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

出版时间：2001-1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尤凤伟  页数：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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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一九五七》以罕见的真诚和气概对一九五七年“反右”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诘问与描述，展现出一代知识分子无端遭劫，身陷囹圄，心灵经受阉割的苦难历程。　　作品以北京某大学的整风反右开篇，到一批知识者获罪落狱，几易劳改农场改造而收笔，通过对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复杂故事情节的构建以及独特环境的烘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周文祥、冯俐、李戊孟、吴启都等莘莘学子难以言状的炼狱生涯。小说不仅对大量惊心动魄且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做了充分展露与描写，更对复杂人性中诸如善恶、生存、欲望、性爱等多个层面在特殊境遇下的异常形态做了深刻揭示与剖析。是一代知识者的罹难史与心灵史。写得情景交融，催人泪下，具有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小说以深远广阔的视角，以求真尚实的笔触，以质朴别致的艺术风格和从容而具张力的文学语言，形象而又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在人们记忆中留了深重阴影的历史。正视这段历史并从中反思，于当今社会之进步不无警示与教益。

作者简介

　　1943年生，山东牟平人。中共党员。历任战士、工人，青岛市文化局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青岛市专业作家。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月亮知道我的心》、《爱情从这里开始》等。 另有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生存》、《泥鳅》等。　　在当代文坛，尤凤伟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作家。他写过战争，写过土改肃反，又从历史烟尘转到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从《生命通道》到《中国一九五七》，再到《泥鳅》，不难发现，尤凤伟的小说创作有一种少见的苦难意识、悲悯情怀。“我是怀着深深的情感来书写他们的。当我看到背垃圾的民工从豪华饭店自惭形秽像小偷似的匆匆溜走 ，我的心感到疼痛，我为他们鸣不平。”这是尤凤伟在小说自选集《蛇会不会毒死自己》序言里的一句话，读后令人感动不已。　　尤凤伟写过《石门夜话》，与姜文就电影《鬼子来了》的版权问题打过官司，对读者来说已不陌生。但真正在文坛引起影响的，是不久前他的长篇《中国一九五七》的出版。《中国一九五七》是一切经历过反右和未经历过反右的人的良好读物，它可以有效地恢复我们身上那些必须的记忆。　　其实，不仅在写法上，尤凤伟小说探索的内容和思考的角度一直都比较“另类”，从《鬼子来了》、《中国一九五七》再到《衣钵》，他一直在对历史进行事实及内里的剖析，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去年，《衣钵》在《中国作家》刊登后，书中对土地改革的描述曾引起议论。尤凤伟并没有亲历过土改，只见过后来一些惨烈的事:“小小孩子头一次知道人可以用枪打死，感知的是人间的残酷。”而那半个多世纪前的老黄历，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可能已经“很遥远，很隔膜，更不关痛痒”，而且太多的人对此保持沉默。但他仍执着于这些“不好解决”的历史，并一头扎了进去。如今的尤凤伟还陆陆续续在写些土改的作品。为此，他告诫自己:必须真实地再现当时的实际境况，不可偏离史实，更不可胡编乱造，作品的大背景大事件以及重要情节必须“源于生活”，“我当然知道真实不是文学的唯一，所以再三强调真实，是希望自己作品的品质堂堂正正，能像一道光束透进历史的阴影里。”

