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社：当代中国  作者：汪东林  页数：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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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主人士》记述的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民主人士的群像。这些人物的人生道路坎坷，经历复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作为政协人物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他们的所言所行，无论是对自身或现代历史的回顾，还是对国内外时事的述评，都不乏独到见解，颇有保存价值。所有这一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大部分不可能见诸报端。 《民主人士》作者汪东林依据自己保存的参加政协民主人士活动的原始记录，再现了他们在政协内部活动范围内，谈思想改造、帮助别人、检讨自己过程中吐露的心声和真实思想历程。

作者简介

汪东林，祖籍安徽徽州，1937年12月出生于浙江江山。1955年毕业于浙江省江山中学，196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曾用笔名汪洋波、郑直淑、江郎山等，1959年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1962年至1982年担任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小组秘书。1982年至1994年参与《人民政协报》筹办，并担任副总编辑、高级记者。1995年后，担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巡视员，分管宗教工作。1992年后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界），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的著作有：《李宗仁归来》、《宋希濂今昔录》、《梁漱溟问答录》、《梁漱溟与毛泽东》、《名人传记集粹》、《十年风暴中的爱国民主人士》、《远去的背影——政协人物记》、《江山儒商王寿昌》、《1949年后的梁漱溟》、《“反面教员”梁漱溟》等。

书籍目录

我写民主人士的缘起（代序） 1《李宗仁归来》一书起因 2一瓢凉水浇不灭：作品在东北出版 4作品涉嫌“泄密”受追查 5在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 7一篇“专访”惹出的百般是非 9梁漱溟出书受牵连 1 1一波三折，《梁漱溟与毛泽东》艰难面世 14风雨过后犹可深思…… 十世班禅大师 16政协会议期间，十世班禅做了一件让人颇感意外的事 19十世班禅：我在“文革”中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德 21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 22“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被监护 24长达九年零八个月的第二次监护 25盛年圆寂 赵朴初居士 27在赵朴初主持的全国政协宗教组的座谈会上，藏传佛教著名学者喜饶嘉措重重放了一“炮” 30赵朴初与梁漱溟的特殊交往 34面对追查天安门诗抄的重压，赵朴初公开讲：“关于周总理的诗词我是写得最多的一个” 37政协报写诗的事，我先应承下来，以后交卷 40口述“抗战一事” 46晚年岁月 50终生不卖墨宝 程思远的沉默和困惑 51在批判梁漱溟时保持沉默的程思远最后说了最不够“火力”的话，梁漱溟听了居然点头示意 52在点名批邓前夕，程思远提出三个问题震惊四座 54“天安门事件”后，程思远在学习会上郑重其事地讲了一段政治故事 老资格的于树德先生 57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云集众多风云人物 58“老资格”于树德常有惊人之举，言别人所不敢言，行别人所不敢为 60于树德：梁漱溟这个人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风雨没经过？……我看算了…… 61于树德的两条意见，立刻使会场安静下来 62于树德三百块大洋供周恩来留学日本，几十年后周恩来提出还账 64于树德说，当我发现毛主席没有出席周恩来追悼会时，脑子里“轰”了一下 65“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位大‘左’派是鼎鼎大名的张国焘，我还真同他面对面地吵了一架！” 66因与李大钊同是朋友，于树德与梁漱溟也成了朋友 政协委员中的“右派”分子章乃器 68三届政协常委会39次会议决定：撤销章乃器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69当年的“大右派”章乃器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什么“资产阶级右派” 71章乃器的“鸣放”言论摘要 73周恩来约章乃器谈话。章乃器表示：撤我的职，倒没有什么，给我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我宁死也不能承认 74戴着“右派”帽子的章乃器仍然敢于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 76这位知名人物又黑又胖，烟斗不离嘴，总是仰着脸，没有见他笑过 宋希濂的前世今生 77 1926年的一天，宋希濂在陈赓带领下进广州城见一位要人。