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书写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美] 黄心村  页数：314  译者：胡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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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始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此之前，虽然已经有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介绍与翻译，但并未形成气候。五十年代中期，旅美的夏志清教授和捷克的普实克教授分别对晚清、五四和以后的文学，展开宏观研究。这两位学者理念背景有异，学术立场不同，他们所发展出的文学史观因此形成精彩对话。夏志清承袭了英美人文主义的“大传统”，以新批评的方法细读文本，强调文学的审美意识和人生观照，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堪称是欧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仍为典范。普实克则取法欧洲自由派马克思主义和布拉格形式主义，以革命历史动力和“形式”的实践作为研究重点。1963年，夏志清和普实克在法国汉学杂志《通报》展开笔战，就文学史意识，文学创作的现代性意义，文学批评的功能各抒己见。这次论战虽不乏火药味，但两者择善固执的立场和条理分明的论证，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树立良好典范。他们笔锋所及，20世纪文学文化史的诸多议题纷纷浮出地表，成为日后学者持续钻研的对象。

内容概要

　　乱世佳人斯佳丽·奥哈拉姗姗降临一九四。年炮火隆隆的上海，由一位典型的美国南方佳人摇身一变成为战时上海的一个经久不衰的公众偶像。这一跨国传奇的成功转型集中体现了这座城市中层文化的韧性与弹性，而上海完全沦陷后，为这一文化持续注入崭新的生命力的，恰是刚开始写作生涯的一代年轻女作者。年仅二十出头的张爱玲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才华盖世如张爱玲，她在沦陷上海的出现并非偶然，她的成名也不是什么奇迹。她的周围是一群与她一样在战争夹缝中顽强生长的女性作家，她们显然不以民族自救的代言者自封，时代的号召仿佛离她们很遥远，然而她们笔下记录的却是穿越战争与占领的个人旅程。在政治高压环境里巧妙地占据了一席空间之后，她们巩固并发展了一个中层读者群，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舞台，延续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端的现代都市文化反思，也维护了上海这座饱受战争蹂躏的大都市中的文化生活。

作者简介

　　黄心村，浙江省杭州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旅美留学，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博士，随后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年起任教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现任中国文学终身教授及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学术论著涉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视听文化研究。　　胡静，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要翻译作品有：亚历山大·罗伯逊《贪婪：本能，成长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多米尼克·亚历山大《魔法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影像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7）。

书籍目录

编辑缘起季进王尧“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王德威中文版序原版序引言郝思嘉游记第一章 战争·女性·家庭性战争叙事家庭性定位女性书写与书写女性49第二章 打造公共知识分子：女性出版文化的诞生女性文化人的大舞台女性出版文化的主题构造人物画廊第三章 形象工作室：女性杂志的艺术《女声》的声音政治田村俊子其人其事关露其人其事新知识的（旧）渊源旧知识的新包装封面女郎与女性杂志的视觉效应第四章 她的名字写在水上：张爱玲与现代散文现代散文的性别政治“黄昏的阳台”：一种关于阈界的审美学雕筑一种新型散文语言现代散文与战时通俗文化第五章 战乱年代的民族志：苏青与潘柳黛的自传体小说苏青其人其事潘柳黛其人其事一种关于姘居的话语潘光旦与民族志叙述民族志·小说·历史第六章 废墟花园：施济美的闺秀小说闺秀体的重新定位孩童：创伤经验的代言人凤仪园：废墟中的日常生活结语张爱玲游记译后记