书籍目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尾声
后记

章节摘录

　　终于得到冯俐的消息。喜乎？悲乎？　　——冯俐的消息姗姗来迟。世上的事有时的确很奇异，人穷了，穷上穷，人富了，富上富。这是比如。我说的是冯俐要么消息全无，要么同时有多种渠道传来。先是早晨郝管教告诉我他已经打听到，劳教农场妇女队有个叫冯俐的大学生。接着是中午吴启都接见了来探视的妻子孩子后急匆匆找到我，告诉我他妻子说曾和K大女学生冯俐同在妇女队。因当时正是出工时候，不能多谈。傍晚收工回营，又碰上来维修水塔的李德志(水塔在夏季遭了一次雷击，当时未见明显破坏，后来开始渗水)，李德志见到我头一句话就是周文祥我告诉你咱校的冯俐在东宫。我冷冷地说知道了。这么说是不想领他的情，我是很生他的气的。距离我的托付已经三四个月了，本来他能早些带给我消息(教养犯人星期天可以请假外出，何况他还是个很有自由度的技术员)。可他没当回事，今天是拾草打兔子当捎带把消息告诉了我。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我终生都不会忘。虽然消息来得确实晚，可毕竟知道了冯俐的下落。我无法形容自己的感情波动，夜里我用被蒙着头，阻隔了狱灯的光线后我流下了泪，我不知道这泪是出自喜还是出自悲。　　　　　　　　书摘1　　员外回到监房就像死人一样，铁门刚在身后关闭就倒在地上呼呼睡过去了。大家把他抬上铺，给他盖上被子。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也没醒过来。打来了早饭，崔老过去把他推醒，他睁开眼左看右看，好半天才弄明白自己呆在什么地方。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那哭声像牛哞，让人听了心里发怵，他边哭边吆：我完了，这遭完了。见状大家什么都明白了：员外没能经受住车轮战术的考验。他是完了，彻底完了。等他平静之后，崔老问他到底参没参与还乡团杀人，他说没有，真的没有。崔老说这就是那村干部的儿子诬陷你。员外摇摇头，说我虽是富农成份，可和村干部无怨无仇，他干嘛要害我?崔老说那就是他看错了人。员外说大概他没看错人，他看见的是我，我有夜游症，夜里常出门在街上溜达，可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崔老说明白了。大家也明白了。将军急急问：员外你对没对审讯员说你有夜游症的事?员外说他记不清楚了，熬到最后只想早早回来睡觉，脑子乱了，什么也记不清楚了。将军又问他最后是否签字画押?其实这话纯属多余，已经熬了三天三夜，不签字画押能放他回来吗?早饭吃得十分沉闷，没一个说话，不用说都在为员外难过，为他担心。果然饭后管理员便来监房宣布让员外收拾东西转狱，这意味着员外在看守所的预审业已完结，案子将转到检察院。员外就这么走了。后来是死是活不得而知。　　真的快要过年了。犯人中确有人在想回家过年的问题，这大抵是那些预审完结又自觉能无罪释放的犯人，这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犯人是不抱这种奢望的。他们的全部心思仍旧放在如何应付审讯以谋求最终得到法院的从轻发落上。特别是不要被判死刑，留下一条命。至于我有没有回家过年的想法呢?当然想。而且还很乐观。同监室的犯人对我的问题也普遍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我毕竟与他们不同，他们曾真刀真枪和共产党交过手，共产党恨他们，不会轻易放过。而我则不同，我不过说了几句让共产党觉得不舒服的话。我也相信这一点。我不仅没和共产党对立还真心拥护，我的所作所为也许在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但主观上是绝对没有恶意的。我想一旦把问题弄清楚了还会让我回K大的，人遇事总愿往好处想，一厢情愿的乐观。但我的乐观想法很快便破灭了。　　这得从那次放风说起。我们24号监房和14号监房一起放风。在院子转圈时我突然发现一张熟面孔，惊讶中，我想起他是K大新闻系的学生，姓史。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在我之前还是之后?在狱中看见熟人心中确是别有一番滋味。我起意利用这次放风和他谈一谈。否则这机会一旦失去以后很难再有。自然这很冒险，狱方明确规定犯人不许在放风时互相交谈，一旦发现将给予严肃处罚。但强烈的愿望使我顾不了许多。我朝站在四周的管理员看看，他们的眼光没盯在我在的地方，我就蹲下身做出系鞋带的动作，用眼光瞟着在我身旁仍继续转圈的犯人队伍，待姓史的同学走来时我站起插进他的身后，虽然我的伎俩没被管理员发现，却紧张得心怦怦乱跳。没待我开口，我听到有人叫了我的名字，声音很轻。我立刻明白是史同学对我的呼叫。竟然他也发现了我。我轻轻叫了他一声老史。他应了一下。由此我二人便心照不宣，一边转圈挪步一边交谈起来。我问他是什么时候进到草庙子胡同的，他说是一月十二日。我问进来后见没见到别的K大师生。他说有一次和13号监房一起放风，见到哲学系的朱为民，但没说上话。我问我走后K大又抓了多少人。他说不太清楚，反正不少。我问抓没抓程冠生，他说抓了，比他早几天。我问程关押在哪里。他说不清楚。接着他又问了我一串问题，我一一回答。也许急于知道的事情太多，待他稍一停顿我又开始询问。我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冯俐的外文系学生。他说认识。他说他还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我问他知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他说自你被逮捕后她成了全校的名人。我心中一惊，问咋?他说她为你被抓的事几次到校党委闹，让他们讲出你关押的地方。学校讲不出她又去了北京市公安局，最后被警察押送回学校。这事在全校引起轰动。我听了紧张万分问她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她被抓了，不知道以后的情况。总算知道冯俐的消息，而且是个坏消息，我心里十分冲动，要不是在院子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会大哭一场。我强忍悲伤，又想到那个能不能回家过年的老问题，此时此刻这个愿望无比的强烈。释放后我将立刻去寻找冯俐，哪怕她关在天涯海角。我问老史当局会不会在短期内将我们释放。老史说千万别有这种幻想，绝无可能。我问为什么。他说右派已被定性为阶级敌人，被抓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这么严重的罪名怎会轻易释放呢?他还说他被抓前接到哥哥从上海复旦大学的来　　信，信中讲他们学校被逮捕的右派许多已被判刑送劳改农场了。