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激荡七十年（上下）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社：五洲传播  作者：朱穆之  页数：全两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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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穆之是我国新闻、宣传、文化界的老前辈，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外宣传事业和人权研究工作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著述丰富，七十年来不下千篇。　　本书从收集到的300多篇文章，讲话中、精选出117篇，内容包括经历自述、论新闻工作、论对外宣传、论文化艺术、论人权研究与人权对外斗争以及政论、杂文和诗歌、散文等。　　本书可供广大读者特别是从事新闻、宣传、文化、外事工作的同志们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和干部培训的辅助教材。

作者简介

　　朱穆之，1916年12月生，江苏省江阴县人。1936年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连任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35年，朱穆之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抗日爱国民主运

书籍目录

闪光的思想　非凡的经历（代序）第一部分　革命生涯　1、我参加革命的历程（2001年3月13日）　2、就革命经历答党史征集办同志问（2002年）　3、记忆残片——忆“一二·九”时的北大（1988年4月）　4、怀念杨雨民同志（1998年）　5、忆韩多峰先生（2001年7月）　6、哀悼子侠同志（1942年3月12日）第二部分　关于新闻报道　7、新闻报道必须为人民服务——《论新闻报道》序（1987年1月2日）　8、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1951年）　9、开展练笔运动（1951年3月）　10、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打破报道一般化（1957年3月）　11、如何报道人民内部矛盾——在新华社国内分社社长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4月29日）　12、记者要革命化——在新华社召开的农村报道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3月17日）　13、采写新闻好似砸核桃——在新华社农村记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1965年5月24日）　14、对外报道要以我为主，有的放矢——在新华社第三次对外报道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65年6月2日）　15、“文化大革命”期间“认罪书”“罪行”摘录——给新华社提供的社史史料（1966年-1967年）　16、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端正报道思想——在新华社国内分社会议上的发言摘要（1977年10月20日）　17、宣传党的政策，考察党的政策——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及《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发表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1998年11月17日）　18、新闻工作者应把自己看作参加实际斗争的一员（2001年12月7日）　19、刘伯承将军纵谈战局（1946年）第三部分　让世界了解中国　20、对外、对台宣传是全党、全民任务，要全面、经常开展起来——在全国地方对外、对台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2年7月4日）　21、边境宣传要解放思想、积极进取——在全国边境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84年4月9日）　22、对外宣传是对外开放的组成部分——在华北地区对外宣传工作协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6月22日）　23、建立系统的对外宣传工作，介绍中国良好形象——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11月26日）　24、对外宣传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河北省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87年3月23日）　25、对台宣传工作要放得开——在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1987年9月26日）　26、加强对外宣传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88年1月23日）　27、研究台湾情况，做好对台宣传——在台情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1988年6月10日）　28、通过电视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在会见各地电视台台长和对外部负责人时的讲话（1989年9月6日）　29、宣传好现实的中国是当前对外宣传工作最根本的要求——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90年10月30日）　30、有计划地做好外国记者工作——与外交部新闻司、中国记协负责同志座谈时讲话要点（1990年11月24日）　31、有针对性地进行新闻发布工作——在中央部门新闻发言人座谈会上讲话摘要（1990年12月5日）　3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任务——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后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摘要（1991年6月13日）　33、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挂牌仪式上的讲话（1991年6月18日）　