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族与乡土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作者:杜靖  页数: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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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九族与乡土:个汉人世界里的喷泉社会》以山东费县闵村及周围乡土社会为田野考察地点,历经十年,对传统九族制进行了现代民族志检验。作者认为,以往宗族的或姻亲的任一单一研究视角均难以达成对汉人亲属制度及其实践的洞察和了解,必须回到以九族制为中心和重点的汉人亲属制度研究路径上来。为此,作者建立了以九族制为核心的统合宗族与姻亲双重分析视角的汉人亲属研究框架,希望突破国际人类学界长期以来流行的继嗣体系与交换体系相分离的研究格局,推动世界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向前迈进。另外,作者还把九族亲属制度放置在地域社会中来理解,提出了喷泉社会或九族连环社会解说模式,并期许这一理论模式与宗族社会、市场层级社会、祭祀圈和信仰圈社会等诸模式具有同等重要的认知汉人社会运转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作者简介

杜靖,山东临沂人,生于1966年11月。1983年至1986年在山东临沂师范读书。1989年至1993年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获文学学士学位。1998年至2001年在湘潭大学文学院读书,获文学硕士学位(民俗学)。2002年至2005年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读书,获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青岛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理事,《人类学研究》编委。杜靖主要致力于汉人社会、中国文化人类学史和中国古人类学史研究,近年来相继在《民族研究》、《人类学学报》、《古生物学报》、《自然科学史研究》、《社会科学》、《中国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青海民族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杂志报刊公开发表近50篇学术论文。代表作有《对传统九族制的一项现代民族志检验》、《五服姻亲与宗族——来自山东闵村的亲属实践报告》、《多元声音里的山东闵氏宗祠重建》、《30年来汉人乡村人类学发展的知识脉络与生长点》、《百年汉人宗族研究的基本范式——兼论汉人宗族生成的文化机制》、《作为概念的村庄与村庄的概念——汉人村庄研究述评》、《林耀华汉人社会研究的开创与传承》、《中央研究院“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之始末——兼述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之流产》、《中国人类化石的主要发现和理论探索》、《中国古人类学早期传入的学科背景与过程》、《中国“多地区连续进化说”是一种民族主义话语吗?——与西方人文学者沙伯力和舒喜乐的一个对话》、《历史人类学视野中的档案与文献》等。著作有《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合著)、《九族与乡土——一个汉人世界里的喷泉社会》(独著)。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对九族与五服制度研究的回顾 第二节 理论参考与研究视角 第三节 田野调查过程与本书主要内容 第一章 田野工作地点概况 第一节 闵村地理概述 第二节 村落人口与经济结构 第三节 区域历史文化背景:化行之邦 第二章 “鞭打芦花”与闵村的历史 第一节 祖先的传说:“鞭打芦花” 第二节 社区的历史过程 第三章 闵氏宗族组织与五服房支 第一节 宗族组织与功能 第二节 村落中的基本亲属单位:五服房支 第四章 对传统九族制的现代民族志检验 第一节 闵人亲属认知范围 第二节 作为祭祀单位的本宗五服九族:小宗群体 第三节 从家到五服九族 第五章 丧葬仪式与亲属服制 第一节 丧葬仪式过程与亲属的权力和义务 第二节 丧服制度与路祭行礼 第六章 对费孝通生育制度理论的验证 第一节 生命礼仪与亲属互动 第二节 成长与亲属关系建构 第七章 婚姻仪式过程与姻亲联结 第一节 定亲 第二节 婚前 第三节 大典 第八章 五服与九族体系之维系 第一节 五服的维系与分立 第二节 舅甥关系、妇女的双系身份 第九章 至近亲属交往的变迁 第一节 夫妻、公婆、爹娘与子女 第二节 兄弟与姊妹 第三节 亲属交往变迁的原因 第十章 亲属互动的内在文化机制 第一节 方与圆的生活世界 第二节 孝道、人情与个体的盘算 第三节 九族的阶序性和包容性 第十一章 一个汉人世界中的喷泉社会 第一节 五服九族为什么不能生长成宗族 第二节 喷泉社会及其理解汉人社会的理论意义 第十二章 闵村亲属制度及其实践的国际人类学价值与意义 第一节 闵村案例在汉人亲属制度研究中的学术价值:祭祀体系与姻亲体系的兼容 第二节 汉人九族与世界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 结论:研究汉人社会的新理论构想 第一节 世系与功能的互动 第二节 汉人亲属制度的光谱分析模式 附录一:闵村闵姓族人目前的人口、家庭结构类型表(截至2004年) 附录二:人情世事来往图表 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上述争论,不论古文经学家,还是今文经学家,抑或人类学家芮逸夫、张小军和钱杭基本上都停留于对经典文献的解读层面,鲜有进入地方人民的村落内部世界来观察。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九族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亲属实践。当其落在丧葬场景中时,自然就引出一个五服(The five mouring)制度问题。不同等级的丧服实际上是特定范围内的亲等距离的一个象征体现或文化表达。从服制言,它是一种亲属关系实践。然而撇开服饰,它实际上又是一个亲属群单位。这是古代“丧服服叙” (又称“叙服”、“服记”)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元典章》卷三十里的“五服图”所设计亲属与古文经学家的本宗九族规模相吻合。《明会要》卷一○二《丧服》以及《明会典》明确把“九族”与“五服”两个概念相并提,遂有“本宗九族五服图”。《清律例》卷二《丧服图》沿袭明朝制度,有“本宗九族五服正服图”。瞿同祖说:“凡是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团体,概为族人。