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国年度散文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作者：王剑冰  页数：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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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奖过后一段时间，还是有人讨论着某些话题，由此也引出我的一些思索。　　散文杂文奖共评出了四部散文集，杂文集空缺，这是自鲁迅文学奖开评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参评的杂文集还是有一定数量的，但是大部分都让人感到杂文的特点被逐渐地削弱了，杂感的特点增强了。　　文和感是不一样的，文要求在文化上、文字上、文学上都贴近其体裁的特征，这种特征包括力量与深度，提示与警鸣。而感则是芜杂的，带有着随意的性质，最主要的是缺少温度与锐度。现代的杂文多数是没有体现出前者而显现出了后者。　　文化散文依然在申报的散文集中占有一定比重。文化散文的写作者，大多是读者所熟悉的较为知名的作家。单就一部来看，分量是可以的，但是把将近三分之一的作品放在一起，就看到了问题，一是靠色严重，二是手法类同。这样就很难显现出个性特征，让人感到个人的才华被淹没了。　　具有时代感，突出主旋律的作品，是鲁迅文学奖所要弘扬的。这种时代感包括反映当前时代发展特色、生活特征的作品。所说的生活包括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主体便是人民。　　这类作品还是不少的，像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就是舍弃大都市的喧嚣和优越的个人生活，到湖南农村去真正地住下来，把自己变为一个农民，凭着对农村、农民的亲密接触和认识写出的“第一线”的作品。　　南帆的《辛亥年的枪声》，看似一部历史文化散文，其实是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作品集。文化散文只占了一部分，更多的是写当代人生活中的事件，正是有了对这些事物的剖析与感知，才有一股逼视而来的东西，让人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索。　　裘山山的《遥远的天堂》，是一个女军人不畏艰险寻访西藏边防军人生活的经历。这种经历是笔记型的，带有着叙事色彩。因而也就更显得贴近真实，不加雕琢。其以女军人的细腻写出了当代军人的粗犷和豪放。　　刘家科的《乡村记忆》，是一部纯粹反映其家乡河北东部地区的作品，里边的人物、故事、民俗都是他所熟悉的，也就让所有经历过乡村生活的人有了一种重温感，让没有经过乡村生活的读者有了一种新鲜感。这样的作品同文化散文不同的是，具有了个人写作的展示性。　　2　　没有哪一个人能够逃脱生活的风雨雷电。生活让我们体味酸甜苦辣，让我们感觉阴晴圆缺。生活给我们道理，给我们知识，给我们才华。　　范曾的《趋近自然——在联合国教科文大会上的讲话提纲》，以不长的篇幅融入了无限阔大的思维深度和精神广度，让我们感觉到凝重、沉实、博大，以及舒展、放达、自然这样的字眼，那种对人类文明、自然变化的认知以及对汉语文字的透彻理解让我们感佩。南丁的《幸福的感觉与回忆》，展现了一个人的风雨沧桑。吴长忠的《鹰》是那么细微地写到了鹰被人驯化的过程，他对鹰的深刻浅画让人感到内心深处的某种疼痛，这是文字的力量。这种疼痛我在迟子建《我对黑暗的柔情》中也感受到了，那是一个女性被蜜蜂蜇伤后的疼痛，但随后我便感到了另外的一种美妙，暗夜的美妙，作者把两种感觉放在了一起，既形成了反差，又融合在了一起。其实，《鹰》告诉我们的也是如此，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的变化，原本的那种乡间的、质朴的、纯然的东西消失了，更多的美和认知留在了时间的记忆里。　　乔忠延的《燕子》写的也是动物，燕子不只是春天的使者，也是农户家吉祥的伴侣。　　这些来自生活的散文，在注重多层面的生活场景和情节的同时，也注重了文学性。文字的色彩往往会增加叙述的感染力。读完这些作品，多少会获得某些生活的经验和感悟。　　3　　女作家是一个受读者关注的群体，由于性别的缘故，使她们更加体味到了深层的东西，她们的观察也更加细微。毕淑敏的《佑护灾难中的孩子》，从一场天灾人祸的事故写起，提出人类应该把目光放在正在成长的孩子身上。韩春旭的《生命戒律》更是带有了宗教性的光泽，以真善美为灵魂，让信仰根植于一个共同的准则上。叶多多是一个社会的志愿者，她长期行走在云南的那片热土上，关注着生活底层的人们，她曾把很大的一段时间和经历放在了失学女童的身上。