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

出版时间：2003-01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曹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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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锦清简介: 1949年生，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其中《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是他与同事花了4年时间，在浙北的一个乡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著成，该书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在当年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反响，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翔实的资料，荣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书籍目录

前言上编  初入中原（1996年5月12日——6月26日）  5月12日  用何种方式进入调查现场  5月13日  认识汤小平  5月14日  参观大相国寺  5月15日  得到开封党校的协助  5月16日  信步铁塔公园  5月17日  包公祠断想  5月18日  在开封大学讲演           ——从包公现象谈传统与现代化  5月19日  亲临黄河  5月20日  在河南大学讲演——再谈传统与现代化  5月21日  中原乡村调查第一站——D乡L村  5月22日  刘家年收支明细账  5月23日  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5月24日  “护身符”与“明白人”  5月25日  再访村会计  5月26日  谁在发家致富竞比中占据优先地位？  5月27日  农民与乡村民主问题？  5月28日  如何理解“三农”与地方政权之关系？  5月29日  杨教授的“黄河课”  5月30日  来到X乡——一个李永成所熟悉的人情网络  5月31日  乡政府的困境  6月1日  一边修族谱一边外出打工  6月2日  一位普通农户的收支情况  6月3日  难以统计的“黑孩子”  6月4日  “能人”与“村霸”  6月5日  访农民企业家蔡化幸  6月6日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参观焦裕禄陵园  6月7日  名闻遐迩的南街村  6月8日  只能参观不能“入场”的南街村  6月9日  南街村的“能人现象”  6月10日  八里桥话关帝           ——谈以恩报观念为中心的结合精神  6月11日  竹林村的带头人——赵铭恩  6月12日  谁来支付高昂的水利投资？  6月13日  当代采风  6月14日  内地的跑官、买官的现象  6月15日  “8·16”事件  6月16日  “4·28”事件  6月17日  穷病与富病  6月18日  “杞人”之忧  6月19日  村民对来访者的防范之心  6月20日  “有白馍吃，我们都心满意足了”  6月21日  一个值得重视的婚配现象  6月22日  三起纠纷  6月23日  四年换了四任县委书记  6月24日  念天地之悠悠  6月25日  再谈晋商精神与包公现象  6月26日  告别开封  下编  再入中原（1996年9月6日——11月21日）  9月6日   历史与理论坐标上的社会调查  9月7日   商谈第二期调查事宜  9月8日   农民的“三害”之苦  9月9日   阎部长两条指示  9月10日  “富民工程”真能“富民”吗？  ……

