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出版时间：2000-09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舒芜  页数：615  字数：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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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七篇，记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化史、新文学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是非功过；下编四篇，论鲁迅、周作人兄弟关系的发展变化。此次重新出版的增订本，其中“上篇”增加了一篇，另加了十九篇“附篇”。

作者简介

　　舒芜(1922-),原名方管,安徽桐城人，当代著名作家。著有《挂剑集》等。

书籍目录

前记增订本前记上编   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 ——周作人概观   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阴暗——周作人的文化心态   我思，故我在——周作人的自我论和宽容论   女性的发现——周作人的妇女论   向低处广处看——周作人的文艺文化结构观   重在思想革命——周作人论新文学新文化运动   中国新文学史的“溯源” ——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的批判   两个鬼的文章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下编   鲁迅、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关系   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   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   鲁迅、周作人后期的相同点附编   李景彬作《周作人评析》序   新书版本问题一例   文章写作时间   周作人日常生活浪费一例   周作人攻击“文章作态”之所指   胡适介绍周作人去燕京大学的时间经过   不可解   化己为他   评《儿童杂事诗图笺释》   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   知堂少年日记   八股文与新文学运动   回忆的力量   沟通和理解   反话文章   误读知堂   是疏误？还是讳言？   真赏尚存，斯文未坠   理论勇气和宽容精神——张铁荣作《周作人平议》序    ［附一］无端的困惑（蔚明）    ［附二］几点说明（舒芜）

