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

出版时间：2002-6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吕锡琛  页数：543  字数：4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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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海一牛鸣》是一套学术著作丛书，专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空前活跃，并越来越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播，古为今用，更快更好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套丛书旨在为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学术园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与繁荣。我们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积数年的努力，出好这套丛书。    “一年鸣”除字面一般意义以外，又为“一牛吼地”之简称，指牛鸣所及的距离。这套丛书兼取二者之义，凡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问世，即犹如牛之一鸣，其声宏亮，必然飞震林樾，闻于远处。学海茫茫，添一新作，又说明著述者已向前跨越一新的里程。

作者简介

吕锡琛
中南大学文法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香港道教客座教授、四川大学道教科技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湖南船山学社副社长，主要从事道家、道教文化、中国伦理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已出版《道家与民族性格》等专著6部，在《哲学研究》及海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90多篇，曾主持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9个，获多项省级教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奖，今年又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书籍目录

序前言理论篇   第一章 道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概况及其理论基础  第二章 对于仁义礼法的道德批判  第三章 道家政治治理的理想目标及其实现途径  第四章 政治主体的伦理道德要求  第五章 道教的发展概况及神学方术的主要内容  第六章 道教的政治伦理理想  第七章 道教的道德培育机制  第八章 道教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  第九章 道教影响中国古代政治诸原因探析史鉴篇  第十章 新道家的厄运与秦王朝的衰微  第十一章 方士的活动与秦帝国的崩溃  第十二章 黄老政治伦理对汉初政治的影响  第十三章 汉武帝与儒学的神学化  第十四章 汉武帝对神仙方术的迷信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第十五章 谶纬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泛滥及其思想归属  第十六章 道教与李唐王朝的崛起    第十七章 贞观君臣对道家政治伦理的践履及其成效  第十八章 唐玄宗的崇道与唐王朝的盛衰  第十九章 道家道教政治伦理与宋初政治  第二十章 宋真宗的崇道闹剧  第二十一章 宋徽宗溺道的社会恶果  第二十二章 道教政治伦理对成吉思汗的影响  第二十三章 道教在蒙元政治舞台上的浮沉  第二十四章 道教方术与朱明王朝的开国定基  第二十五章 朱元璋对道家政治伦理的研究与践履  第二十六章 迷恋道教方术而国危身亡的明世宗尾声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再版后记再版编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如何才能实现“任性当分”的理想政治治理局面呢？在对于封建仁义礼法制度的伦理道德批判和对封建政治治理的方式进行道德反思的基础上，道家提出了自然无为的政治治理原则。    众所周知，在“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作为统治对象的广大民众是不被尊重的，抹杀和忽略人的不同个性，以封建等级制度对民众进行强制性统治，是封建政治治理方式的重要特征。道家对于这一蔑视人的主体价值，蔑视人性自然的封建专制统治模式做出了深刻的反思，自然无为的政治治理原则正是针对这一缺乏伦理正义的政治治理方式而提出的。    由天人同源同构的基本认识出发，在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观察中，特别是在自身修炼的实际体验中，老子认识到“自然无为”是“道”的本质特征，这成为老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作者提醒统治者时刻牢记：“爱民治国，能无为乎？”他还认为，如果能够做到“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则可在政治行政生活中收到显著的效果：“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一  道教神学理论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鬼神是自然界和人类异己力量的代表，当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无法解释或无法把握时，很容易把它归结为某种超现实力量的存在，从而产生对天地自然和人身的崇拜；同时，在无力与自然、社会的压迫相抗衡时，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依托，人们便想象、创造出鬼神并崇拜鬼神，以期获得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当社会动乱、政治黑暗、阶级压迫加剧时，现实社会的苦难往往促使人们将目光转向神灵，期望神灵拯救人类，因此，神学迷信往往在这种时候大肆泛滥。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的，宗教对于人的精神压迫(“宗教桎梏”)根源于社会对于人的物质压迫(“世俗桎梏”)。    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及三纲五常的压迫和控制之下，广大臣民所受的精神压迫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这就决定了他们是政治治乱的枢机和决定力量，故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将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而极度的专权只能带来极度的腐败，封建世袭制度更是无法保证君主的政治素质。于是，盼望明君圣主的热切希望往往付之东流，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遇到更多的常常是暴君庸主，这就促使民众将希望的目光投向神灵。同时，中国封建社会不乏战争频仍、朝政腐败的黑暗时期，加之，科学水平和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以及小农经济对自然征服能力的低下，更加深了普通民众对神灵的依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鬼神崇拜观念和灾祥说、谶纬迷信十分流行，道教神学理论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道士有着广阔的活动场所，这是其影响王朝政治的社会土壤。    在这种笃信神灵灾异谶纬的社会氛围中，封建统治者充分认识到：政权既要以暴力、惩罚等强制手段加以保证，也要有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的思想武器予以维持。而这种从思想上控制民众的最好的思想武器，就是宗教神学理论。因此，他们将神权作为皇权的依托，要保住皇权，必须拥有神权。于是，他们与道教上层人物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使神权和皇权融为一体，利用神权来保护和巩固皇权。这样，道士自然要在王朝政治中扮演不可缺少的角色了。    一旦出现神权背离皇权的现象，统治者便要运用国家机器以暴力手段改变这一状况，二者重新统一起来。历代统治者杀方士、道士，禁星占、谶纬，禁淫祀奇术，其目的盖出于此。