34、中央电视台对外电视中心的建立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央电视台对外电视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6日）　35、系统介绍中国，及时批驳谣言——在《中国》纪录电影系列片选题会议上的讲话（1991年7月25日）　36、通过旅游宣传中国——在’92中国友好观光年对外宣传会议上的讲话（1991年11月22日）　37、大开放、大开发、大发展，还要大宣传——在海南的讲话（1992年4月11日）　38、香港宣传工作改革的标准在于争取人心——在香港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1992年5月27日）　39、对外宣传是应运而生而发展——同辽宁的同志谈对外宣传（1992年7月27日-8月9日）　40、把经济建设摆在对外宣传的中心位置——同上海同志的谈话（1993年2月1日）　41、对外宣传工作是朝阳工作，需要培养大批干部——在北京大学“第三期对外宣传干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93年3月3日）　42、对外宣传也要深化改革——在浙江几次谈话的摘要（1994年5月3日-16日）第四部分　人权研究和人权对外斗争　43、把人权的旗帜掌握在我们手里——在人权问题对外宣传座谈会上的讲话（1991年3月28日）　44、《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前言（1991年11月1日）　45、《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前言（1992年9月22日）　46、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来历——“西藏是一个充分行使权力的国家”吗？（1991年3月30日）　47、达赖喇嘛的人权纪录（1991年5月15日）　48、关于西藏问题随记（2000年-2002年）　49、答《纽约时报》记者问（1994年7月29日）　50、同西方国家的人权斗争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在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会暨人权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1994年12月20日）　51、关于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与美国客人的谈话（1996年6月14日）　52、国际人权斗争和人权研究——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全国理事会上的讲话（1996年11月25日）　53、充分认识人权斗争的意义——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上的讲话（1997年4月29日）　54、和平、发展与人权——在挪威诺贝尔学会发表的演讲（1997年6月10日）　55、中西人权分歧何在？（1997年8月）　56、正确评价《世界人权宣言》。——“在《世界人权宣言》与中国人权”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1997年12月1日）　57、为世界人权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98年10月20日）　58、就我国签署《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接受新闻单位联合采访（1998年10月8日）　59、对’89政治风波和民主问题的看法——接受日本电视网北京支局采访纪要（1999年6月8日）　60、驳“人权高于主权”（2000年2月25日）　61、摆事实、讲道理是取胜之道——在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二届全国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5月29日）　62、追求所有人的美好目标：人权——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的国际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2000年12月16日）　63、为富不仁（2001年3月3日）　64、公道自在人心（2001年4月）　65、关于民主的一些思索（2002年8月10日）　66、关于自由与民主（随记）（2003年）　67、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人权建设产生积极影响——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联合召开的“东方文化与人权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2002年10月28日）　68、中国人民要的是怎样的人权——在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2004年3月1日）　69、人权法制保障要扶“贫”——在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法学会联合召开的“人权入宪与人权法制保障”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4年12月23日）　70、深刻理解中国自己的人权观——《人权知识干部读本》序（2005年11月）第五部分　文化艺术工作改革　71、如何对待文化体制改革——《改革才能开创文艺工作的新局面》序（1989年1日）　72、民族文化是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二次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的发言（1982年7月）　73、发展民族歌剧（1982年10月）　74、改革，才能开创文艺工作的新局面（1983年1月）　75、关于文艺队伍和精神生产问题——在电影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83年1月）　76、改革中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1983年4月）　77、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化艺术（1983年8月）　78、怎么看文化工作及文化体制改革（1983年8月9日）　79、关于开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新局面（1983年11月）　