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抵抗

出版时间：2009-5-1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美]爱德华·萨义德，戴维·巴萨米安  页数：140  译者：梁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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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是“记忆”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　　2003年9月25日，萨义德因患白血病去世，本书于当年底出版，是他生前最后数年美国知名媒体人巴萨米安对他的系列访谈录。　　最早的一篇始于1999年2月8日，而最后一篇完成于2003年2月25日。其中经历了“9·11”恐怖袭击事件，正值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多事之秋。　　萨义德与巴萨米安的这一系列访谈，主题包含了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乃至当代的巴勒斯坦音乐与诗歌。通过文化的延续，萨义德说明了大众抵抗对于文化、历史及社会变迁的核心价值。　　《文化与抵抗》是这位“巴勒斯坦之音”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

作者简介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ld，1935-2003），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于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式和美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就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从1963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教授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是享有声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同时也是乐评家、歌剧鉴赏者、钢琴家。他的乐评、文学评论和他的理论著作一样，学识渊博，兼有清晰明快的行文风格。其主要著作包括《东方学》、《巴勒斯坦问题》、《报道伊斯兰》、《文化与帝国主义》以及《流离失所的政治：巴勒斯坦自决的奋斗》等等。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单一国家方案第二章　二○○○抵抗运动：巴勒斯坦人的起义第三章　他们希望的是我闭嘴第四章　恐怖主义的根源第五章　以巴勒斯坦人的观点看以巴冲突第六章　在胜利的集合点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单一国家方案                                                                                                                  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KGNU电台阿拉法特（Yasir Arafat）的健康明显欠佳。他会抖，形容憔悴。你对他的健康状况有所了解吗？上星期我相当凑巧遇到阿拉法特的一个忠实追随者（我们坐同一班机），他告诉我阿拉法特的健康好得不得了，只是有一点点抖，如此而已。但其他人却相信他得了帕金森症，一个住在加沙地带、不久前见过他的医生也是这种看法。不管怎样，过去一年来见过阿拉法特而又跟我谈过话的人都表示，他的灵活性和警觉性都大不如前。所以我怀疑帕金森症之说是真的。尽管如此，他仍然抓住一切不放。大至国家文件小至下属请假单都要经过他签署。任何事情都要先经过他的办公桌。他仍然是个鸡毛蒜皮都管的总经理（micromallager）。他的大部分下属（包括他的部长）都有怨言，却没能力改变什么。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大多数人都忽略的：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地区内最大的一名雇主。除了臃肿的官僚体系以外，他的安全卫队人数高达四万。这是非常没有生产性的经济部门。除此以外，拜他的消费习惯所赐，自治政府对任何下层建设毫无认真的投资。所以，依我所见，巴勒斯坦现在的状况是死水一摊，一天比一天坏，而这主要是归咎于他的统治方法。他关心的只是抓牢权力，确保没有对手挑战他的地位或政治结构发生任何改变。就像约旦的统治者一样，他的权力大部分都是以色列和美国所授予的。　　主流媒体完全知觉不到有什么正在发生着　　你的书从前在阿拉法特统治的地区被禁。现在还这样吗？确实情况很难知道。你可以买得到它们。它们偷偷摸摸在流通。在一个电子邮件、影印和传真大行其道的时代，没有什么是真的禁得了的。一年前我在那里的时候，被一个杂货店老板认出（他也卖书）。他告诉我：“我有卖你的书，但都是放在柜台下面，以防有‘民族权力机构’的人经过看到。”那是在希伯伦市（Hebron）。更讽刺稀奇的是，在我的书被禁的一年后，我收到资讯部长拉布的（Yasir Abed Rabbo）——禁书令就是他签署的——一封信，想征得我的同意，让他们可以在约旦河西岸出版我的书。我当然不同意。　　……

用户评论 (总计48条)

•   这本书纠正了对中东问题及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些错误的看法,萨义德称得上是真正的公知!
