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体系

出版时间：2005-04-01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作者：赵汀阳  页数：160  字数：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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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日世界，乱世已成，究其原因，窃以为人类有世界而无天下，世无良序久矣，一乱生百乱，小乱成大乱，势所难免也。所谓天下兴亡之事理，以今日之说法，便是世界政治哲学问题。古人深谋远见，早有天下之论，堪称完美世界制度之先声，进可经营世界而成天下，退可保守中华于乱世，故不可不思。思之经年，虽未透彻，或略有尺寸可取，故抛砖就教于高明，以求日后或能磨砖成玉，由导论而成理论。所营造之问题框架，兼取中西，尤以中国传统架构为主，日天下，日治乱，曰形势。所采用之分析方法，亦兼有中西，而偏重西式以取其逻辑论证之长。天下之论，虽为古人天才高见，然时事演化，社会变迁，天已自变，道亦自新，自当度量形势而修正之，未敢拘泥于老法也。而所作发挥，无非一已之管见，或仁或智，或当或不当，惟望于问题有所推进。天之道，万物之本，至大而不可知之，故孔子日天道远矣。天下之理，身在其中，心所能及，行之可成，故日天下之理，万事之本。

内容概要

当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要对世界负责，就不能对世界无话可说，就必须能够给出关于世界的思想，中国的世界观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    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    我们所谓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非世界。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真正严重问题并不是在世界中存在着所谓的无效国家，而是一个无效世界。    把自己和他人对立起来，把信徒和异教徒对立起来，把西方和东方对立起来，把所有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这就是西方的基本政治意识。这样的政治意识没有世界，尤其不能对世界负责任。

书籍目录

前言导信纸 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的世界观？上篇  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下篇  天下概念与世界制度的哲学分析

章节摘录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卷入关于现代制度作为一种国内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讨论（当然这是非常需要讨论的，尤其是现代制度绝不像通常想像的那么乐观），因为这里所讨论的是世界制度的问题。只要面对世界性问题或者国际问题，就很容易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实际存在的世界制度，所以不可能有效地解决世界性和国际问题。联合国的概念并不是一个世界制度（theworldinstitution），而只是一个试图解决世界性和国际问题的“国家间机构”（anintex’nat．ionalor-ganization），正如前面论述的，它的思考方式和利益分析单位仍然以民族／国家为标准，它至多只能照顾国家而不是世界。人们虽然“被抛入”世界，但是人们不看护世界。迄今为止，“世界”只是作为一个地理事实而存在，仍然不是作为一个制度事实和文化事实而存在，这意味着世界还没有完全充实“世界”这个概念。“世界”在西方一直是个很单薄的哲学概念，一直没有被充分地、全方位地、多层次地思考。而中国的“天下”则是个丰厚得多的哲学概念，在其中，地理和人文、制度与情感是浑然一体的。当思考世界制度时，天下概念显然是个重要资源。

编辑推荐

　　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

用户评论 (总计35条)

•   这本书相当值得一读，里面详细阐述了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的思想。论战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世界观，与今日的超级大国美国截然不同，中国的理念是要真正的对一个地球负责任，而非只是一个独夫。这对今日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个很好的论证。赵汀阳虽然是哲学专业的博士，但其人的文章能够发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可见其不简单呐，必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很高的学术造诣。赵汀阳果然很牛逼！
•   这是2006年畅销书，当时政治哲学学生人手一本的书，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柯的历史的终结并列的具有影响力的书，可以将其思想并入法兰克福学派之中。值得一看啊。
•   书不错，还没好好读
•   观点独到，很有启发性
•   “赵汀阳确实在思索“真正的问题”：给定某种游戏，这种游戏在它的制度设计或规则体系上是否有能力去避免这个世界所不能承受的各种困难、危险甚至毁灭。不过，在我看来，正是在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上，他在这一本书中的论述却远不够充分。如果说，西方的民主自由理论被现实世界的局势证明存在着实践上的不足，那么天下理论同样也被数千年中国封建历史的诸多困境证明存在着问题。如果说，现实的困顿不能成为理论存在缺陷的充分条件，那么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天下主义一样，可能都没有也不可能获得理想中的彻底地、充分地实现。在理论上来说，两者保持着一种结构上的对应。由于被上个世纪的许多历史悲剧震惊，自由主义者们否决了那些具有蛊惑力的美好未来的蓝图，彻底放弃“最美好”的积极方案，而宁愿摸索“伤害最小”的消极道路，这或许显得有些保守。但如果说，自由主义理论在今日可能被跨国资本利用，成为某种新秩序的辩护士的话，则，包括“民心优于民主”在内的“天下理论”同样也可能受到当下中国某些集团的欢迎，存在着沦为一种保守力量的辩护士的危险。对于我们来说，必须警惕任何一种主张被有意无意地“庸俗化”。当下，有志之士已经对“西方文明”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但当代自由主义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是如此醒目和有力，以至于任何对于自由主义理论的挑战都必须要能够对它们做出正面、有力的回答，否则，这些挑战将是无效的。因此，我认为，一本严谨的挑战之书，即便由于篇幅原因不能在正文中涉及那些自由主义者的质疑，也有责任在相关问题之处采用脚注的方式给予一定的提醒，如“关于这个问题，自由主义者认为xxx，对此，我已经或将要在别处给予答复。”总之，处于时代之汹涌浪潮，而情况如此特异之中国，国人倘不能发出自己的见解，则是国民思考能力孱弱的可悲例证。本书以其务实的态度、有趣的观点以及一种明晰的语言风格——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使用尽可能明晰的语言来面向公众讲解自己的观点——展现了一种可贵的努力，正因为它的可贵和重要，所以我愿意尽目前之所能地去批评它，使它早日从粗糙的“导论”成为一种有效的“理论”。身为门外汉，政治哲学纯属我的个人兴趣，这些意见或许有益，或许无用。无论幼稚与否，能够交流思想，总是一件好事，思考是一种美好，也是一种高尚。”
•   作者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理论之所以产生不了世界制度的原因，同时也也分析了中国哲学可能产生世界制度的潜力。在作者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二者的基本预设不同，因为世界制度也是一个先验的东西。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并未分析这一世界制度的可能面目，不过这也符合本书的名称——“哲学”和“导论”。
•   赵汀阳的书，每本必看。
•   质量高，送货糟。
•   研究天下、帝国的必看
•   　　　新春伊始，我阅读了赵汀阳先生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赵汀阳其人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当今中国流行跨学科研究，如果他不算是跨学科的话，那么就只能说明“哲学帝国主义”了。根据经典的说法，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这一点确实不错，同时赵汀阳的看法是，政治哲学又是哲学中的第一哲学，为此赵汀阳的学术转向从最初的美学，转到伦理学，再到最近十年的政治哲学。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年轻学者是因为赵汀阳才接触政治哲学的，但赵汀阳确实把政治哲学变的日常化，也就是说让政治哲学感觉不再那么遥远，也让我们对政治哲学的讨论具有现实意义。其实，我们生活中遍地是科学，这一点说起来似乎没有任何意义，我的意思是这个“科学”必然包含所谓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的例子随手可见，就不用一一赘述。以国际政治为例，（当然，国际政治或者说国际理论在赵汀阳的书中基本上被作为批判的样本），似乎战争、奴役、殖民以及今天的国际会议、国际组织构成了我们观念上的国际政治，其实国际政治之所以是international的，它的起点往简单说就是本初子午线的划定以及米制的统一，这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确保了国际政治的形成。（中西寛『国際政治とは何か』）日常性往往是我们研究中最容易忽略的东西。赵汀阳的这本书，只看书名感觉肯定是一本很晦涩的书，其实不然，里面均是一些日常性的东西，他的文字深入浅出，即使引经据典，但也不会让人读起来费解，这种日常性的表达可能是当今学术界比较缺少的。当然，我们可能在一篇文章还没有发表或者一本书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已经可能想象得到它的受众必定很窄，本来很正常的表述，经过加工也变得学究起来，这这是学术界的偏好伪装，这种偏好伪装有时候或许必须，但大多数时候则显然多余。
  　　 这篇文章的题目已经告诉我们作者强调的重点了，我就从该文题目简单地对文章的观点进行总结。首先，天下体系，一种区别与西方的体系，赵将它作为一中理想的世界体系进行了详细地阐述，与之相对立的概念就是当今我们生存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或曰主权国家体系，在赵看来这不是一个世界体系，而只是一个国际体系，一个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体系，哪怕后来有了联合国，它也只是一个为主权国家服务的机构，仅此而已。在赵的想象中，天下体系才是治理好这个世界的理想体系，当然他的根据来源中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基础，尽管来源于中国，但在历史上真正将天下体系完善并且实现的王朝几乎没有，最接近可能的就是其周朝的前期，赵汀阳在文中没有点名是西周，但我的感觉应该是西周，因为赵指出那是孔子怀念的时代。
