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精神及其他

出版时间：2000-1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陈平原  页数：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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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大精神及其他》的作者在回顾北大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中，除了凸显史家的眼光，更期望引导读者走向历史深处，思考若干重大部题。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中讨论北大的得失成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还涉及到如何进入历史、包括研究的策略与叙述的笔调。

作者简介

　　陈平原，当代著名学者，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近年来注重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和中国散文的历史演进、现代学术史等问题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千古文人侠客梦》、《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等。

书籍目录

序　　夏晓虹第一辑北大人物北大传统之建构“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为了蔡先生的嘱托”——《蔡元培年谱长编》读后激烈的好处与坏处——关于刘师培的失节一、“委身学术”的假设二、“侦心探龙”的手段三、“洁身”与“内热”四、“激烈派第一人”之追求艺术感觉与史学趣味建设者的姿态——读北大版《胡适文集》有感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设想舆论家、的态度与修养——作为北大学生的成舍我第二辑人在燕园从中大到北大十年一觉与《读书》结缘念王瑶先生一、文章缘起二、从古典到现代三、中古文学研究的魅力四、最后一项工程五、大学者应有的素质六、为人但有真性情书札中的性情与学问宝玉的意淫与柳生的侠义童心与诗心即将消逝的风景……

章节摘录

　　九十年代的前三个春天，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实在过于阴冷。尤其在北大，“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受到严重挫伤的学生们，颇有废书长叹，就此“金盆洗手”的。作为教师，眼看那么多昔日的好学生一脸茫然地闲逛，或一头扎进“托福”，心里真不是滋味。可是，“一脸茫然”的远不只是人世未深的青年学生，我之所以剖析章太炎“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的学术风格，标榜“学者的人间情怀”，谈论“独上高楼”与“超越规则”，何尝不是在苦苦挣扎?　　　　书摘1　　二、“侦心探龙”的手段　　三十年代中，张继、汪东各自为《刘申叔先生遗书》作序，其时“筹安会六君子”恶名犹在，故二人均主要为刘君之依附袁世凯复辟帝制辩解。前者称“参政京师，卒为佞人牵引，其出处进退之间，颇遭讥议，要非其本怀，未足以为深病也”，这还只是推卸责任；后者的辩解更有趣：　　夫袁氏盗国，与胡虏华夏，则有间矣。申叔明春秋夷夏之防，严建卫种族之辨，激扬士气，以文字为义师先声，其功实与章君胡汪相伯仲。言下之意，刘君早年提倡“光复汉族”的大功，可以抵消其“复辟帝制”的小过。依汪君的意见，功过的大小，取决于涉及的对象：“种族革命”的重要性，远在“政体变更”之上。且不论种族、政体孰轻孰重，单是只讲刘君的“光汉”，而不提其沦为清廷密探，便知此乃出于友情的“曲为辩解”。　　汪东出于好意，重提刘师培的反清活动。可实际效果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刘君一生失误多多，有牵涉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有只是具体认识的问题。比如，常为人诟骂的主编《国故》月刊以对抗新文化运动，便属于文化观念的差异。依附袁世凯，撰写《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性质自是严重多了，但仍有“政见不同”可做托词。惟独由反清义士一转而为清廷密探，单从思想文化立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只能归结于个人的心术与德操。在我看来，刘师培一生最大的失误，正是由一代大儒沦落为“侦心探龙”——如此恶谑的绰号，乃鲁迅1918年7月致钱玄同信中提出的。钱、鲁二君，与刘师培的交谊深浅有别，但都推崇其为学而鄙薄其为人，尤其不能原谅其充当清廷密探这一下贱的举措。　　