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

出版时间：2009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作者：董经胜  页数：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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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或早或迟地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运动。现代化研究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探索这个转变的过程，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的规律，用来指导我国自己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尽管少数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但占世界国家和人口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正方兴未艾。中国正在高速走向现代化。因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现代化研究仍然是一个现实意义极强的课题。追寻工业文明是现代化作为全球历史进程的共同特征，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历史遗产、文化传统、经济技术改造和社会改革的方式、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现代化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单一模式。研究和比较各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从中寻找出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共性和个性，并使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到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也就是将现代化普遍规律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在现代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实现现代化的健康顺利地发展，这是我们从事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在第三世界中，大多数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其现代化历史只有半个多世纪。但拉美国家则不同，如果从19世纪初的独立运动算起，至今已经有了200年的寻求发展的历史；如果从1870年算起，其现代化进程也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中唯——个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经济现代化战略，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新型出口导向三种发展模式的地区。拉美的政治模式也经历了考

内容概要

在巴西现代化进程中，1964——1985年的军人政权占有重要地位，它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同时在政治上以排斥性的、专制的威权主义为特征。本书主要从巴西各社会阶级、集团在现代化模式和战略选择上的分歧与斗争入手，分析军人政权产生的根源、采取的经济政策及其成败、威权主义统治的特点和后期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并对同一时期拉美国家盛行的军人政权和第三世界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作了有意义的探讨。

作者简介

董经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兼任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著有《玛雅人的后裔》、《拉丁美洲史》（与林被甸合著，即出）等。

书籍目录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丛书”总序前言第一章　1964年政变：巴西现代化的转折点　一、对军人政权产生根源的不同解释　二、巴西的现代化，1870—1930年　三、瓦加斯与巴西的现代化，1930—1954年　四、通向政变之路，1954—1964年第二章　军人政权的建立和经济调整　  一、“安全与发展”：军政府的执政理念  二、向威权主义体制的过渡  三、经济调整第三章　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  一、威权主义体制的强化  二、武装斗争与政治高压  三、“威权状态”——一种非制度化的威权主义  四、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奇迹”第四章　政治开放与负债增长  一、政治开放的启动及其根源  二、政治开放的进程，1974—1978年  三、“负债增长”战略的实施第五章　还政于民与债务危机  一、政治开放的继续，1979—1982年  二、还政于民，1983—1985年  三、“通过交易的转型”——巴西民主化进程的特点  四、债务危机和经济调整第六章　后军政权时期的文武关系和民主化的巩固  一、文武关系与民主  二、巴西后军政权时期文武关系的演进参考文献  后记出版后记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章节摘录