  　　 副标题的世界制度哲学就十分容易理解了，我们应该哲学地看待这个世界，或者说只有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才有成为世界的可能，在此基础上选择哪种制度是其次要思考的问题。赵文章中批评的是，西方的制度虽然意图让它具有普适性，但是他却先验的设定了敌人，这种非敌即友的先验论注定西方的制度不能成为世界的制度，世界也就只能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中国天下所代表的制度或者体系则不同，它在是地理概念的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或者一个思想概念，有着多层的内涵和外延，这是最值得开发和挖掘的地方。
  　　 但是，虽然赵对西方进行了比较足够的批判，对中国的天下体系进行比较足够的赞扬，但是如何让中国的天下体系成为一个现实的制度，这是最难的问题。赵汀阳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却没能给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及最终的答案。这一点跟国际关系学者基欧汉很相似。当然，赵提出的问题更本质，更具有颠覆性。至于如何实现，赵虽然没有论述到，但是他却明确地对下列问题作出了回答：第一，西方的“国际体系”，显然是不行的，看看当今世界诸多的问题就知晓一二了；第二，世界也不可能回到古代中国所标榜的天下体系，未来可能出现的想象是一种遵循天下体系逻辑的世界。也正以为赵仅仅提出了一个问题（同时也批判了一个问题），所以他给这本书仅仅取名为“导论”，而不是“理论”，从理论意义上去充实它的还有待后人的努力，最经阅读到王义桅和他学生合著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世界经济与政治》某期），能算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吗？
  　　 最后，从根本上来讲，我觉得赵不是批评一个体系或者褒扬另一个体系，其实最终还是如何理解普适性和地域性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普适的东西，真的普适吗？就像所谓的普世价值一样，（赵在文章中用的是“普适”而非“普世”），恐怕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只有能够适用或者适合的东西，才能发展成普世的东西，天下体系，任重而道远！
  　　
•   　　绝壁：大义觉迷（节选）
  　　
  　　时静不静，国家不定。大义昭彰，必从本始。民主存妄，偷换平等。自由有碍，菲薄自强。平等阙如，实为选举闹剧之民主。无有自强，岂非放任堕落之自由。万民之念，汇成滔天之大势。一己之思，悟证天赐之使命。因道慎独，克己不逾。祛戾除暴，大中至正。和谐共存，方有一己之民主。破除名相，一往众生之平等。家国天下，外衍无穷。身心幽冥，内广无垠。恪职守分，普适众生之自由。知行合一，以得己身之自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无分亲疏，不执一境。一朝之损，千秋之荫。大本大源，天下体系。壮哉！众生平等，方有一己之民主。一己自强，汇成众生之自由。惟存平等自强之用，方有民主自由之实。
  　　
  　　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弗察天地，焉能知闻？地势坤容，厚德载物以彰平等。乾天健行，奋发不息以住自强。大道至简，废民主自由之清谈。效法天地，倡平等自强之实论。通于天地，行于万物。戴天履地，万物化成。存形穷生，立德明道。法象天地，以往至圣。坤爻复阳，平等以进自强。乾爻姤阴，自强以增平等。平等为地，自强即天。并行不悖，互为增进。　　
  　　
  　　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机遇为变，能力即用。结局为化，差异即体。纳什均衡，无分体用之形。变同化异，蒙生人心之怨。体有差异，能力分殊。变机不定，为用不同。化诸结局，租值衍成。执道循理，审时守度。命运机缘，天地运行之四纲。体用变化，治道着力之四维。躬行平等，治统之本。主机遇之公平，授能力之培养。施结局之调控，给差异之尊重。万民具治，无有化外。教化自强，道统之基。践行以取机遇，趋苦以增能力。避乐以释结局，内明以谅差异。民皆感佩，弗存怨怒。西方格局，木用求利。民主为治，自由为道。无视体别，好逸恶能。治道有悖，租值在私。民主倾轧，呆滞而不平等。自由无根，暴戾而非自强。东方格局，金用尚义。效法天地，治道一体。人之法地，外施治统以彰众生之平等。地之法天，内布道统以促万物之自强。天之法道，弥纶天地以合应实之分殊。道法自然，变化不居以顺格局之气运。老子之言，大义之论。千古迷睡，一朝觉醒。
  　　
  　　全文见此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44a34b0100zvvr.html
  　　全文及后续见此处：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30646.shtml#adsp_content_replybox_frame_1
•   　　 (读书笔记，转载脚注只能略之啦...-_-||)
  　　 “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这是《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下简称《天下体系》)封底的一句介绍语，点明了当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角色的日益重要与思想和声音的缺失之间的矛盾。作者围绕“天下体系”这一概念，通过对其含义的回溯及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下的世界”的比较来论证其合理性，进而对其加以改造，力图勾画一幅“美丽新世界”的全球图景，为世界制度的创设提出一种“中国的声音”。该书创作的初衷之美好不可否认，思想也多有创新之处，然而本文试图通过还原“天下”概念的本义、探讨“民族国家体系下的世界”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天下体系”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设计尚存在颇多有待商榷之处。
  　　
  　　一、以“天下”代替“世界”
  　　 《天下体系》一书的中心内容与主旨，一言以蔽之，便是“欲以‘天下’代替‘世界’”。在作者的论述中，“天下”有如下三层含义：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土地”；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天下”的伦理学/政治学意义，即指向一种世界一家的理想或乌托邦。与此相对，当下的“世界”以民族国家的分裂存在的集合为存在形式，由于尚不具有被普遍接受的世界制度而仍然是一个“非世界”。
  　　 作者认为，正是各民族国家分裂的存在导致了世界的混乱与纷争，置身于其中的国家也“迟早会被卷入不可救药的混乱大环境而与世界一起崩溃”；而“天下体系”因其在哲学层面上满足制度最大化和普遍化的原则，在思想上以其“无外”的包容性从而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将是未来世界制度的必然形态。
  　　天下体系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导致的不同后果，在作者看来根源于中西方不同的思想传统。西方的世界观自个体层次而上，将“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价值重心落在“个人”和“民族/国家”上；中国的世界观自天下层次而下，强调家庭性，认为“天下”是先验的完整存在。这就使得西方出现了民族国家林立的“分裂的世界”(进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展而扩展至全球)，导致了诸多问题；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大同”，虽未及在实践中得到实施，却是更为和谐的世界图景。
  　　
  　　二、回顾与质疑
  　　1、“天下”的本义
  　　 首先，作者将“天下”视作无限延展的世界而等同于全球，与中国传统中“天下”一词的本义并不相符。对于“天下”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含义，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 一书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事实上，“天下，尤其是秦汉统一国家以来，是王朝藉由户籍、文书、郡县制而实际支配的有限领域”，在多数时间仅指实际统治所及的“中国”，而在王朝扩张时期有时也包摄夷狄的领域在内，然而这些领域在中原王朝的鼎盛时期也已几乎被中国化了，因而此时“天下=四海=九州=中国” 。总之，“不论……天下都是有限领域；天下观念的成立，在观念上就要求着存在超越天下延展的世界” ，在古代中国，“天下观”与“世界观”并不能全然等同。因而将“天下体系”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做法，本身就存在问题。
  　　古代中国的“天下”概念及“天下体系”的思想，其指称对象不过是“帝国”范围及在此范围之内施行的“治国”之略——只不过国力衰弱时，天下守之九州；国力强大时，天下拓之四海——始终未曾超越统治和影响所能及的范围。因而中国的天下观显然不是非中心的，古代中国语境中的天下，在事实意义上也便是“国”的代名词，只不过异于西方的“民族国家”；而“有教无类”、“无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力鼎盛时期由于存在以“德治”归化周边夷狄的可能性(即现代所称“软实力”)，从而采取的较为温和的“治国”的手段。其本意仍然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化外之地纳入“治”下，而“治”所不及之处，便听之任之，并不以武力强取——事实上对于古代中国王朝而言这也符合经济理性。将这样一种历史上存在的“天下观”等同为中国对于“世界制度”的一种设计，未免有牵强之虞。
  　　 由此，将本书中的“天下体系”看成一种经作者加工过的、将“天下”的指涉范围人为扩大到“全球”的新概念，或许更为恰切。也就是说，作者所说的“天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理想类型”(ideal type)而存在，而非“历史的真实存在”(这也是作者在书中不断在他所指涉的“天下体系”与历史上中国的“帝国实践”之间划清界限的原因)。所谓“天下体系”，自其概念构建之初便是带有乌托邦意味的。然而同时，从作者在导论中所提出的“已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的著书主旨，即“重思中国”的必要性观之，作者对于“天下体系”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理论建构尝试，似乎又不免希望付诸实践的意味在其中。这种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暧昧态度，根源于“天下体系”的乌托邦性质——它在历史上不曾真实存在，在当下实践中又似乎难以实施，而同时作者对其珍爱不减，不愿承认所谓“天下体系”只是“空中楼阁”而没有价值——这种矛盾贯穿了全书始终。作为读者，我们要时刻关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差异与互动。
  　　2、“世界”的问题
  　　 在《天下体系》一书中，作者批判了民族国家的现代世界体系，指出在这种体系之下，国家以本国和本国人民的利益为诉求，对于解决世界性的问题软弱无力，造成了世界的分裂与混乱；同时，这种起源于西方的世界体系带有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具有天生的不平等性。应当说，作者对于民族国家体系下国际关系存在的问题的批判是客观的，然而对其全盘否认，却又有失理性。
