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学史

出版时间：2006-8-1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作者：胡适  页数：192  字数：150000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古代中国逻辑方法发展的著作，是胡适于1915年至1917住纽约时所写。作者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解决了诸如原始资料的选择、原文的校勘、训释等问题。哲学体系的解释、建立或重建，使作者领会到了西方哲学在帮助其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得到了国内学者的赞许。 　　“大家经典书系”之一，为胡适论述的先秦名学史。主要内容包括：逻辑与哲学、孔子的逻辑、墨翟及其学派的逻辑、应用主义的方法、惠施和公孙龙、进化和逻辑等。

作者简介

胡适著述甚丰，在诸多学术领域里多有开创性的贡献。

书籍目录

前言导论　逻辑与哲学第一编　历史背景第二编　孔子的逻辑　传略　第一章　孔子的问题　第二章　《易经》　第三章　象或者“意象”　第四章　辞或者判断　第五章　正名与正辞第三编　墨翟及其学派的逻辑　第一卷　导言　第二卷　墨翟的逻辑　　第一章　应用主义的方法　　第二章　三表法（论证的三表）　第三卷　别墨的逻辑　　第一章　《墨辩》　　第二章　知识　　第三章　故、法和演绎法　　第四章　归纳法　　第五章　惠施和公孙龙　　第六章　惠施和公孙龙（结论）第四编　进化和逻辑　第一章　自然进化论　第二章　庄子的逻辑　第三章　荀子　第四章　荀子（续）　第五章　法治逻辑结束语

章节摘录

书摘墨翟也许是在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但一直到二十世纪还没有人为他写过传。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①中，对墨子只有二十四个字的模糊记载。孙诒让在他的《墨子》的一九。七年版本中，根据当代证言、文献记载及在《墨子》中找到的内在证据，写了《墨子传略》②。孙先生认为，墨子大概生于定王统治时期(或者贞定王时，公元前四六八一前四四一年)，死于安王末年(公元前四。一一前三七六年)。孙先生认为墨翟很可能是死于公元前三八一年以后，因为在《墨子》第一篇中提到著名的吴起将军死于那一年。    这些日期看来是有问题的。首先，孙先生据以建立其理论的第一、二十七和四十一篇很可能是后来编辑的或者包含了明显的窜改。此外，在《吕氏春秋》(第十九篇第三章)也提到吴起将军之死，其中有一件事与孙先生的理论直接相矛盾。在那里我们得知吴起死的那一年，墨家首领或“巨子”③孟胜和他的弟子共一八五人死于他受任防守的城中。孟胜死前派遣两个弟子到另一墨者田襄子那里，并任命田襄子为墨家“巨子”。由此推论，在公元前三八一年以前，墨家学派已经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公认的团体，而且“传授承宗”(apostolic succesion)的制度已在流行。所有这些，在这个学派的缔造者的生存期间是完成不了的。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墨翟在公元前三八一年之前很久就已经死了。    此外，我们从《檀弓》①知道著名的匠师公输般曾参加季康子母亲的葬礼，公输般曾与墨翟相会就是足够的证明。我们知道，季康子是死在公元前四六八年，他的父亲是死于公元前四九二年②。而他母亲很可能是死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大概是在公元前四八。年。这就意味着：公输般是具有相当的年龄才能应用他的新技巧于季康子母亲的墓地，因而他最少是在二十年前出世了，也就是公元前五oo年左右。他的同代人墨翟很可能也出生在这个时候。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墨翟大概是活在公元前五oo一前四二。年这段时期里。他是鲁国人，也就是孔子的同国人，因而他与孔子学派是有接触的。孔子死后，孔子学派散布于七国。据一些资料记载，他确曾受业于孔子学派。    后来，墨翟不满于儒家热衷于把传统的习俗、礼仪和道德规范编制成一套规定各种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的行为举动的各方面的繁文褥节。他具有高度宗教气质，厌恶早期儒家崇敬祖先的古旧制度，并且对殡仪、葬礼追求奢侈浪费，但他们多半是无神论者和至多是不可知论者③。他也不能接受儒家的宿命论，这种理论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④。他尤其反对孔派的装腔作势，不考虑信念、理论和制度的实际后果⑤。    因此，他建立一个新学派，这是中国古代唯一的以创始人命名的学派，即“墨家”。因为在中国语言里，即使孔子学派也没有被称为“孔子学派”，而称为“儒”。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墨家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又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些我们在下面几章将要讨论)。    然而，墨翟不仅是一个哲学家，也是宗教的创始人。的确，可以说他是唯一真正创立了一个宗教的中国人。因为道教决不是由老子创立的，儒家，作为一种宗教，也不是孔子建立的，但是墨家曾经是一个活跃的、信徒多的宗教。作为一个宗教，墨家教义否定宿命论，并认为个人的得救有赖于自己尽力行善。它相信灵魂和鬼的存在，它们对于人有赏贤而罚暴的智慧和力量。它以天志为基本信条，这就是“兼爱”。这种利人主义教义是对孔子厚亲而薄疏的爱的原则的否定。    墨家的最显著特色是禁欲主义，它的信徒过着简朴的生活，服粗衣，勤劳动，自制，非乐，节葬，僈哀。    作为以“兼爱”学说为基础的一种宗教，墨家谴责战争(非攻)。在许多资料中提到的下列故事充分地刻画了墨家的精神和墨家创始人的性格。楚国的国匠公输般刚刚发明了一种攻城用的云梯，楚王准备进攻宋国。墨翟听到后，他从本国徒步走了十日十夜，赶到楚国的都城，脸晒黑了，光着脚。他设法见到那位国匠并说服了他，使他认识到他的事业是不义的。之后，他又见到楚王，指出为了试验发明新的攻城器械而进行的侵略战争既不义，又不利，因而说服了楚王。那国匠对他说：“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墨翟回答说：“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    P72-74

