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妇女史（上）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作者：凯瑟琳·克莱,钱德里卡·保罗,克里斯蒂娜·塞内卡尔  页数：238  译者：裔昭印,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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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妇女史（上卷）：从史前至公元1500年》选取了七个不同时期与地区的个案作为考察重点，描述了公元前1000年亚欧大陆的女性、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女性、笈多帝国时期的南亚和东南亚的女性、玛雅和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的女性、中国唐宋时期的女性、阿巴斯王朝的女性以及欧洲中世纪中后期女性的历史经验，考察了妇女在这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前现代文明中的状况，并分析了她们在宗教、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地位。

作者简介

凯瑟琳•克莱，美国西盆斯贝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亚研究以及比较史学。
钱德里卡•保罗，美国西盆斯贝格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南亚、东南亚及英国近现代史。
克里斯蒂娜•塞内卡尔，美国西盆斯贝格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罗马、拜占庭帝国及中世纪欧洲历史。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公元前1000年以前欧亚大陆的妇女第二章 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妇女：希腊古典时代及罗马帝国时期（约公元前500-公元500年）第三章 笈多王朝的遗产：印度和东南亚（约公元前320-公元1500年）第四章 中国唐宋时期的妇女（公元618-公元1279年）第五章 中美洲文明（约公元200-公元1500年）第六章 伊斯兰世界的妇女：从伊斯兰教出现前的阿拉伯到阿巴斯王朝（约公元500-公元1258年）第七章 中世纪中后期的西欧（公元1050-公元1500年）结语推荐阅读书目索引译后记

章节摘录

　　比起女牧民，女村民的劳动往往更具有性别特征。然而，将工作区分为“更女性化”和“更男性化”并不完全意味着村社妇女的劳动价值低于男性。在农业生产中，妇女扮演了开拓者的角色。向农业社会转变的阶段始于公元前1万年，这需要人们掌握关于各种各样不同植物种类的经验，当狩猎采集者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借此来判断选择哪种庄稼来种植。妇女们带着挖掘工具劳动，挑选种子和植物以保证其群体的生存。当发展到锄耕农业并开始定居在村庄生活时，妇女的耕作对于其公社的生存至关重要，并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村庄还依靠妇女驯化动物和饲养家禽。所有的村民——男人、女人和孩子一起耕作以确保自己的家庭和整个公社有饭吃。　　和女牧民一样，女村民也从事纺织。但不同的是，她们通常用纤维植物来织布，如亚麻、大麻和棉花等。大约公元前7000年，这种生产活动已经在欧亚大陆的各地开始发展起来。纺织几乎都由女性来承担，织布需要大量的纱线。在欧亚大陆南部，女人们用卧式织布机，在气候条件允许的月份，将其放置在屋外。于是，女人的纺织工作成了一种公共活动，劳动越公开可见，这种劳动就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女性也同时受益于这种纺织生产的安排，因为她们可以在劳动中互相帮助，这或许也有利于强化女权。在气候条件比较恶劣的欧亚大陆西部地区（现代欧洲），妇女发明了可以放在室内的立式织布机。　　一种有趣且经久不衰的女性纺织产品是丝绸。历史学家推测，在公元前3500年的东亚，女性最先发明了丝绸。蚕丝、丝绸产品成了欧亚大陆重要的远程贸易商品，因为在整个大陆，丝绸受到了高度重视。然而几千年来，丝绸只在其最东面的地区产出。　　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的里海和伏尔加河附近以及约5 000年以后的日本绳纹时代的文明中，女村民在捕鱼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妇女还与陶器的制作有关，这种工艺让食物储存变得可能，让烹饪变得更有效率。在陶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日本绳纹时代妇女的指纹。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克里特岛，村民公社的女萨满和治病者不但与陶器的制作有联系，而且也与发现一些可以治疗疾病的植物（也就是药的发明）有关。　　……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譯者翻譯別的篇章存在什麽問題我不清楚，但唐宋的一章，名門顏氏被譯作“嚴氏”，《袁氏世範》被譯作“袁氏示範”，典型的硬傷。另，將外文作品中引用的中文文獻回譯時，應盡可能查找原文，哪怕以譯注的形式表明，而不是大白話，讓人費解。
•   　　人类大多数的历史，是男人的历史，妇女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令人震惊的倒是，很少有人对此感到过震惊。
  　　
  　　一方面，历史书写对于普通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压迫，历史属于伟大人物，普通人不过是注脚，是英雄霸业的成本，是一连串光辉名字后的那个“等”。作为被历史忽略与伤害的个体，我们不觉得历史忽略女人有什么不对，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发言权。
  　　
  　　另一方面，写女人什么呢？她们那么琐碎，很少建功立业，就算有点成就的，也多是阴谋家。其实，这正好是文化压迫的结果，文化规定了女性只能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中生存，宏大叙事根本就没有给她们提供入场券，所以当我们抒情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大谈雄性精神，完全忘掉了，这个历史从一开始就拒绝了女人，她们不在场，她们当然难留下太多的痕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史研究风起云涌，可惜意识形态痕迹太重，用男性文化狭隘的一面，来寻求妇女自身的解放，这就难免走向极端、夸张与矫情，相比之下，本书作为教材，特别注重平和公允，有更强的学术关怀，在平淡的叙述中，往往有绝大的见识，所以才写出了女性历史的丰富与多彩。
  　　
  　　历史不是道德制高点，不是清算，不是非黑即白的战场，它可以更平静，更宽容，更富于建设性。消除立场偏执，化解对历史解释的紧张感，本书堪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