80、锐意改革，开展城市群众文化工作（1984年12月）　81、关于创作自由——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出版局（社）长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摘要（1985年4月）　82、端正思想，探讨改革（1985年4月）　83、陈云同志和文化工作——在曲艺家协会纪念陈云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2005年6月13日）第六部分　述作选录　84、全面准确地领会邓小平理论——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8月30日）　85、回顾20世纪80年代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2006年9月）　86、在党的十三大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部分答问（1987年10月24日、11月1日）　87、八十党庆有感——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纪念建党八十周年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　88、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奋斗——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的谈话（1991年9月30日）　89、坚持崇高理想，密切联系群众——纪念“一二·九”运动与青年同志座谈（1995年12月-2005年12月）　90、发展有道（2005年）　91、建设和谐社会（2006年）　92、关于“文革”后宣传工作的改革——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摘要（1980年7月7日）　93、关于宣传现代化——会见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高级讲师安林的谈话（2005年11月24日）　94、关于文化和艺术工作的随想（三则）（2005年）　95、关于精神污染和揭阴暗面（随记）（1990年5月）　96、中韩友谊源远流长（1996年1月）　97、要从不利之中学会相处——与美国吉尔德·盖格能·豪义公司董事长吉尔德的（1993年5月3日）　98、由祈雨想起（2003年6月10日）　99、骂煞和捧煞（1995年1月6日）　100、美国正在玩火（1995年6月10日）第七部分　诗歌和散文　101、悼歌——献给一次矿难中六百个死在矿底的工人（1934年）　102、我的灯笼（1934年）　103、黑夜（1935年）　104、吊反扫荡中诸牺牲烈士（二首）（1942年夏）　105、吊左权副参谋长（1942年8月29日）　106、“五七”道上（1972年春节于永济“五七”干校）　107、和袁宝华同志诗二首（1995年春、2005年春）　108、悼亡友诗（五首）（1999年-2003年）　109、北戴河避暑（2000年8月）　110、八十党庆（二首）（2001年“七一”前夕）　111、八十五有感打油（2001年12月25日）　112、无名战士（2004年6月19日）　113、游朝鲜金刚山（1964年5月16日-18日）　114、启明星（1986年）　115、高楼遐想（1990年）　116、三亚小花（1994年10月）　117、袁宝华同志《偷闲吟草》集序（2001年）附录　1、青少年时期的朱穆之　2、朱穆之：从流亡到敌后抗日前线　3、增进了解和友谊之行——朱穆之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美国　4、朱穆之与中国第一个人权白皮书　5、交流、交锋、交友——记朱穆之率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访欧　6、新华社老社长朱穆之忆烽火岁月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革命生涯　　我参加革命的历史（2001年3月13日）　　我参加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和当年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一样，没有多少特别的地方。我出生于1916年，出生后，就是引发“五四运动”的日本代替德国占有山东特权、“五卅惨案”、“五三济南惨案”等一连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事件；就是连年不断的军阀之间、国共之间的内战。我跟随着家人在炮火中不断逃难，眼看着周围的人在极端贫困中挣扎和悲惨死去，自己的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北伐时曾受到群众欢迎的国民党，天天杀受到穷人拥护的共产党，曾被打倒的土豪劣绅又趾高气扬地回来了。我在三十年代初到了北平，也就是北京。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了东北，而且向华北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强镇压要求抗日和进步的人。我的一些同学也遭到逮捕，北平一片恐怖气氛。中国面临亡国的惨祸，更没有个人和家庭的出路。这种种的苦难和不平很自然引起我的不满、苦闷和反抗情绪。　　当时党在北平的影响相当大。由于思想情绪相近，很容易与进步同学（有的已是党员）接触。书摊上的进步文艺书刊不少，传播革命理论，还有一些比较进步的影片，揭露社会的黑暗，反对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有的还介绍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情况。这些对我都起了重要影响，要求革命的思想逐步明确起来。1935年，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下，眼看华北就要变色，压抑已久无限悲愤的北平青年学生终于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我也一头投入到运动中去，并参加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这场如火如荼的运动中，同学们开会讨论和座谈时局，手挽手，高呼要求抗日、停止内战的口号，高唱救亡的歌曲，上街游行宣传，和军警搏斗。经过斗争的锻炼，受到党的教导，我的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积极拥护共产党，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　　“七七事变”后，我和同学们流亡到南京。