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黄大慧 编  页数：300  

前言

在我们庆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喜庆时刻，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东亚合作论坛2008：改革开放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里隆重举行。首先，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对光临本次论坛的各位嘉宾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诗篇，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积极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与东亚各国开展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合作。中国的负责任大国态度使东亚一体化事业在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领域蒸蒸日上，中国的经济飞速稳定发展尤其使东亚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展现出了强大的抵抗力和生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对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大背景下，本次论坛以“改革开放与东亚”为题可谓恰逢其时。

内容概要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本书作者们围绕“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这一主题，对中国发展经验与中国新外交、中国改革开放与中日关系、东亚合作中的东北亚与东南亚、金融危机与东亚地区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了午多有价值的观点。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与东亚各国开展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合作。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为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书籍目录

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代序）第一部分 中国发展经验与中国新外交　中国改革国际比较及其特性　中国特色改革和发展的意义——成为一种新发展范式的可能性及其　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战略思想——意识形态基础、根本纲领和当今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的发展及主要成就　中国新外交新在何处？　从“新安全观”到“软实力”：集体认同的形成还是分化？　新世纪中国民间外交研究：问题、理论和意义　逐渐走强的中国应形成大国思维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　四川大地震与灾害救援国际合作之展望第二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与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发展三十年　中国的发展与中日关系　人民币与日元：对手还是伙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与中日关系的新课题　中日防务交流：进展及课题　中日经贸关系：从“民间促进”到“战略互惠”　略论中日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步入全新阶段的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动因与态势　改革开放政策是中日关系继续发展的重要依托第三部分 东亚合作中的东北亚与东南亚　日中韩三国间合作的障碍及其克服　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　韩中青年反中、反韩情绪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论中国东亚地区战略的展开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形式选择——基于APEC和CAFTA的比较分析　建构主义视角下审视东盟的对外关系——以东盟与中国、日本、印度关系为例　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认识　从知识社群到东亚共同体　中国改革开放与蒙中经贸关系第四部分 金融危机与东亚地区合作　金融危机与东亚地区合作　东亚金融合作：政治影响与展望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日的冲击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日节能环保合作的现状与潜力后记

章节摘录

有很大区别的。如果体系是开放的，心态是开放的，那么就有学习的可能，学习外来的经验，从而导致创新；如果是单纯的、关起门来改革，那么就只是技术上的改革，不可能有制度上的创新。第三，我们的改革不是单一主体改革，而是多主体改革。苏联的改革主要依赖的是中央政府的技术官僚，苏联中央政府牢牢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苏联的改革，只有中央政府一个投资主体。反观中国的改革就不一样，中国的改革，至少有五个投资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资以及城市个体户和广大农民，这一点是中国改革最大的、最特别的和最有意义的一个特性。苏联的技术官僚是非常优秀的，尤其是斯大林时代的技术官僚，他们可以媲美二战后在日本国内崛起的技术官僚以及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技术官僚。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利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使苏联完成了西方需要一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从而为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奠定了物质基础。老子曾经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斯大林时代优秀技术官僚之“福”在赫鲁晓夫改革时代就变成了“祸”。赫鲁晓夫的改革完全依赖于中央技术官僚，从而导致苏联的改革就只有中央这个单一主体。而中国在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之时，则认为中央的干部队伍是无法依赖的。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中央的干部队伍专业知识不够，无法适应开展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二是在邓小平看来此时的中央干部队伍还不可靠，是“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邓小平曾说过：“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而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的形势非常严峻，改革迫在眉睫，必须马上启动。在这两重因素影响下，要改革只能放开，中央政府放权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来处理改革事宜，此其一。

后记

“东亚合作论坛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持编写，主要收录由该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合作论坛”与会者提交的文章。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依托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其宗旨是协调和组织学院以及学校的东亚问题研究；加强同国内外学者及相关研究饥构等的交流与合作；推进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在业界同仁的关怀和支持下，目前东亚研究中心已发展成为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东亚问题研究机构。东亚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最引人注目的地区之一。伴随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经历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的区域意识增强，东亚合作进程加快。求和平、求发展、求合作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当然，东亚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各种挑战与难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破解这些难题，成为摆在东亚各国政府和各方有识之士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过认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决定为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探讨东亚和平、发展、合作问题搭建一个高层次、机制化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东亚合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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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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