上海如此，北京还会两样么?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脑袋像被重重地敲了一锤。这一锤也就敲醒了我的自由美梦。　　这次放风之后我的情绪十分低落，也十分抵触。心想共产党到底是犯了哪门子邪，干嘛非把原本拥护他的人推到悬崖下面去不可?这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联想到自己这些天的苦思冥想，我感到无限的怨恨。我决定不再绞尽脑汁想自己的“罪行”了。既然右派在共产党眼里已经是个又臊又臭的破罐子，那就破罐子破摔好了。这么想我便不在乎自己今后的命运会怎样，我只是担心冯俐。我牵挂着她，这牵挂是刻骨铭心的。当然我还很清楚，这种牵挂仅仅出于我对她的感情，已没有功利的成分，我相信我和她的爱情关系已经结束，我们已失去爱的权力。我别无它求，只求她能平安无事。　　崔老发现了我情绪的变化，注视我的眼光透出关切，这是我能察觉到的。这天晚饭后他把我叫到床铺的一角，问我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对此我又能怎么回答呢?千头万绪，一言难尽呵!崔老见我不语，又问一遍，我便将放风遇史同学和从史同学口中得知的情况说了。我是信任崔老的，尽管崔老对自己的一切缄口不言，但我(也包括其他同监犯人)对他有一种本能的信任。崔老听了脸上倒露出微笑，说我当是天从头顶上塌下来了呢，这些都是意料中的事呵。我诧异地看着崔老。崔老敛住笑容，神情恢复惯常的平淡，他问我想做何打算。我说我不想再苦苦回想自己的事情了，问我，记得多少说多少，反正怎样都没有好结果了。崔老摇摇头，说老周你进来的时间也不算短了，该知道这里不是可以耍脾气使性子的地方。不仅不能耍脾气使性子还须提高警惕，不能有半点闪失。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说崔老为什么……你不用说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为题材的《中国一九五七》，是历时三年写成的，中间也做了一些别的事。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这部作品上。现在出版面世，这码事也就算了了，后面的一切也是“该怎样就怎样”了，似没有多余的话要说。评价一部作品不是作者本人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是今日读者和批评者的事。因为作者、读者与批评者都难免有着各自的现实局限性，更何况还包括着人们通常所说的话语禁忌，言说有碍，难入其里。那么真正能够评价作品的又是什么呢?我想是历史。在若干年之后，当今日的现实变成了历史，那时审视一部作品就有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就如同一尊被拂去尘埃的塑像显现出其本来面目。有言曰当代不修史，也可延伸至当代不鉴文。尽管这说法很悲观，很无奈。让历史认同这是我一直遵循的创作理念。为历史负责，为历史存真。我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尽情坦陈，也就是所谓的童言无忌罢。如果我的言词含有虚假、矫作或夸大其辞的成份，那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思想就这么简单，说出来会贻笑大方。　　说到历史，人们或许会问《中国一九五七》是属于现实题材还是属于历史题材?这就牵扯到这两种题材有什么约定俗成的界定。这一点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分叶，如果现实与历史两种题材也依照这种划分惯例的话，那么将这部《中国一九五七》归于现实是没问题的。然而也不是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著名运动距离今天已将近半个世纪了，似乎已从“现实”遁于历史的烟尘中。另外通常的说法也是将那场运动归为“历史事件”。如此说来将描述那一“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归于历史题材，也没什么不可以。当然说到底这也不是个非得叫真的问题，不管归于何方关键还在于作者的写作态度，在于作品的品性与形态。事实上对于这部《中国一九五七》而言，我既是作为现实题材又是作为历史题材来处理的，我的态度是立足现实，面对历史。　　有人问你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也没有被劳改管教过，怎么却要写一本反右的书并且将全部背景放在监狱和劳改场所里。我清楚问的人并非不晓得小说不等同于自传体文学，小说可以从“非我”处获取素材，可以虚构。这个都懂。我想问这话的人之疑诘肯定不在这里，而是明了对于一个极其特殊的题材而言，非经历写作是相当困难的。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也确实是这样的情况。那场古里古怪连当事人今天想想还仍然发懵的运动以及不置身其中便无从体察的劳改生涯，作为写作题材确实是特殊的。没有亲身经历而进行写作十分困难。需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但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让有亲身经历的人来进行对他们而言并不具特殊性的题材的写作将又会怎样?自然要便当得多。一切(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都在记忆之中，用时可以像从银行提款那般呼之即出招之即来。写作能在这种状态下进行真是福气多多，轻松自在(对写作过程而言)，且容易将作品写得真切感人，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也会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人家本身就当过右派劳改了许多年嘛，写出来的东西还会有假?一开始便有着良好的信誉。但这会不会是事情的全部呢?细想想怕也不是。……

编辑推荐

　　相信从1957年走过来的每一位中国人都会对这个历史纪元有一种彻骨的记忆，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一九五七》这本小说就是一种挖掘的视角。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很喜欢，我已经很久不看小说了，这部小说充满了黑色的幽默，实在是一本难得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