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现场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丁伟志，郭永才 著  页数：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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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在现场：亲历改革开放30年》收集了参与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其决策过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见闻实录和亲身经历。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也是时代的最强音。我们要从改革开放的历史事件出发，沿着这个方向，迈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明天。书中涉及的面很广，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回顾，有参加林彪、江青案审判的追忆，有深圳、海南调研追记，有关于包产到户、城市发展、宗教研究、区域经济、土地与房地产改革、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服务经济、国企改革、企业属性、全民低保制度、民营经济、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生态经济学、“汉藏语系”、人口政策、国际交流、民族调查等方面的记述。

作者简介

　　丁伟志，男，汉族，1931年1月出生，研究生，中共党员，潍坊市潍城区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1947年暑期至北京，考入志成中学读高中。当年冬返回潍县，筹划赴解放区，并在当地开始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1948年7月，入华东大学学习。1948年11月，随校自潍坊迁济南，并接受组织安排，在华东大学工作。1950年冬，随校迁青岛。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后，历任山东大学教育科助理、教育处秘书。　　1951年11月，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读研究生。1953年2月，入马列学院，修读哲学专业。1955年夏，完成研究生全部课程，毕业。同年7月，调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在哲学组从事研究工作。1964年秋，中央政治研究室撤销后，分配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哲学组从事研究工作。1973年10月，调至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通史组，参加范文澜著《中国通史》新版的编撰。1975年9月，调至《历史研究》杂志社，任副主编。1980年起，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1985年7月，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1988年3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1995年底离休。先后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国老教授协会副会长、顾问。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从事研究工作四十年来，代表性著作有《儒学的变迁》、《张载理气观析疑》、《马克思主义与宏观历史研究》、《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论历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论历史的暂时性、变罕性和阶段性》、《试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重评"文化调和"论》、《中西体用之间》、《无树有巢》（文集）、《桑榆槐柳》（文集）等。

书籍目录

忆一个座谈会和《未定稿》－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附录在理论工作上要有勇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座谈会上的书面讲话“大”、“洋”、“古”是罪名吗？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客观真理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战斗一定要让社会科学研究空前繁荣起来坚持实践标准推翻“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邢贲思回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我在哲学所经历的几件事参加林彪案江青案审判二三事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前进－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艰苦创业的回忆对两次史学规划会议的回忆乘风破浪走向国际－记中国史学会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和争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经过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在这里诞生《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回顾“改造振兴上海调查研究组”工作回顾集中各方智慧为经济改革献计献策－忆1987年国家体改委组织八单位制订中期改革规划纲要结缘经济特区互动改革开放－回忆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深圳、海南的调研和咨询区域经济研究30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点滴回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一个既简单又难缠的问题：什么是企业为改革开放添砖加瓦社会调查要沉下去，沉得住－私营企业调查的体会民营经济研究十二题亲历生态经济学创立和发展的30年中国第一家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建立的前前后后－记河北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我在改革开放中亲历的几件事我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回忆片断服务经济的曙光土地与房地产改革30年的重点回顾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城市发展理论从“导游”到“导师”的嬗变中国人口政策：艰难困苦的合理选择努力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的发展服务开创社会指标新领域，为改革开放服务中国全民低保制度创建纪实法治征程的足印我与中国反垄断立法我在改革开放30年中的宗教研究工作情系西藏－藏东南边境民族调查的片断回忆为建设“汉藏语系”大厦添砖加瓦回忆文学战线思想解放的几件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口传史诗－田野调查30年

