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卷-中国文学编年史

出版时间：2006-9  出版社：湖南人民  作者：王同舟  页数：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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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小序已明确指出这一事实："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苟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畿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①与古代历史著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不仅在数量上已多到难以屈指，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纪传体，这类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著作，则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就总体而言，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现、当代部分，历时一千余年，文献浩繁，而相关成果甚少。这样一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套十八卷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出版，即旨在一定程度地改变这种状况。　　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纪传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坐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判断。

书籍目录

总序凡例绪论第一章 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一年（1840-1861）共22年l引言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 庚子）公元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 公元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 公元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癸卯） 公元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甲辰） 公元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乙巳） 公元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丙午） 公元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丁未） 公元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戊申） 公元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己酉） 公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 庚戌） 公元1851年（咸丰元年 辛亥） 公元1852年（咸丰二年 壬子）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 癸丑）公元1854年（咸丰四年 甲寅） 公元1855年（咸丰五年 乙卯） 公元1856年（咸丰六年 丙辰） 公元1857年（咸丰七年 丁巳） 公元1858年（咸丰八年戊午） 公元1859年（咸丰九年 己未） 公元1860年（咸丰十年庚申） 公元1861年（咸丰十一年辛酉） 第二章 同治元年至光绪十九年（1862-1893）共32年引言公元1862年（同治元年 壬戌） 公元1863年（同治二年 癸亥） 公元1864年（同治三年 甲子） 公元1865年（同治四年 乙丑） 公元1866年（同治五年 丙寅） 公元1867年（同治六年 丁卯） 公元1868年（同治七年 戊辰） 公元1869年（同治八年 己巳） 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 庚午） 公元1871年（同治十年 辛未）公元1872年（同治十一年 壬申） 公元1873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公元1874．年（同治十三年 甲戌） 公元1875年（光绪元年 乙亥） 公元1876年（光绪二年 丙子） 公元1877年（光绪三年 丁丑） 公元1878年（光绪四年 戊寅） 公元1879年（光绪五年 己卯） 公元1880年（光绪六年 庚辰） 公元1881年（光绪七年 辛巳）……第三章 光绪二十五年至宣统三年（1894-1911）共18年

章节摘录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近来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其持法最严，工于修饰字句，以清雅简净为主。大旨不外乎神韵之说，亦如王阮翁论诗，专主神韵，宗王孟韦柳之意也。而自相神圣，谓古文正宗，自秦汉以后，唐宋八家继之，八家以后，明归太仆有光继之，太仆以后，则桐城三家方侍郎灵皋、刘广文海峰、姚郎中姬传继之。此外文人，皆不得与文章之统。如国初三家侯朝宗、魏叔子、汪尧峰诸人，概斥为伪体，所见殊谬。夫文章公器，虽有宗派，无所谓统也。其入理纯粹，叙事精严，措词雅洁，运气深厚，法度完密，而意味高古者，即系文章正宗，初不以人地时代限也。必欲秘为绝诣，据作一家私传，不惟诞妄，抑且孤陋矣。此不过拾宋儒唾余，仿道统之说，以自撑持门户耳。习气相沿，未免可笑，殊不足与深辨。予《论诗绝句》中一首云：“乾嘉文笔重桐城，方氏刘姚各有名。我向蓬莱看东海，一盂不爱鉴湖清。”深于文者，当与吾言契合也。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让清中叶，桐城姚鼐称私淑其乡先辈方苞之门人刘大魁，又以方氏续明之归氏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唐宋八家，刘氏嗣之；推究阃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此所谓桐城派者也。方是之时，吾家鲁思先生实亲受业于桐城刘氏之门，时时诵师说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二人者，遂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而学焉。于是阳湖古文之学特盛，谓之阳湖派。而阳湖之所以不同于桐城者：盖桐城之文，从唐宋八家人；阳湖之文，从汉魏六朝人。迨李兆洛起，放言高论，盛倡秦汉之偶俪，实唐宋散行之祖；乃辑《骈体文钞》以当桐城姚氏之《古文辞类纂》；而阳湖之文，乃别出于桐城以自张一军。顾其流所衍，比之桐城为狭。然桐城之说既盛世，而学者渐流为庸肤，但习为控抑纵送之貌而亡其实；又或弱而不能振。于是仪征阮元倡为文言说，欲以俪体嬗斯文之统。江都汪中质有其文，熔裁六朝，导源班蔡，祛其缛藻，出以安雅；而仪征一派，又复异军突起以树一帜。道穷斯变，物极则反，理固然也。厥后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懦缓之失；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门弟子著籍甚众，独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号称能传其学。吴之才雄，而张则以意度胜。故所为文章，宏中肆外，无有桐城家言寒涩枯窘之病。夫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徒以一宗欧、归，而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愈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至欧阳修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桐城诸老汲其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势不能复自振起，此其失也。曾国藩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故能卓然为一大家，由桐城而恢广之，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殆桐城刘氏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