章节摘录

　　傅东华决定不用“乱世佳人”作为自己译作的标题。也许作为一位精英主义学者，他有意想在自己的作品和将要接收这部作品的环境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乱世佳人”这个名称会显得过于伤感，过于华丽，因此对于他那“上层”品味来说未免过于“中层”了。他将自己的译作命名为《飘》，这个单音节词就意味着“飘流”或“飘零而去”，在他看来这个简洁明了的译名与原著标题接近得多。在傅东华的巧妙翻译下，斯佳丽·奥哈拉在中国读者面前不再仅仅是一个乔装而行的费雯丽，而是成了郝思嘉，或日“郝家大小姐，”即郝府最年长的女儿。郝思嘉在小说中的家园塔拉也变成了陶乐，陶和乐这两个字都含有幸福、安逸和舒适的意味。被战火践踏了的美丽南方，哪里有陶，何处又是乐？傅东华对书中人名和地名的系统中国化使得书中内战时期的美国南方显得远不再那么陌生，而在文化上更加贴近中国读者群。①　　两年后在沦陷时期，还出现了一部剧本改编，继续推进了以傅东华译作为最高代表的这种郝思嘉本土化的进程。进行剧本改编的不是别人，正是柯灵这位孤岛时期的领袖左翼作家与编辑。在柯灵改编的作品中，塔拉／陶乐是扬子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庄，而爆发的战争也不再是美国内战，而是中国的内战（1926-929）。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乱世书写》不仅重点论述张爱玲，更将视野投向同时期的苏青、潘柳黛、施济美等女性作家，第一次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这批女性作家如何以各自的书写穿越战争与占领，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舞台，延续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端的现代都市文化反思。《乱世书写》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的细腻体认，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　　对张爱玲的接受史曾经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历史。说她是“文娼”、“汉奸妻”也好，“反共文人”也好，都是从政治上将她排斥在文学史之外。同样不妥的是将她的写作“去政治化”，强调她的“才华盖世”和“超凡脱俗”，标榜所谓的“纯文学”与时事政治的格格不入。这两种极端立场都无助于我们还原张爱玲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面目。本书的写作针对的正是这一问题重重的接受史。在当今的“张爱玲热”中，这本小书的贡献应该是重现她作为历史人物的诸多层面。　　——黄心村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凡论起张爱玲，总有炒作之嫌。这跟祖师奶奶的名气不无关系。反观整个现代文学史，没有一个作家能像张爱玲这样被反复提起，经久不衰。而在所有对张的讨论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诸多标签：文娼、汉奸妻、反gong文人、天才作家……无论用政治化的眼光还是纯文学的角度极端地去评论这朵文坛上的奇葩，都是不客观的。虽然在同时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能与张的地位相抗衡，但在以张为代表，包括苏青、潘柳黛、施济美等一代女作家的迅速崛起，却构建了一副奇异的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化图景，她们像是开放在上海这座城市的艳丽花朵。
  　　
  　　在被日本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上海文化发生了颠覆性的重塑,形成了独特的战时文化。这群女作家以其在乱世中的经历建构了战争时期的叙事。她们写作、出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统治着沦陷上海的文化图景。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写道：“我扳着手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张爱玲文学生涯真正辉煌鼎盛也不过1943-1945两年，可就偏在这两年集中迸发的文学，放到其他哪个阶段都是不适的。五四有它的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有它的阶级斗争，到了抗战时期抗日救亡自然就是主流。张爱玲自己说：“出名要趁早呀！来的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正是她这种“打铁趁热”的心态，使她及其他女作家抓住了上海沦陷时期这个机遇。她早就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惘惘的威胁”。她眼光超前，预见性地说过：“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之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国内战火依旧未停，解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更大的破坏”已然不可避免。张爱玲这群女作家的舞台，也正缓缓落下了幕布。
  　　
  　　上海沦陷时期女作家的成功也许被指摘成为“中日合作的象征和传播‘泛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但从另一方面考虑，也正是这样，她们才能构建出一种更具隐喻性也更切入现实的个人化的战争叙事。文学从来难以轻易撇开政治，既然不可避免，反而不必消极待之。黄心村在《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中评价张爱玲苏青施济美们的才华所在：不谈政治，却无处不介入。
  　　
  　　黄心村在文中引用傅葆石的话：“抵抗与合作的简单两分法，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的历史叙事，从普遍意义上来看，它定义了中国人在战时的生活；而从具体意义上来看，它也决定了人们对沦陷区电影的一贯看法”、“沦陷中国的历史体验是多变而繁复的，不可能以民族主义话语非此即彼的二元主义来一概而论”，批判了无论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都是陈旧呆板的模式。将这种传统的法国诠释模式套入到沦陷时期的上海以评价女作家们必定是苍白无力的。黄心村明确指出，《乱世书写》所讨论，将模糊所谓“通俗”与“严肃”文学之间的界限。她把“抵抗”一词从孤岛文学传统的掌控下释放，以一种崭新的眼光审视上海沦陷时期的女性文化活动。在历史特殊背景下，张爱玲也许受到许多不公的评价，但是随着历史嬗变，当下对张爱玲的评价，无疑是对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以最大肯定。