推开房门，伏案写字的要人竟是周恩来 79 1936年，周恩来看着站在面前的宋希濂和陈赓说：你们一个是红军师长，一个是国军师长，官阶一样，派头不一样，一土一洋 80 1959年宋希濂被特赦之后，周恩来说：学生走错了路，老师多少也是有责任的啰！ 81为瞿秋白历史问题作证 84作为蒋介石枪杀瞿秋白手令的执行人，宋希濂讲述了瞿秋白被捕、审问、关押、就义的细节 95特赦后的宋希濂听到“同志”的称呼，感到新鲜和亲切 96孤身生活的宋希濂没料到，他的黄埔一期老同学、原国民党起义将领侯镜如的夫人已悄悄为他牵红线了 97给宋希濂介绍的对象，竟是失踪大“右派”储安平的夫人 99“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都不愿意太细地去盘问对方 100宋希濂和易吟先谈起了溥仪生活上闹的笑话 102易吟先晚走早来，在宋希濂的住处做起小锅饭菜，文史专员每人赠送两张餐券 103宋希濂、易吟先婚礼，老同学、老同事来了。没想到，他们重结良缘的一幕会这样激动心弦 黄维：从国民党战犯到政协文史专员 105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将领 106政协机关里旁若无人的文史专员 108黄维经多次动员，拿着别人捉刀代笔的稿子批邓。粉碎“四人帮”后他吐出了这口闷气 109黄维：我反对特务手段，只要知道是军统的人，一律不交往，但蒋介石喜欢他们，我也没有办法 110黄维说，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他坚持要重游“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 111黄维给我沏杯茶，轻声细语地谈起“怪人圣杰”严重师长 114批判梁漱溟，固执的黄维一言不发，个别谈时，他沉重而缓慢地开讲 117黄维以一种近乎顽固的不同凡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研究“永动机”。大科学家钱伟长等当面劝说、讲解，他不能接受 118身患重病的黄维拒绝西医给自己开刀，改服中药。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病情竟一天天好转，81岁被评为“健康老人” 119黄维：为了让台湾的老乡看到他们阔别几十年的故乡，看到我这个国民党老兵还活得很好，我心甘情愿充当这个“演员” 沈醉“文革”自述 120我把三个红卫兵打落水中，还记在日记本上，妻子立即抢去，把这页撕下来 122我和他们谈话，一向是坐在凳子的一半上，一手抓着凳脚，随时防止他们人多向我进攻时，我腹背受敌 124我代杜聿明他们领工资，一共领出近千元。有一次两个人跟进来试探，我把衣袖撩起，亮出手臂上隆起的肌肉 124周总理听说政协扣了我们的工资，很不高兴，要他们马上停扣，扣了的还要补发 125民警带我刚走出大门，妻子追上来，把一件厚棉衣给我披上。没想到特赦时发的棉衣又穿回监狱 127我回答说，我是湘潭人。只听他们用力在桌子上一拍：“你怎么会是湘潭人，胡说！” 128我如果说我在崔万秋家认识的江青和张春桥，就会被他们杀掉，我不能不说假话 131在离地一丈左右的时候，我一下把一根横着的小树枝抓住，我飘飘落地，未伤毫发 133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我认为只有周总理才称得上是“古今完人” 135审判“四人帮”，我收到“旁听证”，座位是27排3号 从“政治联姻”到恩爱夫妻的爱新觉罗·溥杰夫妇 138吉冈安直命令说：“希望你与日本女子结婚，这是关东军的考虑……” 139溥杰与日本皇族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还在日本度蜜月，关东军便策划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 140她得悉自己的丈夫没有死，便在新中国成立后，设法获得了与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丈夫通信的自由 142周总理见到溥杰一家时，把嵯峨浩比做京戏里的王宝钏。他允许孩子有中国日本两个家，溥杰家中难题也顺当解决了 142重病中的周恩来嘱咐：鲜花收下表心意，屏风送回留自用。谢谢！ 143在她进入昏迷状态之前，拉着溥杰的手断断续续地用日语说：我要永远……离开您……了 144溥杰说：在我今后所剩不多的日子里，要做好两桩事 作家柯灵 146个头不高却精神飒爽，言语轻声却词锋凌利，这就是柯灵 148听到“文革”中红卫兵烧梁漱溟的书，柯灵禁不住苦笑：这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149《不夜城》本是“遵命文学”，却遭到批判 …… 从军统中起义：邓葆光四十年沉浮 传奇女子董竹君 张学良胞弟张学铭 民主人士在“文革”初期 民主人士在“五七”干校的岁月 民主人士悼总理述往事 呼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波折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就在这时，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他单刀直入地问我：“听说你准备写一本关于李宗仁归来的书，有这事吗？”我听了一愣，竟一时答不上话。沉思了一会，自然是如实汇报。这位负责同志耐心地听完我的叙述，即严肃地说：“一个机关干部，有写作爱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谓不可。但作为一名统战部门的干部，写李宗仁归来这样重大题材的作品，这尺度和分寸你个人能把握得了吗？再说，李宗仁从海外毅然归来的背景和过程，其细节并未见之于国内报刊，你的书写些什么，怎么写，都是问题。你不可感情用事，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将来弄出毛病后悔不迭。这些年来，写文章，写书，出问题的教训还少吗？我找你谈谈，是打个招呼，爱护你，不是别的意思。你若坚持要写，写成了也得经过主管部门审查，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发表和出版。这一点，也不得不提前打招呼。” 