥。中唐以降，士族旧门与庶族新贵已是两支分庭抗礼的政治队伍与社会力量，形成党争，而学术流别亦随此而分。 然而，两者在政治目标上却有着一致性，那就是扶助唐室“中兴”，加强中央集权，削平藩镇。因了此种一致性，尧舜之道与周公显庆二年，便由长孙无忌建议更正。从此以后，孔子的先圣地位便不再动摇，一直延续到民国前夕。所以，皮氏讲的“孔子不尊”，只是唐初数年而已。尊崇周公，自是士族礼学家起的作用，但太宗近臣房玄龄与妻舅长孙无忌并不肯就范，抬出孔子来相抗。唐初修《五经正义》，也、发生过冲突，结果由太宗的托孤大臣于志宁等人来最后审定。看来，唐初关陇集团颇具操纵能力，对于士族既用之又抑之。至于庶族知识分子，唐朝中央政权对其崛起是很有扶持之功的，科举取士是制度上的保证，而唐太宗提拔马周、刘、自等人，也很显出将政府官员从功臣贵族转为一般文士的企图。他的后代也有类似的态度，《新唐书·儒学传》记载，彭景直要求在祭奠山陵的礼仪上“择古作法”，受到了唐中宗的驳斥：“礼以人情为之沿革，何专古而泥所闻?”显然，他对礼的态度与庶族文人相似。当然，大批地提拔进士出身的庶族知识分子，是武则天的基本国策。不过，武周革命时，因为士族子弟守礼沉正，不大肯依附诡从，而隐存李唐，所以复辟以后，清检礼法的门风又为世所重，唐政权也改变了打击政策，改为拉拢了。但庶族阶层已经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了。这样，当严格的礼学家与高谈尧舜的文士们针锋相对时，中央政权必须有强健的操纵力，一手“抑浮华”，一手“尚通脱”，来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这是开、天盛世的景象。安史之乱以后，强健的中央政权一失，矛盾便无法被控制，而呈互相攻击的局面。杨绾、贾至论科举，认为进士的浮薄是致乱的祸根，而李华作了一篇《质文论》，认为繁文缛礼才是无可救药的弊病，直是反唇相讥。中唐以降，士族旧门与庶族新贵已是两支分庭抗礼的政治队伍与社会力量，形成党争，而学术流别亦随此而分。遗嘱：自天宝以还，山东土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迁。我殁，宜归全于滏阳先茔，正首丘之义也。丧葬是礼的重大内容，崔氏是最著名的土族，他们不肯苟且，固是为坚持礼法清检的门风，却也是士族中根深蒂固的一般观念之体现。因而，土族肯移贯京兆、改葬京畿，除了耻与藩镇胡化同风的消极原因外，还应有积极的动因驱使他们这样做。白居易草制《答卢虔》，因卢氏“昨又请移乡贯，愿隶京邑”，便赞扬道：“虽清望标门，崇冠山东之族，而丹心恋阙，耻为关外之人。”以为他要求移贯，可见“臣节逾彰”，951输诚之表示。这一类制诰，固多虚美客套，但也可以观察当时的一种观念：认为士族移贯、改葬，是向中央政权表忠，要和它死生与共。这是山东士族对唐朝中央政权的积极主动的认同。士族是正统的礼乐文化的抱持者，以此与皇权合一，有很大的历史意义。李德裕便是这种政治、文化势力的代表。宋人于牛李党争，都认李是正面角色，就是因为他身上体现着正统儒家礼教与皇权的合一，而这正是宋人所要建设的“政教之大本”。总之，无论士族、庶族，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也都要复兴儒学。这样，就必须在尧舜之道与周礼之间，获得理论上的贯通，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一系列先圣中，找出一脉相承的精神，而表述为“道统沦”这样的形态。韩愈志在领导整个儒学复古运动，他就必须在与啖、柳学派的切磋争辩中，完成尧舜之道与周公之制的理论上的统一，这是历史的使命。3．韩愈论“仁”的独创性那么什么是“仁义”呢?《中庸》“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后来清代的阮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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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韩、柳、欧、苏，古称文章四大家，在所谓“唐宋八大家”中尤见精博。考四家之并称，来历甚早，苏轼刚刚去世时，米芾作《苏东坡輓诗五首》，其三有句曰：“道如韩子频离世，文比欧公复并年。”这里还缺一个“柳”。至南宋初年，苏文盛行，四家之称便随之而出，王十朋《读苏文》三条：“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韩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驳。至论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韩公欲推逊子厚，欧阳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头地也。”《杂说》：“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皆以韩、柳、欧、苏四家为唐宋文章之代表，一再标榜。《读苏文》三条，依作者自署的年月，作于“绍兴庚午七月”，即公元1150年，距苏轼去世(1101年)刚好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或已有过四家并称的文字，笔者还未能检出。