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教育60年·第3卷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社：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教育出版社  作者：张继玺，杜成宪 著  页数：211  

前言

　　本卷试图描绘出1976-1992年的中国教育景象。需要指出的是，这16年的历史时段由多个层面组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等，其中教育、文化与社会的深层即政治、经济状况，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例如，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改革全面启动，从而导致城市社会的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由此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教育体制改革和文化界空前活跃的政治经济背景。　　从粗线条来看，这一时期的教育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6-1984年，可用“拨乱反正”一词加以概括。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直接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当时最重要的拨乱反正是冲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禁区，即突破“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思想禁锢，正式否定了“四人帮”炮制的否定知识分子和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两个估计”。这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解放了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更是将思想解放运动推向深入。无疑，这激发了人民向往新生活的社会热情，为党在新时期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实施奠定了群众基础。　　1977年，从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那一刻开始，570万青年纷纷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军营哨所奔赴考场，一个国家的光明前途在一夜之间被重新点亮。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也是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教育革命”思想中裹挟的、轻视知识及知识分子价值的反智主义意识和观念，开启了新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从这一刻开始，中国教育步入了改革与发展的新征程。随后，中国开始恢复向外派遣留学生，整顿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等等，中国教育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内容概要

　　《共和国教育60年·第3卷：柳暗花明（1976-1992）》试图描绘出1976-1992年的中国教育景象。需要指出的是，这16年的历史时段由多个层面组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等，其中教育、文化与社会的深层即政治、经济状况，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例如，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改革全面启动，从而导致城市社会的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由此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教育体制改革和文化界空前活跃的政治经济背景。

作者简介

　　杜成宪，出生于1954年8月，浙江东阳人。“文革”期间下农场务农五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教育史。编著有《早期儒家学习范畴研究》、《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中国幼儿教育史》、《中外教育简史》、《20世纪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研究》、《教育史学》、《幼儿教育思想史》等，参著《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一卷）、《中国考试通史》（第一卷）、《中国教育史》等。　　张继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毕业。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信息资源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刊《民办教育新观察》杂志执行主编、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信息与情报研究室主任。关注的主要领域：教育思想史、社会教育、民办教育。编著2004-2008午教育热点年度报告《新观察：中国教育热点透视》等。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冲破思想禁区一 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二 “八八谈话”三 推翻“两个估计”四 教育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第二章 恢复与整顿一 高考大门重新开启二 追回逝去的光阴三 平反冤假错案四 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五 整顿学校教育工作第三章 转折与新起点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二 新教育方针三 科学大会：从春天的原野出发四 “神童热”第四章 改革涉入教育体制层一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二 重点学校制度三 中小学管理体制改革四 校长负责制五 武汉大学引领高校改革浪潮第五章 迈向世界一 破冰之旅二 海外留学三 来华留学四 “英语热”兴起第六章 “文化热潮”一 启蒙阅读二 校园文化三 “小平您好”四 大众文化的教育力量第七章 “教育危机”一 “穷国办大教育二 “脑体倒挂三 “潘晓讨论”与“信仰危机”四 新起点主要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纪要》是一份全面系统地阐述教育方面的“左”倾观点及一系列“左”倾措施的错误文件。《纪要》中提出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两个估计”。邓小平认为必须推倒“两个估计”，因为如果不推翻这“两个估计”，简直没有办法抓教育革命。邓小平几次跟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认为非推翻这“两个估计”不可。他又举了自己以及“天安门事件”为例，批驳“两个凡是”，批驳《纪要》：　　《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　　尽管邓小平已经说得如此明确，可是，在当时连“天安门事件”都未公开平反，人们未敢听进邓小平的话。对此，邓小平心中也很明白。他很直率地说：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教育部的“大批判组”，终于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着手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主持这篇文章起草工作的是罗劲柏。文章写好后，经胡乔木修改定稿。　　这篇文章当时交《红旗》杂志发表。《红旗》杂志起初未敢发表。后来，由于考虑到文章中有这么～段“重要依据”，这才同意发表：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到他们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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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教育60年·第3卷：柳暗花明（1976-1992）》为华东师范大学“985工程”教育学理论创新与教师教育实践改革创新基地和教师教育创新优势学科平台建设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