章节摘录

5月27日农民与乡村民主问题上午，与老刘辞行。数日相处，别时依依。此次蹲点调查，前后共六天。回开封后，依然住在河大招待所。给盂、徐二兄挂电话，约晚上见面。我独自在旅舍整理调查资料。其中有若干问题需待进一步研究。一、关于村民与村落。北方平原上的村落人口规模，通常比南方大，甚至大得多。从村落中心到村落边缘的耕作距离，与村落规模大小成正比。故村落规模过大，会给耕种带来诸多不便。北方村落通常有数百户人家，上千户的也不少见，不知这是否与村落自身防务需要有关，因为在历史上，北方战乱明显多于南方。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中，村民与村落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中国解放前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村落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关涉到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解。关于村落性质，有三种学说：一种是马克思的“马铃暮”说，该学说认为，集居在同一村落内的各农户在生产与生活条件上十分相似，他们各自主要与土地相交换，很少发生横向的经济联系，独立自足。如此说来，村落只是各独立农户的集合村。一种是阶级分化说，这一学说其实是我们进行土地革命的理论依据。该学说把村落内各农户分成若干阶级，各阶级彼此间开展阶级斗争。一种是共同体说，解放前的梁漱溟先生力主此说。该学说认为整个村落是一个宗族或准宗族的共同体。这三种学说或许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散处不同地域的无数村落中，它们都能找到各自的理论原型。或许“马铃薯型”与“共同体型”只是中国村落的两种极端类型，而最大量的村落结构介于两种类型之间。村落的“共同体型”与“马铃薯型”其实是由村落土地所有权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村落全部耕地属于全部村民，或属于村落之上的“领主”或“国家”，那么，村落便是一个共同体，无论土地由村落集体耕作还是按一定规则(如计口授田)分散给各农户耕作，情况都是这样。如果村落的全部土地属于各农户所有，各家庭成为相对独立自足的经济与生活实体，那么村落便是个“马铃薯”的集合体而已。从秦汉及宋明清的历史典籍来看，中国的村落基本上是“马铃薯”型的。故而国家的税赋单位是“户”而不是“村落”。乡村基层的行政管理是以“户”为中心的“保甲”制，而非村落。中国乡村不存在古代印度式或俄罗斯式的“村社”这种共同体。中国乡村各村落内，农户之间一直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竞争不仅在各宗族之间，也存在于同宗的各家之间，甚至存在于分家析产的兄弟之间。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土地。村落内部“阶层”划分的标准，其实是家庭劳动力与家庭耕地的比例：需租入耕地以适应家庭劳力之需的，是为佃农；家庭劳力与耕地比例适中，是为中农，或自耕农；家庭劳力在农忙时不足，需雇用短工的，是为富农；靠出租土地即能生活，无需参加耕作的，是为地主。倘如没有“商业资本”与“官僚资本”侵入村落，那么，农户之间的竞争将导致村落内部成为一个阶层性流动的社会。俗话说“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指的正是这一现象。在这种村落内部，无法形成“共同体意识”，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管理村落共同事务的村落组织。这不仅在于各家庭之间存在竞争，更在于家庭这种组织能较好地完成农业生产的各方面要求。因而需要各农户协作解决的村落共同事务既少，且不经常，没有必要建立一个经常性的村落组织来解决这些公共事务。当乡村社会治安成为一个经常性的威胁时，经常性的共同防务之需，往往促成村落成为一个“联防共同体”。在村落内，各农户力求自给自足，对那些无法自给自足的家庭需要，通常是依靠血缘关系网络内的“礼尚往来”方式来解决的。“礼尚往来”其实是一种劳务与物资交换方式。“礼”或“人情”在村落内既是一种礼节与情感，又是一种可计量的物品与劳务，只是这种交换方式，与市场交换方式相比，有其不同的特征罢了。我在《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一书中，曾列一节论述，在此不再重复了。这种交换方式一经成为村民的习惯行为，反过来也促使“公共事务”意识不可能从村落内部产生出来。在我看来，在研究当前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与乡村民主与法制建设时，必须深入地研究这一重大问题。如何对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作出正确的估价？有些学者从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对集体化给予积极的评价，有些学者从这种组织形式束缚了农民人身自由与生产积极性而给予消极的评价。其实，整个农村集体化运动，无非是给“马铃薯”们套上一个坚实的麻袋，使之成为一个“共同体”。被孙中山指责为“一盘散沙”的农村，于是成为“铁板一块”的农村。对此的功过，我们不去评说。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主要依靠政治力量而造成的村落共同体(生产小队，相当于一个村落)内，是否可能通过共同利益的形成与诸如村民会议、选举等近代民主形式的输入而培育出村民的共同事务的意识，以及是否具备通过一个民主组织来解决事务的合作能力?换句话说，经过数十年“麻袋装束”的当代村民，是否成为“新型的马铃薯”，从而愿意并有能力掌管他们自己的公共事务——至少在村一级范围是这样呢?我带着这一问题去蹲点调查，又带着这一问题回来，这就是说，我现在还无法回答这一问题。这次调查，只给了我两点印象：1．老刘说他们十分愿意并有能力选举代表他们意愿的村委会。2．村委会实质上是乡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主要执行“征粮派款、刮宫流产”的职能。二、再谈农民与乡村民主问题。单家独户的小农，他们对自身利益的透视很少超出村落边界。在家庭庭院的围墙之内，是他们利益关注的中心。一般说来，他们在政治上、在公共事务方面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只能由“别人”来代表他们。这个别人，按马克思的理解，一定是高高在上的皇权。小农将自己最大的政治理想寄托于这个凌驾其上的皇权，希望从上面撒下“雨露与阳光”。因此，要深入考察中国乡村地方政治的变革过程，重点在于考察农民自我代表意识与能力的发育过程。如果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那么中国地方政治的变化，与其说是政治本身，不如说只是政体变化；与其说是地方政体变化，还不如说是政治术语的演变。如果单纯从农村经济方面来看，可以说我们近五十年来取得了重要进展，单位产量在五十年内提高了三至五倍，甚至更多。大规模的农业水利基本建设，种子的改良，化肥、农药及其他技术的推广，是单产得以大幅度提高的关键因素。由于单产的提高，使得我们只占世界耕地的7％的国家，能够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农业总产量的提高，可以依靠三种方法：一是扩大耕地面积，二是通过规模经营提高效益，三是提高单位产量。但由于中国数百年来人口对耕地已产生持续压力，可耕土地悉行利用，同时也不可能走规模农业的道路。历史规定我们只能定提高单产的道路，今后也只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很难有别的选择。因为这样的奇迹不会在数年之内出现：90％以上的农业人口通过乡镇企业而转入第二、三产业。这种奇迹只能发生在极少数的乡村。如果我们单纯地从农业生产组织来看问题，集体组织对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确实是有效的。因而对提高单产也有重要的效应。但若从经济效益、从单产的进一步提高来说，家庭这一古老而原始的农业生产组织则更为有效，这便是我们解散集体、恢复家庭生产职能的一个最基本的理由。然而，分田单干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便是村落共同体的解体，重新恢复到“马铃薯”状态。我们现在从乡村地方政治方面来考虑问题。我们在“形式制度”内引入了不少“现代”形式：我们有“村民自治委员会”(简称村委会，或村委)，在理论上赋予全体村民广泛的自我管理权力。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赋予村民以广泛参政、议政、管理乡村公共事务的权力。然而，在其他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压力下选择了“现代化之路”的一切不发达国家内，引入一项“现代制度”只是一个开端，而要培育起使该“现代制度”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文化”，是一项远为艰难的任务。在我看来，已进入我们乡村地方政治的诸“外来术语”，只不过是飘浮在广大深厚的传统文化与行为方式之上的点滴浮油而已。急于把中国拖入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忙于“观念更新”与“制度建设”，往往把“形式制度”与“现代术语”视为生活本身，结果既误别人，也复自误。在广大乡村。一方面是不能自我代表，另一方面是不让自我代表。这个“不能”与“不让”，依然是乡村社会政治意识与政治过程的基本内容。如果有人能用事实证明我这一判断是过于保守的，那我愿向他致以真诚的谢意。

