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传 （上下册）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新西兰] 布赖恩·博伊德  页数：880  译者：刘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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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对纳博科夫来说太重要了：这里是他的避难所，是他最终放弃俄语而改用英语写作的地方；他在这里第一次发现了新的蝴蝶品种，实现了童年的梦想；他在这里写下了那些著名的文学讲稿，翻译、评注了备受争议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更重要的，他在这里创作了让他名扬天下的《洛丽塔》；美国还为《微暗的火》，为《阿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尽管1959年后去了欧洲，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美国公民的身份。纳博科夫的后半生是名副其实的“美国时期”。
　　博伊德以一种准确而从容不迫的笔调追踪纳博科夫美国时期的生命轨迹：他不断的搬迁，他的艰难求职，他的捕蝶与写作活动，他的成名与迁居欧洲，他跟威尔逊友谊的始末，他与出版商、采访人及传记家的交往，他的疾病与去世等等。　　
　　纳博科夫的小说艺术就是细节的艺术，而博伊德的文本分析则堪称小说细读法的范例，他让我们深悟到细节之于纳博科夫小说的决定性意义。同时，他还给我们展示了纳博科夫的世界中那一幕幕以想象力为主人公的奇幻剧，正是依靠想象力，纳博科夫将非常个人化的经验点化成了非个人化的艺术，将寻常普通、杂乱无章的生活世界幻化成了神奇新颖、和谐有序的艺术世界。阅读纳博科夫，阅读《纳博科夫传》，我们经常面对的就是这种想象力。

作者简介

作者：（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 译者：刘佳林布赖恩·博伊德，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杰出教授，对美国、巴西、英国、希腊、爱尔兰、新西兰及俄罗斯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以及从史诗到喜剧的翻译多有著述，成果在四大洲荣获多种奖励，并被译成12种文字。他最富盛名的学术成果包括《纳博科夫的：意识之地》（1985，2001），两卷本传记《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1990）、《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1991），《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艺术发现的魅力》（1999），网站“阿达在线”，此外还编有八卷本的纳博科夫小说、回忆录、蝴蝶著述、诗歌翻译及诗集，最近的一卷是《微暗的火》（2011）。他对文学与进化论的研究也很著名，成果包括《论故事的起源进化、认识与小说》（贝尔克纳普／哈佛，2009）以及合编的《进化、文学与电影读本》（2010）。

书籍目录

插图说明
非常个人化的与非个人化的（代译序）
引言
第一部分　美国
　·教授纳博科夫·
　第一章　避难 （纽约与斯坦福，1940-1941）
　第二章　客座讲师 （威尔斯利与坎布里奇，1941-1942）
　第三章　科学家，作家，教师 （坎布里奇与威尔斯利，1943-1944）
　第四章　长期的短期 （坎布里奇与威尔斯利，1944-1946）
　第五章　《庶出的标志》
　第六章　终教文学（坎?里奇与威尔斯利，1946-1948）
　第七章　俄国教授（康奈尔，1948-1950）
　第八章　《最后的证据》∕《说吧，记忆》
　第九章　教授欧洲小说（康奈尔，1950-1951）
　第十章　为《洛丽塔》寻找时间 （康奈尔与哈佛，1951-1953）
　第十一章　《洛丽塔》
　第十二章　《洛丽塔》付梓，《普宁》成章　 （康奈尔，1953-1955）
　第十三章　《普宁》
　第十四章　《洛丽塔》闪光（康奈尔，1955-1957）
　第十五章　《叶甫盖尼·奥涅金》
　第十六章　《洛丽塔》起爆（康奈尔及之后?1957-1959）
第二部分　欧洲
　·VN·
　第十七章　为名所逐（欧洲，美国，欧洲，1959-1961）
　第十八章　《微暗的火》
　第十九章　面具与人（蒙特勒，1961-1964）　
　第二十章　《阿达》活跃（蒙特勒，1964-1966）
　第二十一章　高翔（蒙特勒，1966-1968）
　第二十二章　《阿达》
　第二十三章　收拾（蒙特勒，1968-1972）
　第二十四章　《透明》
　第二十五章　重构生命（蒙特勒，1972-1974）
　第二十六章　《瞧，这些小丑！》
　第二十七章　未答?的问题（蒙特勒，1974-1977）
后记
纳博科夫的原型：《劳拉》等等
致谢
附录
　最优秀的"纳博科夫爱好者"
　　——布赖恩·博伊德访谈录
索引