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她仍然以微小的力量，呼唤与呼吁，以求唤醒些什么，唤起些什么。《那时的爱情》诉说的不是甜蜜而是苦难。一个女子从小到老都会十分精心地对待自己的一头秀发，张慧敏的《青丝》就写出了这种精心，这是女子特有的题材，通过这个题材能进入一个女子的内心。　　这些女作家所写作品一方面同男作家一样，充满着对时代、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认识与思考，代表了她们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另一方面，她们又是独特地表现出女性自身的特点，这包括她们对生活的体验与总结，也包括对女性性别本体的再认识，让人看到纷呈的文学风景线。　　4　　看到一篇阎纲、阎庆生两位先生的《孙犁的话题》，其以对话的形式，对文学大师孙犁的文学成就以及他的个人生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对话自然散淡，生活随意，显现出个性色彩。孙犁是大家公认的语言大师，他在文字的安排上、语调的叙述上都有着突出的个人特色，很多作家从他那里汲取了文学的养分。　　孙犁真的远去了，由于这篇文字的缘故，我到书店去重新找寻，想把孙犁的著作集得更齐一些。然而当我向营业员发问时，她听了两三遍都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是谁，孙俪？没她的书啊。我显出了惊诧。　　也是前几天，几个同学在一起聚会，谈论起了余秋雨，其中的一位竟然非常认真地说：“别笑我的孤陋寡闻，你们说的这个人我还真不知道。”现场气氛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　　看来，一个温热的文学时代真的过去了，文学又变成了少数人的寂寞的热情。既然是喜欢，当不该淡忘那些为文学作出贡献的人，起码是他们的文字与精神。　　2008年8月24日，作家魏巍永远地走了，他走得很平静，也很坦然，由于多年不写作的缘故，他似乎对这个世界已经淡漠了，但人们始终会记着((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不只是在文学上，更是在精神上，因而不少的作家在魏巍走后写出了追忆和怀念他的文章。周明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在潇潇秋雨的夜晚》，发于2008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他不仅写出了魏巍在当代的影响力，也写出了魏巍正直、热情、坦荡的为人风范，其中提到了他被邀为仙游寺题词，魏巍热情应约，并写下了一首：“诗圣仙游后两年，中原又生白乐天。篇篇歌哭生民泪，不绝诗魂千古传。”这首诗既显现出魏巍对待历史、人物严谨的创作态度，也显现出魏巍身后的文史功力，此一记，使文章有了更深的力度。　　王宗仁的《拉萨黎明前的篝火》、蔡云川的《有母亲在，是多么幸福》(外一篇)是带有宽度与广度的散文。徐宜发的《永远的眷恋》是对最本真的一种职业生涯的深情回味。张国领的《军人与土地》都是来自最基层的生活，让人感受到作家严谨而真挚的创作理念。　　5　　文学首先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更是形象地利用文字的艺术。文学是一种雅性，因而它能成为一些人闲暇的热爱。文学是一种智慧，因而许多人通过文字阐释了自身。那么，前者仅仅是限于热爱，并非需要去探究，去操练。后者则让一部分人成了文字的发挥者和发光者。　　我曾和《十月》杂志主编王占君一同参加一个活动，坐在车上的时候，聊起了文学的悟性。占君说多年前他曾经编发过一篇散文叫做《阳光不锈》。我说是的，《阳光不锈》，我们选过这篇文章，我也很喜欢。他说，首先是看了这个题目，一下子有了一个新鲜感。阳光那么灿烂，而且又是一个非实物性的东西，怎么会生锈呢？但这个题目起得实在是好，让人有一种想看下去的欲望，同时也赞赏作者对文字的理解和心性所散发出的光芒。慢慢地读下去才知道，作者是经过一个小店，看到小店的招牌上写着“阳光不锈”。这让作者同我们一样有了一种欣喜，一种诗样的潮水涌上心头，阳光不锈，多么美妙的一个词组！作者再往前转，发现招牌还有被车子遮挡的部分，全称竟然是“阳光不锈钢炊具商店”。但这并未消减作者先前的那种对文字的美妙的欣喜与热情，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篇文字。占君说，我觉得作者对文字是敏感的。我说我也有同感，凡是喜欢文学的必具有一种天生的聪慧并对文字有一种锐性，有的人这两点强，那么他的文学能力就强，反之则总是强不上去。　　如果抛开天性不说，而要追求某种技能的话，我们也应经常进行如此的自觉的操练，并怀有如此的热情，以让我们所热爱并追寻的文学——阳光不锈。　　2008年11月