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1907年末，正热中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突然随妻子何震回国，向两江总督端方献“弭乱十策”。次年二月，重返东京的刘氏夫妇，政治态度更趋激烈，力主“颠覆人治，实现共产”。这期间，因提议改组同盟会并谋夺领导权不成，渐有异志，再加上因事与章太炎、陶成章等大起冲突，于是“外恨党人，内惧艳妻，遂不得不铤而走险，始真为江督端方之侦探矣”。归国后的刘师培，邀功心切，听说被通缉的陶成章自南洋归来，“日与两江督标中军官米占元往各码头查探成章行踪”，久之不得，难以复命，又乘革命党人不备，参加其秘密集会，终于密告成功。此事固然可鄙，但更令人寒心的是，其时刘君正满腔热情地宣传“最最新潮”的无政府主义!以前还以为是1908年10月因《衡报》被禁才“铤而走险”，故章太炎、蔡元培都尽力为其“一时糊涂”辩解；《与端方书》以及所附“弭乱十策”的披露，则表明刘君前一年归国时便已“打通关节”。　　1934年11月2日的《大公报》上，刊发了洪业的《清末革命史料之新发现——刘师培与端方书》。这封据考写于1907年冬的输诚信，与1904年正月的劝降函(手稿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端方档”)，形成绝妙的对照，让人感慨万端。“劝降”与“输诚”的对象，竟然都是满洲贵族中颇有改良思想的“端帅”!　　自称“幼治《春秋》，即严夷夏之辨”的刘光汉，先论证一番“恢复神州之土”的必然性，而后“推心置腹”地奉劝端方：“故为尔辈计，莫若举西(两)湖之疆，归顺汉族。我汉族之民，亦可援明封火保赤之例，赦尔前愆，任职授官，封圻坐拥，岂不善哉?”一介书生与封疆大吏，二者力量悬殊，决定了其“劝降”只是笑话一桩。　　时过境迁，由“劝降”转为“输诚”，话可就不大好说了。端方大概忘了那封劝降信，刘师培则不能不先做自我检讨。照样强调自己的家学渊源，不过，这回的语气，由原先的“炫耀”，一改而为“忏悔”：　　束发授书，勉承先业，略窥治经家法，旁及训故典章之学。意欲董理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适时值艰虞，革命之说，播于申江，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师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诬，窃以中外华夏之辨，默合于麟经。又嗜读明季佚史，以国朝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惨酷，辄废书兴叹，私蓄排满之心。此虽由于《苏报》之激刺，然亦以家庭多难，泯其乐生之念，欲借此以祈遄死也。即便是检讨文章，刘师培也都写得章法分明，开篇即强调其初衷乃“哀民生之多艰”，并尽量将“政治立场”转化为“思想认识”。紧接着，笔锋一转，境界“豁然开朗”：　　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为之徒者，咸希冀功成之后，可以骤跻贵显。下劣者则假革命之名，敛财以糊口。对于输诚者来说，单是骂骂“民族主义尤与公理相违”，显然还远远不够。于是，刘师培开始为如何巩固大清的江山社稷出谋划策。据说，最有效的补救之策有五：民事不可轻也；豪民不可纵也；外观不必饰也；农业不可忽也；浇德不可长也。可这些治国方略，纯属纸上谈兵，相信端方不会感兴趣。真正体现刘君“欲以弭乱为己任，稍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的志向的，还是下面这段悄悄话：　　若明公俯鉴其愚忱，乞暂将此次之报告秘密弗宣，并俾师培时往来东京、上海间，以徐行其志，则一二载之内，必可消弭革命之焰，以抒国家之虞。如何保证“徐行其志”不是“缓兵之计”，有附录的“弭乱十策”为证。十策中，最关键、也最为切实可行的，一是让刘“暗为运动”，搞垮革命派诸报刊；一是卧底暗侦，如发现孙文、黄兴等“有潜入腹地事，即行报告”。后来事态的发展。与之大致吻合。　　据标点并发表此信的洪业称，他见到的只是抄本，而非原件。因此件关系重大，希望“今尚有健在者，当能证其虚实也”。时至今日，未见任何辨伪的文字，倒是弟子黄侃的题记，从另一角度确认了此信的存在。　　黄侃《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撰于洪业披露此文的第二年，公开发表则是六十年后(见《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擅长考据的黄先生，不在辨伪方面大做文章，而只是在“解读方式”上下工夫，实在“不得要领”：此书盖为脱身之计，兼遂绐资之谋。以迂暗之书生，值狡黠之戎虏，宁有幸乎?书稿流传，贻人笑柄，至可痛惜!然谓申叔反复无恒，卖友卖党，又谓所言可充史料，则何不于书中辞气细玩绎之。不同意洪业“可充史料”的说法，可又拿不出此信当属伪造的证据，所谓“脱身之计”的假设，也就显得相当勉强。不过，黄先生对刘师培输诚后备受冷落的交代，倒是让我们大开眼界，领略封疆大吏是如何将一介书生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接到输诚信，端方先是致书，“道倾慕已久，得一握手为幸”；等到刘师培真正归降，“至则遽以肩舆舁人督署，三月不见，申叔遂见幽矣”。