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环境安全

出版时间：2004-8-1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作者：邓文奎,刘应杰,龚维斌  页数：270  

前言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一个著名口号：“人是万物之灵”。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创立了“生物进化论”，提出了适者生存的观点。中国先秦著名哲学家老子创立了道家思想，提出“天下有道，道法自然”。这些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伟大见解，都曾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方式，并影响到人们的生存状态。　　人与自然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这越来越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重大命题，需要人们做出更全面、更富有远见的回答。　　人类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人类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然状态都被“人为状态”所代替，我们这个星球到处都留下了人类“改造”的痕迹；与此同时，世界性的“人口爆炸”，更使地球成了“人”这种动物拥挤的空间，其他的许多物种只能在人类的统治下苟延残喘……自然界已经被人类的发展弄得面目全非，生态环境恶化成了一把高悬在人类头上的利剑！保护地球，保护人类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发出的强烈呼喊！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时呈现出一个悖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破坏也是有限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大，主要是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软弱无力，只能够顺应自然；而到了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的时候，人类开始了大规模对自然的改造，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类的“强大”越来越受到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一方面的发展，是以另一方面的退步为代价的。当人类还在为基本的生存而斗争的时候，他是不会产生要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的；只有到人类生活达到较高需要层次的时候，他才会更多地关注受生态环境影响的生活质量问题。而当他开始关注自然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时候，人类的生态环境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体上是一个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需要层次也经历一个水涨船高的变化。人的欲望和需要的满足是永无止境的，人们实现了低层次的需要，就会产生高层次的需要，这样不断地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人的需要和欲求，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无穷无尽的动力，人类社会就在这永不满足的需要和欲求的推动下，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论”，将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划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归属和爱情）、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一理论说明，人们在低层次的需要还没有满足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高层次的需要。　　在生活水平低下的时候，人们首先解决的是吃饭穿衣的生存问题，有吃有穿、吃饱穿暖就是幸福生活了。正像过去中国农村所说，“七八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成为农民理想生活的写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不会去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一切为了生存，为了吃饭穿衣，甚至不惜去掠夺自然和破坏自然。“以粮为纲，全面砍光”。最终造成了森林滥伐，植被破坏，草场被毁，大量水土流失，江湖淤塞，洪水泛滥，甚至沙漠扩张，良田淹没，风沙弥漫，气候恶化……出现生态环境危机！

内容概要

　　《中国生态环境安全》从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出发结合我国的自然环境特点，从人口、资源、粮食、能源、天空等方面分析讨论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书籍目录

一、生态安全：一个全球性问题生态环境：人类共同的家园生物进化论遇到的挑战地球不堪重负臭氧层离我们有多远？人是万物之灵吗？生态安全：人类发展面临的挑战二、自然环境：生存方式的选择中国地图像什么？从地理环境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自然环境：文明冲突与国家安全自然环境变迁与文明重心的转移中华文明变迁与地理特点中国移民源与流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三、人口问题：中国的重负人口历史：从缓慢增长到爆炸性增长增殖人口：中国人兴家强国的古老梦想生存危机：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文化科技水平：人口素质的忧思与希望身体素质：民族的生机和活力精神危机：社会转型与价值体系重塑人口流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分布调整民工潮：艰难的城市化进程老龄化：白发社会的来临四、资源问题：予取予夺资源：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土地：中国的根本问题粮食：谁来养活中国水：紧缺的战略性资源森林和草原：绿色生命的象征五、能源问题：转动中社会的动力人类经历的能源革命世界能源结构与能源安全中国的能源状况石油危机还会来吗？煤炭还是“黑色的金子”吗？未来发展靠什么提供动力？……