  　　 首先，当下的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的确是缺失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同时也存在作者所指出的战争问题、全球合作问题、单边主义等诸多难题。然而正如国际关系学科所指出的那样，“无政府”不等于“无秩序” ，尽管没有更高的“世界政府”的存在，“国际合作”(尤其在经济领域)和“全球治理”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战争属于内战或族群战争，未必是世界政府的缺失所造成的 。换言之，一方面，当下无政府的世界所存在的问题未必有作者所说的那么严重，更无法想见单个的民族国家“迟早会被卷入不可救药的混乱大环境而与世界一起崩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问题也未必都是世界政府的缺失和分裂的民族国家体系所导致的。在这一问题上，作者的论述显然过于武断。同时，对于国际关系的变化演进，尤其是国际合作的发展，作者也有失疏忽或者说有意忽略了。
  　　 其次，作者一直强调当下的现状是“无法作出帕累托改进的纳什均衡” ，然而稍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帕累托改进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有可能作出，而需要以各种条件的满足作为前提(如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明确的行动责任等)。换言之，作者一直在批驳以“逐私利”、“竞争”的观念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仅仅是一个“次优”因而是糟糕的、不完备的存在，强调我们必须有追求基于“礼”、“德”的以全球为先验视野的“最优”世界制度的理想与努力。问题就在于，西方从个体价值出发的一整套自由主义的国内制度和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已被证明至少是“次优”的：尽管以私利为上的个人主义在道德上明显不占有先天优势，然而西方自由民主通过一系列的机制设计，促进个体之间的竞争与制衡，较好地实现了“避恶”的效果。西方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基于“人性恶”的假设，因而可操作性强，对于人性的要求较低。相反地，中国传统的主流政治思想基于“人性善”的假设，提倡道德教化，以“礼法”治国，以期达到“扬善”的效果。毋庸置疑，这样的统治思想对于人性的要求相比西方要高得多，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可操作性较弱。 通过机制设计所达到的“次优”在理论上固然不及“最优”，然而理论上“最优”在现实中未必能够达到：旨在“扬善”而“不防小人”的纯粹“德治”若施之于实践，如遇盛世明君百姓尚可享太平，若遇乱世暴君，则免不得生灵涂炭的苦难。作者强调，天下观“可能是惟一纯正的政治世界观”，追求“惟一纯正”的这种“精神洁癖”也正显示了作者的“天下体系”所具有的乌托邦的特点。然而，此种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精神洁癖”，一旦想要将其付诸实践，其所隐含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并已被历史所反复证明 (作者本人也承认“社会实验的代价过大”)。同时，作者在盛赞“天下体系”所具有的“包容性”的同时又声称“天下体系”是“惟一纯正的政治世界观”，实在是自相矛盾。
  　　 此外，当下世界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特点确实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然而作者提出的“天下体系”并未能超脱主体性原则，将在后文详尽论述。
  　　3、“代替”的理由与可能性
  　　 之所以要用“天下体系”代替“世界体系”，其理由用最简单地一句话概括，就是天下体系“好”，而世界体系“不好”。然而作者在作出这样的评判之时却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天下体系”的优越性在于其满足了制度的“最大化”和“普遍化”；其囊括了全球、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制度”，而世界制度相较于国内制度具有优先性和先验性——作者对于“天下体系”优越性的论证是基于逻辑推理的。换言之，这种“好”是无法被实证的。而对于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的“不好”，作者采取的又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基于民族国家世界体系所导致的“不好”的实践结果来论证其缺陷。基于这样的双重标准的比较，不仅在方法论上有失严谨，同时也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任何理论在付诸实践时总会受到各种条件的约束和限制从而使其结果打折扣(作者在一次讨论会上也直言“想象肯定要比实践好得多” )。
  　　 此外，若作者仍然怀有使“天下体系”成为“救世良方”的抱负，则以“天下”代替“世界”之可行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可以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来论述：
  　　 首先，民族国家体系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后在西方初步确立以来，至今已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发展，在当下是一个现实的客观存在，且中国也作为一员而置身其中。欲打破民族国家体系再造一个天下体系的世界(或者说“天下”)，其难度可想而知。其次，作者一直褒扬“天下体系”的优越性，其核心理由是与各自追求国家利益、强调“主体性原则”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相比，“天下体系”采取的是“无立场分析”，然而这种说法也相当可疑。上文已阐明，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其指称对象即中国，在这种语境中，“天下无外”的原则是可以得以实施的——此时的中国是作为“天下”全体的主体，在自己统治所及的范围内对主体民族和周边民族实施非歧视的“无外原则”是作为一种治国策略而存在。然而在当下的语境下，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一样，成为了作者所指涉的“天下”(即世界、全球)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下 “以世界观世界”显然不可行，就如同要求社会科学的研究完全中立化一样：只要人是社会的一员、不能全然自外于社会，这种“客观中立”便不可能绝对达到 ；同理，只要“观世界者”在事实上是世界的成员，其主体性就无法摆脱，“以天下观天下”的大公无私也就不可靠，没有哪国能够例外——中国也一样。
  　　 作者在书中指出，西方注重“明确各自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中国传统上更注重“明确相互的互惠义务”，这固然不错，然而并不意味着在追求国家利益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追求利益，中国也不例外，只不过两者对“利益”的界定有所区别：西方将自由、主权等作为核心利益，而中国更看重秩序，这种区别是在历史发展中长期建构的结果。其原因之一是欧洲长期列强林立、各国受到的安全威胁较大，而中国作为东方的一大帝国，更关注自身的稳定而非安全——中国在历史上被消灭的可能性极小，只是到了近代才受到西方国家“亡国灭种”的威胁，也正是此时才催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妨反思此时的中国仍然怀有“无外”的“天下观”吗？“师夷长技以制夷”又作何解呢？可见“天下”只涉及中国统治权所及的范围之内，与此相对应的“天下观”也是基于中国强大无敌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理性选择)。因而，中国传统上注重秩序而非过度重视各自利益的思想假使能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的确可能有利于世界和平。然而在当下的主权国家体系之下，这种实践却又是极其困难的——每个国家都生存在一个开放的、相互紧密关联的世界中，尽管被吞并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然而竞争压力却空前巨大，对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关注也并未显著削弱；同时，民主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也使当下的语境大大异于古代中国，正如渡边氏在其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在让被定位为统治客体的生民发现并实现自己的公共性的同时，……有必要实现对于天子及其委任统治权论以及天下观念本身(还有作为其根源的天观念自身)的变革” ，盲目套用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其谬误不言自明。
  　　 从主观上而言，作者的初衷是要让在世界舞台上地位日益重要的中国发出与地位相符的声音，其建构“天下体系”的努力，也可被视作是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然而这种诉求应当被引向何处，是迫切需要我们认真谨慎思考的问题。以这样一种“颠覆性”的世界秩序的倡导者的角色出现，对于崛起中的问题尚多的中国而言，恐怕不是一个理性和恰当的选择。
  　　
  　　三、“乌托邦”或“救世良方”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思想的影响力及其为世界所作出的贡献之间的不对称性也日益凸显，作者提出的“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的论断确实有相当的合理性：以何种形象、何种理念的倡导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且无可回避的问题。当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基本是西方一统天下的局面，福柯的知识权力观也促使我们不断思考并质疑当下局面的合理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天下体系》一书正是做出了这样一种努力，书中所提出的“重思中国”的必要性，也不可谓不发人深思。可以说，在本书写作的背后，一方面是中国重新认识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中国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国际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话语抗争的诉求。可以说作者在著书之时笔下主张的是“天下体系”，心中想着的是“中国身份”，“天下主义”的背后恰表现了中国身份的焦虑和民族主义的情绪。这样的诉求本身并非否定和批判的对象，然而却应当被导向正确的方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对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回应，“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议题之一。然而作为学术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应是对国际关系研究以后得出的理论” ；同时，“强调中国特色，不仅是在形式上换一个模式框架” ，简单地否定西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现有成果。最后，学界关于是否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是否应该首先建设这样一种理论仍多有争论——“发出中国的声音”是否一定要通过建设特色理论的途径？即使选择这样一条途径，则其必然与“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这一现实政治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在理论建构之时，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忽略外界对于中国意图的解读、可能产生的误解和由此带来的后果。也即是说，即使我们“本意善良”，如若这样一种尝试被外界解读为“中国的野心”、“中国的私心”，则岂不有违作者消解“中国威胁”、“中国崛起”的本意？