•   萨义德的访谈录都比较不错，大部分已经购入，但他的学术书比较难啃。
•   建议想了解萨义德的思想可以先从这本小书入手~ 这恐怕是近年来最出色的访谈录之一吧。
•   还用多说么，这是我的最爱。
  如果你想做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学者砖家。想获得西方认可和尊重，
  就做中国的萨义德吧
•   多后感觉萨义德是一位真正的实践派理论家
•   颠覆了原来对巴以关系与历史背景，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民族性的浅薄认知。对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敌对状态有了新一轮的角度，原来我们知道的那些仅有的历史，都是被包装贩卖的，可悲。谁是那片土地的异族，谁出生在那片土地，谁最先被谁由于什么原因驱逐，是需要基本搞清的问题。
•   这是在是一本非看不可的书，是一个我愿意推荐给所有的朋友的书。本来并没有准备写一些什么。只是看到还没有人写评论而感到惊讶，才来先写上两笔的。我们中国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识始终是模模糊糊的，虽然我国政府一直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但是巴勒斯坦到底怎么了是不清楚的。昨天的新闻听到本拉登认领元旦的炸饥未遂案，一条报道讲本拉登此举是为了强调他对基地的统治地位，一条报道则说炸机的目的是对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不义的报复，前者是为了贬，后者才是说出了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的。的确的巴勒斯坦问题是恐怖主义的一个源头。所以如果你真正想了解巴勒斯坦问题，你应该看看这本书。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想要把这本书扫描后发给我的所以的朋友们的。
•   从另一角度看待文化问题
•   世纪初的又一全球民族分裂浪潮再起。中东再次站在风口浪尖，萨大师有知，不知该对美国有何评。
•   春节期间，好好读读；其实，12、13年前买的三联版《东方学》，到现在没有读完；一种正义的情结，一种骨子里的东西，值得品味。
•   他和好友乔姆斯基为我们呈现不一样的世界。
•   好书就好在可以去了解些什么——即使它也有片面的东西，也充满了偏执的情绪。
•   致敬之作。
•   看后才知
•   大家的著作！
•   说得很好~~
•   还没看 但是书质量很好
•   萨义德的东方学看的很吃力，这本是访谈，主要谈巴勒斯坦和以色利的问题，解开了很多迷雾
•   口语的萨义德依然展露着智慧的话语，冷静的口吻隐藏不了炽热的真心。书的左上角被压坏了，快递工作真的很用心也很用力。
•   文化与抵抗，这事一个融入与反融入的问题，有人就有这样的问题啊
•   书内容很好，不过校对还需要仔细，里面有个别的错别字。
•   看大江健三郎的《读书人》里面推荐的，不过现在没有时间看
•   很好的一部访谈录，支持受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
•   不是最好的一本访谈录，但集中反映了萨伊德的政治思想和他的学术特点，喜欢萨义德的读者必看的一本书。
•   文化与抵抗
•   文化大师
•   买来装逼的
•   文化需要抵抗吗
•   　　“凡是政治认同受到威胁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种抵抗灭绝和被抹拭的方法。文化是‘记忆’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它具有分析的力量，可以超越陈腔滥调，可以戳破官方赤裸裸的谎言，可以质疑权威，可以寻找替代方案。这些全都是文化抵抗军火库的一部分。”这是萨义德在看到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后对文化寄托的厚重希望。我读完这本书，一方面对巴勒斯坦人沉重的苦难感到震惊和深深同情，一方面也为萨义德在为巴勒斯坦人发出声音上做出的努力而感动。
  　　以前对巴以冲突的了解，仅仅只是一点皮毛，我以为巴以冲突就和世界上许多邻国之争一样是为了土地和资源，我的潜意识中并不认为哪一个国家完全处于弱势地位，而以前阅读到的报纸对阿拉法特的赞誉则是“一手拿枪一手拿橄榄枝”，我没有看到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也没有看到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政府的腐败。读了这本书，我的心灵被极大震撼了，而许多认知也在作者的描述和剖析中清晰、宏观、立体起来。我从来不知道巴勒斯坦这个民族在现代会遭受这么大的苦难，也从来不知道媒体的不平衡报道对受众认知的影响力那么大（最开始看到巴以冲突，是初一时看我家订阅的《楚天都市报》）。《文化与抵抗》是美国知名媒体人巴萨米安对与萨义德的访谈进行整理后出版，访谈中，萨义德对巴以冲突、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乃至当代的巴勒斯坦音乐与诗歌进行了阐述和评论。
  　　萨义德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家庭，国籍是美国。萨义德虽然不是穆斯林，但始终坚持主张巴勒斯坦建国。他怀着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强权政策的满腔悲愤和对巴勒斯坦人的深深同情，致力于讲述这样一段“丧失与剥夺”的历史，让人们更加了解巴勒斯坦人的艰难处境。我对中东历史和政治了解并不多，也不敢完全偏信作者所写的内容，暂且不去考据书的内容，这本书让我思索了很多，同时也让我对中东的历史政治产生了兴趣，今后再对它仔细阅读研究。