章节摘录

　　叶圣陶一九四O年九月十五日在重庆所写的日记云：“晚饭后雪峰蓬子来谈。雪峰于文事所见颇深，自言为文不能阔大，同辈为文，鲜能自成风格，其说皆精。又谈及周知堂，言此人终毁于时世，实可深哀。周明知其非，而最近为文则表甘自为之，非由被迫之意，此益可哀已。”叶圣陶的记载是可信的，是同冯雪峰正式发表的文章相符的。　　冯雪峰的文章锐利地解剖了周作人的内心：　　……但这里却能触到所谓“内心”的问题了，因为遭逢衰世，还可以说是外来的运命，所可悲哀和不能不颓败者，是将一切的屈辱，都要做成为全出于自愿，……　　他充分肯定了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老将”，肯定了周作人“理应能够派作中国最后一个处士的，众目睽睽，正可作为名节的寄托，以挽回时风，因为在他附敌以前，总算是做到了‘清高’，对于各个政派或政治性的运动都并未‘同情’或‘附和’，并且还几乎都给以敌意的，确实有‘高士之风’。（正确地说，从一九二八年至附敌前是如此的。)”周作人附敌以后，有些论者把他一向对日本文化的欣赏也视为罪过，冯雪峰批评了这个说法：“也不能说他以前就对于日本军阀的侵略政治，已有同情，因为日本军阀的侵略政治和日本国民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是两件事，而且以前他攻击《顺天时报》等事也可为证。”惟其能够公正地作了这些估计，才能够给周作人以最沉重的历史的判决：　　他作为一个“处士”而终，正是应该的了；然而这样的“处士”却不仅像往昔的乱世时候一样，遭逢着最晦气的运命，有如言节者所叫屈，而且人正要像对一个被强辱的妇人一样替他叫屈的时候，他又说这是出于他自主，由他自己的高兴，这真够说明那堕落与颓丧的不可收拾了。　　冯雪峰着重指出周作人叛国投敌的内心境界，是将屈辱做成自愿，还指出这是不可收拾的堕落与颓丧的结果，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我们从这个要害，可以上探周作人从哪一条路走过来的，还可以更向上探索他这条路同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关系。　　周作人把全文化看作一座大三角塔，文艺（和学术）只是其顶端部分，文艺本身又是一座小三角塔，纯文学只是其顶端部分，这本来是对的。他主张，对于小三角塔和大三角塔，都要　　注重其低处广处，这也是对的。这不仅有助于打破狭隘封闭的文艺观，而且有着民主主义的意义。他说：“我的本意实在是想引诱他们，我老实的说引诱，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请他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书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就史学说的，其道理与文学艺术是相通的。现在我们常说，最高真理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就这个意义来说，周作人主张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也有可取之处。那么，他的文艺观又为什么会有“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味道，他又为什么自陷于要下掉文学家招牌的窘境呢?　　关键在于，周作人后来把群众的愚昧夸大了，看成永远绝对无可改变的了。特别是，他只看到“教训之无用”，没有看到群众的自我教育，不相信群众自我教育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自己起来斗争。大家常说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周作人缺少的就是“怒其不争”，他对于人民只是“哀其不幸，鄙其愚昧”。他赞扬种种鄙陋荒诞的民间文学民间宗教民间迷信之中的平凡的人情时，也只是“恕其愚昧”，“恕”的骨子里还是“鄙”。他的向低处广处看，是自己站在迥绝的高处看，不是亲身下到低处广处来看。所以他看不见群众的斗争和觉醒的深刻过程，不能够“于无声处听惊雷”。而小说诗歌，特别是近代小说，往往正是表现无声之中的惊雷，表现凡人灵魂深处的骚动震撼的，所以他就不喜欢了。他当然没有说过要取消小说新诗的存在，但在他后来的文学观念里，分明不把小说新诗考虑进去，于是，本来足以开拓眼界的文艺文化观，反使他的眼界缩小了。　　周作人提倡的小品文，的确是重要的文学品种。好的小品文，即如周作人自己小品文，的确能表现很丰富很深刻的人情物理。但是，整个文艺的阵容中，只由小品文一家挂帅，毕竟是不够的。迄今为止的文学史上，表现一代人的生活，集中一代人的思想感情的，毕竟还是长篇小说和长诗，有人称之为“重武器”，大概是事实。越是优秀的小说长诗，越是植根于广泛的生活，植根于普通的人民，而又用了高超的艺术，写出人之中怎样有大写的“人”，人怎样能成为大写的“人”。它本身就是一座下广上尖的三角塔。它的上尖的部分在文艺文化的顶端，它的下广的部分比什么都透明地反映出整个文化的最下最广处，即普通人的生活感情。按照把文艺看作文化之一部分的要求，本来就应该这样来看小说和诗，把它看作最能连接文艺文化三角塔的顶端与底层的环节；而对一切杂文学和人文民俗现象的重视，都应是围绕这个环节，而不是排斥它。周作人却由于对群众的绝望，对人之成为大写的“人”的绝望，恰恰否认了小说和诗是这样的环节，他眼中的文艺文化三角塔的顶端与底层实际上连结不起来，上面孤零零的一个小品文，下面一大堆半成品和材料而已。他的“文化的全体”观，实际上又使他看不到文学文化的全体。　　我们对于人类摆脱愚昧的进程，也就是文化的进程，完全不抱简单的乐观，但是坚信它的无限可能性存在于艰难曲折之中。一个时期内的文化能由低而高地生成一个三角塔，其内部是植物似的由根干而枝梢的有机结构，这就证明它的全体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无限发展的可能。如果我们能这样克服周作人的文艺文化观的缺点，我们就能发扬它的长处，既从全文化来看文学，充分重视其低处广处，又仍然把文学的主体（首先是小说诗歌）放在主体的地位，而又与狭隘封闭的“纯文学”观念迥然不同。　　但粗枝大叶并非粗糙潦草，于是这又联系到第五点：简单就是简练。　　周作人曾以“精益求精”来释“简单”。他说：“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的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的也有专门店一样。”他还批评中国市场上的羊羹，“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它脱去了‘简单’的特别衣服，换上了时髦装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种果品的种类。”(《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67·羊肝饼》)可见，简练就是要在简单的本色上精益求精，愈精愈发扬其本色。　　精益求精当然不能流于雕琢堆砌，于是这又联系到第六点：简单就是“悭啬”　　早在一九二六年，周作人批评当时的新诗的一种流弊，就说过：“我总觉得艺术这样东西虽是一种奢侈品，但给予时常是很吝啬的，至少也决不浪费。