  　　关于中国特色理论的问题之一，便是理论的思想来源。在这一问题上，《天下体系》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遗产，为读者带来了启发、提供了借鉴——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当也能够为世界提供宝贵的知识财富。例如，虽然中国历史上的“天下”并非作者所述之“世界的天下”，然而在此特定的“天下”范围内，“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没有矛盾、对立的关系” 也是不争的事实。虽则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的“天下”之中不存在“歧视”，然而相较强调“个体”、“矛盾”、“对立”和两分法的西方思想，中国古代思想的确更强调“关系”、“转化”、“秩序”与“和谐”。同时，历史上的“天下”概念，也“超越王朝一以贯之”，“即使是分裂时期，也仍然是以天下的普遍性为前提的……超越了反复兴亡的王朝权力的特殊性。长久维系着前近代中国政治社会之普遍性与统合的现实可能性” ——印证了作者所说的中国将“天下”作为“完整的先验存在”的观点。这就是说，“天下观”及更多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可以为世界所用的，然而本书的偏颇就在于将这种思想抽离历史的语境，人为改造成一种乌托邦式的“世界制度”，并试图挪为当下世界的全新蓝图。
  　　 正如前文所述，在本书中，作者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一直抱有十分暧昧的态度，对于“天下体系”的定位不甚明晰，在涉及其缺陷、回应质疑时，强调其“乌托邦”的理想性质；而在褒扬其优点、强调其价值时，似乎又不免跃跃欲试欲其成为“救世良方”。应当说，“天下体系”若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新的“视界”，其理论具有创新性，提醒我们关注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世界可能做出的贡献，也为我们思考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跳脱民族国家的狭隘眼界，关注全球人类共同利益 。然而若欲其成为“救世良方”，借“天下体系”的主张来为中国争取话语权、使其作为一种改造世界的“中国方案”，则上文已论证其不合理之处，在此不赘述。这种矛盾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作者对于“天下体系”的探索采取的是“哲学分析”的方法，试图涉及的却是一个现实的国际政治问题。作为哲学家，作者在本书中所作的工作遵循了如下路线：
  　　
  　　 "是什么"-->判断好坏-->好-->保持
  　　 -->坏-->推翻重来
  　　
  　　 然而国际关系、世界政治问题的解决遵循的却是另一条路线——
  　　
  　　 "是什么"(现状)+"有什么"(手段)+"应不应该"-->"能做什么"
  　　
  　　 现实世界中永远存在着各种约束，限制我们的选择集，用经济学的术语言之，世界政治问题的结局是“寻找预算约束下能达到的无差异曲线的最高点”。
  　　 “天下大同”一直是人类未曾放弃过的梦想，几千年来也不乏为其努力奋斗的仁人志士。不可否认，我们对于世界应当怀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不能止步于“蝇营狗苟”和争斗，“个人中心、私利为上”的思想也应当得到修正。《天下体系》一书所体现出的“向着更好”的愿望可佳，做出尝试的勇气可贵，然而现实世界永远不是哲学推导那么简单，改善时常需要我们顺势而动、不断添砖加瓦。“乌托邦”在现实中不可行，而在当下背景下提出“乌托邦”的“中国版本”更是危险的，或可激起满腔热血、编织黄粱一梦，然而梦醒之后，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仍在，道路也仍然艰辛。
•   　　本书评全文请见《“天下体系”批判》：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0e8e10100djnh.html
  　　
  　　 “ 赵汀阳确实在思索“真正的问题”：给定某种游戏，这种游戏在它的制度设计或规则体系上是否有能力去避免这个世界所不能承受的各种困难、危险甚至毁灭。不过，在我看来，正是在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上，他在这一本书中的论述却远不够充分。
  　　　　
  　　　　如果说，西方的民主自由理论被现实世界的局势证明存在着实践上的不足，那么天下理论同样也被数千年中国封建历史的诸多困境证明存在着问题。如果说，现实的困顿不能成为理论存在缺陷的充分条件，那么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天下主义一样，可能都没有也不可能获得理想中的彻底地、充分地实现。在理论上来说，两者保持着一种结构上的对应。
  　　　　
  　　　　 由于被上个世纪的许多历史悲剧震惊，自由主义者们否决了那些具有蛊惑力的美好未来的蓝图，彻底放弃“最美好”的积极方案，而宁愿摸索“伤害最小”的消极道路，这或许显得有些保守。但如果说，自由主义理论在今日可能被跨国资本利用，成为某种新秩序的辩护士的话，则，包括“民心优于民主”在内的“天下理论”同样也可能受到当下中国某些集团的欢迎，存在着沦为一种保守力量的辩护士的危险。对于我们来说，必须警惕任何一种主张被有意无意地“庸俗化”。
  　　　　
  　　　　 当下，有志之士已经对“西方文明”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但当代自由主义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是如此醒目和有力，以至于任何对于自由主义理论的挑战都必须要能够对它们做出正面、有力的回答，否则，这些挑战将是无效的。因此，我认为，一本严谨的挑战之书，即便由于篇幅原因不能在正文中涉及那些自由主义者的质疑，也有责任在相关问题之处采用脚注的方式给予一定的提醒，如“关于这个问题，自由主义者认为xxx，对此，我已经或将要在别处给予答复。”
  　　　　
  　　　　 总之，处于时代之汹涌浪潮，而情况如此特异之中国，国人倘不能发出自己的见解，则是国民思考能力孱弱的可悲例证。本书以其务实的态度、有趣的观点以及一种明晰的语言风格——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使用尽可能明晰的语言来面向公众讲解自己的观点——展现了一种可贵的努力，正因为它的可贵和重要，所以我愿意尽目前之所能地去批评它，使它早日从粗糙的“导论”成为一种有效的“理论”。身为门外汉，政治哲学纯属我的个人兴趣，这些意见或许有益，或许无用。无论幼稚与否，能够交流思想，总是一件好事，思考是一种美好，也是一种高尚。 ”
  　　　　
  　　
•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摘录一段
  　　 知天命乐天道有心无情 05.12.29
  　　
  　　
  　　
  　　 我们现在的处境和孔子的时代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都是物质发展和技术进步导致秩序的混乱。只是春秋时期的失序是离心，表现在政治上是诸侯国的僭越；二十一世纪的失序是无中心，表现在政治上是全球化趋势下的民族国家需要一个世界制度。
  　　
  　　
  　　 可以说孔子一生都在做两件事：损益周礼，从夏、商、周的文献资源中整理出一套合时宜的理念和制度；正名，实践这套理念和制度。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是，在哲学层面上审查东西方不同文化资源，提出一套世界理念和制度，并进而推行之。
  　　
  　　 ——读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   　　赵汀阳的论文表现了中国学者对传统的发掘 （编者加
  　　 秦亚青 外交学院教授
  　　
  　　
  　　 节选自论文： 全球视野中的国际秩序（代序）
  　　
  　　…………
  　　
  　　 赵汀阳的论文表现了中国学者对传统的发掘。他在对当今全球问题的思考中，对西方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秩序理论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同时也指出，只有具有全球观照和包含世界制度的中国哲学思想和天下理念，才能解决全球性的问题。
  　　
  　　…………
  　　
  　　
•   　　读书会第二次阅读文本:赵汀阳《天下体系》
  　　 苏拉 2006-12
  　　
  　　
  　　
  　　
  　　 第一次讨论《乡土中国》还算成功，开掘出了几个理论问题，值得深入思考。这次经大家推荐和老师建议共同决定读赵汀阳《天下体系》，杜老师说他是一个怪才，在如此注重名利年代能置身事外，在博士满街跑的年代直言没有人作他的导师，其气魄堪比青年钱钟书，想当年，有清华四大才子之首美誉之谓的钱钟书，誓言横扫清华图书馆，于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校园内臧丕当时著名学者，毕业时吴宓？和才俊校长罗家伦要特招其入研究院，钱钟书遂言清华无人可作其导师。狂耶？娟耶？暂且不论，有道是留下了学术史上一段掌故。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里，很难有闭门杜客埋首学问的学者和狂放不羁的思想导师。而像蒋庆、赵汀阳这样的人就颇为难得。有自己的追求、有特里独行的人格、卓尔不群的思想操守，于今于古都很罕见。至少，这么一批人的存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度和我们的时代不是思想的荒漠，不是学术的戈壁，也昭示了我们的时代同样需要精神甘露的滋养，同样渴望伟大的思想家。人类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思想史，一些历史上重要人物的思想尤其值得重视，如柏拉图、如亚里士多德，又如东方的圣哲——孔子。没有伟大人出现的国度是一种悲哀，而更为可悲的是出现了伟大的人物而人们不懂得理解和尊重。人啊，不过是能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语），生命何等脆弱，人类在自然面前何等渺小，然而，使人强健的在于精神、在于意志，古希腊的酒神精神排除了神秘宗教的成分，多多少少彰显了对精神的崇尚。正如那捕鱼的老人，你可以消灭我，但就是打不垮我，何等的气概和勇气。在思想的跑马场上，各种思想交杂颇难，很难说谁是主流，谁是非主流，思想其实本来就是一体的，它源自人对自身和周遭世界的无限追问和反思。因此，本书也是思想家族之一成员，惟其取天下代国家，颇具气魄和眼光，放眼未来、长思以往者非历史学家和未来学家之专利，只不过是普通人中难有此眼光，而学者则贪求功利而已。在世纪初，面对人类的困境，是该认真思考的时候了。为此，不妨从《天下体系》始。