章节摘录

1940年11月底，在因棘手的经济问题拖了很久以后，在马克·阿尔达诺夫建议纳博科夫接受他本人无法接受的职位一年多以后，斯坦福大学最终发电报给纳博科夫，正式给他下一年夏天的教席，薪酬是750美元。接受这个职位时，纳博科夫列了四门可开课程。斯拉夫系的亨利·兰兹教授选了两门：俄罗斯现代文学，写作艺术，第二门课跟演讲与戏剧系联合开设。兰兹还劝纳博科夫，明智的做法是把重点放在“实用编剧”方面：“我在各种广告传单中都极力强调你俄国戏剧家的资格，因为——也许你自己也已经发现——在美国，编剧是最流行、最实际的文学形式，那门课要有学生的话，都将来自编剧班。”在西87街的寓所里，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里，纳博科夫从秋季、冬季到春季都在忙着备课，不仅是为斯坦福准备的，还是为“在前面若隐若现的这家或那家东方学院”准备的，他也许会在那里教俄国文学。他后来估计说，他也许准备了一百次课，每个小时大概20页，整个差不多有两千页。他写信给朋友说，他从未如此辛劳地工作。纳博科夫听从了兰兹的劝说，仔细琢磨戏剧写作。他阅读了许多编剧指南，哪怕只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可笑的乐趣。他写道，可以在“庸人的（巴兹尔·霍格思的）《如何写剧本》”——“抖包袱的技巧”、“巧妙的台词”、“把握公众的脉搏”、“爱情场景”——和由类似“装饰接待室”、“如何迎接未来的病人”、“一些轻微的症状”、“听诊器之乐”等章节构成的《怎样当医生》之间找到很好的相似点。他阅读并撕毁了许多美国新剧本，包括莉莲·赫尔曼的《儿童时光》、马克斯韦尔·安德森的《冬景》、斯坦贝克的《人与鼠》，尤其是奥尼尔的《哀悼》。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部真正的不朽之作……纳博科夫终于找到了一个配得上他的传记家。　　——沃尔特·肯德里克，《纽约时报书评》博伊德一个受神灵启示的阐释者……在《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中，纳博科夫的生平与艺术相互交织，相反相成，这就需要博伊德这样技法高超的传记家，去追踪每一个迷人的峰回路转。　　——安妮·泰勒，《大西洋月刊》一部细节丰赡的传记……博伊德令纳博科夫的所有读者都心存感激。　　——戴维·洛奇，《洛杉矶时代书评》近年来最美轮美奂的文学传记之一，纳博科夫作品所能有的最优秀的导读……这部惊世骇俗的传记既是一丝不苟的学术研究的范例，也是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批评的典型。　　——迈克尔·德达，《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在这部传记中，博伊德先生终于给了我们一个可靠的生平和众多值得信赖的作品——他描绘了一个英勇的艺术家，描绘了这个艺术家可爱的家庭，他对伟大的活力与斑斓的色彩做了审慎的历史叙述，他热情洋溢地对大师的文学作品加以阐释。一部非凡的读者指南。　　——理查德·洛克，《华尔街日报》

编辑推荐

《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套装上下册)》：“洛丽塔”传奇的缔造者，驰骋于俄语、法语、英语三度空间的文学大师，何处才是其精神家园？三十年来最权威的纳博科夫传记，一部二十世纪的政治史、精神史。

用户评论 (总计45条)