编辑推荐

《黄河边的中国》是一本对中国痛之切、爱之深的书，是一个上海学者在黄河边上的社会调查报告。全书分成上下二篇，详细记录了作者1996年5月——11月期间的日记式调查报告。该书内容全面，通过作者的切实体验对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现状提出了思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探索性，颇值得一读。

用户评论 (总计13条)

•   给我发过来的是残损书籍，协商退款，可是卖家互相推诿扯皮，已经一个月了至今未退款。请大家远离这个商家
•   早就买了，但没看。都说好吗
•   纯粹的poor idea
•   很自然的文字，体现民风民情。
•   对现象、问题分析很透彻,不像一般的调查随记,难怪作者本科是学哲学的.感觉作者的历史知识也很丰富。作者的另外一本写浙北的怎么一直缺货呢？也想买了看看。
•   应该看看，我们要从社会的底层去了解这个社会。一个社会是否进步，不是看有钱人，有多有钱，而是看没钱的人有多贫困。看这本书你能找到答案。
•   任何一个希望了解国情的人都应该来读读.
•   这是反映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的一本书，很值得一读。价格便宜
•   作者通过在河南的实地调查,描绘了农村的真实情况,写了作者的思考以及一些解决办法,值得看的一本好书
•   老师推荐的一本有关社会调查的书，但是我觉得一般，因为它里面的数据都是好几年前的，和现在不符，所以我觉得对我没什么帮助。
•   才读了20页就对老曹佩服得五体投地，已经给不下10个人推荐过这本书~
•   想了解现实的人都可以看看，非常好的书
•   这是一本关于当下中国农村社会与村、乡镇基层政权的大书！感谢曹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使我们更加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