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与抗争政治

出版时间：2011-3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应星  页数：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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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0年代以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中心性问题，《“气”与抗争政治》通过几个案例的深入比较分析，以中国文化中“气”这个概念为视角，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群体抗争行动的目标、动力和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分析了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转变，并探讨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作者试图以此来克服学界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之间的对立，克服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存在的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从而推进抗争政治理论和乡村社会的研究。　　作者认为，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并不是一个概念。中国目前社会矛盾虽然突出，但政治仍保持稳定。为了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必须消除“不稳定幻象”，形成关于社会稳定的新思维；缓解维稳工作的压力，形成宽松和理性的问题解决氛围；破除僵硬的维稳机制，形成以利益均衡机制为主导的社会矛盾化解新模式。

作者简介

应星，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书籍目录

鸣谢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作为社会行动范畴的“气”：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第三章 中国当代抗争政治的结构背景：“气”的凝聚第四章 依法抗争案例的过程叙事第五章 “气”的初始释放与草根领袖的生成机制第六章 “气”的加压与草根行动者的组织策略第七章 依法抗争的行动策略：“气”的导引第八章 群体性事件：从“气”到“气场”第九章 当代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影响第十章 结论与讨论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97年10月，山阳移民推出代表，由山阳镇两位退休干部牵头，先后去邻近四个县走访，调查平县农村移民的补偿标准是否低于周边县的补偿标准，以此来确定平县政府是否从中贪污克扣了国家的移民经费。移民调查回来后，山阳镇政府领导得知此事，对两位牵头的退休干部既威胁又拉拢，那两位干部和一些代表就此退出了上访行列。而另一些代表则坚持把上访进行下去，其中最坚决的就是周克旺和刘正兴。周克旺虽然本人并不是农村移民（他是每月有工资收入的退休工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小学毕业），但因为他家在农村，同情农民的遭遇，上访态度坚决，心直口快，又在外面见过世面，政治经验丰富，能说会道，所以成为农民上访的主要代表。刘正兴则是山阳村的一个村民组长，性格刚直，敢打敢拼，在村民中有一定的威望。周克旺和刘正兴领导组织完成了山阳万余移民致中央的信，并在信后附上了从山阳各村征集来的69个村民小组的公章，于当年11月20日将信发往中央各大党政机关。1998年1月，周克旺在市人代会召开期间首次上访，递送了反映官员带头搞“假移民”的新材料。也是在1998年1月，山阳移民的万人信引起了高层的重视，中央和市领导先后在信上作了批示。2月11日，市、地、县三级联合工作组进驻山阳镇。但工作组最后的调查结论是，所谓“移民补偿不足”的问题并不存在，是移民代表对政策理解错了；而“假移民”的确应该查处，但情况完全不像信上说得那么严重；工作组最后还批评了“移民代表”组织越级信访的不良动机。这样的调查结论，显然不能让周克旺、刘正兴等移民代表服气。他们于是准备联合三个乡镇的移民直接进京上访。这次酝酿中的大规模进京上访因为镇政府成功分化了上访代表而流产。但1998年5月、6月，周克旺等人还是寄出了给北京的第二封和第三封万人信，并悄悄去了市里上访，集中反映始终未得到真正解决的“假移民”问题。

编辑推荐

《"气"与抗争政治》：新社会学文丛

用户评论 (总计9条)

