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卷）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鲁迅  页数：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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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们的心目中，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是以其小说、杂文、散文为主要创作标志的。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编选这本“鲁迅随笔选”呢？究竟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算作鲁迅的随笔呢？它和鲁迅的杂文、散文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所谓随笔，英文名称essay，在英文中，散文、小品文、随笔、短论，都叫essay。这一文学概念在“五四”时期得到新文学界许多代表人物的大力弘扬，特别是周作人。中国文论中自然也有与essay相应的概念，中国文学史中自然也有可划为essay的创作，比如最早的《容斋随笔》。那么为什么五四先驱们却偏要引入这么一个“洋概念”来做中国的文章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希望通过引进的文学概念来打破传统中国文化中以“载道”为正统的文学观，解放个性，追求心灵与情感的自由抒写。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往往充满着悖论。旧的“载道”文学被打破了，新的“载道”文学又发展起来。这其中的原因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即便是鲁迅也不能不自觉地投身于新的“载道”文学——鲁迅称之为“遵命文学”的创作当中。鲁迅的小说、杂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的“遵命文学”；这些创作曾发挥过推动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然而鲁迅本人对于这样的“遵命文学”却总是怀着隐忧，担心普遍的对于“遵命文学”的追求可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比方说他从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教人吃西瓜时不要忘记我们的国家也像这西瓜一样面临着被割碎的危险，他不禁讽刺道：“但倘使我一面这样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倘若用西瓜作比讲过国耻讲义，却立刻又会高高兴兴的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人，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鲁迅始终对文学的“目的性”抱有警惕，反对从生活中提炼出所谓的“精华”作为人生惟一的价值和意义。他为生活中的平凡和琐碎辩护，认为那些“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的人不过是“盲人摸象”，而且“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归根到底，这种隐忧的实质就是担心本来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之目的而必须的所遵之命、所载之道，反过来却形成对人的新的压抑。　　正是因为鲁迅能够超越具体时代与具体任务，始终不忘“人的全面解放”这一所有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根本目标，才使得他的作品和思想具备了超越时代的普遍性。鲁迅不属于这样一类作家和思想家：在某个特定时代，由于他们最好地切合了时代的要求而享有盛誉，但时过境迁，他们已很少被人提起。　　从文学概念上来讲，鲁迅的随笔、杂文、散文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但是从“五四”时期引入随笔这一概念背后的考量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鲁迅的“遵命”色彩浓厚的杂文名篇之外，还有许多很好的文章，直到今天仍然能够让人看了以后会心一笑或者掩卷长思。这些文章取材随意而微末，如国骂“他妈的”，如一般读书人耻谈的“发薪”，如随处可见的世相“揩油”，如“宣传与做成”、“以脚报国”、“吃教”等对某些神圣事物的有意的“曲解”甚至是“恶搞”。和“鲁迅杂文”所包含的特定意味相比，“鲁迅随笔”显得更轻松，更洒脱，更幽默，更随意，自然也更为生活化。如这样一段开头：“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坐起来点灯看《语丝》，不幸就看见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谈……”我以为那第一句话简直是妙不可言，真正是在寻常与随意中深入到生活与人性的骨髓里去了。类似的文字还有很多，再如《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对于萧伯纳来访这件许多人笔下的“文化交流盛事”颇为调侃，鲁迅实在是无法发现一个名人来访就怎样造就了伟大的意义，只能是老老实实记流水账，老老实实承认“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但同时鲁迅却如孩子般的耍了个花招——他非常自然地以自己这老实人的老实衬托出许多自以为聪明者的可笑：“第二天的新闻，却比萧的话还要出色得远。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听着同一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是各不相同的”。

内容概要

　　《论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卷）》是鲁迅的随笔选。所选作品，不包括《野草》和《朝花夕拾》中的篇目，也不包括鲁迅上世纪30年代写下的大量文艺论战名篇，内容上以社会、思想、文化、生活见闻方面的随笔为主，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偏向于“准风月谈”的那一类文字。这些作品基本上按照发表时间的顺序排列。其中1918－1919的“新青年”时期、1924－1925的“语丝”时期、1933－1934的“申报·自由谈”时期可以说是鲁迅随笔创作的三个高峰期。

书籍目录

文化随笔随感录三十五随感录三十六随感录三十八随感录四十三“音乐”诗歌之敌看镜有感论辩的魂灵长城从胡须说到牙齿略论中国人的脸文学和出汗谈所谓“大内档案”最艺术的国家推背图谈金圣叹娘儿们也不行隔膜看书琐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随便翻翻隐士“寻开心”论毛笔之类“这也是生活……”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社会随笔随感录四十七名字咬文嚼字战士和苍蝇夏三虫春末闲谈忽然想到(一——四)忽然想到(五——六)忽然想到(七——九)导师补白论“他妈的！”论睁了眼看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略谈香港扁太平歌诀以脚报国唐朝的钉梢新的“女将”宣传与做戏沉滓的泛起答中学生杂志社问赌咒谁的矛盾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文摊秘诀十条现代史听说梦内外言论自由的界限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文章与题目关于女人智识过剩中国的奇想沙四库全书珍本九一八吃教禁用和自造冲野兽训练法“小童挡驾”清明时节偶感论秦理斋夫人事奇怪奇怪(二)迎神和咬人上海所感中秋二愿生活随笔随感录二十五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说胡须论照相之类灯下漫笔记“发薪”送灶日漫笔一点比喻从幽默到正经推经验“揩油”上海的儿童喝茶看变戏法世故三昧火安贫乐道法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说“面子”我要骗人我的第一个师父死