  　　巴勒斯坦的人口构成以阿拉伯人为主，大多数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人便进入了苦难的岁月：1948年以色列驱赶了80万的阿拉伯人，使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成为了无国之人和驱逐之人。看了他们的遭遇真的很心酸：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实行屯垦制度，随意修建铁路和公路，抢占了他们78%的土地，如今的巴勒斯坦人为之奋斗的仅仅是那22%的土地，而且在这部分土地中，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还有一部分也被以色列抢占。巴勒斯坦人如今还没建国，而耶路撒冷作为穆斯林的圣地也被以色列人抢占，并对外宣称是以色列的首都。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被管制、被监禁，被剥夺了居住权、工作权和基本生活设施的使用权，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不对巴勒斯坦人开放，水、电等公共资源被以色列切断。巴勒斯坦没有先进的武器来抵抗以色列的压迫，只能靠年轻人投掷的石头表达极端的愤怒，却还常常遭到以色列用来自美国赞助的先进武器（书中称，以色列是全世界在军事上受到美国赞助最多的国家）的镇压。巴勒斯坦的法律规定不能乱杀犹太小孩，以色列这个暴力政权却常常将枪口炮口对准巴勒斯坦的平民，像屠狗一样随意射杀平民，巴勒斯坦人毫无还手之力。
  　　这些描述都让人十分痛心。还有一点让人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的是，巴勒斯坦人无国家、无组织，只能到处流浪，可他们表达苦难的权利也被剥夺，他们的历史被人为的掩埋，沙龙去阿克萨清真寺对伊斯兰教的圣地进行挑衅和羞辱，向全世界向巴勒斯坦人彰显：哪怕是一个恶名昭彰的战犯，只要他是以色列人，一样有权出现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之一。以色列人可以无视穆斯林怎么想，怎么感受，他们认为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可以随意侵犯。萨义德说，巴勒斯坦就像被人扼住了喉咙，只能一点点窒息而死，这就达到了以色列种族大清洗的目的。这种从精神上、宗教意识上践踏别的民族的做法十分残忍，因为宗教精神是凝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重要动力。
  　　萨义德并不是反犹主义，他只是认为公民权的标准不应该以种族为依归，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民族就受到不公正的“他者”的迫害。他渴望巴以双方能建立一个双民族国家，因为巴以两国的历史、土地和人民都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的，只有放下民族成见，进行和平沟通，才能避免更多的流血和牺牲。但我感觉这方法并不十分可行，因为以色列的当权者喜爱杀戮和占领，加上美国在其后挑唆和支持。在这个国家，祈求强权能同情弱者，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以色列也会自食其果，如今国际社会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做法感到十分不认同，尤其在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周围已积攒了极大的怒气，这不仅是源自于它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还有周围人民对集权和暴力的痛恨和仇视，萨义德也说道，以色列如今采取的是一种自杀式的政策。
  　　同萨义德一样，我也对巴勒斯坦的未来充满了担忧。萨义德说到一点，我感觉十分痛苦：巴勒斯坦是一个没有政治前景的国家。一个国家没有政治前景，那么它的人民呢？自然也是没有未来和希望的，人民生活在痛苦和绝望之中，那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然而我们仍要奋斗，萨义德把希望放在了文化和民间团体身上。
  　　萨义德说，苦难是不能量化的，很难说它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因为苦难会在人们的意识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我联想到我们民族曾经受过的苦难。在《重说中国近代史》这本书中，作者说中国人对待近代史有三种心态，一是怨妇、二是泼妇、三是情妇。其中，怨妇心态就是一直重复说自己受到的苦难却不作为，这是很无意义的。我觉得重复讲述是有必要的，历史需要被铭记，因为它凝聚的是民族意识和精神，它的力量无形却很强大。对巴勒斯坦人而言，他们是无国家，无组织的人，历史和思想很难系统、组织的表达和传承，因此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不断的讲述，以免今后消亡，特别是在以色列想要驱逐和消灭巴勒斯坦的情况下。萨义德发出了焦急的呼喊：“让我惊讶的是巴勒斯坦人的故事总是讲不完，是它竟然会经历那么多的转折。事实上，那不是一个有组织性的故事，因为我们乃是一群无国之民和放逐之人。所以，我们必须以尽可能多的方式把这故事讲出去，尽可能持续地讲，并以尽可能有说服力的方式去讲它。理由无他，只因为它是个随时都有可能消失的故事，而这是我们一直害怕的。”