  　　
  　　
  　　
•   　　批判、知识与责任
  　　平川虎 2006-07-20
  　　
  　　
  　　
  　　
  　　
  　　 指出错的，却说不出对的，这种流行的批评模式深刻的影响了人们的正确思维。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批评者把中国自身描述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存在，尽管其中许多批评的确指出了某些方面的社会真相，揭了社会和历史的老底，但那些完全负面的批判无疑加重了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它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打击了人们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自信心，从而助长了社会的集体性堕落、集体性腐败和集体性的道德沦丧，这可以概括为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集体性不负责任。令人绝望的是，很少有人去反思那些“揭老底”的批判与社会精神崩溃之间看不见的关系，很少有人去思考关于真相的知识必须同时是对社会负责任的知识。这是一个特殊的知识论问题，福柯曾经揭示了“知识/权力”的关系，这是知识的政治学意义，同样，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知识/责任”的关系，这是知识的伦理学意义。......知识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单纯的认识活动，真理并不是一个最高的判断，真理必须是好的，真理必须负责任，因为人类最终需要的是生活而不是真理。
  　　
  　　
  　　 （摘自：赵汀阳：《天下制度——世界制度哲学导论》P6-7，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   　　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
  　　
  　　
  　　
  　　 不详
  　　
  　　
  　　
  　　那天和陈兄去重温一段曾经美好的梦，赵汀阳的讲座。我哲学修养极差，羞于与陈兄比肩，而他在本科的时候便是赵汀阳的粉丝，“资深”程度自非我所能及。悠悠岁月隐去，对于我这样在“新世纪”方才入学的人来说，赵汀阳居然成为我想象九十年代北大的媒介。于是，在衰老的阿城于五院开讲的寒夜里，我们则逆向而行，远征到三教去触摸一息尚存的青春回忆，陈兄燃着烟低头不语，前去的路上竟有些激动了。那晚主讲的赵汀阳和评论的老王，都颇似黑白电影胶片中的人物，灰蒙蒙的，也带来一段怀旧的气氛，赵汀阳着一身民工劣质西服，面色黝黑，留一撮山羊胡子，而老王步伐沉重，鸭舌帽压得很低，大多时刻都遮住了眼睛。后来知道两人在讲座前喝多了酒，尤其是老王，不胜酒力。不过对陈兄而言，在“天下”的政治哲学中，他所熟悉的赵汀阳，掩盖在那些新鲜的术语之下，“可能生活”到哪里去了？时间的变迁一览无余，于是其后的饭局上，他的话很少。其间，有着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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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
  　　
  　　作者：tuojiangrenjia 2006-12-4
  　　
  　　我在困倦的状态下，在似曾相识的熟悉与莫名惊诧的笑声中开始了这段记忆旅行。这部电视剧的名字略微矫饰，《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而更加可疑的是“我们”，借着青春之名也试图将屏幕前面的我“说”进这故事里去。无奈，这么多年过去了，青春已从蒙昧的正在进行时态转变成了被挽留和追忆的对象，而电视剧里的“青春”却还是那个“青春”，照片中极尽扮酷的佟大伟，眉眼和神气都像极了李亚鹏，而江一燕饰演的林道静似的女主角，一颦一笑乃至害羞或思春，都映出徐静蕾的影子。唉，《将爱情进行到底》如毒药一般的渗入了我高二时候幼小无知却充满渴望的心灵，多少年来我都不曾再看，等到如今遭遇到《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记忆中的杨铮和文慧终于忍不住涌上心头：十年了吧，青春的结构竟然何其相似乃尔，我们怎么对得起如“爱情”或“青春”这样的“大词”，仅仅因为其永恒？
  　　
  　　虽然如此，我仍然难以抗拒的重逢着某些往日的情愫，却又习惯性的用某种“职业”思维拆借那些神话和滥套。最为讽刺的一段场景是：作为省报摄影记者的佟大为替江一燕拍摄了许多靓照，并许诺要放大一张挂在她的卧室里。然后在一个充满幻想气息的清晨，阳光透进房内，白色的床单，并一身白衣裙的江一燕，她立于窗前幻想着白马王子的到来：他会不会是说着玩的呢？这时候，在狭仄的巷道内，一幅巨大而高清晰的照片正在迅速移动，照片上的江一燕笑靥如花，令四周低矮的平房为之失色。佟大为满面春风的手执这份浪漫来到了楼下——这时候的我正处于某种瞌睡状态，脑海中的警戒装置一时松懈，认可了这份“浪漫”——站在我背后的室友卫纯猛然冒出一句：“这不是《疯狂的石头》中的谢小萌吗？”我一惊，眼前电光火闪，回到二零零六年冬天的现实中来。
  　　
  　　颇有意味的，在作为电视剧原本的小说中，大学里的爱情源自1992年，历史有笺注曰“那是一个春天”，工作分配还是天之骄子们优游卒岁的理由，于是我们听见陈道明饰演的爸爸在剧中向未来的女婿谈起自己的宝贝女儿：“蒙蒙身体不太好，不能干体力活，所以我的意见是让她考研究生，将来出来在大学里做老师。”我再一次忍不住笑了出来，为那个被“单纯”所淘空并填充的花样年代，为那“过去”的双肩所承担起的沉重意义。
  　　
  　　不过或许也并未我如所想的那样，“单纯”转过身去，便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滚滚红尘。现在犹能记得的，是大一时候的某个冬夜，去听一个不甚相干的讲座，大概是哲学系的。于是看到了三教一楼的某件教室里人头攒动，甚至连窗外冰冷的世界里，也挤进来几个脑袋，我在给别人的通信中动情地记下了这一幕，自己似乎也要化在笔下的那份虔诚之中。讲座的内容早几年前便全然忘记，可见这份虔诚多是虚荣。我有时候看见王德威的课堂上涌动着的，多是这帮小青年，便会猜想过上几年他们是否也会如我这般，对这份经历自我质疑。
  　　
  　　大一的时候蹭过不少讲座，连金山公司的副总在电教黑漆漆的教室里讲发家史，我都听得聚精会神。这几年北大的讲座依然不乏名家，我所听过的讲座却日渐稀少，想想拿上本书，离讲座还有半小时便跑到教室里坐下，便觉得不该是我这样的“老人”应有的作为了。心里面总有个声音在说“让那帮小孩子去受受教育吧，你去瞎掺和干嘛”，这种内在的衰老，尽管我不愿承认，或多或少为我的今天做了注脚。
  　　
  　　那天和陈兄去重温一段曾经美好的梦，赵汀阳的讲座。我哲学修养极差，羞于与陈兄比肩，而他在本科的时候便是赵汀阳的粉丝，“资深”程度自非我所能及。悠悠岁月隐去，对于我这样在“新世纪”方才入学的人来说，赵汀阳居然成为我想象九十年代北大的媒介。于是，在衰老的阿城于五院开讲的寒夜里，我们则逆向而行，远征到三教去触摸一息尚存的青春回忆，陈兄燃着烟低头不语，前去的路上竟有些激动了。那晚主讲的赵汀阳和评论的老王，都颇似黑白电影胶片中的人物，灰蒙蒙的，也带来一段怀旧的气氛，赵汀阳着一身民工劣质西服，面色黝黑，留一撮山羊胡子，而老王步伐沉重，鸭舌帽压得很低，大多时刻都遮住了眼睛。后来知道两人在讲座前喝多了酒，尤其是老王，不胜酒力。不过对陈兄而言，在“天下”的政治哲学中，他所熟悉的赵汀阳，掩盖在那些新鲜的术语之下，“可能生活”到哪里去了？时间的变迁一览无余，于是其后的饭局上，他的话很少。其间，有着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令人愤恨的是，承载某种记忆的，不正是一家俗陋的饭馆，一个冷清的店铺吗？在我和硕鼠平静的光顾了“三兄情”之后的那个晚上，听闻说“三兄情”拆掉了，寄身于此的万柳烤串则不知将流落到何处。西门鸡翅早已烂掉，在万柳和北大之间的流离搬迁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万柳烤串”，我们在冬夜窜下楼来，每人在烟熏中手执几十串肉串，如火炬一般复又奔上楼去，大嚼一番；而如今，大概再也吃不上那样美味的烤串了。陈兄与小季于我的教诲，又将如何存放？
  　　
  　　阅读他人的青春，再将个人的回忆检点一番，乃是想象自我的方式之一种，也是在疑惑和迷惘的时候，吸收更多的资源，以拒绝或抵抗某种程式化的青春——那些因只有颓废而自我迷失，因只有美好而自我迷恋的青春。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所歌咏的，还真是“无处安放”的青春。
  　　会不会是一段追求“异”而终将不可得的青春？
  　　
  　　看郑鸿生的《青春之歌》，里面的黑白照片和诸多细节为我们勾画出那些后来的大英雄们尚是小青年时候的模样，在海峡对岸的我读来，更是在风中飘散的旷逸绝响，陌生而真实：
  　　
  　　台北的繁华世界对一个少小离乡北上求学的小男生，既是充满着挑战与诱惑，又是个令人却步伤心之处。道琳虽然学富五车文采灿然，却不善言词，既不能像台北男生那样夸夸其言，高谈阔论，也进不去他们自我膨胀的世界里，即令有着满腹经纶与满腔的热情，不善孔雀开屏的他只能散放着内在的魅力。当然这种沉潜的魅力对台北的“花瓶女生”是绝缘的，即使有缘可结，对他而言也是难以捉摸，难以符合他放不下心的家乡父母的需求。在异性伴侣上，老钱似乎与他心有灵犀，两人时而为此对饮，谈着台北女人“圣女与娼妓”的两难，又为着感情上失去了的童真而伤怀，互相抚慰着难得红粉知己的怅惘。
  　　
  　　
  　　
  　　
  　　
  　　
  　　
•   　　有关乐黛云谈国家梦 （编者加
  　　
  　　
  　　…………社科院哲学所的赵汀阳教授曾撰文指出：“如果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不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还将仍然是个小国。”他说，我们现在能够用来思考各种事情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基本都是西方所定义的，尤其是那些决定性的概念，比如人权、民主、自由、公正、真理等等，主要是西方所定义的意义和所指，而这些西方所定义的概念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难点，尤其不完全适合中国经验。新中国精神应该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中国的方式为中国想象一个社会理念，一种生活理念，一套价值观，而且还需要想象一种中国关于世界的理念，因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为世界负起责任的大国。我们不可以仅仅满足于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文化，更不能封闭于古代社会产生的传统文化之内，而必须对它重新诠释，寻求它在全球文化中所能作出的贡献。如果不具有世界性，中国梦就只能是一种自我玩赏。
  　　
  　　因此，根据赵汀阳的分析，中国梦需要考虑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样的思想、知识体系能够有效地思考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够使有德之人愿意生活在这个社会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够使人永远觉得生活有意义？
  　　
  　　……
  　　
  　　
  　　
  　　
  　　
  　　
•   　　天下无外
  　　 Human-Error Processor
  　　makzhou s inner part
  　　
  　　 2007.7.4.