•   　　本书P186描述的“10.18”事件当时非常轰动，最近同一地点又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也许可以印证本书的某些观点，由当地人转述记录如下：
  　　
  　　某机关单位处长级干部的妻子，在商场买了一件衣服，穿了一周后觉得不满意，欲退还商场。岂料商场售货员拒绝退货，口角随生，丈夫在旁被激的性起，随手拿起物什砸的售货员头破血流。事情由此而起，引来大批群众围观，警方随后到达现场，却并未立马带走当事人遣散群众，而是要求其表明身份。干部不是掏出身份证而是工作证（此人当时想法我不得而知），于是小纠纷演绎成官民相对，随后还讹传成官员对小民口出狂言：“我是**长（职位名称），想打你就打你，我家有权有势更有钱，谁都不怕”。满城风雨，媒体蜂拥。机关单位高度重视速战速决拿出处理结果以平民愤：个人撤职（领导职务）、事情私了、赔偿若干。
  　　
  　　想提一下这件事的原因在于此干部就职于司法机关，处理结果却非常具有“**特色”，真可谓坚持“能判则判，该调则调，判调结合”的原则，内部处理以消民怨，对外赔付以偿民损，但实质上这是耗损过大的“堵”而不是有条有理的“疏”，永远只能在矛盾激发“问题化”后慢半拍的补救，或许这已是现阶段最好的做法了但我们一直再提的制度建设在这里又有什么作用？
  　　
  　　至于本书，我还是倾向于应星老师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中的写法，至少我可以只看事实叙述部分，略去那些社会学中扯淡的理论分析（社会学应该有理论研究吗？），本书在社会现实与理论两部分写的过于纠结了。至于“气”的提法，就不能不要那么形而上？也许有人会觉得有所得，但我觉得修辞的意义大于了实质。
  　　
•   　　西闪/文
  　　现实逼迫我们思考——可现实究竟是何模样？身在其中，反倒不容易看清楚。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可以从几方面给我们帮助。社会学可以用数字说话，它收集证据，分析资料，建构模型，归纳理论，用量化的方式揭示社会运行的机制；社会学也可以具象表达，它通过深度访问、参与观察和叙事分析等定性方法描绘现实图景，为我们理解社会互动提出因果性的解释；当然，在此基础上，社会学还可以用批判的目光审视社会现实，把现实置于宏阔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它产生、变化、发展的历程，确立它的性质、价值和意义。
  　　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实，社会学家一直想把这几个方面曾经彼此对立、相互冲突的工作综合起来——当然，与西方同行相比，中国学者还多了一重社会学本土化的任务。然而坦白地讲，直到这十多年，他们的努力才有了像样的成就。最近当我读到孙立平、郭于华、吴飞、沈原等人的著述，特别是应星先生的新著《“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我发现在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赛道上，已不乏技艺娴熟的中国车手。
  　　以往应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学者。他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以及《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知识产权出版社）都是情节精彩的社会学著作。前者讲述了三峡库区某县兴修水电站，以柳坪村为核心的山阳乡农民为移民赔偿的问题集体上访近20年（1975-1994）的故事。后者是以上故事的前传，或者“史前史”，讲述的是同一个地方在1951年至1976年期间发生的几起涉及身体和两性关系的案件。用应星的话讲，他的这两个研究主要想揭示权力在乡村运作的逻辑：前者展示的是权力运作的当代横截面，后者描绘的是权力运作的历史纵深图。
  　　在《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的附录里，应星强调过“讲故事”（专业说法叫叙事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以细微见长、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方法在社会学的定性研究中自有其价值，并且与模糊、变通、流动的中国现实有着特殊的亲和性，从而为研究增添了必不可少的生动性。然而当“讲故事”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新风尚，应星也提醒同行们，没有哪一种特定方法是社会研究的至上法宝。无论叙事还是统计，无论定性还是定量，方法能否运用，如何运用，不但取决于研究的主题和材料，更取决于特定论述与经验感知之间的熨帖程度。他说得非常好。的确，没有感受与抽象复杂事物的能力，缺少真切的问题意识，都会导致社会学失去想像力和脱离现实，最终堕落成为《故事会》那样的东西。我个人认为，作为以上两部著作的延续，应星在《“气”与抗争政治》中体现的，正是社会学家驾驭题材的优良品质。
  　　
  　　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好比一个概念的“大筐”，社会学界用它来盛装某类社会互动。这类社会互动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本来相当熟悉。可是它们又和日常生活有着明显不同，总是具有一定的争议性和危险性，因此有必要把它们区分出来。它们可能是罢工，可能是集体上访，可能是街头示威或团体请愿等等。有人给它们贴上“群体事件”、“集体行动”、“聚众滋事”等标签，但这些标签往往出自个人好恶抑或特定目的，既空洞又随意。学者们将这些社会互动统称为“抗争政治”，是因为它们具备三个共同特征：抗争、集体行动以及政治。这三大特征同时具备的社会互动称为“抗争政治”。