所谓“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①；“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②；“假托玄象，妄说妖怪，志图祸乱”③。以上汉哀帝、孙策、隋文帝的这些话语，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统治者畏惧方士、道士的真实原因。另一方面，招举隐者，封赏道士或设置专门机构网罗天下有道术者，这也是历代统治者所念念不忘的举动。这些措施，意在抚慰、拉拢和控制方士、道士，以消除来自这方面的危险因素，但这样一来，也为方士、道士的议政或干预朝政造就了机会。             二  道教的长生理想适应了人们的欲求    不少宗教教义认为人生充满了痛苦，无可留恋。如佛教认为人生有生苦、老苦、病苦等八种苦难，因而把对幸福的向往寄托于彼岸世界。道教却大不相同，他们认为，成为神仙，永久地活在世界上是极快乐之事，死亡才是痛苦的，因而主张乐生、贵生。如道经《太平经》就提出“生为第一”，《元始无量度人经》就强调“仙道贵生”。他们的人生理想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幸福安康；第二是延年益寿；第三是得道成仙。因此，他们努力寻求使人长寿的方法，鼓励人们与死亡作斗争，力图活得更久，活得更好，充分地发挥人体的各种潜能，提高人的素质。其各种养生术，如服食、内丹、服饵、辟谷、存思、导引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创立的。    道教的这些理想和追求正是中国的民族心理的反映。中国人虽然信神，但并不执着于脱离现实的某种宗教信仰。自古以来，人们的理想追求就是功利主义的和现实的。《尚书·洪范》中，就将长寿、富足、康宁作为“五福”的首要内容，而将早夭、疾病视为穷极恶事之首。一般的百姓企望“五福”，最高统治者更是对此孜孜以求。道教既有一套追求去灾免祸、康宁长寿的方术和仪式，又有所谓使人致富的炼金术，正好可以满足这些欲求。特别是炼制服食金丹、仙药就能长生成仙的说法，更是强烈地吸引着那些渴望成仙而又不愿刻苦清修的王侯权贵。为了祈福长寿成仙，他们对于方士和道士常常是言听计从。在这种情况下，道士、方士干政也是比较容易和十分自然的。             三  对于无限绝对的向往    和感悟促使人们依赖神灵    人作为一种有限的动物，在其心灵深处，往往有一种对于无限绝对的依赖和向往。德国近代新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在论及宗教的起源时就曾指出，宗教源自人们“绝对依赖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乃产生于人们仰望天际、审视广袤宇宙时那种对无限绝对的直觉和感悟，其中充满了惊奇和敬畏，即一种“对无限的感觉和鉴赏”。奥托则认为宗教源自人世对超自然之神圣存在的一种直觉体验和领悟，是人“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①。宗教学的奠基人缪勒更是认为，宗教崇拜时对象是一“无限者”，而人正是具有一种“领悟无限的主观本能或才能”②。    同时，客观外界又总是存在着各种不确定因素，因此，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君主虽然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权威，皇亲国戚、达官权贵虽然拥有荣华富贵，甚至权倾朝野，但是，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客观外界各种未知因素的掣肘，摆脱不了人生无常、生命短暂之苦恼，而处于封建等级制度重压下广大民众更是受制于外界各种力量而毫无自主可言，故人们无法抑止对于某种客观支配力量的崇尚和对于广袤无限之宇宙的敬畏。这种对无限绝对和超自然之神圣存在的敬畏以及“领悟无限的主观本能或才能”，使得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产生了对天地鬼神这一超自然之神圣存在的依赖乃至迷信。……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1985年11月，在我的故乡湖南湘潭召开了首次全国老子学术思想讨论会。这次会议在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突出地提出并讨论了老子和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针对海内外颇为流行的“儒家主干说”和80年代重新泛起的“复兴儒学”的主张，部分学者根据历史事实，在会上大讲“儒道互补”，并明确提出了“儒、道两家思想共同构成了多源汇流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主干”的论点。在会上、会下和会后，这一论点得到了众多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的认同。近年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主干问题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以陈鼓应先生为代表的若干学者，进而提出“道家主干说”，  已在国内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在讨论中，这种观点亦被批评为“多少有些偏狭”。“儒家主干说”、“遭家主干说”和“儒道同为主干说”，到底哪一说更符合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呢？这对于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明确批判继承的任务，改造“国民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很有必要就此展开深入讨论，以推动中国文化的研究。    在湘潭会上，我读到了不少好文章，包括湘籍青年女学者吕锡琛写的《老于思想与贞观之治》一文。该文以唐初贞观君臣之言行等大量思想素材，具体而清晰地说明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对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取得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国泰民安的积极社会效果。汉初有“文景之治”，唐初有“贞观之治”，宋初、明初君主自觉推行道家的治平之术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类似的社会效果。那次会议上的许多论文，还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哲学思维方式、人生智慧等各个方面，具体论述了老子和道家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及其某些消极的影响，这种多面展开的具体、专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很有益的。    我读了吕文之后，  当时还谈过另一点感想，就是它启示我们：思想史研究应注意和社会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的研究相结合。列宁曾经说过：“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这说明注意对思想的内在结构和逻辑演进，对概念、范畴之辩证发展和运用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思想、观念的源泉只能到客观物质世界和社会存在中去寻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一经产生，又会对社会存在发生反作用，促进或者阻碍社会的发展。从思想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反作用这两个角度，我们都应特别注意思想史和社会史之间的联系，通过社会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等等的研究，去说明一种思想、学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何以必然产生，它所反映的社会物质生活内容是什么，它在后世产生过何种影响和作用。这些都是就思想谈思想、对它进行纯逻辑的研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思想史研究者应该扩大自己的视野，更多地学习和积累社会物质生活史和政治史等方面的知识，加强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这对更好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科学地说明各种思想史现象是有重要意义的。……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有些观点不敢苟同，不知道作者是否认真看过韦伯和黑格尔。不过大体来说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