  　　
  　　（版权申明：这个文档的版权归该文的原作者所有）
  　　
  　　
  　　
  　　 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并没有它的名字看上去那么晦涩。
  　　
  　　 事实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我来来回回看了两遍，第一次是在去兰州的飞机上，第二次则是在上海的地铁和轻轨列车上。他的逻辑清晰语言简洁，很容易就吸引一般读者——哪怕你对国际关系和政治哲学一无所知——慢慢读下去。
  　　
  　　 这本书的中心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世界制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中的“天下观”在现实语境之下对于全世界有怎样的贡献？
  　　
  　　 对于前一个问题，作者的解答是：
  　　
  　　
  　　 关于“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是个全新的的政治哲学问题，它在（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种不存在，而是由全球化给逼出来的。而现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它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存在，而不是政治上的世界，所以只是一个Non-World。我们的世界观，如果存在的话，只是基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博弈平衡。可是现实是，世界只能是一个，他是“所有人都需要分享的制度存在”，是“不可以分裂理解的完整政治空间”，它是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虽然也许很少有人这样想），所以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以丛林假定出发承认私欲至上逻辑，并且想把无规则的野蛮争夺方式修改为有规则的“市场”争夺——并且默许“只要一旦有田间超越规则就可以恢复无规则的争夺”，比方美国在拥有绝对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时候对于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忽视。这些政治现实一直在提醒人们，根据西方的政治逻辑，世界是不存在的。
  　　
  　　 其实从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出发就是如此，因为政治制度在西方传统中所被应用的最大范围是国家，而国家之外的世界是没有制度的。国家制度不能推广成世界制度，比方民主和法制，只是自己国家人民的民主和法制而没法惠及他人。因此这样的政治制度是没有普遍意义的制度。西方优秀的哲学家康德和哈贝马斯都试图超越这种局限性，但是他们对于世界制度的想象，同样无法超越“个人权利至上”的限制。如果个人的权利是无法匹敌的，那么在逻辑上就不可能达到一个一致的政治世界整体，“不会有一个为世界利益着想的世界制度，那么世界就一定是分裂的，一定有‘敌人’（基督教的异教徒想象），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卡尔·施米特语）”
  　　
  　　 就是在这种语境之下，所以才会出现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一本描述新的全球帝国主义的作品，他们论证到这个新的帝国模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建立起了政治力量/市场体系/文化市场的新霸权，但是仅仅在最大化美国的利益和普遍化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之下。
  　　
  　　 既然按照西方的逻辑，世界是无法达到和谐的，于是作者转而从中国哲学的价值观来寻找、比较对于世界观的新想象。这就是天下观的起点。
  　　
  　　 天下观首先是尺度问题，它并非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而是一开始就把世界变成考虑政治问题的最高存在：《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其次在这个体系之中，是不存在无法同化的“他者”，任何不和的关系都可以化成和谐的关系，任何外在的存在都可以是“化”的对象而绝不是要征服的对象，这就是天下无外的原则。然后作者又分析了中国的民心原则与西方民主是多么不同的一套价值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和自由的关系，政治制度的普遍性和传递性。
  　　
  　　 赵汀阳的论述有力而又简洁。我读这本书最大的体会到还不是天下体系作为政治理论的价值，而是正如导言中所讲，中国的社会科学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反思和重构之后，当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之后，我们自己的学说和思想，对于这个世界的解读，究竟提供了怎样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理论都是来自西方，甚至词汇和话语也是如此，究竟在中国的语境中——现在甚至超过了这个范围——我们除了“世界工厂”的帽子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流传下去的东西呢？
  　　
  　　 这恐怕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了。
  　　
  　　
  　　
•   　　天下体系 听后感
  　　
  　　 古陌岭上空的云 2007-04-11　21:53:46
  　　
  　　
  　　
  　　
  　　
  　　
  　　 晚上听了一个讲座，非常棒。在学院党委书记的支持下，学院请来了特邀主讲人赵汀阳，一个60年代出生的独秀一支的哲学代表，以《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最为有名，他最近所研究的天下体系，非常适合当今世界政治的现状，是以中国古史，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周朝之时的政治策略为依据，分析了中西方政治差异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国为何会在3000年以前就产生世界政治观点，然后是国家政治，而西方则是先有国家政治，而后观，拥有世界政治官，整个演讲，深入浅出，非常精彩。
  　　
  　　 虽然好多的东西我理解不透，并且世界政治也与我无关，但我喜欢这种氛围，这种补充。就好比有营养的东西，再怎么不喜欢吃，还是会拼命的把它吃到肚子了。而后，学院的学生在自由提问的时候，我再一次被征服，他们精密严谨语言逻辑与主业的思维方式让我感觉到象牙塔里真正的内涵！并不是每一所学校都像外交学院，也并不是外交学院的每一个孩子都这样优秀，每一个环境中都将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则，相比之下，出于这种环境的我，真是相差甚远，而拥有同享这片天空的机会，我又有什么不努力进取的理由呢？
  　　
  　　 追梦永远都不会晚，把握这么好的条件，好好充实吧，可能悟性极高的自己会再一轮胜出，来一个华丽的转身！不怕达不到目标，就怕不敢设计目标，好好努力吧！不要让任何人再来破坏这种心情，鄙视他的优柔、自私与懦弱，一个害怕付出，患得患失的人不再配拥有你的爱。
  　　
  　　
  　　
•   　　儒家对话：自由主义与新左派都有短板
  　　
  　　
  　　| 编者按：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这是一篇文章的节选(文末附有全文)
  　　
  　　原文总标题：儒家对话：自由主义与新左派都有短板
  　　
  　　| 版权申明：这个文档的版权归该文的原作者所有
  　　
  　　对话者：陈明、干春松 时间：2007
  　　
  　　
  　　
  　　 …………
  　　
  　　　而更应被人关注的是，一些儒学研究者开始摆脱仅仅将儒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的做法，而是放在更为跨学科和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的研究中，比如法学领域中的梁治平、朱苏力、冯象，做伦理学的何怀宏等人。刘小枫和甘阳等人的一些作品也很有启发性。
  　　
  　　　　我自己关注的还有盛洪和赵汀阳对于“天下问题”的关注，他们是站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对古代中国的“天下观点”做了一种新的转化性的思考，认为儒家天下观对于不同文明、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对于理解当下严峻的国际间关系，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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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家以“天下”理念求解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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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朱鲁子(又名朱进富) BLOG 时间：2007-3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７日电（记者章利新）当西方学者还在谈论恐怖主义、文明冲突、霸权与反霸权时，中国哲学家赵汀阳提出了名为“天下体系”的哲学理论，主张从天下的角度思考问题，把世界的冲突最小化。
  　　
  　　　　对中国人来说，“天下”是极为寻常的概念，“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都是普通人常说的习语。然而，赵汀阳却牢牢抓住了这个古老概念中对当今世界有独特价值的思想含义。
  　　
  　　　　在４６岁赵汀阳看来，由于目前在民族国家的模式之上还缺乏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世界秩序，现在的世界还是一个被争夺和损害的是非之地。于是，他开始思考一种具有世界尺度，能够反思世界性利益，又能将冲突最小化的理想模式，也就是一种能超越国家利益的“以天下观天下”（为世界着想）的政治世界观。
  　　
  　　　　“天下体系”理论发表以来在海内外引起诸多讨论。在近日于北京举行的“治与乱跨文化国际研讨会”上，这种讨论得到延续。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人类学家阿兰勒皮雄，印度尼赫鲁大学前校长、政治学家巴惟尔阿罗拉，法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拉比海等认为，赵汀阳的政治哲学理论对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思维模式提出了反思和挑战。
  　　
  　　　　赵汀阳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到伦理学、政治哲学、哲学逻辑和知识论。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天下”理论是几年前他在欧洲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当时有许多西方学者表示难以理解那种高于国家利益的政治视野，更难以相信中国几千年前就有如此“超前”的理念。赵汀阳认为，这与西方特定的政治思维方式有关。
  　　
  　　　　他的研究指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中包含了这样一种排序：天下国家家庭，这非常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体系层次：国家共同体个人。在西方思想中，国家已经是最大的政治单位了，世界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空间，然而从国家利益出发不可能看到并定义属于世界的长久利益、价值和责任，当然也不可能发展出世界的公正秩序。
  　　
  　　　　在西方历史上，帝国模式是其政治思想的极限，然而其核心仍然不过是基于国家理论的“一国统治世界”，是强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在中国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天下”思想则有着超越国家的维度，表达了关于世界秩序的一种理想。“天下”理论首先要求把世界视为“无外”的整体。假如把世界看作是给定的分裂模式（比如西方所习惯的敌／我、国内／国外、信徒／异教徒等基本政治区分），那么世界的完整性就只能通过征服他者或“普遍化”自己来获得。而“无外”原则保证了天下的完整性只能依靠内在的多样性和谐来维持。
  　　
  　　　　对于这种围绕着为同一个世界着想而形成的多样和谐关系，法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拉比海这样描述：“这种想像中的关系使同一和差异、自身与他人，此与彼互相结合，它使每个人既在本地同时又在世界中。”
  　　
  　　　　在赵汀阳的理论阐述中大量引用了《论语》《道德经》《礼记》等中国古典文献，他甚至把“天下”知识论直接归功于老子。老子曾在《道德经》中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赵汀阳认为，老子已经说到了“天下”理论的关键之处：从天下（世界）的角度为天下（世界）着想才能真正理解世界问题。