  　　萨义德呼吁民间知识分子，如学术团体、作家团体、艺术团体、知识分子团体、反帝国主义团体和反歧视团体等多交流，多学习以色列的文化语言，不要被西方世界最浅显的东西迷惑，要专注于真正有用的历史政治知识，作者呼吁知识分子要多读、多看、多问、多接触，避免那种“怨妇心态”，培养自己的公民意识，自己挣脱手铐而不是无所作为，这样才能与之平起平坐。他提出的“自己正在消融、能力软弱和知识静止的现阶段——我们对世界的其他地方不感兴趣”这是很危险的。
  　　这本书我感受很深的是媒体强大的力量，巴勒斯坦人受到的迫害不能被报道出去，反而他们的形象被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妖魔化，将之与恐怖分子等同起来。而作为杀戮者的以色列却被媒体描绘为无辜悲惨的受害者。美国的媒体向来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却在巴以问题上采取不平衡、不公允的报道，不管是电视、报纸、广播，都对以色列进行大力的支持，另外在美国，即使是一个小官员要选举成功，必须公开宣称支持以色列，承诺永远不指责沙龙。以色列这方则雇佣了专门的公关公司去宣传造势，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在我看来，媒体与政治有时候联系十分紧密，不能抛开政治看待媒体的态度，虽然美国新闻界一直倡导社会责任论和新闻专业主义，可媒体的不公正、不平衡报道在对巴以冲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治因素。在对巴以冲突的报道中很少有新闻显示巴勒斯坦人如今狭小居住地的地图，或对杀戮巴勒斯坦人事件的真实还原。由此，人们很难从媒体中获得对巴勒斯坦真实情况的了解。从媒体的性质看，它是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的，但是相对平衡的报道是应该做到的，这种完全偏袒一方的报道方式是应该受到指责的。
  　　这样也可以看出巴勒斯坦在国际社会上是没有话语权的，它对以色列、对美国不了解，没有应对的文化政策，不能与他们进行对话，这种有苦难言的感受想必是十分痛苦的。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了它在外交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它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巴勒斯坦首先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更不要谈外交的政策了，他们的声音很难有组织性的发出。同时，对一个国家而言，对外传播很重要，塑造国家形象也很重要，不过这些都是基于国家实力之上的。
  　　对我们个人而言，也能从中得出一些借鉴，萨义德十分注重人的个体意识，他认为“理解如果无法首先发生在个体的层次，就不可能发生在集体的层次。在我们的时代，个体意识被大量组织和包装过的资讯轰炸——甚至于窒息。这种轰炸的主要目的，乃在于形成一种不加质疑的接受态度、一种集体的被动性。”在这个时代，我们个人不能固守在原地，接受这个外界的资讯，而要具备“筛选、判断、批判、鉴别，选择”等权利。
  　　《文化与抵抗》这本书被认为是萨义德这位“巴勒斯坦之音”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2003年萨义德患白血病去世。这本书讲述了太多鲜活的故事，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到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处境，了解到美以的霸权，了解到媒体的是非颠倒，了解到中东局势的复杂动荡和政府的腐败，了解到知识分子被赋予的神圣使命，了解到文化和历史的重要性，也了解到一个国家要强大才能保护它的人民也才能拥有国际上的话语权。
  　　
•   　　书的标题是《文化与抵抗》，却主要是说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做为一名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和美国著名的异见者，萨义德向他的受众们介绍了巴以问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出路。同时，他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政策提出批评。萨义德还向我们介绍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在美国社会的讨论现状，以及美国人民对此的所知状况。
•   　　读的东西愈多,思索他的话愈多,你愈会发现他走在时代的前头,是颗不平凡的心灵>
  　　凡是政治认同受到威胁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种抵抗灭绝和被抹拭的方法。文化是‘记忆’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而且不仅如此，“ 文化论述还有另一个面向：它具有分析的力量，可以超越陈腔滥调，可以戳破官方赤裸裸的谎言，可以质疑权威，可以寻找替代方案。这些全都是文化抵抗的军火库的一部分 ” 。
  　　世俗化
  　　知识分子缺乏公民观念
  　　一个人想要改变现状,唯一的方法是起而行,多读,多问,多接触,摆脱囚笼的枷锁
  　　要求以色列在知性上和道德上正视他们自己历史的真相是非常重要的.