故目前为止，我暂把“四家”之称的发明权归于王十朋。稍后，有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至南宋的后期，四家并称似已较为常见，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天集卷五，及李涂《文章精义》中都曾提到。到了元代，唐宋四家的说法便作为对前朝文学史的总结而确定下来，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唐之文则称韩柳，宋之文则称欧苏。”此后的材料就引不胜引了。这是对“四家”并称的历史回顾。从王十朋的文字可见，其标榜“四家”，目的在于肯定苏轼的历史地位，因此，米芾的那两句诗，虽然少个“柳”，却已经具备了这个意思。    之所以要提到米芾这两句诗，是因为它非常明确地把“文”与“道”联合起来，揭示出时人把苏轼看作韩愈、欧阳修之继承人的原因，从而也揭示出：在何种意义上，“四家”得以并称。“道如韩子”、“文比欧公”，可视为“互文相足”。韩愈以一篇《原道》，奠定了他作为儒学复古运动与古文运动之双重领袖的身份；柳宗元是与他并称的同志；欧阳修在生前即以韩愈的继述人自居，且被世人所承认，他并且以“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来训励苏轼，苏轼受训，当即“又拜稽首”，表示“有死无易”(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可见，文章四大家间亦以“道”相联结。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与哲学史上的儒学复古运动，实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而以韩柳欧苏四家为代表，围绕着一个“文以载道”的历史命题。    但四家的成就还不止于此。文学史上所谓“以文为涛”，作为与“宋诗”之形成密切相关的创作风气，大致亦以韩愈为始，欧阳修为继，苏轼为高峰；至于词，欧阳修是宋初小令的代表作家之一，苏轼则以“以诗为词”开倡豪放派。因此，在这四家的身上，从“道”出发，通过“文以载道”、“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将时代的思潮与各体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了以同一节奏律动的文化景观。    本书旨在阐述“道”与各体文学间的深刻的联系，认为，没有“道”的宏扬，便不会有上述那些文学运动，“道”对于那段历史时期中各体文学(尤其是正统诗文)的影响，其积极促动的方面要远远胜过消极制约的方面。虽然我们不否认文学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但并不认为它可以脱离其余的文化门类而独自发展，更不认为那些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成就的作品，会隔离在当代的思想潮流之外。因此，作为一个历史的命题，“文以载道”并不能轻易否定。只要我们不是从某一家文学概论出发，而是从文学史的实际情形出发来看问题，我们便不会在赞赏四家之“文”的同时闭目不见支撑着其“文”的“道”。如果说四家之间，后者比前者有所发展、进步的话，我也并不同意那是因为后者比前者更“正。确”地处理了“文”道”关系。这种观点意味着：古文运动的发展史，是把“道”一步步赶出文学的历史。这不是我所知道的古文运动。我眼里的四大家，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化巨人，他们不是空头文学家，而是一身兼为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的巨匠，在哲学、文艺、政治上都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他们在这几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决不会互相否定或异辙。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文学史上体现出来的某种“发展”，也将体现在哲学史；政治思想史上。因此我想证明他们在对“道”的内涵的阐释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他们在文学上取得进展的最直接的原因，也就是说，两个进展具有一致性，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整体风貌。当然，这一致性本身还有更深的原因，植根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之中。    ……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一书，读完后总体感觉条理清晰，较容易理解，可与《唐学与唐诗》对照参看，有助于了解唐宋时期儒学与文学的关系。
•   博士论文能一版再版，即已证明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