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模式转型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张铭，王迅 著  页数：350  

前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及其相伴的东方社会现代化转型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它既因波澜壮阔而激动人心，也因没有先例与经验而充满了风险和艰难。百多年来人们在这方面所致力的探索虽然可歌可泣，但其过程之曲折，心境之迷离，希望生灭之迅速，实超出常人之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转型之路，还是一个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全力以赴的未竟之业。　　经济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如果以为只要经济指标上去了，总量在不断发展，一个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能够打开通向现代化大门，顺利地实现自己的转型之路，恐怕是对唯物史观过于肤浅的理解了。诚然，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推动一个社会发生快速转变的重要原因，但这种转变正如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所说的，既可能是推动这个社会积极发展的正面因素，也可能成为阻碍它、甚至葬送它发展的负面因素。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中，因经济发展而带来整个社会的不适，甚至于带来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震荡的例子不绝于缕，从18世纪狂暴的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狂热的伊斯兰革命再到今天南美大陆方兴未艾的左翼运动浪潮都在不断地说明着这个问题。　　影响一个社会平稳转型的要素显然不是单一的，正是各种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才结成一个特定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尽管如此，本书因讨论领域所限，还是把目光相对集中在社会的治理模式上。在我们看来，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起始因素，对社会的平稳转型起着绝对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一个似乎屡试不爽的经验是：模式便是命运。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治理模式探索的成功；现代化灾难性的失败是无能的治理模式的失败。于是，模式的探索与模式的创新对于一个转型社会来说，便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然而由于政治文化传统的原因，我们国家在历史上所达成的整合性高度是无与伦比的。这样一种高度整合的系统结构，既是华夏文化取得自己历史成功的资本，给人类文明史留下了自己璀璨夺目的篇章；但也成为我们在模式的探索与创新上步履艰难的原因。管理学大师赫伯特·西蒙曾明确地将复杂系统内部的高度整合，子系统相互间的高度关联视为系统难以实现成功创新，难以适应多变环境的一种致命缺陷。因为这样高度整合的系统不是使得内部的创新受到遏制，便是在压力下整体投入到很少有胜算把握的风险性尝试中去。从这样一种视角来看问题，我们也许能够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之路在历史上为什么走得如此艰难，为什么一种多元自主的、风险分散性的治理模式探索难以全面地展开。　　值得庆幸的是，二十多年的全方位改革毕竟使我们的社会结构有了很大的松动，一种多元互动、自主探索与开放宽容的结构正在悄然形成。而治理模式的探索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面，获得了前所未有地全方位展开。如果说，改革之初的“特区”试点有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指导性决策意味的话，那么，自下而上式的自主摸索就成为后来模式探索的主流。我们看到，在不算很长的这个历史时期里，涌现出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新苏州模式、桑园模式、希森模式、南街模式、华西模式这类探索性试验。尽管这些创新模式在类型、层次和意蕴上不尽相同，很难作全方位的比较与评价，但这些治理或发展模式的出现本身的确说明了当下中国改革与模式创新的环境宽松，说明了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齐头并进、多元自主探索的大好局面。而这一点对于我们现代化特色道路的开辟来说，意义重大。　　波普在他的名著《猜想与反驳》中曾比较了人类社会与简单生物在适应新环境方面的差异，他指出，人类比阿米巴（一个细菌）聪明的地方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能够尽可能快地、以较低的代价犯错误。波普的这个看法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无道理，因为我们今天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个社会成功应对生死挑战的可能战略空间只有由这种快速的、低风险的试错方式才能平安地标识出来。　　因此，对于我们今天这一代人来说，全方位地张开理论和实践的触角，加快多元自主试错的步伐，尝试和探索各种可能的治理模式，应该是我们开辟特色道路这项历史性事业中题中应有之义。而再进一步，对于这些已经展开了尝试与探索的实践，我们又有作进一步理论性总结、分析和解读的责任。在这里，我们认为，理论不只是灰色的，又是新的创生与实践的前提。　　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我们对于苏南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基层社区的治理模式做了有选择的个案考察。我们力图通过对这一个案所进行的实证与理论的双重审视，使人们对当下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未来发展前景以及创新治理模式的意义有更多的感性与理性认识。因此，本书并不完全是一种所谓的“经验性介绍”，而更多的是一种麻雀式的解剖，是一种理论与现实的碰撞，是一种问题意识的提出。　　麻雀式的解剖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于特定个案予以较多的实证性研究，以第一手的图表、数据、访谈、问卷等形式较具体地展示出研究对象的历史、变化、现状与风貌特征。这样的研究，具有一种为一个“科学主义时代”所看重的“客观性”与“实证性”，能提供一种其他研究很难替代的“切面式”图景，比较有利于我们对于特定的治理模式进行一种量化与建模式分析，也比较有利于人们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和理论抽象。这样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应该说相当重要，也是我们在本书中花大力气想去突出的重点与特色，尽管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不一定是最好的。　　然而，解剖麻雀式的研究在对于治理模式的把握上也有自己的局限，这个局限主要体现在一种宏观视野的缺失上。一般而言，特定的模式探索尽管是一个极具实践性的领域，但这种实践性模式探索绝不是没有自己背后的理论预设与理论支撑的。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样的理论预设与理论支撑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模式探索实践的路径和方向。而解剖麻雀式的实证性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注重的是模式本身的展示，它很难越出这一考察对象，作一种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也更不大可能涉及对这种模式背后的理论预设与理论支撑进行深入思考。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力图将微观的实证研究与中观的理论分析以及宏观的战略性思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我们的理论建构。　　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都带有自己的解释性建构，这是无可避免的。即便是作为观察者的我们，还是作为原始叙述者的杨村居民，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价值中立”与“去理论化”。因此，我们这本书没有以一种“标准的”实证研究所主张的“中性观察”和“事实陈述”作为我们的叙述的立足点。因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对于苏南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和分析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自己的理性建构，反映出自己的认识框架、观察眼光和分析方法。而这一点，对于读者来说，也是值得去注意的。　　每一代人也许都有着自己的雄心，但每一代人的雄心又必须去面对现实，去经受实践与历史的考验。在这里，任何自诩、任何故步自封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每一个努力，只能看成是我们向着似乎可行的方向提出的一种试错方案、作出的一次探索努力。其成败得失，不是可以由我们，而是要由实践与历史才能最后下结论的。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并没有希望我们能提供一个有关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改革的终极方案，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个有可能获取成功的“试错方向”；我们不只是想解剖一只“麻雀”，提出我们的论断，而且也想提供一个值得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不断去对话、不断去解释的对象性文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本书也许真正能留下来的，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光、思路、兴奋点、观察的方法与特征，当然还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局限。　　这或许就是本书一个本来也不无奢侈的愿望：能提供一个后来者据以对话的小小平台。　　是为序。