既然归降是真，不得重用，怨不得别人，也洗刷不了干系。故门人黄侃行文至此，感慨遥深：　　要之中叔不谙世务，好交佞人，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身后。尝尽言而不听，有失匡救之义，侃亦何能无愧乎?在《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中，黄侃还极力为其师开脱，称：“时命既差池，濡足增烦忧。逡巡岂初愿，审虑权图喉。利轻谤则重，位高祸实由。”十五年后，读《与端方书》，终于不得不承认其师“好交佞人”，其“流谤及于身后”，乃咎由自取。……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夏晓虹　　　　虽然三年前与平原君合编过《北大旧事》，但谈论北大精神，仍为我力所不及。若说到与北大的关系，我倒比平原君开始得早。他还在南国采红豆时(平原君曾为中山大学学生刊物《红豆》的编委)，我已在燕园读书六年。应了那句俗话：“远来的和尚好念经。”或果如东坡居士所体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今我这位“先辈”(日语所谓“先辈”真是妙语)，倒要从他的校史散论中品味北大，北大对于我，于是变得既熟悉又生疏。　　有朋友曾半真半假地说，我和平原君是黄金搭档，连看材料都节省一半时间。后半句话我可不敢苟同，研究领域虽接近，资料却须自己读过才作得准。但我也不否认，知道对方的兴奋点，阅读时自会顺便留心。我个人的体会，还是用传统的“互补”说法更准确。即如“不贤识小，贤者识其大”，倘若去掉其间的褒贬意味，我倒以为可以概括我们之间的差异。　　以北大而言，他更看重的是“逸事”背后的“精神”，我记得的却多半是“精神”的表征——“逸事”。我对北大作为课题的兴趣，到编完《北大旧事》即告结束；而对于平原君，这不过是研究工作的开始，冠于卷首的长序便为牛刀小试。随后，我们一起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访学。在我埋首于清末民初的旧报纸之际，他却盯准“北大与哥大”的题目，一连写出八篇短文。到去年年初，《老北大的故事》完稿时，他的校史研究已初成阵势。如今，北大的故事又从红楼说到燕园，我曾经亲承謦咳的师长与平原君的个人感怀一并进入书中，《北大精神及其他》对我而言，便更平添了几分亲近感。　　记住的仍然是逸事。我的导师季镇淮先生是中文系出名的“忠厚长者”，他做人的认真与处事的天真，常常使我抱愧。我写过几篇文章记述他的为学与为人，那已经成为令我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而他在“文革”中最有名的故事，今日说来或觉不可思议，我倒以为颇能体现季师的风范。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即由导师闻一多先生介绍加入了民盟；1949年以后，更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是当年追求进步的青年共同的选择。不过，由于季师在民盟的工作很有成效，组织决定他的党员身份不公开，以利统战。季师也严格遵守这一规定，直到“文革”发生，所有的档案一律曝光，他的资历才被揭秘。但在某次中文系党、群分开排队时，经人提醒走入党员行列的季师，很快又回到群众的队伍中，那理由便是：“组织还没有决定让我公开身份。”先生讲究的是处世端方。　　吴组缃先生在我心中则永远是一位智者。听先生上课，专业之外的所得甚多，那也是他最得意之处。吾生有幸，听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论”与“红楼梦研究”两门课。至今，先生讲课时“跑野马”的本事，仍令我佩服不已。无论如何貌似离题万里，我辈钝才已代杞人之忧，吴先生却能在不动声色中，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力，将话语的洪流顷刻兜转，而重新言归正传。他辨析薛宝钗有意攀附贾宝玉，指认所谓癞头和尚送薛刻在金锁上的两句吉利话，正与宝玉“命根子”上的铭文相配，不过是薛家弄出的把戏。其为自家锻造的的根据，经先生明察秋毫，正在薛蟠那句“妹妹的项圈我瞧瞧，只怕该炸一炸去了”上露出了马脚(以后翻书的印象，似乎和尚只送了吉言，锁确是薛家自制。)先生的勘破世故，本从学者的阅历丰厚与作家的观察敏锐而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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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世界名校文化丛录”的其中一本，讲述北大精神。作者陈平原，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在北京大学多年的学习、工作、生活，使得作者对于北大精神有深厚了解；学者的身份，使得作者对北大精神的解读，具有历史的厚重感。本书具有极强可读性、史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