其亲属范围则包括自高祖而下的男系后裔。以世代言之,包含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所谓九族。以五服制言之,由斩衰渐推至缌麻,包含五等服制。”他接着说道:“‘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而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也’。亲属范围以己身为中心,上下四世为限,缌服为段。服制的范围就是亲属的范围,同时服制的轻重亦就是测定亲属关系远近的标准。” 我们看到,瞿同祖在此使用了两个参照点:一个是从“某一始祖”计算,一个是从“己”计算。第二点,他在这个定义里,把九族与五服两个概念叠放在了一起。当然,这份用心也是《元典章》、《明会要》、《清律例》的心思。但是以下将要述及的学者却各有偏好,要么从一个“始祖”或“顶点”算起,要么从这个结构的中间“己”算起。比如,胡先缙(Hu Hsien Chin)就是强调“顶点”作为参照点:“一个五服亲属圈子,是由来自同一个高祖的所有后代构成的。”而井上彻和钱杭等则是从“己”为出发点来讨论问题。但我个人觉得:五服是从“死者”这个“己”为参照点计算出来的,而“九族”往往也是以“当事者”为参照确定亲属范围和规模。比如,古代若某人犯大罪而按律要“户灭九族”,那只能以犯罪当事人为参照点来确定被屠灭的人口。就计算的原理而言,两者是一样的。但在现实中,以一个活着个体为参照点计算出的其周围的五服亲属群往往看上去跟从该个体的某位“祖先”为参照点所确定的亲属群会是同一伙人或规模大致一样。 日本学者井上彻对五服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第一,服制(丧服)是一套礼制,由“本宗”和“外姻”组成,体现了亲族的亲疏和范围。第二,服制所展示的亲族关系以个人为中心。在世代原理上,“如果推量到高祖以上的祖先和玄孙以下的子孙,亲族关系就会无限延伸扩大,而由于服制以与自己生活在同一时代为前提,因此最大的亲族范围就包括自己本代在内的共计九代。这个范围内的亲族一向被称为“九族”’。 丧服制度(mouming system)始出现自西周时期的《仪礼•丧服》,至战国时期,《礼记》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东汉以来,历代研究丧服制度不乏名家,如马融、郑玄、王肃、杜预、葛洪、裴松之、庾蔚之、雷次宗、聂崇义、司马光、朱熹、敖继公、顾炎武、阎若璩、程瑶田、胡培晕、崔述、徐乾学、俞樾等。帝国时代的经史学家虽然不能排除他们以自己所处时代的服制实践来讨论五服问题,但基本上没有出离文献阅读层面。20世纪以来,冯汉骥等人莫不如此。如,他关于五服的界定是:上溯高祖的直系亲属;下溯到曾孙的直系亲属;兄弟及其下溯到第三代的男性后裔;伯叔及其子孙;伯叔族及其儿子;曾伯叔祖及其曾孙;以及这些人的姐妹。这基本上是对古代五服亲属范围的现代语言解释,并无新鲜别解。 瞿同祖、滋贺秀三等则从法律制度史的角度考察了五服亲属群体内部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具有浓厚人类学的结构一功能论意味。但是从全面理解亲属制度这个立意而言,他们有两个局限性。第一,只限于分析“法律生活”,忽视了亲属互动的其他方面;第二,尽管也利用了刑部档案等鲜活的“准民族志记录”,但时间跨度之大、地域波及之广已远远超出现代民族志社区研究设计的范围,其资料取舍很难完全摆脱“主观建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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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九族与乡土:1个汉人世界里的喷泉社会》有着丰富而详细的民族志描述,其学术看点或新鲜点很多,难以在结论部分一一提及或复述。这里只撮其梗概,勾勒出作者十年来从事这项田野研究的理论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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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靖近年来深化了对九族和五服的理念与实践探索。我想九族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亲属实践,当其落在丧葬场景时,自然引出了五服问题。作为一种制度的研究,明显看出他把五服一九族范畴考察落在亲属制度和社会组织上,无论在所谓的宗族社会,或是非宗族社会,五服范畴的变动性引人深思,这也许会成为基层社会组织构成诸环节 的新的理论观察点。(见《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穿梭于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庄孔韶教授访谈录》) ——庄孔韶 这是我所见过的迄今为止最详细的民族志报告之一,对于研究中国早期的宗族类型,特别是《尔雅•释亲》的观念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2005年杜靖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的发言) ——张小军 中国学者的近期作品中,杜靖以其对山东闵氏宗族的研究,意图与衍生于非洲研究的‘弗里德曼范式’进行对话。他所取的视角和上述格里克曼的研究有相似之处。杜靖认为,由于帝国观念的长期推行,中国基层秩序以‘五服’为格局;闵氏族人在日常生产、生活、祭祀、生育、婚姻、丧葬等活动中,均以‘五服’为基本运作单位。相比华南宗族,北方汉人依靠‘五服’和姻亲共同体,便足以在互助中应对生存的压力,而这种‘五服一姻亲共同体形态’也是帝国推行其观念的结果。杜靖认为,在闵氏族人的生活中,‘五服’既是文化性的礼仪单位,也是实际的功能单位。他利用本土的概念和资源,以及南北中国在现实和景观上的差异,同样以一种个人的、姻亲的视角,和既有的功能主义范式进行对话。(见《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对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超越——一个中西比较的视角》) ——李晋 充分利用当代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研究今、古文两种九族理论,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和如实评价古代血缘世系理论的实质及所达到水准,具有重大意义。(见2011年钱杭《宗族的世系学研究》) ——钱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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