这一瓢凉水，浇得我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左思右想，总解不开这个疙瘩；事情再大，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还能这么严重？再说，写李宗仁归来，是歌颂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和李宗仁先生的爱国爱乡之情，会有什么大错？我别无他法，只得给王士美写信，商量这个难关怎么过。正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便召开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大大鼓舞了我们的信心，解不开的疙瘩也敢于先扔在脑后。我们的工作也加快进行。王士美在长春又招来他的作家朋友顾笑言，在1979年夏天到北戴河直接与程思远先生见面，并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连续采访。在我的先期工作和王、顾二位采访的基础上，《李宗仁归来》10万字的书稿很快写出来了。由于这之前有那位负责同志打的招呼，我自然老老实实地在北京打听，有哪位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愿意审看一下我们的稿子，把把政治关，结果令我十分失望。这些有身份的负责同志，虽然了解内情，但无一人愿意审看我们的稿件，都纷纷推托“了解有限，不好把握”。如此看来，要在北京寻找审稿的负责同志，是不可能了。 使我意外的是，王、顾二位远在东北大地，根本不想等待遥遥无期而且很有可能把书稿“处决”的有关部门的审批，而直接送交一张省辖市级的四开报纸和主管此报的市级部门审看，因为他们确信，作品在政治方向上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北京方面，只要我做一件事，即得到程思远先生的允诺并拍板。在这之前，程先生已经审看完作品的初稿。当我郑重其事地找到程先生，如实向他汇报一些有关情况，并提出听取他最后裁定的意见时，程先生毫不犹豫地说：“作品所写的事实没有问题，用的是文学的笔法，写得生动，引人人胜，我认真考虑过了，在当前的形势下，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有利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力量，有利于宣传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李宗仁归来这件大事上决策、筹划、安排的英明正确。我相信广大海内外的读者，也一定会欢迎这部作品的。” 事情就这么敲定了。作品在小小的《长春日报》上连载，第一章刚登完，全国陆续有几十家报刊全文连载或选载，唯独北京的报刊没有一家响应。作品未及在报刊上登完，吉林人民出版社即抢着在1980年2月成书出版，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即几次印刷，印数高达106万册。

后记

《民主人士》同读者见面了。这部在我的著作中字数最多、开本最大的文集式的作品，是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从我的三十余年来出版的著作和散见于报章杂志的文章中精心编选的。除了我的《梁漱溟问答录》、《梁漱溟与毛泽东》、《1949年后的梁漱溟》、《“反面教员”梁漱溟》等四本关于梁漱溟先生个人的专著外，有关我同其他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忘年交的内容，最主要的篇幅，都包括在这本著作里了。近日来，身在浙江江山老家居住的我，夜深入静，桂花飘香，翻看完从北京寄来的书稿清样时，不由得浮想连连，多少人事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20世纪60年代初，我走出上海复旦大学的校门不久，即走进了北京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直到2004年退休，迄今已五十余年。岁月无情，往事悠悠。我从一名会议记录员(尊称“小组秘书”)起步，在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内多个岗位上服务过，直至参与《人民政协报》的筹办，担任该报的副总编辑、高级记者，而后又有幸被推选为第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界)，但实际工作岗位仍在全国政协机关大院之内。如今，我已是75岁的老头。在至今仍健在的人民政协工作人员中，把我列入“老政协”的队伍，应当说并不夸张。    多少小事、大事，如同过眼烟云，都已成了历史。我曾服务过的人民政协队伍中的众多老前辈，绝大多数已经作古；即便是这支队伍中的同辈，也正在相继离去。缅怀和感叹，均在情理之中。伤感和哀痛，也无济于事。健在的同辈们见面谈起往事，常有人说忘了，记不得了。这是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我也并不例外。但他们常称我为有心之人。为什么呢？原来我这个人从踏上工作岗位开始，就有记大事记(不同于每天都写的日记)和保存自己参加而不须上交的各种会议、活动的记录本和原始材料的习惯。当初这样做的动因，只限于留下作为自己的工作纪念。时间久了，又觉得我所直接服务的对象中多数人几乎每周都得见面、交谈、开会，而在这些前辈中诸如梁漱溟、赵朴初、十世班禅、孙起孟、程思远、王芸生、于树德、杜聿明、宋希濂、爱新觉罗·溥仪兄弟、黄维、沈醉、文强等等，都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有自己一定位置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所言所行，无论是对自己的经历或者是当代历史的回顾，还是对当今时事和国内外事件的述评，都有若干独到的见解，因而颇有保存的价值。