  　　
  　　三十年前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说：“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时至今日，我们便可发现，我们没有等太久，以张为首的众多女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就像是开在历史深幽地底下的花朵，透着沁人的芬芳。
•   　　近年来文坛多新奇事，连我这么个闭目塞听的人也忍不住关心起来。官方文学奖备受质疑，文坛由“朝野”变身“江湖”，似乎人人皆可各据山头自立门派，而渐趋成熟的市场化运作也使“主流”和“非主流”变得语义含糊起来，文学排行榜上频现非“文”非“学”的新面孔，赚来声名日进斗金，令固守“正统”的作家们愤懑不已。在此背景下，张爱玲及其同时代的民国女作家的“回归”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只是“回归”是一回事，大红大紫又是另一回事。公众对于张爱玲们的热捧其实富含更深层次的原因。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就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精心解读。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用“一间自己的房间”来说明空间对于女性写作的意义。而在《乱世书写》中，作者使用“黄昏下的阳台”加深了这种意义：长日将尽、日光熹微之时，一个女人伫立阳台，放眼氤氲朦胧的大都市街景。这一颇具王家卫风格的意象在空间和时间上隐喻了沦陷上海（1941-1945）女作家们创作事业的局促和转瞬即逝。同时，作者自承受到法国新历史主义对维希傀儡政权重新解读的影响，因此，在力图“超越抵抗、合作、妥协/不抵抗的三分法”中，《乱世书写》正是要将一段传奇“放回到乌烟瘴气的沦陷时代中去，再现废墟中生存和写作的艰难和复杂”。
  　　
  　　照一般看法，战时的社会和文化应该是破损不堪的，但破坏和废墟也在极大程度上造就了一个近乎真空的环境。不能不说，由咸鱼翻身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提携和扶持的张爱玲、苏青、潘柳黛、施济美等人，正是受益于时代的嬗变。她们撰写小说和散文，创办刊物，发起时尚、妇女、家庭等种种话题，于左翼/抗战文化大幅退潮之际，接续并发展了一度为战争所打断的都市文化。一方面，作为生存策略，她们粉饰着占领当局的文化政策，另一方面，在受到高度控制的出版环境中，又以一种极其隐晦迂回的方式，通过讲述家长里短、风花雪月以及都市男女的分分合合，来“描写战争、历史、伤痛和个人成长”，于敌我混沌的灰色地带中，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一座独特的战争纪念碑。
  　　
  　　女作家们创造出一套极富个性的表达方式，“不直指政治，却处处介入政治”。她们在写作空间上走钢丝，在时间上又何尝不是。也许是预感到战时占领的过渡性，她们无不具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而历史的残酷正在于“乱世”造就一定程度上的“百家争鸣”，和平往往意味着一种声音、一个调子。她们或远走他乡或凋零沦落的战后经历，无疑为“乱世书写”划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黄心村国内和海外的双重学术背景常常使其抱持一种游离于时空和地域的距离感，评价人物也极力避免是非善恶的两极分化，然而每每写到这里，却总有一种温柔纤丽自笔尖而生，我想，作为女性，她必定有种感同身受的体会吧。
  　　
  　　《乱世书写》俨然一座风情万种的民国女作家蜡像馆（书名直译即为“女性、战争、家庭性：1940年代上海文学和通俗文化”），但张爱玲无疑占有最重的分量。在笔者印象中，张的形象就如同网络红人芙蓉姐姐，搔首弄姿、扭捏作态，这种堪称“祖师奶奶”级的炒作足以令今天用“身体写作”的卫慧和棉棉们自叹弗如。但在黄心村看来，张爱玲藉此成功地做到“始终拒绝成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口舌，而是选择在各种文化、民族、政治和国家的界限间自由行走”。的确，张正是以这一桀骜不驯的“超女”姿态，与她的姐妹们一道，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挑战了自五四时代以来的男性/主流文化话语权，在战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创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新路，并赋予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光荣的革命传统”之外的另一重身份。
  　　
  　　有鉴于此，国内有论者质疑作家与城市之间的那种身份关系：能不能就此宣称张爱玲们定义了上海？就如同詹姆斯•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奥尔罕•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或者，张爱玲处处显露上海人优越感的“到底是上海人”的论断，是否仅仅满足了上海文化心理狭隘自满的一面？或者，我们如此高高推举张爱玲，又如此心心念念彼时的上海，真的是对张爱玲和上海的尊重与敬爱吗？……很难一言蔽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尽管《乱世书写》中“阳台上的女人”再也没有回来，但她们苦心经营的都市文化在历经数次政治和时代风潮之后，依然铭刻在这座城市的记忆中。就在最近，天寒地冻的2011年1月中旬，为数众多的人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张爱玲与上海的邂逅”的文化演讲，他们中并非个个都是上海人，也并非都是铁杆张迷，但毫无例外，他们因一个（一群）作家，而去阅读一座城。而这座城市要成为“新版全球地图上的世界性大都市”，正如黄心村所言，就必须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在此之前，不管能否撑起上海这爿天，张爱玲们必须“回家”。
  　　
  　　
  　　PS:感谢 五月微蓝 书友从“张爱玲与上海的邂逅”带来的一手详尽报道，我读之获益良多。
  　　
  　　
•   原来那么久以前就写出来了，我以为你还在酝酿这篇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