  　　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都是以色列公民. 以色列的原罪就是在一九是吧年摧毁巴勒斯坦。
  　　《 In search of palestine》》z寻找巴勒斯坦
  　　只要把年轻人动员起来，只要能唤起人们的批判意识，那移转潮流就是可能的。
  　　真正的政治愿景只能以和平共共存和互相合作作为思考前提。
  　　世代的连续性是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
  　　什么东西容许报道，什么东西不容许，媒体是有内建规则的
  　　在帝国主义眼里，恐怖主义代表的是一切对“我们”想要做的是的妨碍
  　　恐怖主义 全球化 反对剥削，高失业率，吞噬自然资源的运动一律被称为恐怖主义
  　　在我看来，任何带权威口吻或者话说得斩钉截铁的印刷品，批判性的心灵都有责任去质疑
  　　评判性地阅读
  　　写作是一种选择的行为，其中涉及一系列的选择，由作业与社会互动而形成的
  　　知识与阅读都永无止境，他们需要无休止地探问，发现与挑战
  　　个体意识的价值就是人类成就的根部。理解如果无法发生咋个体的层次，就不可能发生在集体的层次。在我们的时代，个体意识被大量组织和包装过度的资讯轰炸——甚至窒息。这种轰炸的主要目的，乃在于形成一种不加质疑的接受态度，一种集体的被动性。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接受到影像的轰炸，它们是要求我们顺服，最后掏钱去购买它们宣传的东西——不管那是新闻还是商品还是旅游。
  　　一切被包装过，用来销售。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而全球化则把这种经济体系硬塞给世界，留给个人的挑战和质疑的
  　　一切被包装过，用来销售。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而全球化则把这种经济体系硬塞给世界，留给个人的挑战和质疑的空间少之又少。很多情况下，大型组织——不管是政府或企业——的政策都是近乎于盲目，只求利润而不顾责任，导致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大规模的基因破坏。在这样的脉络下，知识分子的责任只能是反对，我认为那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角色。我不是说他们应该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不是我赞成的。我所谓的站在对立面是指通过筛选，判断，批判，鉴别，让选择权可以回到个人手中。一个共同体是不能以商品利益和商业利益挂帅的。这是非常难达到的目标，但我认为不是不可达到的。
  　　美国原则： 民主 自决 言论自由 集体自由 信守国际法
  　　西方的文化政策 参与讨论
  　　理解不等于宽恕
  　　每个帝国都会做两件事：一是说自己跟以前的帝国都不同，一是不会用“摧毁：之类的字眼说话，而是反过来 。换言之，它会说它的目的是要把文明与启蒙，和平与进步带给其他人。虽然帝国的辩护士都不会明说，但在他们心里，被征服者都是次等人。所以，征服他们只是把美好的事物带给他们。康德拉的时代是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阿马德《笔与剑》: 巴勒斯坦人的一大不幸是其所受压迫来自一个罕有的敌人，一个本身也经历过长期和深重迫害的民族。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想：离散世界各地的所有犹太人都会到锡安Zion去。
  　　文化对权力是有威胁性的
  　　达维系，他是如饥似渴的读者，虽然跟巴解组织的渊源悠久，但却是个喜欢隐循的人，很少从事公职，他的品位与视野都相当世界主义
  　　语言可以被操纵，用来制造误导
  　　记忆是一种保存身份认同感的有力集体工具，他不只可以通过官方论述和书本来保存，也可以通过非正式的记忆来保存。那是抵抗历史被擦试的一座要塞，是抵抗的一种方法
  　　知识分子的一个任务就是通过说故事，图解般说出苦难的性质。提醒每个人，我们正在谈的是人。我们谈的并不是抽象的东西
  　　胜利的集合点（ the rendezvous of victory )也就是一个追求自由，启蒙与解放的人汇聚之所在
  　　人们的分析力被麻痹和迟钝化了，其结果就是，你会马上就接受容易懂的东西，你忘了一切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我努力生活在差异中。 《格格不入 out of place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一贯，单一的人，我是由许多不同的东西组成的。我也没有企图在他们之间取得平衡，我不认为自己有需要补缀一切的差异，我努力生活在差异之中。
  　　《知识分子论》 特立独行，不畏惧强权，面对权势说真话，耿直、雄辩、极其勇敢，会直截了当公开批评和责难，追求自由、和平和正义
•   　　P89页，刘易斯（Anthony Lewis) 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看过他那本《批评官员的尺度》，因为萨同时也在骂纽约时报，所以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一个人，然后就去百度了下这个事情。可是呢，百度的结果是这个所谓的东方学的专家叫做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这是谁出了问题呢？
•   　　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最为人类重视的是文化的本土意义和繁衍意义。作为不同国家，都有权将这两道界限拉得很长，旨在让更多的文明在此汇集在此交流。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值初中，那是一个对文化毫无认知感的年代，毫无冲动感的年代，所谓认知，是对它最原始的解释，所谓冲动，是对它之后的蔓延表现的无动于衷。我想，即便是再活20年，可能也不会对此有完全意义上的认知与冲动，何况生在和平年代下，文化的主题本是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是属于精神的，是属于整个社会大家，个人的“抵抗”不能实现文化的战争与冲突，除非文化逾越了政治，诉诸武力，在文化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所有的意义都变为零。