  　　
  　　　　赵汀阳说，他不是简单地继承以前的思想，而是针对新的问题重新创作。最重要的是，通过整理、分析、批判这些古老的资源“让中国重新开始思想”，向世界贡献自己的知识、理念和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地复制西方的流行观念。
  　　
  　　　　赵汀阳把自己在哲学上的探索视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一个被称为“重思中国”的运动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这个运动可以上溯到梁漱溟、李泽厚这些先驱，他们都尝试重新建立中国自己的思想框架和基本观念，重新创造中国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重新思考中国的思想文化对于世界的意义。
  　　
  　　
  　　
  　　
•   　　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并没有它的名字看上去那么晦涩。
  　　
  　　事实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我来来回回看了两遍，第一次是在去兰州的飞机上，第二次则是在上海的地铁和轻轨列车上。他的逻辑清晰语言简洁，很容易就吸引一般读者——哪怕你对国际关系和政治哲学一无所知——慢慢读下去。
  　　
  　　这本书的中心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世界制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中的“天下观”在现实语境之下对于全世界有怎样的贡献？
  　　
  　　对于前一个问题，作者的解答是：
  　　
  　　 关于“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是个全新的的政治哲学问题，它在（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种不存在，而是由全球化给逼出来的。
  　　
  　　
  　　
  　　而现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它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存在，而不是政治上的世界，所以只是一个Non-World。我们的世界观，如果存在的话，只是基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博弈平衡。可是现实是，世界只能是一个，他是“所有人都需要分享的制度存在”，是“不可以分裂理解的完整政治空间”，它是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虽然也许很少有人这样想），所以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以丛林假定出发承认私欲至上逻辑，并且想把无规则的野蛮争夺方式修改为有规则的“市场”争夺——并且默许“只要一旦有田间超越规则就可以恢复无规则的争夺”，比方美国在拥有绝对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时候对于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忽视。这些政治现实一直在提醒人们，根据西方的政治逻辑，世界是不存在的。
  　　
  　　其实从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出发就是如此，因为政治制度在西方传统中所被应用的最大范围是国家，而国家之外的世界是没有制度的。国家制度不能推广成世界制度，比方民主和法制，只是自己国家人民的民主和法制而没法惠及他人。因此这样的政治制度是没有普遍意义的制度。西方优秀的哲学家康德和哈贝马斯都试图超越这种局限性，但是他们对于世界制度的想象，同样无法超越“个人权利至上”的限制。如果个人的权利是无法匹敌的，那么在逻辑上就不可能达到一个一致的政治世界整体，“不会有一个为世界利益着想的世界制度，那么世界就一定是分裂的，一定有‘敌人’ （基督教的异教徒想象），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卡尔·施米特语）”
  　　
  　　就是在这种语境之下，所以才会出现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一本描述新的全球帝国主义的作品，他们论证到这个新的帝国模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建立起了政治力量/市场体系/文化市场的新霸权，但是仅仅在最大化美国的利益和普遍化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之下。
  　　
  　　既然按照西方的逻辑，世界是无法达到和谐的，于是作者转而从中国哲学的价值观来寻找、比较对于世界观的新想象。这就是天下观的起点。
  　　
  　　天下观首先是尺度问题，它并非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而是一开始就把世界变成考虑政治问题的最高存在：《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其次在这个体系之中，是不存在无法同化的“他者”，任何不和的关系都可以化成和谐的关系，任何外在的存在都可以是“化”的对象而绝不是要征服的对象，这就是天下无外的原则。然后作者又分析了中国的民心原则与西方民主是多么不同的一套价值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和自由的关系，政治制度的普遍性和传递性。
  　　
  　　赵汀阳的论述有力而又简洁。我读这本书最大的体会到还不是天下体系作为政治理论的价值，而是正如导言中所讲，中国的社会科学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反思和重构之后，当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之后，我们自己的学说和思想，对于这个世界的解读，究竟提供了怎样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理论都是来自西方，甚至词汇和话语也是如此，究竟在中国的语境中——现在甚至超过了这个范围——我们除了“世界工厂”的帽子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流传下去的东西呢？
  　　
  　　这恐怕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了。
  　　
  　　原文：http://makzhou.warehouse333.com/2007/07/0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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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对我们看待世界文化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视角。“天下体系”，即“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政治单位，一个最大并且最高的政治单位，同时也就成为一个思考所有社会／生活问题的思想分析单位，也就是最大的情景或解释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天下体系”可以提供超越“民族／国家体制”的更高文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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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飞 ：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到文化协商
  　　《南方周末》　 2006-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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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
  　　
  　　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到文化协商
  　　
  　　
  　　
  　　
  　　南方周末　 　2006-09-14
  　　
  　　
  　　
  　　　　不妨做一下自我观察：当你知道了欧洲儿童不喜欢龙之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到文化协商
  　　　　
  　　　　□姜飞
  　　　　
  　　　　《南方周末》刊登的《他们不是龙的传人》(2006年8月24日D28版)，讲述了欧洲孩子认为龙是邪恶的象征，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这虽则只是国际儿童画展中的一个花絮，却也可以看成一个“文化冲突”的典型案例。
  　　　　不妨做一下自我观察：当你知道了欧洲儿童不喜欢龙之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开始讨厌龙？讨厌欧洲人？还是，先不着急下结论，先去查找资料？
  　　　　我认为，这一事件背后反射的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历程中，在“跨文化意识”上的深度转型问题。
  　　　　
  　　　　东方西方，各有其龙
  　　　　目前，经济领域的跨文化交流已经有所进步，至少在商业礼仪方面，我们是下了些功夫的。但在文化领域，微妙复杂的跨文化现象却很难一言以蔽之。
  　　　　跨文化的传播，绝非各个文化简单地彼此走上几圈，过上几招，优胜劣汰之后就万事大吉了。
  　　　　当中国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时，其实也就是感觉到了自身文化与他人不同之时。
  　　　　要能比较到位地体会出文明之不同，并能以正常心态看待这种不同，首先要做的是“跨文化知识”的了解，然后是“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比如龙，西方人之所以对龙有恶感，是因为他们对龙的认识建立在“圣·乔治屠龙”这个故事基础之上。关于这个故事，网络上有各种版本。
  　　　　了解了西方人眼中的龙，我们才可能进一步探讨“如何对待龙”，“如何对待西方”，“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等等这些问题。这就涉及到了“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理想的跨文化心态，简单地说，应是有能力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设桥梁，自由穿行于桥的两边，道并行而不悖。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百多年来，中国的跨文化意识，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协商”，尚在转型之中，任重而道远。
  　　　　
  　　　　自卑时代的微弱呼吸
  　　　　中国文化自卑最深刻的表现就是“五四”以来传统文化的“粉碎性骨折”。到了1930、1940年代，少年皆骂孔子、毁六经。
  　　　　熊十力敏感地察觉到，“欧美学风，渐以东被，三尺学童皆有菲薄儒术、图弃经传之思，而于西学又不得其精意，摭拾名词，长其骄吝鄙倍之习。士气人心，不可复问。先圣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其逆睹今日之事哉？”进而提出，当时“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中除了一个外王学的问题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内圣学的问题”。
  　　　　熊十力认为，当时的中国，孙中山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要为中国在世界上谋得一个位置。这就是“外王学”之道。
  　　　　“外王学”之外，还应有一个“内圣学”———熊认为，特殊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能否救治人们在工商业竞争的紧张下出现的无所依归无所适从精神或心理危机，及信念价值存在于形而上的迷茫，填补“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的冲击毁谤之后留下的一大片精神或心理的空间，则是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思想或哲学难题。
  　　　　关于文化自卑，另一个中国人王国维痛定思痛，认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已经改变了，中国再也不是老大帝国了，当西方文明破门而入，我们惟一的出路就是八个字：“相互激荡，相互发明。”
  　　　　试想，其时中国几乎已经丧失文明发展的基本信心，王国维仍然坚信，文明是“相互激荡”和“相互发明”的，这难道不需要勇气吗？
  　　　　
  　　　　文化自觉，以观天下
  　　　　从低谷往上爬呀，爬，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距今已经百年有余了。如今中国似乎要“发迹”了，中国已经很容易被“他者”认定，同时也很容易被“我者”接受了。