用户评论 (总计22条)

•   这本书是胡适之先生的大作，而且对中国古文逻辑的理解很有帮助
•   因为学习符号学的时候，说到名学与符号学有很大关系，所以想买来了解一下，又，它是胡适作品，所以就买了。
•   胡适先生早期著作，值得一看
•   有责任的人写的有责任的书
•   超值。。。。
•   总有新发现
•   观点独特，条理清晰
•   如题，物有所值
•   名学，是古代科学之灵
•   还没有看。不过胡适出品，自不必说。
  书有破损之处。纸质不错，手感也好。
•   名人写名作，不过好像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容易懂
•   看了一下，需呀学术水平较高的人才能看懂
•   难以置信这是n年前的作品，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熠熠光辉。虽然有些哲学问题处理简单化，但方法论方面的先进性放到今天仍然是领先的。
•   　　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逻辑是认识世界的基本工具，而这本书可以作为系统认识逻辑的基本工具，当然它的作用远不止此。胡适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和逻辑有关的内容作了非常详尽的阐述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在于他精彩的层层深入，使人清晰的看到逻辑不仅是用来发现各种事物间最本质的因果关系的（简单的说就是解决问题发展生产力），可能更重要在于它对于人类思想起到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只有以这些思想为根本构筑起来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这样一个规律。胡适对于诸子百家的论述是理性和力图全面的，考据和求证的严谨程度令人折服。这和现在动不动标榜自己长期从事跨学科研究其实三脚猫的学者的作品有着天差地别的距离。
  　　
  　　感觉喜欢研究哲学的，这本书肯定是很好的基石，大大减少自己一头扎进去迷失方向的危险。而且它本身已经高度精炼的涵盖了很多哲学思想。因此对于不同的读者能够做到要一奉十。只是大量被引用的诸子百家的原文，读来有些艰深晦涩。举个简单的例子，“白马非马”如雷贯耳，而“狗非犬”就有些莫名。一方面是由于自身古文功底的欠缺，另一方面文章原意有争议并且很多也不完整。最初胡适是用英文写的，我在想要是能够看到英文的原文，里面势必有对这些原文的翻译，可能会对理解大有帮助。
•   　　葛兆光的所谓“重写思想史”，其实质无非是套用一些时髦的现代名词和流行的西学观念，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及所谓后现代历史学之类，对中国古代思想传统重新进行叙述和阐释而已。换成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历史记忆的发掘充当思想资源和意义重新诠释的方式”[17]。如其《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二编第十节“语言与世界：战国时期的名辩之学”，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对语言与世界关系的论述出发研究战国时期的名辩之学，对其做出新的阐释，这显然是一个新的视角，其新意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是，这种富有新意的现代化的阐释实在离古人的思想实际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先秦诸子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抽象的思辨性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是与现实社会秩序密切相关的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尽管名与实的关系中也蕴含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但是，人们当时关注这个问题的侧重点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关注语言与世界关系问题的侧重点显然是很有区别的。比如说，葛兆光归纳的“语言能否真正切实地说明或如何说明世界？人们能否通过或怎样通过语言来调整世界的实存状态？人能否或如何超越语言而直探世界本身？”（第一卷第291页）这样三个问题，一看就是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中引申过来的，而不是从先秦诸子的名实之辨中自然生发的。葛书中按照“对于语言的态度”，对孔墨老庄各系及惠施、公孙龙诸家进行分类，认为孔子及其后学“坚信语言可以说明世界”，老子基本上“不相信语言”，庄子一系“怀疑和蔑视语言”，如是所云，虽不无根据，却也有过度阐释之嫌，而且显得有些隔。兹举一例，即葛书对孔子“正名”的阐释：