•   　　读着读着，忽然想到，这个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悲痛
  　　
  　　看到他说：让我惊讶的是巴勒斯坦人的故事总是讲不完，是它竟然会经历那么多的转折。事实上，那不是一个有组织性的故事，因为我们乃是一群无国之民和放逐之人。所以，我们必须以尽可能多的方式把这故事讲出去，尽可能持续地讲，并以尽可能有说服力的方式去讲它。
  　　
  　　理由无他，只因为它是个随时都有可能消失的故事，而这是我们一直害怕的。
  　　
  　　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知识分子的一个任务就是透过说故事，图解般说出这起苦难的性质，提醒每一个人，我们正在谈的是人。我们谈的并不是抽象的东西。
  　　
  　　萨义德的这种急迫与害怕，让他所做的，带有某种弥足珍贵的紧张感，竭力在流失中要抓住什么，不是抽象的青春，时间，无病呻吟，而是，真实的生命，如此卑微。
  　　
  　　他说，我必须说，我享受生命。我爱我周遭的人。我爱教学。从跟我互动的学生身上，我吸取到巨大的能量——但因为我已经缩减了教学工作，所以这方面的能量也减少了。然而，能够身为学术界的一员，能够身为追求解放与体谅的政治积极团体的一员，那种感觉还是让人很振奋。
  　　事实上，我想不出来有什么事情比我做过的那些是我更喜欢做的。
  　　
  　　寥寥几句，已经能看见一颗跳动着的、浑厚的、热烈的知识分子的心。
  　　
  　　这次访谈过后，2003年9月25日，萨义德因患白血病去世，此访谈录于当年底出版。
  　　
  　　一不小心，这样的一些话，就成了生命的绝响。
  　　一个值得敬佩的灵魂。
•   　　Remembering the Hebron Massacre
  　　Until 1929, Jews had lived in the city for three millennia.Article
  　　By JEROLD S. AUERBACH
  　　No theme is more deeply embedded in Jewish history than exile and return. The biblical exodus from Egypt to the promised land, the return from Babylonian exile, and, most recent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all affirmed the enduring determina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land.
  　　
  　　Yet another wrenching exile and return, now rarely remembered, occurred 80 years ago this week. On Aug. 23-24, 1929,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Hebron was exiled following a horrific pogrom. The tragedy is known as Tarpat, an acronym for its date in the Hebrew calendar.
  　　
  　　Until 1929, Jews had lived in Hebron for three millennia. There, according to Jewish tradition, Abraham purchased the cave of Machpelah to bury Sarah. It was the first parcel of land owned by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ir promised land. Ever since, religious Jews revered Hebron as the burial site of their matriarchs and patriarchs. Conquered, massacred and expelled over the centuries, Jews always returned to this sacred place.
  　　
  　　After 1267, under Muslim rule, no Jews were permitted to pray inside the magnificent enclosure, built by King Herod in the 1st century, that still surrounds the burial caves. But following the expulsion of Jews from Spain at the end of the 15th century, a small group of religious Jews rebuilt a community of study and prayer in Hebron.
  　　
  　　In August 1929, that community was suddenly and brutally attacked. Incited by the Grand Mufti of Jerusalem—who claimed that Jews were endangering Muslim holy sites on the Temple Mount in Jerusalem—Arab rioters swept through Palestine. In Hebron, the carnage was horrendous.