  　　　　然而中国在面对西方时，从曾经的“文明践踏”、“文明休克”，接下来该如何走？走向哪里？这不仅是当今中国关注的问题，也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试图从对中国的关注中“返观诸己”的问题。此时，“文化自觉”的提出不仅是上述文明思想历程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化自觉”这个思想是费孝通在晚年提出来的。按他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形成的过程，它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从而取得文化选择中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不仅仅只是了解自己。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理解全世界多种多样的文化，而后经过自主的适应，与其他文化一道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对我们看待世界文化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视角。“天下体系”，即“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政治单位，一个最大并且最高的政治单位，同时也就成为一个思考所有社会／生活问题的思想分析单位，也就是最大的情景或解释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天下体系”可以提供超越“民族／国家体制”的更高文化视角。
  　　　　
  　　　　文化协商，也许可能
  　　　　摆脱了文化自卑情结的中国，需要把“文化自觉”意识灌注到下一步行动当中。
  　　　　“跨文化”交往中，并非只有“被人跨”或“跨别人”这两个选择。在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文化先是“文明的冲突”，而后“在冲突中对话”，进一步“在对话中协商”，最乐观的前景当然是“在协商中共进”———跨文化传播的历史画卷渐次展开。
  　　　　在不断展开的这样的一个画卷之上，不管乐意与否，华夏文明都必将参与以“文化”为核心词的话语博弈，参与新一轮的国际文化大融合。
  　　　　“跨文化”的现实语境日益迫近，儿童概莫能外，“龙事件”不就是一个例子吗？我们能否作为文化协商大潮中的一员，关键还得看我们自己。
  　　　　
  　　　　善自残者，未必开明
  　　　　当你知道了欧洲儿童不喜欢龙之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要说出我的反应方式。
  　　　　首先，我了解了他们为什么讨厌龙，我理解他们。
  　　　　其次，我更加喜欢龙。因为我当然更了解自己，也更理解自己。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对文化的理解最终凝结成的符号。穆斯林会说新月没意义吗？基督徒会说十字架没意义吗？
  　　　　龙代表着中华先人对力量的理解和梦想。龙腾虎跃，龙蟠虎踞，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马精神……以龙为核心词构筑了阐释中国、阐释中国文化的一整套话语。除了龙，实在想不出别的意象能迅即唤起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人同根同种的感觉。
  　　　　大家不必根据音量和表情来判断谁狭隘，谁开明。要知道，谋求协商者的表情和声音也许很刺耳，但“谦虚豁达”地“打倒”就开明了吗？敢于笑着自残，就开明了吗？
  　　　　如果我们在初级的启蒙中，昏昏然以略有血色之躯搬起石头砸向自己的脚，连我们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惟一能唤起国人同根同种的东西也一起砸碎，真不知这个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姜飞，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主研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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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书评来源：《东方早报》 2006年03月09日　名不正则言不顺——国际关系的语境
  　　此书评作者：相蓝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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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为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国内学人还是作出了一定的努力。遗憾的是，他们的立论基础仍然是移植词和二元主义。比如赵汀阳的“世界制度的哲学基础”即以世界和“非世界”的对立关系为出发点，而更有学者干脆用它来诠释“和谐世界”。正因为如此，那些自认为价值中立，不谈意识形态的外交概念常常被别人看作是暗藏玄机。
  　　名不正则言不顺——国际关系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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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视台邀请赵汀阳讲坛讲座 2004年05月13日
  　　
  　　请访问网址以查看讲座全文：
  　　http://beautifulthing.bokee.com/2477244.html
  　　或者
  　　http://www.chinaqn.net/bbs/dispbbs.asp?boardID=63&ID=8818
  　　
  　　 赵汀阳:《以“天下”观世界》 讲坛内容简介：
  　　
  　　　　1999年，两个外国人合写了一本书《帝国》，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新帝国问题的思考。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帝国问题一直是人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它在过去是世界政治体系模式，不论是英国还是清朝，都称为帝国。
  　　
  　　　　到了近代300年，帝国由民族国家代替。在当前，随着美国的强大，一种新的帝国模式正在出现，当前的全球化虽然是以经济运动为主，但是其后果却是一个政治结果，在此情况下，民族国家体系受到冲击，那么在未来世界中，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必将改变，而美国当前所走的新帝国模式又受到世界人民的反对，那么人们开始寻找有另外的一种政治体系。本讲立足于此种背景之下，提出用中国古代“天下”概念，作为解决未来世界的一个政治根据。给世界一个中国式的解决方案。
  　　
•   写得非常有水平~
•   谢谢，旧文了，还是有很多不成熟之处的
•   貌似很对我最近的阅读计划，得去找来看看。
•   感觉没什么深度，比较空泛。
•   这是个哲学视角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确不需要国际关系知识储备的说
•   我们交替出现的自尊与自卑
  南方周末　 　2006-11-23 14:49:35
  　　□李陀(文学评论家)
  　　
  　　全球市场化，有这么一个见面会不稀奇，然而见面会的形式让我不舒服。外国专家掌握着市场和资源，这就像他高高地坐在桌子上，而你坐在板凳上。
  　　这次见面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摄影界，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大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面对国外权力和资本，新殖民主义有没有在其中发生作用？我们如何面对新殖民主义？
  　　“二战”以后的10年里，殖民国家纷纷独立，全世界都以为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了。萨义德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1980年代把隐藏在经济文化交流中的新殖民问题很尖锐地重新提出来。
  　　如果说新殖民主义没有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我们就很难解释这次见面会的形式，很明显，这里存在着文化歧视。
  　　我们国家在经济上有了这么大的成就，文化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也越来越自信。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非常复杂的、自尊与自卑交替出现的局面。自卑，往往就是新殖民主义作祟的结果，但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
  　　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和理论，批评西方把创新当作艺术发展的惟一标准。
  　　在这条路上，西方艺术走到今天，几乎已经走到绝境，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装置艺术。几年前纽约的画廊里到处都是装置艺术。不久前我到纽约转了一圈，陪我的画家都苦笑，说你看，装置艺术都没了。
  　　为什么？因为国外艺术家的创新压力非常大。当然也不能说今天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创新的空间了，但把创新当成惟一标准，其他可能的途径就被堵塞了。
  　　他们现在的装置艺术，艺术家自己都不动手，就是画完草图，找工人来做，大抵如此，说穿了就是提出一个概念。这条路在我看来，已经走不下去了。
  　　整个西方现代艺术，我个人看法就是做减法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的减法就是去技巧化。杜尚把他的尿盆儿搬出来的时候，去技巧到了一个高潮。杜尚以后，西方现代艺术就走上了不归路：你不彻底颠覆现成的艺术规范，那么你的艺术很快就会被淘汰。
  　　这种逻辑，对“五四”以前的中国艺术来说是不存在的。比如中国山水画，不是说谁一下颠覆了前人谁就代表了进步，我们看“明四家”跟“元四家”、清代“四王”跟明代画家，他们都是在积累的基础上强调创造和发展。
  　　我曾给香港牛津出版的一本前卫艺术书籍作序，批评了贡布里希。在他那本著名的《艺术的故事》里，有一句对中国艺术的批评：看起来中国人不明白创新的重要性。我就批评他说，贡布里希不明白，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艺术标准，中国人更重视在积累的基础上取得的那种小小的进步，而不是一定要颠覆规范、颠覆前人。
  　　见面会上，西方人提出我们的摄影作品已经过时的时候，就是把规范的推翻、语言的创新当作艺术的惟一尺度。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不信他那一套，我们的压力就不会有那么大，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就信这个。
  　　我的本行是文学批评，在文学领域，与见面会类似的压力更大，以至于1980年代我们那批先锋作家，现在走到了两难的窘境中：不创新就没地位；创新就没读者。
  　　所以说，“见面会”的问题不只是摄影界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学艺术面临的共同困境。
  　　怎样发展自己的批评，是个大问题，我有点悲观。本来文学批评的队伍比摄影批评强大，可现在有点溃不成军，原因很多，不多说。
  　　虽然如此，有些东西还得坚持。比如，我认为，1990年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当中，有两个东西是了不起的。一是摄影中的纪实摄影，一是电影中的新纪录片运动。复旦大学的吕新雨不断地写文章，说我们有一个新纪录片运动，慢慢地这个运动就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了。但摄影方面，好像还没有谁站在宏观的历史视野里，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纪实摄影在美学上的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运动。
  　　我们应该有自信对待我们做过的事情，不能被他一句“你已经过时了”颠覆掉。
  　　过时不过时，根本就不重要。西方人也有很多惶惑，他们也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中国艺术家已经取得了这么多成就，此时恰恰应该教训他们：艺术的发展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们可以从历史上重新阐释，从规范上重新确立。这样可能有助于我们批评的发展，总是很自觉地比别人矮一头，无条件相信别人比我们先进，就不好办了。
  　　艺术发展和科学发展是不一样的，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艺术就盯着科学。实际上艺术与科学是两回事，艺术不可能像电脑似的，“386”、“486”不断往前发展……对此西方也有很多检讨。
  　　(P1189561)
  　　
  　　有人坐着，有人站着，这种形式让不少人很受伤　　　　
•   欢迎白色亚麻裙!
•   谢谢……
  做毕业论文的时候读过他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