  　　　　“坚信语言可以说明世界的是孔子及其后人[18]，他们关心的中心是社会，他们格守着传统的语言系统，希望社会秩序稳定在原有的语言系统上。所以，他们固执地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名’和‘实’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是天然合理的，这种‘名’所确认的是一个合理的‘实’的世界，任何‘实’的变化都不应该改变‘名’的秩序。……孔子所谓的‘正名’就是希望通过对‘名’（语言）与‘实’（世界）关系的调节来整顿社会秩序，维护旧时代的‘名分’与新时代的‘等级’的一致性。在他们的心目中，尽管‘名’与‘实’并不一致，但是‘名’对于‘实’的规定性和调节性是必须肯定的，‘名’有永恒而稳定的意义，尽管时间流逝，世事转换，但‘名’决不可以变异。他们希望以这种‘名’维持传统的秩序的稳定和延续，而改变了的世界应当去将就这种秩序，换句话说，他们维护的是旧的语言系统对世界的规范和确认，而拒绝为世界的改变而改变语言系统，所以孔子有一句老话叫做‘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第一卷第293页）
  　　　　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的解释。在胡适看来，《论语·颜渊》中关于君臣父子的那一段对话很好地说明了“孔子注意到思想混乱与道德乖谬之间，失去‘正名’与树立道德法则及生活和谐的不可能性之间有不可分的联系。因为思想瓦解状态的必然结果是一切权利义务的崩溃，是社会及国家各阶层或阶级的一切正当关系与义务的完全消灭”，孔子所说的正名，“并不就是文法学家或辞典编纂者的任务，而是我所说的思想重建的任务。它的目的，首先是让名代表它所代表的，然后重建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与制度，使它们的名代表它们所表示的东西。可见正名在于使真正的关系、义务和制度尽可能符合它们的理想中的涵义。这些涵义，无论现在已变得如何含糊不清，仍然可以通过适当的研究和名的真正‘明智’的用法予以重新发现和再次确立。当这种思想重建最后生效时，理想的社会秩序就必将到到来”。[19]在先秦名学研究上，胡适1917年用英文撰写的《先秦名学史》实乃开山之作，葛书中相关章节虽无一语道及胡适此书及其观点，但有关论述与胡适此书的思路（甚至行文次序）颇有相近之处，所以可以对照着看。比如说关于孔子的“正名”思想，葛兆光与胡适一样都是从与社会秩序相关的层面阐释的，但葛的新说胶着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只是强调儒家学说的保守性，而无视其理想的超越性，不如胡适的旧说妥帖，较有理据，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情境较相契合，亦可与他本人及我们所亲历的二十世纪中国“当代史”相印证。可见，思想阐释的关键并不在于观念、方法与视角的新奇与否，而在于原典解读和逻辑推理、义理辨难的功夫。在后一方面，时下的许多学界名流与胡适那一辈的差距是不可以道里计的。虽然他们现在提起胡适的学问，总不免有些轻薄，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后记中，就调侃胡适写书只有上卷没有下卷的“那种只顾开辟新领域的气派”[20]，殊不知胡适治学有乾嘉之风，颇重资料考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本来还想接着写中古与近世部分，但因为工程浩大，故先从资料长编与专题研究入手，写出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章实斋先生年谱》及《胡适禅学案》（为后人所编）等著作[21]，哪像现在一些时新学者，连基本资料都没有搜集好，原典都没有读通，就率尔操觚，撰写大部头的通史通论，以至于出现各种常识性的错误，而犹以思路创新自诩。
  　　
  　　[17]原文为：“我以为用这种历史记忆的发掘、充当思想资源和意义重新诠释的方式，似乎可以综合影响和选择的交互作用。”（第二卷第29页），此处“发掘”与“充当”之间的“、”似不合语法，其意殊不可解。
  　　[18]按：“后人”一词不妥，当为“后学”。
  　　[19]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28—29页。
  　　[20]原文是：“我不是只写上卷不写下卷的胡适之，那种只顾开辟新领域的气派我学不会也没有资格学……”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后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7页。
  　　[21]参阅吕实强：《胡适的史学》，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说的很好，葛兆光的大部头被人挑出的硬伤何止一处二处。猎奇炫异终是野狐小道，这个很可以为当代一些浮躁的学者鉴。
•   这个评论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写法漫议》一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http://www.xiangyata.net/data/articles/c01/128.html
•   2003年的时候,他的下卷刚出来,有机会面对他,我想和他说说胡适在思想史书写上的观点和方法,结果被莫名其妙的回避了,当时就很纳闷.
•   葛对批评一般是不作回应的。我看到的只有《解放日报》中的一个访谈，当记者提到我的评论的，他才作了一点回应。
  谁的思想史？
  ———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访谈
  (2004年5月31日)
  　　2004年4月8日，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应复旦大学历史系之邀，来沪参加主题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学和比较历史思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间隙，记者就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及历史学的发展现状、趋势等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过去的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弊病"