  　　
  　　It began on Friday afternoon when Arabs attacked Jews with clubs and murdered a yeshiva student. The next morning, joined by local villagers, Arabs swarmed through Hebron screaming "Kill the Jews." They broke into the home of Eliezer Dan Slonim, where many Jews had gathered for safety. There they wielded knives and axes to murder 22 innocents. In the Anglo-Palestine Bank, where 23 corpses were discovered, blood covered the tile floor. That day, three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five were murdered. Teenage girls, their mothers and grandmothers were raped and killed. Rabbis and their students were castrated before they were slain. A surviving yeshiva student recounted that he "had seen greater horrors than Dante in hell."
  　　
  　　When the slaughter finally subsided, 67 Jews had been murdered. Three days later, British soldiers evacuated 484 survivors, including 153 children, to Jerusalem. The butchery in Hebron, Zionist and religious officials alleged, was "without equal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sinc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 Sir Walter Shaw, chairman of an exhaustive British royal investigation, concluded that "unspeakable atrocities" had occurred.
  　　
  　　Tarpat extinguished the most ancient Jewish community in Palestine. With synagogues destroyed, Jewish property converted into storerooms and barns for livestock, and the ancient cemetery desecrated, few signs remained that there had ever been a Jewish presence in Hebron.
  　　
  　　But nearly 40 years later, after the Six-Day War of 1967, a small group of religious Zionists returned to Hebron to rebuild the destroyed community. "What was in the past in Hebron," declared their matriarch Miriam Levinger, "is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Always!" So it would be.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Hebron—some 700 people—recently celebrated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ir return. This month they commemorate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arpat. All the other ancient peoples mentioned in the Bible have vanished. But Jews, a community of memory, still live in Hebron.
  　　
  　　Hebron Jews are relentlessly vilified as fanatics who illegally occupy someone else's land. As religious Zionists, they are the militant Jewish settlers whom legions of Jewish and non-Jewish critics love to hate. It is seldom noticed that their most serious transgression—settlement in the biblical land of Israel—is the definition of Zionism: the return of Jews to their historic homeland.
  　　
  　　Mr. Auerbach,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Wellesley College, is the author of "Hebron Jews: Memory and Conflict in the Land of Israel," published in July by Roman & Littlefield.
  　　
  　　
•   　　尽管我依然敬佩萨义德的道德勇气，但已不再那么虔诚。
  　　也许有朝一日，地球上的风会销蚀一切，我们曾经努力过的，我们爱过的和我们所憎恨的，连同地球上的一切。
  　　我只能寄望于未来，因为人心就像沙漠里的一片羽毛。
  　　我太绝望了，所以不相信人类能被救赎。
•   　　2009年2月，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荣获第二十四届耶路撒冷文学奖。在他前往领奖之时，以色列刚刚攻击了加沙地区和巴勒斯坦，又有大量无辜平民死于战火。因此之故，有人劝阻村上春树不要前往耶路撒冷领取这样的文学奖。村上春树非但没有听从劝阻，毅然前往，而且在耶路撒冷发表了名为《永远在蛋这一边》的受奖演说。在演说中他表明了自己作为作家的立场，那就是“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以此谴责了那些无休止发动战争伤及无辜者的国家和暴力组织。这是用文化抵抗战争和政治的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例证，也是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在关于他的访谈录《文化与抵抗》中一再强调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
  　　