章节摘录

　　一翻《呐喊》，才又记得我曾在中华民国九年双十节的前几天做过一篇《头发的故事》；去年，距今快要一整年了罢，那时是《语丝》①出世未久，我又曾为它写了一篇《说胡须》。实在似乎很有些章士钊之所谓“每况愈下”②了，——自然，这一句成语，也并不是章士钊首先用错的，但因为他既以擅长旧学自居，我又正在给他打官司，所以就栽在他身上。当时就听说，——或者也是时行的“流言”，一位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就愤慨过，以为从胡须说起，一直说下去，将来就要说到屁股，则于是乎便和上海的《晶报》一样了。为什么呢？这须是熟精今典的人们才知道，后进的“束发小生”④是不容易了然的。因为《晶报》上曾经登过一篇《太阳晒屁股赋》，屁股和胡须又都是人身的一部分，既说此部，即难免不说彼部，正如看见洗脸的人，敏捷而聪明的学者即能推见他一直洗下去，将来一定要洗到屁股。所以有志于做gentleman者，为防微杜渐起见，应该在背后给一顿奚落的。——如果说此外还有深意，那我可不得而知了。　　昔者窃闻之：欧美的文明人讳言下体以及和下体略有渊源的事物。假如以生殖器为中心而画一正圆形，则凡在圆周以内者均在讳言之列；而圆之半径，则美国者大于英。中国的下等人，是不讳言的；古之上等人似乎也不讳，所以虽是公子而可以名为黑臀（1）。讳之始，不知在什么时候；而将英美的半径放大，直至于口鼻之间或更在其上，则昉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秋。　　文人墨客大概是感性太锐敏了之故罢，向来就很娇气，什么也给他说不得，见不得，听不得，想不得。道学先生于是乎从而禁之，虽然很像背道而驰，其实倒是心心相印。然而他们还是一看见堂客的手帕或者姨太太的荒冢就要做诗。我现在虽然也弄弄笔墨做做白话文，但才气却仿佛早经注定是该在“水平线”②之下似的，所以看见手帕或荒冢之类，倒无动于衷；只记得在解剖室里第一次要在女性的尸体上动刀的时候，可似乎略有做诗之意，——但是，不过“之意”而已，并没有诗，读者幸勿误会，以为我有诗集将要精装行世，传之其人，先在此预告。后来，也就连“之意”都没有了，大约是因为见惯了的缘故罢，正如下等人的说惯一样。否则，也许现在不但不敢说胡须，而且简直非“人之初性本善论”或“天地玄黄赋”便不屑做。遥想土耳其革命后，撕去女人的面幕，是多么下等的事？呜呼，她们已将嘴巴露出，将来一定要光着屁股走路了！　　虽然有人数我为“无病呻吟”党之一。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够明白底细的。倘没有病，谁来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经有了呻吟病了，无法可医。——但模仿自然又是例外，即如自胡须直至屁股等辈，倘使相安无事，准爱去纪念它们；我们平居无事时，从不想到自己的头，手，脚以至脚底心。待到慨然于“头颅谁斫”，“髀肉（又说下去了，尚希绅士淑女恕之）复生”①的时候，是早已别有缘故的了，所以，“呻吟”。而批评家们日：“无病”。我实在艳羡他们的健康。　　譬如腋下和胯间的毫毛，向来不很肇祸，所以也没有人引为题目，来呻吟一通。头发便不然了，不但白发数茎，能使老先生揽镜慨然，赶紧拔去；清初还因此杀了许多人。民国既经成立，辫子总算剪定了，即使保不定将来要翻出怎样的花样来，但目下总不妨说是已经告一段落。于是我对于自己的头发，也就淡然若忘，而况女子应否剪发的问题呢，因为我并不预备制造桂花油或贩卖烫剪：事不干己，是无所容心于其间的。但到民国九年，寄住在我的寓里的一位小姐考进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去了，而她是剪了头发的，再没有法可梳盘龙髻或S髻。到这时，我才知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了一篇《头发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竟居然并不留长，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　　本来，也可以无须说下去了，然而连胡须样式都不自由，也是我平生的一件感愤，要时时想到的。胡须的有无，式样，长短，我以为除了直接受着影响的人以外，是毫无容喙的权利和义务的，而有些人们偏要越俎代谋，说些无聊的废话，这真和女子非梳头不可的教育，“奇装异服”者要抓进警厅去办罪的政治一样离奇。要人没有反拔，总须不加刺激；乡下人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叩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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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谛听大师的足音，感受智者的心灵。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冶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口的“臣民”看来，是给“主人”清道辟路的，所以蜕：‘为圣天子驱除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