  记者：您的大作《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和第二卷于1998年、2000年相继出版，在学界产生的影响之大，有人比之为“重磅炸弹”。然而我注意到，近些年来，您个人对此书带来的褒贬毁誉并没有作太多的回应。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葛兆光：之所以不作具体的回应，主要是不想陷入无谓的争论。我个人感觉，国内的学术批评风气和学术批评方法有待改进。许多学术批评并不是针对学术问题本身而发，不是看你使用的资料是否与以往有所不同，不是看你所提出来的问题是否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讨论的意义，有时候，目的主要是在借评论的机会，表达一些批评者自认为更加高明的看法而已。对于这类批评，老实说，我觉得写回应文章没有多大意义。
  　　记者：有学者批评您的著作时认为，“所谓‘重写思想史’，其实质是套用一些时髦的现代名词和流行的西学观念，对中国古代思想传统重新进行叙述和阐释”，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葛兆光：我想，有一些批评是集中在我写作思想史的方式方法上的。在写法上，《中国思想史》当然有借鉴西学的地方，但我写作的主要动因还是来自一个中国的问题意识。我觉得，我们过去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用某种来自西方的概念工具或者强烈的意识形态观念，将丰富的历史和思想资料脉络化。就好比编辫子，完全按照主观的想象、意识形态的观念和僵硬的逻辑，将所谓思想史拧成紧紧的一股。而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个辫子解开并打散，然后再按照我们现在对思想史的理解，对其进行重新梳理和编织。
  　　什么是思想史？就是要研究思想如何回应当时社会和文化环境所提出来的问题，以及这些回应又是怎么变化的。以往，对思想史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对经典文本、精英思想及其延续性的解读，我想，应该将思想放回到历史场景或历史情境中去研究，更多地关注并描述那些在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不仅要关注思想本身，而且要描述思想是如何进入社会生活世界的，要揭示在思想与知识之间、思想与生活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联系。这就要研究，思想是如何传播并与大众行为形成互动，思想是如何制度化，并进而变为一种常识和风俗这样一个过程。思想史研究如果做这样一些改变的话，一来可以大大丰富研究资料，二来可以发掘那些更实在、更鲜活、在现实中能起大作用的思想，三来也能够理解那些被视为精英或者经典的思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萌生的。这样做，至少对于改变我们以往思想史、哲学史僵化的思维模式和教科书式的写作方法有好处。当然，这也容易产生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有人批评我在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横冲直撞”，将其拓展得过分庞大。但我的意见是，不妨先做一些放大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再相应地做一些“减法”。
  　　"现在学术界的问题是越来越丧失了本土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角度"
  记者：除了研究的方式方法，在您看来，目前我们的历史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
  　　葛兆光：我感觉，现在的文化史、思想史著作普遍存在一种教科书倾向。比如：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色彩太强；更像是在建立某种“道统”，而不是在研究历史；文字太干瘪，看起来不像历史，而更像是被切割开来并且风干很久的豆腐。更可怕的是，这种教科书模式还充当了学术著作的模式。所以，我提倡要作“公众历史”，否则，历史就变成没人关注的技术活儿了。在这方面，海外一些历史学家做得比我们好。他们通过一种叙事的方式，将历史写得非常可读。
  　　应该承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的历史研究并不尽如人意。最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历史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失去了解释的能力，失去了公众的关注。这种状况如不作改变，将会贻害无穷。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为改变而改变。假使说人文学科要创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范式的话，那就必须在各个领域做一些“重新书写”的工作。