  　　更准确地讲，这样的社会互动必须是偶尔（不同于体制化的常规政治，例如会议、投票、选举、人口普查等等）、公共（不同于寺庙、教会或企业等特定组织的）的集体行动；其中，行动者们为了共同目标协同努力，提出一些影响互动关系里任何一方利益、计划或目标的诉求；政府是互动中的要素——或是提出诉求的一方，或是诉求针对的对象，以及支持诉求或被诉求的第三方。同时符合这些条件的社会互动才能叫做抗争政治。（《抗争政治》，查尔斯•蒂利 西德尼•塔罗著，译林出版社）
  　　不过就如应星所言，抗争政治这个概念固然有很强的包容性，又有很高的明晰度，是目前社会学研究重要的理论工具，但用它来分析中国社会仍有局限。毕竟，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历史脉络和社会现实编织出来的这只“大筐”，未必装得下中国人的社会现实。
  　　中国人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应星在《“气”与抗争政治》的第三章做了概括。尽管我觉得他在使用“转型”这个词的时候稍嫌轻率，但他对这三十年变化的整体描述基本可信。他谈到的社会治理危机：国家职能的错失、官僚制度（书中称为“科层制”）的冗赘、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阶级的对立、特殊利益集团的侵袭、社会组织的疏松、改革共识的破裂、利益表达的扭曲等等，无一不是大家的切肤之痛。更令人痛切的是，国家僵化死板的“维稳”思路正在把三十年前处于边缘位置的社会稳定问题塑造成今天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把民众正当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表达逼进死角，把普通的社会矛盾逼成存亡攸关的政治命运。在这样的“维稳”背景下，抗争政治这只筐当然不得不塞进更多本不该塞进去的东西。
  　　
  　　如何消解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张力，如何使论述与经验相熨帖，如何把集体信访、越级上访、群体诉讼，以及抗议性质的聚集和骚乱统统装进理论的筐子里？在抗争政治这一基本框架尚难突破的前提下，将中国特有的历史脉络与社会心态编进筐子里去，的确可以增加理论的适用性。应星以“气”作为切入点，当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想超越学界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的对立，寻找一种更综合的视角看待现实。我个人认为，起码在农村的抗争政治领域，《“气”与抗争政治》里有不少新鲜的东西。
  　　与“面子”、“关系”、“人情”等中国传统概念相比，“气”在当代学界受到的关注不多，以它作为特定视角的学术论著更少。原因在于“气”的含义过于繁芜，日常运用过于随意。试想一下，要从雾气、景气、运气、正气、斗气等等词里找出“气”的某种恒定意思都很困难，何况拿它来建构理论。但是，“气”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丰富性，恰好与社会现实有着近乎天然的契合性，吸引着包括应星在内的中国学人去探索。
  　　我记得十多年前，赵园先生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谈到了气。一开篇，她就引钱谦益的文字描述明末的世态人心：“劫末之后，怨怼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这是站在思想史的立场谈当时的社会风气，所谓“戾气”、“杀气”。十年后，吴飞先生在《浮生取义》中讨论了自杀者常见的各种说法，比如“憋气”、“赌气”、“使气”。他谈到的气，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经验感受：本意是愤怒、生气，引申为自我人格价值的体现形式。
  　　应星在他的著作里也提到了气。他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2001年）中写到，农民们投入抗争并不一定只是为了利益，也未必完全是为了权利，而是“为一张脸和一口气而战斗”。在《“气”与抗争政治》里，他进一步把这种抗争之气定名为“血气”，也就是全书中主要讨论的气。
  　　应星认为，气是一种与“激情”类似的东西。他说：“气在中国乡土传统中既不是一种纯生理的冲动，也不是一种纯利益的反应。它是一种融合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可见气与西方意义上的激情还有显著差别。西方传统有三种驯服激情的方式：抵制、利用与制衡。现代以来，制衡的方法取得成效。人们利用理性，制造出兼具激情和欲望优点，而无二者缺陷的“利益”（interest），用它驯服了激情，最终形成权力、理性和利益三方主导的社会。（《欲望与利益》，赫希曼著，上海文艺出版社）相比之下，中国传统中有关“气”的论述混沌不明，向来没有完整的体系。气处于有形无形之间，可聚可散四处弥漫，难以把握。