内容概要

　　《2008中国年度散文》是由中国散文界权威选家选编的是从全国数百种文学报刊当年发表的数以万篇近数千万字的散文作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旨在检阅当年度散文的创作实绩，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年度散文。　　范曾先生在联合国教科文大会上的讲话提纲，谈世界文化的多元，来自原始和早期农耕社会对人类的恩赐，来自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各有不同的集体记忆，人类顺乎自然的梦境是大同世界。(范曾《趋近自然》)余秋雨先生写历史上的不同的文化人格：慷慨英雄型、游戏反叛型和安然自立型，如陶渊明，魏晋名士，曹操，阮籍，嵇康等人，写这些不同文化人格在社会上的接受度以及他们的现代化身。(余秋雨《重峦叠嶂间的田园》)在季羡林先生的笔下，春雨被赋予了如生命一样生动鲜活的意味…春雨贵如油，润物细无声，先生喜雨，他血管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垂暮之年，对农民和农村依然怀着深厚的感情。(季羡林《写完听雨》)范曾、余秋雨、铁凝、史铁生、林非、阎纲、季羡林、朱增泉、贾平凹……70多位作家，70多篇佳作，或着眼现实，关注民生，或回眸历史，再现人物，无论慷慨悲歌，激扬文字，还是一咏三叹，情思绵绵，在高扬人文旗帜，贴近生活方面，都有直击心灵的震撼力。

作者简介

　　王剑冰，河北唐山人。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1975年赴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奔流》杂志编辑，《文艺百家报》、《当代人报》采通部主任，《散文选刊》副主编，副编审。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鲁迅文学奖二、三、四届评委，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书籍目录

散文诗话趋近自然——在联合国教科文大会上的讲话提纲重峦叠嶂间的田园洗桃花水的时节我的轮椅《长恨歌》里的谜孙犁的话题写完听雨春秋四方混战(上)——春秋战争风云之三寻找商州在潇潇秋雨的夜晚年年此夜慈爱我对黑暗的柔情良言美语佑护灾难中的孩子岳茔享堂、三碗清水及其他你不能没有家幸福的感觉与回忆俄罗斯人到底生活得怎样？鹰香严初话2007年的爱情中国年乡风笔与人周庄事物拉萨黎明前的篝火无限玄机武(节选)世纪老人的十个瞬间世界上最荒凉的动物园两千年的闪击河内存知己——访越小记不羞不臊谈富豪一座城市的记忆魂系壶口土地唱出的歌词典的故事陈迹飘零读“军校”你是第几等快活的人燕子春雨尼罗河上的落日烧梦谁让鲁迅走开爱垂青史孤舟身体总在背叛灵魂永远的眷恋我的美丽乡野(二题)愧对父亲喀什：尘世与神灵的结合体青葆善画马，匹匹能凌空周家村笔记那时的爱情从《史记》出发金门：闽南人文的钤记锈铁是可以传染的(节选)生命戒律有母亲在。是多么幸福(外一篇)藏北的雪开元诗篇私奔酒中真昧耐人寻黑七月守望者洗澡堂转身通过你的身体(节选)户口(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选作品)人性的光芒——汶川大地震一个北京亲历者的述说片段秦腔平凹走进普洱茶军人与土地喊一声娘，我整个心身就痉挛木兰也为爱情归我怕灵魂来不及(外一篇)瓷花开片青丝