向来的新诗恐怕有点太浪费了。”(《谈龙集·序》)一九二八年，谈到小品文时，他又说过：“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永日集·跋》)两处都提到“吝啬”，后一处还把“吝啬”同“涩味与简单味”联系起来。到了一九六四年，周作人详细解释了他所谓“吝啬”的意思：“此类细工之秘诀，大概与写小文章相同，只是悭而已矣。这里不说俭，因为俭有点因陋就简的意思，譬如说腹俭，虽然不至于凑不起四五百字，也总是储藏有限，只好量入为出，以免有匮乏之虞。悭则不然，他本来富有，却是不肯多拿去，普通说起悭或吝啬，大抵指的是守财奴，就是这个缘故。不过富翁的悭是想多留点钱，也不顾体裁难看，而我们所说细工与文字的悭，乃是想把它弄得好看点，所以要减少装饰与累赘。”(《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164·悭的手法》)这里说的“悭啬”，即是力求减少装饰与累赘的意思，所以它对于精益求精正是一种制约，使之不流于雕琢堆砌。　　以上说的“简单”的六点内容，都是文辞上的，都还是浅层次的；而更深一层次的，则是意态上的，这就是第七点：简单就是简静。　　简静的意态，首先是没有讲台气。周作人说：“杂文表现个人的感情思想较多，也很可以看，不过这要加以辨别，第一不可有讲台气，须得挑选他的家常面孔才好。我们大概有过这样经验，有时要讲几句话，一脚踏上讲台，身子不是往后拗便向前俯，脸也拉长了，说的话也走样了，那里没有镜子，假如照起来一定自己也很可笑吧。文章是在书桌上写的，但也容易有这种讲台气，看古人的名文(不是古文)常常感到，因此觉得非警惕不可，即使不能如日记尺牍那么诚实，演说家的架子总该除去，换句话说，即是不要紧张，不过这也是所谓难似易的事，要实做时烦烦难难。”（《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586·真心话》)讲台气就是矜持，做作，不家常，端架子，归根结蒂是由于站在讲台上居高临下的地位。这种文章不论长短，都使人觉得文中有许多不必要的东西。　　简静的意态，又是没有急躁气。周作人曾推许《古孝子传》，“文章质朴，态度真率，无论记何事都不失静穆之气”(《书房一角·看书余记·一O·题十种古逸书》)，静穆之气的反面就是急躁之气。急躁的原因，往往是急于求效，急于强人同己，急于以己加人。清人冯班《家戒》的第一节，说到这些教戒子弟的话，往往恰非年轻人之所乐闻，“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未必无益也。”周作人认为，冯班这种态度，“乃实为写家训的最明达勇敢的态度，其实亦即是凡从事著述者所应取的态度也。古人云，藏之名山，传诸其人，原来未免太宽缓一点，但急于求效，强聒不舍，至少亦是徒然。”(《风雨谈·关于家训》)所谓强聒不舍，往好处说，也许是由于墨家那样急于救世之心，墨家之文向来被认为“过于丁宁周至”；弄得不好就会如《易系辞》所讥的“躁人之辞多”。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记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七篇，论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化史、新文学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是非功过；下编四篇，论鲁迅、周作人兄弟关系的发展变化，——这中间也有周作人的是非功过问题。　　周作人的方面很广。本书首先对他一生的是非功过作了一个概观，然后分别研究了他的文化心态，他的自我论和宽容论，他的妇女论，他的文艺思想，他的散文艺术，他和鲁迅的兄弟关系，方面已经不少，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专门论及。例如，周作人和外国文学，特别是和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关系，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鉴赏和评论，外国文学对他的文艺思想、文艺写作的影响，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我只是在第一篇里作了概观，没有另写专论，自揣无此学力。又如，周作人的儿童论和儿童文学论，他的文艺思想中的个性论、表现论、“言志”论，他和鲁迅失和决裂的经过实况，这些都有人研究过，我也只是在概观中涉及，自审没有太多的新意，故未分别写出专论。还有，解放后，周作人在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方面，在鲁迅研究和有关鲁迅研究资料的提供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应该给以总结，但恐怕只有出版社的有关的编辑人员和鲁迅研究机构中的有关的研究人员来总结较为适宜，我不了解详细情况，无从谈起。我这里，只是在力所能及的并自以为有些新意的范围之内，探索了我认为重要的问题，虽非周作人之全，但是他的一些基本方面大概也差不多了。　　本书各篇都陆续发表过，现在作了统一的整理。有些篇题与发表时略有不同，以归整齐。各篇长短不一，是内容决定的，就不强求均衡了。　　从一九八六年四月写成第一篇，至今五年，这中间，得许多朋友的帮助，我在这里向他们致谢。尤其是，第一篇的发表，先后得到李学昆先生和朱正先生的大力支持，这对我的鼓励很大，如果没有这个开端，很可能以下各篇都不会写出来。在资料方面，许觉民先生，雷梦水先生，姚锡佩女士都给我很多的帮助。这几位是我特别要感谢的。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出版这部书，在出版业目前这样困难的情况之下，我自然明白这是多么可欣幸的事。　　舒芜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编辑推荐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是舒芜先生研究周作人的成果汇编，书中对周作人的思想变迁、文学成就、与鲁迅的关系等方面作了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评介，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用户评论 (总计4条)

•   周作人先生，是非评价很多，研究他的书也不少。我看过几本，但这本还是应该是我见到的最可信的一本。可见作者的研究理论水平。
•   不错，以后多多购买！希望能再接再厉，为读者提供更多方便。
•   书的内容充实，作者见识卓绝，而且考证详细，对于了解周作人，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本入门书，不过，我不太喜欢此书的印刷，纸有些粗糙，看上去没有什么美感，倒象是盗版的
•   舒芜也算有名头的文人了，本来对他期望值很高，看完后大为失望。此书成书较早，不脱毛话语的味道，受意识形态德影响明显，感觉写起来放不开。至于书中引用，因为在下刚刚看完周作人自编全集，已觉不新鲜，而且，此书语言一般，看起来没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