内容概要

　　《基层治理模式转型：杨村个案研究》以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为考察背景，以苏州近郊的金光村为实证分析的个案对象，对苏南农村基层社区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特别是对其当前的治理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与局限以及这一治理模式的未来改革创新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与看法。《基层治理模式转型：杨村个案研究》指出，当下农村中广为推行的“基层民主”与“村民选举”既不是通向基层社区自治的最好道路，也与现行的权威主义治理模式相冲突；取而代之的应是逐步建立一种以多元化和平面互动为基础的，能与当下权威主义治理模式相衔接的“乡土精英治理模式”。

作者简介

　　张铭，1950年生于江苏苏州，1982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留校任教。1998-1999年在美国艾奥瓦大学作访问学者。现任教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西方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文化、比较现代化与政治发展。出版有《现代化视野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孟德斯鸠评传》、《政治学方法论》、《信念论政治与怀疑主义政治》等著作与译作。　　王迅，1969年生于江苏高邮，1990年毕业于苏州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1年获苏州大学哲学硕士，硕士论文为《霍克海默批判理论述评》。现任教于苏州市职业大学（原苏州教育学院）基础部。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部分 引言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二 关于研究样本的选取三 研究方法、路径与框架第二部分 观察者与居民眼中的杨村一 地理环境二 人口状况三 经济发展概况四 管理体制变迁五 社区居民的融合问题六 文化和宗教活动第三部分 多元视角下对杨村发展模式的解读一 市民社会与社区自治视角下的解读（一）市民社会理论与社区自治（二）杨村当下的社区自治（三）杨村自治困境分析（四）走出社区自治困境的思路二 经济与现代产权视角下的解读（一）村社经济合作制的提出（二）产权理论与股份合作制中的产权明“析”化（三）实践中的变异及其原因（四）效果与展望三 权威主义视角下的解读（一）“后发国家”中的权威主义理论与实践（二）权威主义与中国农村基层社区自治（三）中国特色的治理发展方向第四部分 杨村治理模式与中国社会转型特色道路探索一 社会转型中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战略思考二 乡土精英治理：当下农村基层社区治理的可能模式三 中国特色道路的开辟需要新的新视野与角度第五部分 附录附录一 杨村村史（1983-1999）附录二 杨村：组织、制度与规约附录三 访谈录附录四 股份经济合作制资料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引言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将百多年来无数国人所关心的国家现代化推向了历史的高潮。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激发出来的生产潜能一路高歌，有如奔腾咆哮的洪流将物质匮乏、商品短缺的年代快速冲离人们的视野。社会变化之快，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在经验和感觉上差异之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具戏剧性。财富的发酵、欲望的膨胀、时尚的流变、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风貌的变化真是令人眼花缭乱。面对这些，我们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正把我们带进一个全新的时代。　　中国经济多年来保持高速增长、对外贸易的高额盈余、外汇储备的急剧上升、人民币的汇率不断上扬、一些发达国家出于不同的目的所齐声高呼的“中国威胁”，真令国人很难没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所有这些，在一代人之前简直都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作为过来人，不能不对改革开放由衷地加以认同和支持。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带给我们的并不都是积极的东西。社会快速转型所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正在快速地积累，几十年来这个国家在无形中储备起来的资源正在接近枯竭，社会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正一步步地逼近我们，社会所需要的稳定和秩序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一句话，市场经济在我们目前的体制格局中的发展已经接近一种临界点。在这个关节上，如果我们不改革既有的发展思路，几十年的发展有可能不再会延续，我们很可能会难以成功应对行将到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