章节摘录

　　忆一个座谈会和《未定稿》－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2008年是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历史时期30周年。在纪念这个历史伟大的转折之际，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不少老学者都谈到我院当年在这方面所起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新中国诞生后不久便建立的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了，翌年5月，经中央决定，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定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由胡乔木同志任院长，邓力群同志和于光远同志任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便着手恢复、充实完善机构，制定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规划。1978年2月20－21日便召开了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座谈会。“两个估计”就是“四人帮”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17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说成漆黑一团，把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都说成是所谓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这样的污蔑，其意图就是要欺骗人民，篡改马克思主义，以便更顺利地实行封建专制主义。为开好这个会，胡乔木同志指示说，揭批“四人帮”应该多下工夫，应该讲得深些，要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大胆讲话，要在要害方面多提建议。　　我于1978年初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办公厅副主任、院写作组副组长，因此有幸参加这一盛会。这次座谈会是由邓力群同志主持的，在主席台就座的除已任副院长的于光远同志外，还有将任副院长的周扬、许涤新等学术名家。到会的也多为本院的名学者。会议开得很隆重，发言热烈而深刻，耳闻目睹使我深受教育、鼓舞。事后新华社发了电讯，《人民日报》还两次以整版篇幅摘登了多位到会名学者的发言，并发表了评论。在这里，我首先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和我的回忆作些介绍，谈谈我的肤浅感受。　　一、这次座谈会一开始便宣读了郭沫若同志的书面讲话，题目是《在理论工作上要有勇气》。这位德高望重、身体有病、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原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的学术文化大师说：“开这个座谈会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四人帮’千方百计毁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想搞垮我们这支由老中青三部分组成的理论队伍。他们全面篡改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都散布了许多谬论绝不能低估，我们要认真地从理论上对他们的各种谬论进行深入的彻底批判，在批判中把我们的队伍整顿好，建设好，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推向前进。”　　郭老还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一定要加以坚持。我们要勇于探索，“在理论工作上一定要有勇气。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有生气和兴旺起来”。　　郭老的这一书面讲话，更加鼓励了到会者勇于大胆发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黎澍同志便发言指出，“四人帮”是社会科学的敌人，“文化大革命”以来相继暴露出来的林彪、陈伯达乃至王、关、戚之流是“四人帮”的同伙，他们都是用“两个估计”来对待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陈伯达对北京大学师生代表说：“文科要不要，可以考虑。”甚至还说：“中国人还学什么中国语言这门功课，我看可以取消”；“我看历史系一点也没有用，历史系要不要，要考虑”。戚本禹则说：“知识越高可能越不革命。”张春桥说得更露骨：“宁可全国都变成文盲。”1966年，“四人帮”还偷偷摸摸地撤销了我国有名的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这样重要的理论研究机构，“文化大革命”以来，陈伯达就指使关锋、戚本禹之流盘踞在这里，煽起打砸抢的歪风，从而大大损害了学部的声名。这就表明他们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威力深为恐惧，必将这些理论文化机构加以破坏而后快。在哲学研究上很有成绩的中年学者邢贲思同志也在发言中揭露“四人帮”及其党羽公然禁止科研人员搞业务，致使许多课题的研究因此中断了十多年，造成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损失。　　大搞封建专制主义必然要推行愚民政策、蒙蔽主义，扼杀文化教育、学术研究的事业，以便欺骗愚弄人民。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同志有深切的体会。他在这次座谈会上以《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为题发言说：“‘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动实质是反对文化，反对知识，提倡愚昧无知，以利于他们篡党夺权。其影响遍及文化、教育、科学各个方面，语文工作当然也不能幸免。”高等院校的语文教学就遭到了严重摧残，中文系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课都被取消了。这样闹腾的结果，毕业的学生多数知识缺乏，文理欠通，难于工作。教这些课的教师则被迫改行，有的去打杂或下放，有的被勒令退休。他又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很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以我国情况而论，中文的科技资料很不够，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外语不好，不能利用外文资料，就不能好好工作。我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很多，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外文不过关是原因之一，而“四八帮”却给钻研外语、外国科技的研究人员戴上“洋奴哲学”的帽子。　　“四人帮”大搞封建专制主义，实行愚民政策，压制学术文化的发展，还颠倒是非，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制造了种种“罪名”。文学名家冯至同志在这次座谈会上即以《“大”、“洋”、“古”是罪名吗？》为题对“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说，“四人帮”怕人有哲学思想、历史知识和革命实践经验，使他们的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不能为所欲为。为此，他们给我们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加了不少罪状，有两大条是“封资修盘根错节”、“大洋古根深蒂固”。他们用这两条罪状把学部的全部工作都否定了。其结果使人不敢碰“古”，因为“古”是“封”；也不敢碰“洋”，因为“洋”是“资”；甚至现状和理论也不敢碰，因为这都会涉及“修”；也不敢写大部头的书，因为“大”也是罪名之一。最后是什么也不能搞。我们要问：“古”要不要研究？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研究整理，使人民熟悉历史的本来面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借鉴，这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很有益的，这和宣扬封建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洋”要不要研究？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不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是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是封建时期的愚昧。我们对外国的知识少得可怜，跟我们国家所处的国际地位相比，大不相称。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情况，加强对外国事物的研究。不要被“洋”、“资”两个字吓得不敢前进一步。搞好现状研究与理论研究也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有这样的言论说：现状不好研究，因为现状复杂，怕分析错了；理论更不好研究，措词稍有不当，就会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这是“四人帮”在混淆是非，使人思想混乱。惟其如此，我们更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现状与理论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正本清源，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最后我们还要问，“大”是不是有罪？我们说，一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能以大小来衡量。精辟而深刻的研究，写得短一些，是更受人欢迎的；相反，内容空洞的大书往往被人厌弃。但是写一部以丰富资料为基础、总结本学科成就并有所发展的著作，或者写一部综合性的、范围比较广泛的多卷本的大书，这种“大”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因为这样的著作，或能为本学科打下更好的基础，或可供本学科的研究者参考使用，这是研究所的一个重要任务。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则沉重地指出，经济学界是陈伯达等下手最早、摧残最狠的对象。他们首先抹杀的就是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工作。比如1958年，陈伯达、张春桥刮起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共产风”，经济所曾会同其他有关单位召开了讨论这些在当时说来具有现实意义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同时也对陈伯达、张春桥一伙带头刮起来的这股“共产风”表示强烈地异议。于是就触犯了他们，使他们怀恨在心。1964年，在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陈伯达就全面否定了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说经济所搞的是修正主义，说孙冶方同志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来，陈伯达和“四人帮”一伙更在经济所推行一条“斗、批、散”的方针，要全体工作人员待命分配，准备解散。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在经济所掀起烧书、卖书的恶浪，搞得人心惶惶，致使经济所瘫痪长达12年之久。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孙冶方同志则被捕入狱。孙冶方同志在1951年就查出患有肝部疾病，而狱中的艰苦生活更使他的身体深受摧残，但他坚持科学真理，不屈不挠。为了那些还留在自己脑子里的学术观点能见天日，在长达7年的监狱生活中，他先是以要写大的揭发材料为名，向监狱长要了好多张纸，以《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为总标题，写下的洋洋3万言的科学论述。后来要不到纸张了，他就以默念的特殊方式，为他的经济学重大著作《社会主义经济论》打了85遍腹稿，这是何等惊人的坚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