第一章 1964年政变：巴西现代化的转折点1964年3月31日，巴西内地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支军队正向里约热内卢进发。以里约热内卢为基地的第一军派出一支分遣队前往阻敌，然而，当两支部队会合后，后者加入了政变军人一方。第二天一早，正在里约热内卢的巴西总统若昂．古拉特（Joao Goulart）发现军队大部已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但他还抱有最后一线希望，因为如果没有圣保罗的第二军的支持，军人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统率第二军的阿毛里．克鲁埃尔（Amaury Kruel）将军没有参与政变，部分原因是他与政变方的主要领袖卡斯特-9?布朗库（Caste．10 Braneo）将军不和。古拉特总统请求克鲁埃尔将军继续忠于政府，但得到的回答是，他的支持取决于总统与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劳动总司令部（Comando Geral do。Trabalh0，GCT）决裂，古拉特的答复是，对他来说，劳工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克鲁埃尔回答道：“那么，总统先生，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做了。”①古拉特明白，局势已无可挽救了，于是前往里约热内卢市区的桑托斯杜蒙特机场（Santos Dumont），乘飞机直飞巴西利亚。从巴西利亚，古拉特飞往他的家乡南里约格朗德州。在那里，第三军司令尚未参与政变，同时，总统的妻弟、激进的民族主义代言人莱昂内尔?布里佐拉（LeonelBri：ola）正号召民众抵制政变。但是，4月2日，第三军参与政变，两天后，古拉特流亡到乌拉圭。古拉特政府被一场军事政变结束了。翻政府并不罕见。然而，1964年的政变却非同以往。传统上，巴西军人的行为一般局限在废黜行政首脑，然后将政权转交给另一文人集团，而1964年政变后，军人没有像以前那样将政权交还文人，而是直接建立了长期的军人统治。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转变?国外学术界对此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有的学者从经济角度人手，认为1964年巴西建立军人政权的根源在于依附性资本主义条件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一方面，这种工业化在其早期阶段的迅速增长既刺激又吸收了下层阶级日益增加的需求。另一方面，这种工业化的内在局限性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急剧下降。为了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依附性资本主义必须建立军人独裁以控制下层阶级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些学者认为，60年代初巴西的经济衰退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危机的结果，而军人政权的建立是摆脱经济衰退、重新实现增长的前提。在对这一观点的具体阐述中，又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和欧伊?马里尼（RuiM．Mafini）认为，60年代初，巴西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面临着从普通消费品生产向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的过渡。当时，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状况限制了耐用消费品的市场规模。因为只有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才能够购买像汽车这样的商品，所以，要想保持经济的增长，只有以工人阶级为代价，使中上阶层的收入大大增加。也就是说，解决危机的途径是，将收入进一步集中到上层阶级手中。而在进口替代的早期阶段，经济的迅速增长不仅提高了工人的收入，而且增强了工人要求提高收入水平的能力，因此，要克服危机，只有依靠军人政权强有力的镇压手段。①但是，这种解释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萨缪尔?A?莫利（Samuel A．Modev）、戈登。W·史密斯（Gordon W．Smith）已经证明，在巴西，收入的集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②而且，为了刺激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也没有必要使社会收入向上层集中，因为巴西工人的消费支出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用来购买耐用消费品的。①而且，发展耐用消费品工业并不必然需要建立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阿尔波托?赫希曼（Albert 0．Hirschman）注意到，50年代库比契克政府时期，同样出现了耐用消费品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的巨大增长，而当时并没有建立威权主义体制。② 阿根廷学者吉列尔莫?奥唐奈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60年代初巴西经济的衰退是由经济“深化”过程中产生的困难引起的。进口替代首先在最容易进行的部门，如纺织和食品工业中展开，在这一阶段，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国内消费品市场，适当增加了工人的收入，从而形成了一个将工人和企业家阶级联合在一起的民众主义联盟。但是，一旦国内市场对简单制成品的需求饱和，工业发展就陷入了困境。此外，尽管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或许减少了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但因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的花费惊人，从而造成了国际收支赤字、外债增加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经济困境迫使政府决策层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即减少对民众的经济分配、加快资本积累、发展中间产品和资本货工业、深化工业化进程、吸引外资。要实现这一目标，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和政治活动就必须得到控制。但在进口替代早期阶段的民众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其经济要求和政治参与水平正在提高，因此，为了保证工人的顺从，建立镇压性的军人政权是必需的。③ 奥唐奈的观点曾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很多学者也对此提出了疑问。谢拉（Serra）研究发现，1964—1974年军政府统治时期，巴西经济并没有出现资本深化现象，而恰恰是在民众主义占主导的50年代后期却有过资本深化现象。迈克尔?沃勒斯坦（Michael Wallerstein）也指出，1964年政变后，巴西经济的恢复首先是由于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生产的迅速增长带来的，到1970年，资本货和中间产品才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并取代耐用消费品成为领先的增长部门。也就是说，重工业的增长与其说是经济恢复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恢复的结果。①考夫曼（Kaufman）进一步指出，巴西经济从轻工业到重工业转变的转折点应是1950年。当时，国内工业已经提供了90％的本国纺织品的需求，耐用消费品和非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已经开始。在1964年军人政变后，资本货的进口替代，或者经济的“深化”水平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如果经济的“深化”与政变前经济的衰退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那么，“深化”是衰退的原因，而不是解决衰退的途径。许多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军队中强调内部安全和游击战争的“国家安全学说”的产生，是60、70年代出现一系列军人政权的根源。根据萨戈尔斯基（Zagorski）的解释，“国家安全学说”是全面战争概念的延伸。传统战争意味着职业军人在战场上的公开较量，而全面战争则意味着摧毁敌人进行战争的能力。②虽然全面战争的概念可追溯到拿破仑的“武装国家”（nation-in-arms），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证实了除军事力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于赢得战争的重要性。工业动员、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国家统一和政治家的治国策略在盟国的胜利中都起了关键的作用。非军事因素对一个国家保护自己的能力越来越被看做是至关重要的。由此，国家防御的概念被“国家安全”所取代，其含义是，在其他国家的行动面前，一个国家实现其国家目标和利益的能力，“所有旨在消除、减轻、中立或根除目前阻碍国家目标的实现或维持的措施、计划、标准”都是国家安全政策。④从一开始，这种新的军事战略理论就与冷战的国际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拉美军方的战略理论家认为，在“自由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的两极对立中，拉美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一边。古巴革命的胜利使拉美军人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共产主义威胁”的关注。拉美左派对古巴经验的仿效，使拉美军人感到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迫在眉睫。卡斯特罗在古巴废除原武装力量，更使拉美军人感到，一旦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军队将是第一个牺牲品。60年代，在巴西、阿根廷等国，面对日益激进的民众主义和经济衰退的形势，军人认为，欠发达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军人有义务出面恢复政治秩序，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的条件，以避免发生卡斯特罗式的叛乱。阿尔弗雷德·斯蒂潘将这一学说称之为与“旧职业化”有着根本区别的军人“新职业化”。“旧职业化”意味着军人的行动应集中在反对外来入侵的传统战争，意味着军人应接受文人的控制。而在“新职业化”下，军人认识到，几十年来，拉美实际上没有对外战争，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是国际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通过公开的入侵，而是从国家内部通过颠覆民主制度和武装暴乱对西方世界进行攻击。军人认为，作为拉美社会中受训练程度与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门，军队有责任接管政权，对社会和政府实行全面控制，直到这一威胁完全消除为止。因为这一威胁看上去将无限期的存在下去，也因为内部颠覆势力得到当时世界超级大国之一苏联的支持，所以，军人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也必须是无限期的。① “国家安全学说”基本上是从美国传播到拉美的。60、70年代，美国在巴拿马美军基地和美国国内对拉美军人进行反暴乱的训练。拉美的军事学术机构和军事学院也增加了反暴乱和与政治相关的课题的教育内容，力图实现军官战略思想的转换。