所有这一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大部分都不可能见之于报端。因为这些所言所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在政协内部的活动范围内，结合自己的“思想改造”，不止一次地谈论自己，“帮助”别人，而在“检讨”中吐露心声，在无奈中展显实情。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在这个范围内的所言所行，除了向上“简报”反映，或他们自留底稿(实际大部分没有文稿或未保存文稿)，最后真正留下的就只有我这个记录员(小组秘书)手上的原始记录本了。    1969年9至10月间，全国政协机关与所有中央机关一样，在“一号命令”之下，大多数人奔赴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有不少全家离开北京。当时我的小女儿不满一岁，只得送到浙江江山老家让年近六十的老奶奶抚养。我和妻子走上“五七”道路，在湖北沙洋全国政协“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斗批改”，包括自身的思想改造。北京的家没有了，居住的一间半小平房也交公了。仅有的几百册图书、报刊，决心在离京前全部作废纸卖掉。然而当整理到自己的政协小组学习记录为主的近百件原始记录本和有关打印、铅印、手写的材料时，心中拿不定主意了。第一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组成部分，第二也认识到与此相关的人和事有保存的价值。所幸自己是刚刚三十出头的工作不几年的大学生，“文革”中既不是打派仗的热衷分子，更不是运动的批斗对象，拥有自主处理自己保存材料的权利。于是决定：所有图书报章，全部处理掉，大概只卖了几十块钱；留下所有工作笔记本和各种工作资料，从政协机关总务科要了两个肥皂箱，把笔记本和资料装在箱子里，扔在政协机关的仓库内。3年后的1972年，我从“五七”干校返京后把这两个肥皂箱搬回家中，东西一件也不缺。但是，在“文革”结束之前，神仙也无法预料这些东西何年何月能派何种用场，更何况我辈这种凡人！    真所谓斗转星移，日出日落，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其规律是任何个人所不可逆转的。“文革”十年的灾难、这之前的若干次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运动，都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拨正了航向，迎来了新中国的第二个春天。我的这一堆“无用之物”，也派上了用场。1979年至1980年间，我与两位朋友合作，首先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李宗仁归来》，在几十家报刊连载、转载之后，印成书发行量达106万册。1980年11月，我第一个撰写文章，从正面描写自1953年后被“冷藏”了27年之久的“反面教员”梁漱溟先生。自此，我就约稿不断，奋力写作，即便自己1982年投身《人民政协报》工作队伍之后，依然在工作之后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为我自己亲历、亲知、亲闻的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树碑立传”，在国内外逐渐为众多的读者所认可。若从1979年算起(我最早发表作品远在50年代末的复旦大学学生时代)，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仍没有停笔。关于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写作梁漱溟、李宗仁及其他人物传记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读者可参考本书代序《我写民主人士的缘起》，这里不必复述。至于本书所收集的有关赵朴初、十世班禅、程思远、宋希濂、黄维、沈醉等已故爱国民主人士的文章究竟写得如何，读者可以自选阅读。我的自我评价是，我文中所写的只是他们漫长一生的一些片断，难免挂一漏万，但都不乏精彩处和闪亮点，尤其是大部分内容如同我撰写关于梁漱溟先生的文章一样，称得上是亲历、亲知、亲闻之作，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与众不同。是否真的如此，切望厚爱我的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原拟书名为“我所知道的爱国民主人士”，出版社编者建议改为“民主人士”。    汪东林    2011年国庆节写于浙江江山湖溪里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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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人士》聚焦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民主人士！依据原始记录再现民主人士在政协内部活动范围内显露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所言所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大部分都不可能见之于报端！《民主人士》大部分内容，是作者汪东林亲历、亲知、亲闻之作，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与众不同！记述的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民主人士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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