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俄国外交使者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社：社科文献  作者：H.Q.杰米多娃,B.C.米亚斯尼科夫  页数：171  译者：黄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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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1 912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内容概要

17世纪，随着俄罗斯对中国关注程度的提高，俄国政府开始向中国派出了一些外交使团。本书涉及的是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佩特林使团、第二个使团——巴伊科夫使团的组成和活动等，尤其珍贵的是，书中还附有两个使团写给沙皇的出使报告，这两份出使报告在当时曾以欧洲多种文字出版，对于西方了解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书的作者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档案学家杰米多娃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亚斯尼科夫，两位学者对这两份出使报告的详细考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书于1966年在莫斯科出版。

作者简介

作者：（俄罗斯）娜·费·杰米多娃 （俄罗斯）弗·斯·米亚斯尼科夫 译者：黄玫 合著者：米镇波

书籍目录

前言1618～1619年伊万·佩特林使团关于中国、喇嘛国和其他国土、游牧地区与兀鲁思，以及大鄂毕河和其他河流、道路等情况之报告1654～1658年费·伊·马伊科夫使团出使中国费·伊·巴伊科夫条陈文本对比缩略语清单译后记

章节摘录

在俄国19世纪的历史文献中，通常只是将这些谈判及其结果看作是对梅里克在与瑞典签订合约中功劳的奖赏①。这种观点也被国外历史学家照搬到自己的著作中②。然而，通过对保存下来的文献进行详细分析可以看到，在谈判过程中明显暴露出双方在解决该问题上的分歧，而这场激烈的外交斗争的结果，也远未满足这位英国全权代表的愿望。俄国外交家大力维护本国与东方各国的贸易利益，竭尽一切努力向梅里克证明，英国人想要寻找沿鄂毕河通往中国的水路是不恰当的。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政府不能直接拒绝梅里克，因为想与伦敦保持友好关系，寄希望于获得来自伦敦方面的财政帮助。这便决定了谈判中俄国外交家们的策略，他们非常详细地与梅里克探讨了他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但却始终不作出最后的决定。谈判于1617年6月20日开始。俄方参加者有大贵族谢列梅捷夫M波扎尔斯基公爵和书记官萨瓦·罗曼楚科夫。乔治·梅里克重复了他早在1615年就已提出的请求，希望俄国沙皇“允许他们詹姆士王的人过境寻找沿河或者通过鄂毕河前往东印度和中国的路线”，而且英国商人“准备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花费，包括储备和船只”。同时，如果他们“能与俄国人联合，共同寻找并探知该条通道”，那么，“国王和他伟大国家的商人们去那里只是为了经商，并将会获得极高的利润”③。谢列梅捷夫和波扎尔斯基对梅里克的提议毫无热情，并竭力指出沿鄂毕河前行时的困难，想以此吓倒对方。

后记

翻译是一件艰难、但又不可不做的事，是外语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硬着头皮接下了翻译《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这个任务。之所以说硬着头皮，是因为我事先就清醒地意识到，翻译一本俄国古代文献资料，对于一个非历史科班出身的人会有多难。史料中随处可见的古俄语、古地名、古官职名等对于史学专家（如果也是俄语专家）可能一看便知，但对于我，就要在各种词典、资料中查找、核实，向各门学科的专家多方求教，实在要下一番工夫。在翻译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专家和朋友的大力帮助，借此机会，谨表达我真诚的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的柳若梅老师力邀我翻译此书，并提供原书和相关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栾景河教授对本书的初稿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南开大学西语系的阎国栋教授为我复印了整本俄文原书，以方便同在南开大学的历史学院米镇波教授进行审校；米教授既懂历史、又通俄语，修正了多处误译和不准确之处，为保证译文质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书稿进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后，编校人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反复校对，尤其是在本书的责编孙以年先生的努力下，译稿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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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