•   读过纳博科夫回忆录的俄国时期，现在开始读他的美国时期，看他如何构想出洛丽塔这么一个精灵的。
  
  
•   纳博科夫是我最喜欢的作者之一，心理描写简直细腻到无法言语的地步。他的文笔源自他一生复杂的经历。买了俄罗斯时期的传记，这次又补上了美国时期的，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德国、奥地利时期的。很喜欢很喜欢~~
•   超级喜欢纳博科夫，第一卷传记在阅读中
•   纳博科夫的自传里面算是很赞的了
•   很奇怪哈，纳博科夫的自传是分体式的
•   本来这书挺贵的，我犹豫要不要买。图书馆看到过英文版的，厚着呢。京东618活动的时候买了《俄罗斯时期》——于是这下也把《美国时期》买了。
•   先看了俄罗斯卷，很喜欢，又买来美国卷，了解作者很不错
•   内容翔实，已是经典，无需敷言
•   给朋友买的，不知道具体的怎么样，不过看着很不错
•   这应该是最权威的纳博科夫传记，喜欢纳博科夫的读者想必会喜欢这套书
•   因此买了他的俄罗斯时期后,又买了这个美国时期,有个全面了解
•   书收到了！
•   还只看了部分，但内容真的非常翔实。很赞的传记
•   送朋友的生日礼物。书非常好。送货也快。第二天就送到了。晚上就送了朋友哈哈。
•   这套丛书是我读过的纳博科夫传纪中最全面，最深刻，也最为公正客观的传纪了。分别对两个时期的纳博科夫生活上、创作上做了最为详尽的描述。纸张也很好，字体排布都不错。如果想透彻了解纳博科夫，那么这部传纪是必读的书目哦！
•   与俄罗斯时期一样，这本作家传记以独立章节详细介绍了纳氏的重要作品，如洛丽塔、微暗的火、阿达、瞧那些小丑、普宁、庶出的标志等。比之一般传记仅介绍作家生平要厚重得多。我几乎阅读过纳氏国内出版的所有作品，由于个人资质所限，有时候还真没有看懂太多。真是一本纳氏阅读指南！
•   喜欢纳博科夫的读者不要错过了。
•   6.18抢购
•   一个流亡的俄国作家
•   粉丝必备~
•   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套装上下册）
•   哥们买的，还可以吧
•   很详实的纳老师传记
•   不是傻子，就是孩子
•   　　他对俄罗斯一往情深：读《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上、下）》
  　　侯磊
  　　
  　　二十世纪重要的现代作家中，纳博科夫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写出了惊世骇俗的《洛丽塔》，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他的身世和经历。如果单单从他美国时期的经历来讲，纳博科夫完全可以归入学院派的作家，毕竟他在美国的生活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大学中度过的。那么，他在美国是如何“练就出”《洛丽塔》的呢？只怕其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只能在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纳博科夫传记——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美国时代（上、下）》中去寻找答案了。
  　　
  　　刚到美国时的纳博科夫，已经是俄国流亡文学圈内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痛苦：放弃他的母语——俄语，并开始用英语来写作。这对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是很艰难，甚至很危险的事。幸好，语言天赋过人的纳博科夫度过了这一难关，但是语言的转换从根本上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具有俄罗斯血统的纳博科夫在生活上一向认同自己是个美国人，并且一直到晚年移居瑞士以后仍旧以美国人自居。然而在文学上，他却在美国极度地宣扬俄罗斯文学。他对当时公认的众多文学大家的作品都嗤之以鼻，把风头正健的艾略特、托•马斯曼、甚至海明威等都比为三流作家，当然，他的名气也是由此而急剧攀升的。在博伊德的传记中，来看看纳博科夫是怎么对待俄罗斯作家的吧。
  　　
  　　纳博科夫有一天在讲课时，他打开了一盏灯说：“这是普希金。”又打开一盏灯：“这是果戈理。”打开第三盏灯：“这是契诃夫。”最后，他打开窗户，让金色的阳光照耀进来，“看吧，这是托尔斯泰。”