后记

本书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加工而成的。虽然七八年的时间过去了，但回想起论文写作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住在北大27楼（现已拆除，在旧址上正建教育学院大楼），窗外几米远就是农园（食堂）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嘈杂的环境令我们难以正常休息和工作。但是，与同住一楼的许多同学一起，我们最终还是在推土机、搅拌机轰鸣的伴奏中，克服各种困难，按时完成了论文。当我们顺利地通过答辩时，窗外那座现代化的建筑物也终于竣工了。现在，每当我到这里用餐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时写作本书的情景。感谢我的导师林被甸教授在选题、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给予的指导与帮助。多年来，林老师一直在思想上对我耐心地开导、鼓励，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给我细致地指导、帮助，让我时常感到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另外，还要感谢其他一些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曾给予宝贵的指导和帮助的师长。北大历史学系的梁志明、林承节、董正华、王红生、高岱、包茂红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苏振兴、曾昭耀研究员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2003年，在北大举行中国第二届拉美问题青年论坛期间，当时担任北大副校长的吴志攀教授曾主动要我把书稿交给他，由他联系出版，但是由于此后我忙于其他一些事务，一直没有抽出时间修改，所以出版一事一拖就是几年。2007年初，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的韩琦教授将本书列入他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多次敦促我尽快修改出版，但我又拖了很久，直到2008年下半年才动手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我参考了近年来新出版和发表的一些文献，对重要的资料来源进行了核实，力求做到历史事实的可靠、准确。在具体论述和分析过程中，注重历史过程的客观和复杂性，尽力避免根据作品本身的逻辑去剪裁史实。力求将历史进程的描述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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