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戛日记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  作者:方李莉  页数: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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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是由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组完成的。课题始于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第二年,由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具体牵头执行,并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西部地区各院校的许多学者共同参与。有关“人文资源”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课题立项时提出来的。他指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也就是说,人文资源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就有的。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时,其只能称为遗产,不能称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为资源。

作者简介

方李莉,199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同年被录取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1998年出站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至今。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科技文化教育专门委员会委员。出版有《新工艺文化论——人类造物大趋势》、  《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等专著近1 0部,发表有《文化生态失衡的提出》、《谁拥有文化解释的权力》、  《走向田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等80余篇。

书籍目录

引  子2005年夏天第一次考察  8月20日  星期日  雨    艰辛的开端  8月21日  星期一雨    寨子里的背包族    寨子里的女人们  8月22日  星期二阴转雨    寨子里最早出外打工的人    寨子里的“弥拉”熊金祥    和熊金祥一起找草药  8月23日  星期三阴    高兴寨的第一个大学生——熊光禄  8月24日  星期四雨    寨子里有过“寨老”吗?  8月25日  星期五晴    进寨子采购    王大秀的爱情  8月26日  星期六阴    寨子里打工的人    教育的振兴 ……2006年春天第二次考察后记

章节摘录

插图:经过了解知道,祭山是长角苗每年都要有的传统活动,它有一套完整的约定俗成的规程。因此,每年不用人组织,大家都知道今年是轮到哪七家当值,一般是从山脚下依次数过来,七家一组,轮到山顶以后,又反过来数下去。轮到当值的七家人,在祭山的前一个月就要开始忙于准备,首先这七户人家要分头到各家各户去收钱,至于每户收多少则要根据物价而定。将钱收好后,就由这七户人家去市场买东西,要买七只大鸡,还要买酒,这个寨子大约要买五十斤酒才够喝,剩的钱则买点猪肉。然后要去通知弥拉来扫寨。我始终不知道生态博物馆资料中所写的“鬼师”和“家师”有什么区别,就问杨朝忠。他也说不清楚,只知道,鬼师用苗话讲叫弥拉,弥拉主要是请神驱鬼。但他不知道什么叫家师。我听说这个寨子里的家师是熊金祥,鬼师是熊玉安,于是问杨朝忠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区别,杨朝忠说不知道,因为在寨子里的人看来他们根本就没什么区别,都叫做“弥拉”,只是生态博物馆一定要区别出什么家师和鬼师。他-下把我给说糊涂了于是我问:“每年扫寨的活动是由谁来做?是熊金祥还是熊玉安?”他说:“他们俩谁都行,谁有空谁做。”看来我们的研究还要深入进行,就连这“家师”和“鬼师”的区别都还要进一步琢磨,不能专门看生态博物馆的资料,这里的人汉语并不是太通,你用博物馆上的资料去套他也不懂,只能说是。杨朝忠接着说:“在祭山的头一天,就邀请弥拉,七只鸡里面有一只鸡要交给弥拉去扫寨。扫完以后,这只鸡就留给鬼师,作为扫寨的报酬。“祭山和扫寨的后勤工作,主要由轮值的七家人担当,祭山的那一天,几户人家要有一两户负责,用稻草搓成绳子,中间扎有两个小茅草人,要用金丝茅草扎。扎多少按路口而定,陇戛寨共有五个路口,因此,要扎五份。其长度按路口的宽度而定,搓好扎好后,要将这些茅草人用草绳拴在进村的各个路口上。相传,它能阻止一切不利之事进入寨中,使得村子里平安无事。“另外,再有一两户人家跟弥拉去扫寨子,后面常常跟有许多看热闹的孩子。在扫寨之前,每家均要一块布装点煤灰,就说将什么病魔、天罗地网、口嘴、哭神等都装在里面。扫寨时,由弥拉带头,他一手拿酒,一手拿一只簸箕,里面装一些豆子。请一人用绳子拉着一只大公鸡,另一人扛着一棵竹竿,竹竿的一头花成几瓣。扛竹竿的人边走边摇竹竿,竹竿发出响声,每到一家,就要喷一口酒,朝天撒上几颗豆子。然后说,‘我今天来到某某家,我金银财宝都不吼,只吼鬼神快走开。’接着又说:‘病魔出不出?’后面的人便接着叫‘出!’其又说:‘天罗地网出不出?’‘出!’‘口嘴出不出?’‘出!’‘哭神出不出?’‘出!’就这样,每问一句,那些跟在后面的,大人和孩子都异口同声地叫一声‘出’。喊完后,由主人家将首先准备好的,也就是包着什么病魔、天罗地网、口嘴、哭神等的灰包挂在竹竿上,又到另一家去。全寨有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要去。“最后,待扫寨完毕,就将大公鸡及系有灰包的竹竿拿来村口外,将竹竿丢掉,杀了公鸡,拔几根毛蘸些血粘在竹竿上,让它将一切不利于村子的事都带去。”

后记

日记写完了,算算竟然有三十多万字,因为我们是集体考察,有关这一族群的完整的文化记录,我们还有一本正式的考察报告,注重的是更全面和更抽象的理论分析。我想这是两本互为补充的人类学田野著作。考察报告侧重的是有关长角苗记录与文化各个方面的研究,日记侧重的是我个人的考察过程及感受。在考察报告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抽象的长角苗文化的本身,在日记中则有着众多的具体的人物形象,他们都是在考察中帮助过我们并为我们提供过种种考察线索的报道人,也是我的观察对象。是他们教会我认识这一我以前完全不熟悉的陌生文化,也是他们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当地的各种知识,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这本日记。我虽然已离开贵州了,离开梭戛了,我甚至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去那个山里的寨子,但我在那个寨子里度过的日子,恐怕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它已经融入我的血液和灵魂。那里善良淳朴的人们,我会一直怀念他们,怀念和他们结下的友谊,怀念他们给予我的种种帮助,包括他们蘸着辣椒面吃的洋芋、滚烫的腊肉火锅、下饭的酸汤、用剁辣椒炒得香香的腊肉等等,还有他们那略带忧伤的歌,那些在葬礼中头上戴着长角的妇女们的哀痛,还有他们忧伤的充满诗意的指路仪式,更有他们独特的服饰、美丽的传说。我一直在那里寻找着艺术发生的环境和条件,寻找着艺术和人们生活的关系。在那里,。我发现艺术是稀薄的,但又是无处不在的。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艺术,他们所有的表述都是一种艺术的方式,本能的、感性的、形象的思维方式远远地超过了逻辑的、理性的、抽象的思维方式。正因为如此,在他们身上我才看到了一种更接近于自然的质朴。本来按人类学的惯例,我将书中的真实地名与人名都隐去了,但临到正式出版时,我还是决定用真实的地名与人名,因为我希望读者们知道我写的是生活中的真实,其中的那些善良的、美好的人们,也需要大家去真正地认识他们,而不仅仅把他们当成是学术中的一些符号,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尊严与地位,让历史永远地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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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戛日记:一个女人类学家在苗寨的考察》是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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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6条)

 
 

  •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参考书目。
  •   采用日记体式,将人类学与艺术传递给我们
  •   贵州第一个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是值得沉思的。读一读就知道了。
  •   可以作为田野作业的教材用
    不过这本书按说应该送我,叫我掏钱,有点过分
  •   好书很满意,田野做得很踏实
  •   好书,但是你们能不能把书包的专业一点,好好的一本书直接放在塑料袋里,书角都么撞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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