  　　记者：这次会议邀请了许多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一起来探讨“中华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新意义”，这里面实际上牵涉到东西方文化互动的问题。能否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葛兆光：这里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接受各种各样的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资源，与我们讨论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历史，这两者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我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是否突出本土的问题、是否有本土的眼光，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只有表达出本土意识、本土立场，才能成为普遍意义的历史研究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在文明对话时真正融入世界。当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过分地突出自我认同，过分地强调区别“他者”，民族建构意识过了头，也不好。但我感到忧虑的是，现在学术界的大问题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在西方强势话语下，许多人被西方思潮牵着鼻子走，越来越丧失了本土观察的眼光和角度，被“化”过了头。所以，我主张“让学术说汉语”，这并不是一种学术民族主义。而是说，我们能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能不能有一点自己的叙事方式？能不能有一点自己使用材料的方法？我们固然要与国外在史学研究及其他各个方面形成某种沟通和呼应，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
  　　"面对种种'戏说'，历史学家不能无动于衷，要让历史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记者：历史究竟是一门严肃的科学，还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有没有真实？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一直有争论。那么，对于眼下荧屏报章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戏说历史”、“散文化历史”等现象，您是如何理解的？
  　　葛兆光：我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首先应该正确判断所处的历史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传媒的力量越来越大。说实在话，我对传媒的态度，是“爱恨交加”。一方面，通过传媒，的确使历史在走向大众。比如，各种电视专题片，像《失落的文明》等，使公众对历史有了好奇心。又比如，余秋雨的散文，不管别人对他怎么评说，也许是有不少知识性的错，但我个人还是持一定赞同态度的，我觉得，至少他的散文还是提升了一部分人对历史的兴趣。但另一方面，为了取悦大众，的确也有一些人通过传媒胡说历史或者用散文在编造历史。面对这种历史学家逐渐从历史叙述中边缘化的情况，历史学界该怎么办？是不是要退守阵地，坚决与传媒语境下的所谓“历史”划清界线，保持自己的清白和纯洁？恐怕不那么简单。我觉得，还是要提倡一种“公众历史”———即一手借助传媒，一手借助文学或电视，尽可能地将可信的历史展示给大众。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走出书斋，多做一些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面对那些各种各样的“戏说”，历史学家不能无动于衷，自我放逐，而要有一些关注社会的自觉意识，让历史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葛兆光，1950年4月出生。198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至1992年，任江苏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1992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中国禅思想史》、《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屈服史及其他》等。
•   葛的功力不容怀疑,03年在他的新作座谈会上,很多东南亚的教授对思想史下卷提了很多批评,确实很让人下不了台,葛的应答也很巧妙,但总感觉他这一代人做学问,似乎不可避免的带着文革烙印,缺少胡适那代人的平和与宽容,而这一点可以说是影响当今中国大多数学者的硬伤,也是致命伤,人都是差不多一样聪明的,就看你有怎样的胸怀和气量,所谓大师,大智慧,就是大气,所谓海若与河伯的差别而已.
•   呵呵，如果说是“葛的功力”是回避问题的“功力”的话，我是一点也不怀疑的：）
•   可见，思想阐释的关键并不在于观念、方法与视角的新奇与否，而在于原典解读和逻辑推理、义理辨难的功夫。这一句写得很好!对原典都弄不通,还谈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