这时南京遭到日寇的大轰炸，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陈同生同志根据党的指示，接办已散伙的南京《金陵日报》，他邀我参加。于是又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构限制宣传抗日和民主，展开一场斗争。我们常常对被删去或要求改写的段落用改头换面或干脆“开天窗”的办法坚持自己的主张。这又一次使我受到教育和锻炼。我在“一二·九”运动中就有入党的要求。有同学告我，根据你的表现，党自会找你，我就没有积极主动提出要求。这时我深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坚决抗日，也才能使人民得到解放，更迫切希望加入党。在南京，我提出了入党要求，但是南京很快将陷落，报社解散，没有达到我的愿望。从南京流亡到武汉，我出于要到抗日战争第一线的激情，也希望经受战斗的考验能为党所吸收，我没有留在大后方工作，而利用机会到了敌后的鲁西北，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很快我参加了党，后来又参加了八路军。从此我在党的领导下，走土了革命的大道。　　一个人走上革命的道路，除了客观环境和进步思想的影响外，自然也有个人抉择的因素。关键是只想到自己，还是首先想着国家，想着人民。“一二·九”运动后期，我和一些同学面临毕业就是失业的前途。有的人为了个人的出路，就投到了反动的国民党一边。有一个人就是原来和我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相互比较密切。他曾向我坦白地说，他认为共产党15年内不可能成功，为了光宗耀祖，他等不及。不想事实却是不到15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就取得了胜利。而这个人后来听说在国民党官场的相互倾轧中，没有爬上去就被踩倒了，落了个可耻下场。在南京时，我不仅在报上发表了不少宣传抗日民主的评论，还为当时被拘押的平津同学向各地发信呼吁伸援。这受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威胁，我没有屈服退却。在流亡武汉途中，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许我中校级别要我参加这个军队。我虽然处于穷困的流亡中，但我憎恶国民党的反动，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到了武汉后，我决心到危险的敌后去。我毫不犹豫地作了像这样的一些选择。　　我参加革命到现在已有六十多年了。可以说，我的一生是在党的引导和培育下走过来的。几十年来，经历了许多艰难和曲折，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事实更使我坚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和挫折，把中国人民引向自由幸福的彼岸。现在中国日益富强，人民生活得到根本改善，原来的革命目标在一个个不断实现，这可以告慰于所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先烈。我非常庆幸我一生所选择的道路。最大的遗憾是，我为党、为革命做的太少，还曾犯过不少错误，而已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弥补了。但是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我就尽我的一丝余热。　　就革命经历答党史征集办同志问（2002年）　　2002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派工作人员访问了朱穆之，谈了他革命历程中一些事情。他们整理成文后刊于《党史研究资料》上。全文如下：　　征集办同志：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请您介绍一下“一二·九”运动发生的背景。　　朱穆之：我是1933年进北大的。一进北大，校内就有斗争。学生会内分几派，有许多团体，如世界语学会、1936研究会等等。那时北大学生很活跃。我经常和进步同学在一起，受他们影响比较大。但我当时还不是党员，还是小孩子气，跟在他们后面嚷嚷就是了。1934年，国民党宪兵三团到北平，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造成一片白色恐怖。北大什么组织都没有了，什么活动都不能搞了，非常沉闷和压抑。　　1935年，日本侵略者先后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还策动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眼看又将沦亡。对于北平学生来说，“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对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满腔怒火，再也压制不住了。于是在中共北平市党组织的发动下，在12月9日，由许多学校学生参加的一场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爆发了。　　问：在“一二·九”运动中，北大是怎样组织发动起来的？学生发动起来后，国民党政府和学校当局有什么反应？　　答：12月9日那天，北大同学事先不知道要游行示威，没有准备。游行队伍到北大红楼前时，有人敲钟，一部分学生才冲出去参加了游行队伍。我听到钟声出去时，队伍已经过去了。游行队伍到了王府井大街，被军警打散。被打伤的北大同学回来在红楼后的操场上，向聚集的同学报告了游行和被打的经过，这更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　　12月9日前，北大就已推举班代表，准备成立学生会。游行的第二天，全校班代表大会在红楼的一个大教堂举行。会议开始，大家推举韩天石主持，后来由我主持。学生会正式组成。随后又举行全校学生大会，决定无限期罢课。　　对于学生发起抗日救亡运动，主张不抵抗主义的政府当然极力反对。它召集各大学校长开会，要他们“劝导学生安心上课”。至于学校当局，应该说他们也是反对日本侵略的，但是他们怕群众运动。北大罢课后，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在红楼的一个教室召集学生会的一些人训话，要学生停止罢课。他说，华北的事情，有胡适（他讲到自己时，常常是作为第三者称胡适，而不说我）、蒋梦麟校长（北大）、梅贻琦校长（清华），还有李蒸校长（师大）几个人“顶着”。学生会没有听他那一套。于是他又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学生大会，要大家停止罢课。学生嘘他，他讲不下去。但他认为多数学生不赞成罢课，提出对是否罢课进行表决。结果，一边倒，都主张罢课。他无奈地走了。后来，蒋介石要各大学派代表去南京听训。北大学生会发表通告，表示拒绝。