章节摘录

　　重峦叠嶂问的田园　　余秋雨　　天下没有什么事比文化更复杂的了。　　你看，我们要衡量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在文化上的高低，就远不如对比他们在军事上的输赢方便，因为他们的文化人格判然有别，很难找到统一的数字化标准。但是，如果与后来那批沉溺于清谈、喝酒、吃药、打铁的“魏晋名士”比，他们两个人的共性反倒显现出来了。不妨设想一下，他们如果多活一些年月，听到了那些名士们的清谈，一定完全听不懂，宁肯回过头来对着昔日疆场的对手眨眨眼、耸耸肩。这种情景就像当代两位年迈的军人，不管曾经举着不同的旗帜对抗了多少年，今天一脚陷入孙儿们的摇滚乐天地，才发现真正的知音还是老哥儿俩。　　然而，如果再放宽视野，引出另一个异类，那么就会发现，连曹操、诸葛亮与魏晋名士之间也有共同之处了。例如，他们都名重一时，他们都意气高昂，他们都喜欢扎堆……而我们要引出的异类正相反，鄙弃功名，追求无为，固守孤独。　　他，就是陶渊明。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这样的重峦叠嶂——　　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第二重，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第三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　　这三重文化人格，层层推进，逐一替代，构成了那个时期文化演进的深层原因。　　其实，这种划分也进入了寓言化的模式，因为几乎每一个文化转型期都会出现这几种人格类型。　　荣格说，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因此，深刻意义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体人格史。　　不同的文化人格，在社会上被接受的程度很不一样。　　正是这种不一样，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素质。　　一般说来，在我们中国，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这种文化人格，以金戈铁马为背景，以政治名义为号召，以万民观瞻为前提，以惊险故事为外形，总是特别具有可讲述性和可鼓动性。正因为这样，这种文化人格又最容易被民众的口味所改造，而民众的口味又总是偏向于夸张化和漫画化的。例如我们最熟悉的三国人物，刘、关、张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问的道义色彩而接近于圣，曹操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邪恶成分而接近于魔，诸葛亮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智谋成分而接近于仙(鲁迅说“近于妖”)，然后变成一种易读易识的人格图谱，传之后世。　　有趣的是，民众的口味一旦形成就相当顽固。这种乱世群雄的漫画化人格图谱会长久延续，即便在群雄退场之后，仍然对其他人格类型保持着强大的排他性。中国每次社会转型，总是很难带动集体文化人格的相应推进，便与此有关。　　中国民众最感到陌生的，是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魏晋名士对于三国群雄，是一种反叛性的脱离。这种脱离，并不是敌对。敌对看似势不两立，其实大多发生在同一个“语法系统”之内，就像同一盘棋中的黑白两方。魏晋名士则完全离开了棋盘，他们虽然离三国故事的时间很近，但对那里的血火情仇已经毫无兴趣。开始，他们是迫于当时司马氏残酷的专制极权采取“佯谬”的方式来自保，但是这种“佯谬”一旦开始就进入了自己的逻辑。不再去问社会功利，不再去问世俗目光，不再去问礼教规范，不再去问文坛褒贬。如此几度不问，等于是几度隔离，他们在宁静和孤独中发现了独立精神活动的快感。　　从此开始，他们在玄谈和奇行中，连向民众作解释的过程也舍弃了。只求幽虚飘逸，不怕惊世骇俗，沉浮于一种自享自足的游戏状态。这种思维方式，很像20世纪德国布莱希特提倡的“间离效果”，或日“陌生化效果”。在布莱希特看来，人们对社会事态和世俗心态的过度关注，是深思的障碍、哲学的坟墓。因此，必须追求故意的间离、阻断和陌生化。　　我发觉即使是今天的文化学术界，对于魏晋名士的评价也往往包含着很大的误解。例如，肯定他们的，大多着眼于他们“对严酷社会环境的侧面反抗”。其实，他们注重的是精神主体，对社会环境真的不太在意，更不会用权谋思维来选择正面反抗还是侧面反抗。否定他们的，总是说他们“清谈误国”。其实，精神文化领域的最高标准永远不应该是实用主义，这些文人的谈论虽然无助于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却把中国文化的形而上部位打通了，就像打通了仙窟云路。一种大文化，不能永远匍匐在“立竿见影”的泥土上。　　以魏晋名士为代表的游戏反叛型文化人格，直到今天还常常能够见到现代化身。每当文化观念严重滞后的历史时刻，一些人出现了，他们绝不和种种陈旧观念辩论，也不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或反抗者的形象，而只是在社会一角专注地做着自己的事，唱着奇奇怪怪的歌，写着奇奇怪怪的诗，穿着奇奇怪怪的服装，说着奇奇怪怪的话。他们既不正统，也不流行。当流行的风潮撷取他们的局部创造而风靡世间的时候，他们又走向了孤独的小路。随着年岁的增长，家庭的建立，他们迟早会告别这种生态，但他们一定不会后悔，因为正是那些奇奇怪怪的岁月，使他们成了文化转型的里程碑。　　当然这里也会滋生某种虚假。一些既没有反叛精神又没有游戏意识的平庸文人，常常会用一些故作艰深的空谈，来冒充魏晋名士的后裔，或换称现代主义的精英，而且队伍正日见扩大。要识破这些人并不难，因为什么都可以伪造，却很难伪造人格。魏晋名士再奇特，他们的文化人格还是强大而响亮的。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这就需要多说几句了。　　现在有不少历史学家把陶渊明也归人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争斗权谋的无果和无聊看得很透，这一点与魏晋名士是基本一致的。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他会觉得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他还会觉得，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都邑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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