  　　之所以用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上的演说词引出萨义德，并非我心血来潮一时兴起，而是由于萨义德与耶路撒冷、以色列以及巴基斯坦之间的复杂历史渊源所致。事实上，耶路撒冷正是萨义德的出生地，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的几年里，萨义德才远赴美国读书。他后半生基本都在美国的大学任教，不但成为了美国公认的著述等身的学者，还是一位深具批判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一度成为了巴勒斯坦乃至中东地区在西方的代言人。《文化与抵抗》一书同样涉及到了他之前著述中多次谈论到现实和政治话题，关于巴以冲突，关于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无知和偏见，关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行径等等。但这本小书同样有其独特性的一面，它不仅仅是萨义德于2003年去世之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访谈录，深具纪念意义，而且在内容上更是提供萨义德对“9·11”恐怖袭击以及期后的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如何应对的看法和建议。虽然书名为《文化与抵抗》，但访谈内容涉及到了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还有文学、诗歌和音乐等，如此包罗甚广的议题，无意中造成了文化抵抗政治的主题的隐秘意味，反而使其彰显成为了这本书的整体背景。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萨义德明确提到了“文化与抵抗”，只是在2003年2月25日亦即他最后一次的访谈中。当访谈者提出文化在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萨义德说：“凡是政治认同受到威胁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种抵抗灭绝和被抹拭的方法。文化是‘记忆’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而且不仅如此，“文化论述还有另一个面向：它具有分析的力量，可以超越陈腔滥调，可以戳破官方赤裸裸的谎言，可以质疑权威，可以寻找替代方案。这些全都是文化抵抗的军火库的一部分”。萨义德之所以如此强调文化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的积极作用，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意识到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世界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和偏见，而且这种误读和偏见很多时候都是有意为之。对于这点，萨义德在那本与《文化与反抗》同时翻译出版的《报道伊斯兰》一书中有着更为明晰和令人信服的分析陈述。在他看来，以色列的建国是建立在对巴勒斯坦人无耻的驱逐和屠杀之上。犹太人曾经在二战中遭受到的大屠杀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因此当他们在战后大迁移到中东地区，并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的时候，西方世界因其对犹太人沉重的道德负疚感而宁愿选择对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屠杀和苦难视而不见。这正是让萨义德感到愤怒和悲哀的地方，因为他们成为了“受害者的受害者”。“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大不幸是其所受压迫来自一个罕有的敌人：一个本身也经历过长期和深重迫害的民族”。对于这样两个都是灾难深重的民族之间的战争，该如何作出选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无疑已经表明了立场，尤其是美国又有自己的利益驱使，一次次支持以色列。而萨义德这个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选择了另一边。当然，这种选择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更主要的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考量：在面对强权和弱势的时候，在一堵高墙和一只蛋之间，他会永远选择站在蛋一边。
  　　
  　　除了大量涉及巴勒斯坦问题叙事，在这本书中，还有一篇是2001年9月24日即“9·11”恐怖袭击之后对萨义德的访谈。“9·11”事件的发生无疑让他感到十分震惊，萨义德很愤怒地谴责说那是一种“无可宽恕的行为”。但同时美国全体上下众口一词膨胀的公众情绪要求发动战争的行为也让他感到十分担忧。他认为美国这种妖魔化本·拉登的效果会适得其反，只会让他变成神话一般的人物，反而会更有资格制造更大的灾难。应该把本·拉登视之为“一个对无辜平民犯了滔天暴力罪行的罪犯，并以相应的方式惩罚之。不要把他周遭的世界和我们周遭的世界一起扯下水”。这当然不是萨义德对恐怖主义的辩解，因为他一直强调说，“理解并不等于宽恕”。但是他所更为痛心的是美国为何直到此时还无丝毫醒悟，不去学会正确地认知和历史地理解一件事情，不去了解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和真相？
  　　
  　　2001年，同样是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这次发表演说的是苏珊·桑塔格，她说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她还认为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并尽快而不是推迟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那里不会有和平。我相信桑塔格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接近了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提到的那些人物：特立独行，不畏惧强权，面对权势说真话，耿直、雄辩、极其勇敢，会直截了当公开批评和责难，追求自由、和平和正义。我相信这个时刻，桑塔格、村上春树和萨义德，他们都选择站在了蛋一边，他们是精神上的同类。
  　　
  　　思郁
  　　
  　　2009-6-3书
  　　
  　　
  　　
  　　（注：文中引用了村上春树的演说词，采用了btr先生的译文，在此致谢）
  　　
  　　
  　　
  　　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美】爱德华·萨义德 戴维·巴萨米安著，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定价：20.00元
  　　
•   What was in the past in Hebron is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Always 这条仇恨的锁链真的是可以被斩断的吗
•   我怀疑，，前阵子看了一个讲伊斯兰激进分子（human bomb）的纪录片，中东的问题，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宗教信仰是那边大多数人生活的全部
•   同样绝望。
•   covering islam刚刚出版了，上海译文。
•   恩，报道伊斯兰已收：）
•   村上春树~~我的逝去的梦
•   想去看这本书
•   对于伊斯兰、犹太人的历史，总是让我想起千疮百孔这个词，可是他们又无以自知，因为流离失所而人心焕散，被利用被误解……什么时候团结一致，多做一些对人类对世界真正有意义的事……
•   很多人在犹太人的问题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宗教什么是政治了，再加上信仰问题，天，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   有收获。有所悟。
•   村上春树话太傻，不看语境就是一个只要立场不管对错的土鳖姿势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