  　　在传统的日常生活中，气的作用是隐性的、阴柔的、克制的，被儒家伦理压制着，轻易不能动弹。所谓“养气”、“忍气”、“御气”，无不包含着这样的意味。与日常生活中的气相比，公共生活中的气则相当活跃。气在民间组织、宗教团体里能够成为伦理的一部分，所谓“义气”；在群体抗争中气会从防御变得具有进攻性，所谓“侠气”、“匪气”；在生存环境的压力下，气会变得极端和激进，所谓“流气”、“刁气”。进入现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之后，当精英阶层瓦解，国家-个体的二元结构形成，经过革命伦理、均平思想以及权利意识的层层浸染，气又成了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斗气”。可见，在抗争政治的框架里，群体中的气深受特定地域文化传统、生态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不但比“激情”一词复杂，也超越了“血气”的一般含义。
  　　当然，应星也没有忽视“运气”这种气。为此他多次批评了于建嵘在《抗争性政治》（人民出版社）中所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1990年以后，农民有组织的群体抗争已经由“依法抗争”转变为“以法抗争”。所谓“以法抗争”，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应星认为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他强调，无论条件如何，抗争始终是高风险的行为。民众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取得成功的机率却小得可怜。冒险行事固然是必然的，可是如何用“踩线不越线”的技巧增大成功率，既需要抗争者有不计后果的冲劲，又需要他们进行理性的算计。所以，中国农民群体抗争具有几个看似矛盾实则合理的特点：选择抗争目标秉持实用主义，选择抗争方式时具有权宜性、可计算性，然而一旦选定目标和方式，就会有类似赌博的心态，坚忍不拔，不计其余。这样的群体抗争，是“气”的抗争政治，而不是于建嵘所说的政治抗争。
  　　
  　　应星在刻画乡村政治中气的运行时相当自如，这明显得益于他的田野研究。“怨气”因为哪些因素而凝聚，在哪些条件下转化为“怒气”，“怒气”怎样扩散弥漫，在怎样的空间内被什么样的道德震撼（moral shocks）事件点燃，发生情感上的闪爆现象，作者把叙事与归纳结合得很好。外部资源如何导入抗争行动，草根领袖在抗争政治中起了什么作用，斗争策略有哪些，怎样避免有人“搭便车”，或是清除“叛徒”和“内奸”，书中也一一涉及。应星还分析了政府对气的加压逻辑，批评了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粗暴与不智，并强调了气的导引：抗争者以情理法作为自己的诉求原则，政府在化解矛盾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相形之下，应星对气的概念辨析既不简洁，也欠明晰——这个工作需要哲学更多的介入才行。所以，我对《“气”与抗争政治》相当欣赏的同时也略感矛盾。一方面我对抗争政治研究中引入“气”这一新视角饶有兴趣。另一方面我又对“气”的前景颇觉踌躇。因为我认为，在应星的视角与事实之间还有很多空隙需要填充。如果这些空隙填补不了，那么这种理论就只是对现实的某种“应付”，而非“应对”。
  　　但无论如何，我从书中感受到的精神始终是应对，而非应付的。在面对现实中险恶诡谲的维稳问题时，应星的身上也体现出“气”的特质——那是学者的勇气与志气。
  　　
•   　　这是一本通过社会学的视角来关照当下的学术书籍，越来越多的公共事件，正给人们的情绪带来扭曲，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这些纷争的共同格局是什么？怎样平息人们内心的不平衡？
  　　
  　　不否认，发展必然会导致波动，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同时各种矛盾也必然显现出来。但发展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应有更深入思考，当人们总觉得有“气”的时候，我们应反问一句：这究竟是一个心理问题呢？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气”作为一种情绪，必然有它诞生的社会基础，这是我们判断的基点，“气”虽有突发性、偶然性，但偶然之后，往往隐藏着必然。“气”的出现，真实地反映了在传统的框架内，已难以解决现代化的种种矛盾，如果框架本身选择僵化，执着于传统的解决方案，那么，自然与人们的期望值与信心不匹配，这才是产生“气”的真正源头。
  　　
  　　“气”的出现不是问题，问题是它存在共鸣。在一个单独事件中，利益方的范围本来很狭窄，可为什么会变成公共事件呢？为什么会引发各方的“气”呢？一方面，是因为有了互联网这样低成本的传播方式，使“气”的传递有了公共场域，另一方面，是因为挫折感的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正推动着公民意识显著提升之，人们更需要表达，更需要参与社会生活，如果我们的通道建设没有不上发展的需要，就会埋下隐忧。
  　　
  　　“气”是客观存在的，不应回避，不应推诿，而应正视它并解决它。本书提供了更多治理模式的思考，不仅对于专业人员有参考意义，对于普通读者，也能增进常识，以更好地理解当下。
  　　
  　　
•   我擦，这谁点的没用？
•   看西闪的书评容易让自己陷入悲伤的境地！
•   为什么啊？八圈。
•   因为你写得好啊。。。
•   我擦，好文啊
•   应星的口碑还是很好的，他的东西我都看，但觉得《气与抗争政治》较之于之前的两本书，特别是《大河》，显得太四平八稳了，还是觉得《大河》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