章节摘录

　　中华文明变迁与地理特点　　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产生以后，不断地向周围尽可能广泛地扩展地域。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把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基本上置于一个政权之下，形成了自商周以来最大规模的统一局面。秦朝疆域广大，东到大海，西到陇西．北至长城一带。南到南海。人口达到2000多万，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强盛大国。　　汉朝到汉武帝时，进入鼎盛时期。人口达到3000多万，疆域更为扩大。极盛时东北置乐浪等朝鲜四郡，与三韩接壤于朝鲜半岛中部；北以阴山、长城与匈奴乌桓接壤；西北置河西四郡有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西南置西南夷七郡西抵四川盆地边缘，南有怒江哀牢山之东北云贵高原；南置南越九郡，有今两广、海南岛及越南北部中部地区。　　东汉和西晋大体保持了西汉时的疆域，但在西域出现了乌孙国，而在西南又有所扩展。　　晋朝南迁，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此后，形成南北朝局面。　　隋朝完成了统一，到唐朝强盛时，国家版图急剧扩大。西到巴尔喀什湖以西直到咸海附近，设安西都护府；东到朝鲜，设安东都护府；北到贝加尔湖以北，设安北都护府；南到越南，设岭南道；东北到黑龙江以北，直到库页岛，置室韦都督府等。　　五代十国之后是北宋，北宋与辽、西夏等国并立，版图大为缩小。南到南海，东到东海，北到今保定、大同南与辽接壤，西到今兰州与西夏交连。辽在兴盛时版图远大于宋，东包括库页岛，北到贝加尔湖，西到阿尔泰山以西，南接西夏、宋、高丽。到南宋时，版图更为缩小，退缩到淮河以南。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空前范围的大帝国。西到葱岭附近，设宣政院辖地；北穿漠北直抵北极圈以北之北海，设岭北行省；东北包括库页岛，设辽阳行省。　　明朝版图比元朝缩小，把蒙古人赶回北方草原故地。东北达外兴安岭和库页岛，设奴儿干都司；在西藏设乌思藏都司。　　清朝强盛时版图西到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南北，在新疆设伊利将军；北到恰克图，称乌里苏雅台；东北到外兴安岭、格布特岛、库页岛，设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在西藏设驻藏办事大臣。　　纵观中国历史地理的变迁，可以发现中国文明的几个特点：　　一个是中华文明的区域性。这个区域性是由中国文明类型和其地理特点所决定的。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是以农耕文明，即农业文明为代表。这种文明从地域上说，一般只能扩展到适合农业种植业的边缘地带，在中国所处的地理条件下，一般是北到大漠草原，西到戈壁高原。在这样一个适合于农业种植业的广泛地域存在。在北部、西部与游牧民族交界，长期处于拉锯战的状态中。文明的发展主要是向东和向南扩展，东到大海，南到大海。并深刻地影响到朝鲜、越南，甚至跨海影响到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二是中华文明的内向性。这是农业文明的特点，定居生活，喜欢稳定，春种秋收，自给自足。中国北部是草原和风沙大漠，西南部、西部是高山峻岭和茫茫戈壁，东部和南部是一望无际的海洋。北倚高山大漠，面对无边无际的大海，这种与世界隔绝的地理形势，造成了古代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重困难。从帕米尔高原向东南，由北支喀喇昆仑山一阿尔金山一祁连山和南支喜马拉雅山一横断山包围形成了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青藏高原，其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冰山雪峰，直插云霄。成为中西陆上交通的巨大屏障。从帕米尔高原向东北，天山一阿尔泰山一外兴安岭横亘在蒙古高原外围，成为中国西北和北方的一道天然长城。这两条由帕米尔高原分别向东南和东北方向延伸的巨大山系，对于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来说，恰恰形成了“人”字型的包围之势，它们构成了封闭中国的骨架。中国就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阻隔了与其他文明的联系。中国历史上中西交流的丝绸之路，远没有听上去那么浪漫，而是一条艰难险阻之路，甚至是一条死亡之路。由狭长的河西走廊西行，南屏青藏高原，北峙天山和阿尔泰山，西耸帕米尔高原，东部和中部则分布着茫茫戈壁和荒漠，其可行之道只有沙漠边缘的绿洲地带，但又必须穿过沙漠、戈壁和帕米尔高原才能到达西域。沙漠、戈壁、崇山、峻岭、雪原，加上遗骸和白骨，这就是丝绸之路上的景象。现代的中国人伫立在玉门关的废墟旁。可以抒发一下思古之幽情：西汉的张骞、晋朝的法显、唐代的玄奘、14世纪的古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都曾在这条丝绸之路上留下他们的足迹。但他们的故事是如此地惊心动魄，以至于今天的考古学者和勘探者，还可以在那沙漠荒丘中发现古代遇难商人和骆驼的骸骨。唐代去天竺取经朝圣者前后数千人，但历经千辛万苦而到达印度者，只有几十人，余者或为瀚海吞没，或为高山所阻。法显西行，更充满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首尾计达15年之久，历经无数苦难，世所罕见。与法显同行者十一人，其中半途离去者七人，死去者二人，留天竺不归者一人，取得经律，东归晋土者仅法显一人。故法显说：“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行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西游记》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讴歌了唐僧取经不畏艰难、视死如归、追求真理的精神。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　　中国文明在自己所及的空间范围里力所能及地向外延伸，遇到难以逾越的阻隔时，便只有向内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华文明的内向性。反过来，便极力向内开拓，开拓疆域，开拓文化，开拓物质文明，开拓世俗生活，开拓精神世界，以致达到圆润成熟的地步。在这样的生存空间中，由于自身已发展到了极尽所能的地步，便产生一种“中国”意识，把自己看做天下的中心，自视为“天朝上国”，是文化与文明的代表，周围都是落后和未开化的蛮夷之地，只配作“中国”的藩属，归附于中华大国和文明之下。宋朝时石介作《中国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观念：“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种长期形成的中国观和世界观根深蒂固，以致到了清朝后期西方列国强盛之后，从海上耀武扬威来到中国，中国的皇帝和士大夫仍然把其看做是藩夷来朝，命行三跪九叩之礼，企图以礼仪教蛮夷，化天下。但这时遇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工业文明，中国已经在老大自居中落后了，再也抵挡不住坚船利炮的进攻，等待自己的全然是失败的命运。　　内向性使中国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一个崇尚礼仪的国家，但也增加了保守性，缺少了积极进取和变革创新的猛力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