于是校方暗地指定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在去南京的途中跑了。同学们知道后非常气愤，学生会开大会，决定把参加听训的二人驱逐出校，大家把他们在宿舍中的被褥等东西都扔到了街上。　　问：经过认真准备，12月16日，学生又行动起来了。这次行动的大概情况怎样？　　答：12月9日的游行，虽然参加的人数不太多，但这股怒火一经爆发，就震动了全市大中学校。北平市学联决定，在12月16日举行全市大中学生的游行示威。这次，北大做了充分准备，组织得很好，绝大部分的同学都参加了。同学们冲破警察对各宿合的包围封锁，举着“北京大学”的大旗，走上了大街。一路上吸引了其他大中学校的学生参加。队伍走到南长街南口，一群警察用高压水枪拦截。我作为总领队，走在队伍最前面，首先冲了上去，和其他同学一起，把警察的水枪抢了过来。那个警察完全没有料到，一时不知所措。我们反过来向他喷射，他连蹦带跳地逃跑了。冲过去的队伍在西长安街又遭到军警的镇压，一些同学负伤，有位同学的鼻子被砍成两半。最后，全市各路游行队伍聚集到天桥，举行了大会。北平学生接连两次的游行示威，如燎原之火，立即在全国引起了抗日救亡的熊熊大火。　　问：抗日战争时期，您从事了什么工作？　　答：1937年7月7日那天，我正在西山参加露营，学习打游击。早晨听到炮声，大家立即回学校。后来我参加了慰问抗日杀敌的29军和在北大三院成立伤兵收容站的活动。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我开始流亡，从此参加各项抗日工作。　　战争环境，情况变化迅速，任务不断改变，工作也变动频繁。概括来说，抗战时期，我主要从事三项工作：一是新闻工作；一是宣传工作；一是统战工作。　　“七七”事变后，我流亡到南京。不久就经作家舒群介绍到我党领导的南京《金陵日报》工作。这个报纸原是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办的。南京被轰炸后，报馆的人都跑了。刚出狱的陈侬非（同生，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利用与参军长同乡的关系来主持这个报纸。那时就他一个人。我去后又来了也是才出狱的何云（后任华北《新华日报》社长，1942年5月日寇大扫荡中牺牲），总共就只三四个人。我负责撰写社论和编副刊。何云负责编报。由于报纸宣传抗日，还介绍八路军作战情况，不断与国民党政府的舆论检查机关发生斗争。社论一般在晚上送检查机关审查，半夜退回。凡是被认为对国民党不利或主张不合的内容，即被删改。我们就采取原意不变而换一个写法或干脆“开天窗”（即留下空白）来对付。报纸受到读者欢迎，销路大增。从此，新闻工作对我发生了极大吸引力。话来，1938年我到敌后鲁西北时，还挂着全民通讯社和大众报社记者的名义。1944年，太行《新华日报》全部人员脱产整风，我率北方局宣传部的几个同志替代报社工作。那年发生大蝗灾，报纸以大量篇幅报道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灭蝗大战。遮天蔽日的蝗虫，硬是被打得掉头转向。　　1939年元旦，我到河北南官八路军129师，向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汇报国民党军石友三部情况，被他们留下任师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43年，我任中共太行分局宣传部宣传科长。没有两个月，太行分局撤消，我转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秘书。这期间实际上没有做多少宣传工作。我到北方局后就进行整风，我被选为北方局机关支部书记，全力投入整风。后来又去脱产整风的太行《新华日报））社负责，还去华北新华书店帮助结束整风。　　抗战时期，我大部分时问是做统战工作。1937年南京将沦陷，《金陵日报》停刊，我和何云、陈沂等随上海进步演员组成的演剧队，从芜湖乘民船溯江而上。风不顺的时候，大家下船拉纤。每到一个地方，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我在演出前向观众发表演讲，宣传抗日。到武汉后，我不想再在后方做一般救亡工作，非常希望到前线。正好有北大同学约我去敌后，于是在1938年春，我们到了鲁西北聊城。这里是国民党政府山东第六专员公署所在地。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坚决主张抗日，在我党的影响下，没有像当时黄河以北的国民党官员一样逃过黄河，而且在我党的帮助下，积极发展抗13武装，抗击日寇。这里聚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爱国青年，如张霖之、张郁光、齐燕铭、赵伊平等。到聊城后，我即人了党。随后我被派随国民党的一个骑兵团到津浦铁路沿线活动。后又到在这一带的八路军津浦支队帮助办青年训练班。　　当时黄河以北，日本侵略者只占领铁路沿线，广大农村地区大部分为八路军、抗13武装收复和抗13政权所控制。宁予日寇不予共产党、八路军的国民党政府，于是又来“收复失地”。它派官员到临清重建山东第四专员公署。显然是那些国民党的中高级官员都不敢到敌后这些地方，因此选派了一个赋闲的原西北军人来当专员。他手下没有什么人。他和范筑先同是西北军人，他要求得到范的帮助。聊城党组织决定派我去临清专署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专员的人，但是爱国进步。我到临清不久，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也到了临清。我和当地的同志安排，请沈参加各群众团体举行的座谈会，在会上，发动大家对国民党政府不守土抗敌而弃民逃跑进行责难。这使得沈鸿烈非常狼狈。他事后大怒，下令专员不得让我任职。专员无奈，给了我一个专署秘书的空名义。这时，专员急于发展自己的队伍，与范筑先的部队发生尖锐矛盾。我对此不满，而又无能为力。于是就给专员写了个“呈请撤职”的呈文，挂冠而去。　　我回到聊城。这时，范筑先因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对他加以种种压制非常不满。在我党的推动下，他决定派我作为他的代表，去鲁南争取石友三联合推翻沈鸿烈。但是我到达鲁南后，石友三在接待我时告诉我，范筑先已在聊城作战牺牲。我只得暂时留在石部。　　石友三原是失意旧军阀。抗战开始，他打起抗日旗号，得到我党协助，发展队伍，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在石部，有我党一大批党员，如张友渔、匡亚明等。这时，蒋介石命令石部南下，参加徐州保卫战。石友三到了费城一带，即逗留不进，要挟蒋介石同意扩充为三个军。蒋介石深知旧军阀的弱点，很容易使这些军阀落人他的圈套。于是，蒋介石委任石友三为察哈尔省主席，命他北上就任。蒋介石这一手很明显是一箭双雕，既招安石友三，又利用他北上与八路军搞摩擦，使两败俱伤。经不住利诱的石友三欣然入套，他决定受命北上。于是我随同石部回到鲁西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