  　　 从这一点上，足可以看出他对俄罗斯的一往情深。这就更不难理解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翻译评注普希金的《叶普塞尼•奥涅金》，宁可忍受薪金的微薄也在坚持教授俄语文学了。
  　　
  　　纳博科夫的人格是分裂的，他极度地理想化，幻想着能够全心地进入到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并且在那个世界里担当上帝的角色，然而，他一次次地为谋生发愁，甚至不得不四处搬家，到处打工找活儿干，过着今天“北漂一族”的生活。他认为美国文学甚至英语都是不忍卒读的，可是现在却不得不靠着这种不属于自己的语言教学、写作来换饭吃。就在这种环境下，纳博科夫逐渐认识到美国中产生活的矛盾与悲哀：它看似十分美好，却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而他自己，仍旧活在果戈理和契诃夫创造的时代中。就在这种状况下，纳博科夫创造了《洛丽塔》。
  　　
  　　 纳博科夫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的一生都周旋在教师、作家和昆虫学家中间。他想给这个世界一个明确的交代，所以他会像写小说一样创作回忆录《说吧，记忆》。而在《洛丽塔》中，如果我们把眼球都盯在这场不伦之恋中，那我们都会成为纳博科夫所嘲笑的傻瓜。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洛丽塔的故事是最道德的。”诚然，整部《洛丽塔》中，纳博科夫想描写的社会问题有很多，但恰恰不是“中年男子与未成年少女之间的两性关系”。他甚至希望读者都来关注主人公赫伯特对奎尔蒂的谋杀中，但是，读者一次又一次地辜负了他的希望。
  　　
  　　 在纳博科夫笔下，赫伯特对待洛丽塔的态度就像纳博科夫对待美国的态度一样，忧郁、多疑、不信任，但同时又充满了欲望，以至于离不开她。而赫伯特对奎尔蒂的谋杀，仿佛就是早年纳博科夫的父亲被政治谋杀的翻版，纳博科夫在小说中隐藏了他太多的诉求。不过可以清楚的一点是，有着深厚俄罗斯文化底蕴的纳博科夫迷恋的是美国这个像洛丽塔一样，在悠久的俄罗斯文化面前年幼无知的国家。也就是说，恰恰是美国的生活造就了纳博科夫笔下洛丽塔这个故事，而故事最合适的讲述者，恰恰是这个外来的俄罗斯老头。
  　　
  　　 不过，当纳博科夫一吐为快地造就了《洛丽塔》以后，他虽然有了可观的版税，但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想必他最喜欢的，还是自己和老婆一起，开着车去山谷里抓蝴蝶的生活吧。这种才是他渴望得到的，纯正美国式的生活，这也就是他同时是一位鳞翅目昆虫学家的原因了。
  　　
•   　　作为一本文学传记，博伊德对纳博科夫作品的文本分析差不多和作品本身一样精美，足以成为本书的精华。但和所有的传记作者一样，一旦提及传主这个人，就难免发生一系列NC粉症状。这也不是毛病。因为要写好一个人，就必须走到离他足够近的地方，直到他占据你的全部视线为止。这是传记这种东西无法克服的诅咒之一。
  　　
  　　我不是很喜欢纳博科夫的小说。虽然它们确实很完美。这是一种极为平衡的完美。它的布局谋篇沉着、冷静，结构得体，语言简洁而细节精当，仿佛来自一个富足、丰饶、安宁的世界。昨天刚把裤子送进当铺、正等着笔下这两个印张换饭票的人肯定是写不出来。说《斩首之邀》模仿卡夫卡纯属无稽，而且有比纳博科夫不懂德语更有力的证据：纳博科夫的主题是庸人包围了与众不同的人，并将之置于他们的规则审判之下；而卡夫卡的主题是无论庸人还是天才，都被某种规则和力量主宰，在城堡、法官、权力的面前，一切是平等的。这似乎可视为一种恐惧的不同变种，只是范围和深度有别。那所差的一点，就潜藏在博伊德没有深究的地方：纳博科夫不喜欢弗洛伊德。
  　　
  　　因为此事无须深究：他是一个健康、乐观、自信的人。而弗洛伊德是给缺少这些东西的人预备的——今天人们常常忘记，那原来是一种医术，用途是治疗病人。它适用的对象是诸如维特根斯坦这种自杀控，或者劳伦斯那样的恋母者。虽说博伊德尽了不少力，让大家相信他的传主也生活坎坷来着，然而纳博科夫的总体情况一切正常。他的父亲是为捍卫民主而献身的英雄，而不是打死了农奴的虐待狂军医。他的母亲温柔而有修养，了解并支持儿子的才华，而不是给儿子穿裙子、起名“玛利亚”的幻想家。于是，他的趣味也是正常的：桑丘怎么可以被打掉两百多颗牙？而打掉这些牙又有什么意思？他所讨厌的作者，是癫痫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度咖啡因中毒+妄想症的巴尔扎克，疑似基友又永远看不出来的托马斯·曼，以及一辈子生活在“约克纳帕塔法县”的福克纳。所谓“病人的文学疗程”与他无关。
  　　
  　　因此，他可以在《防守》中捍卫只为象棋而活的天才，却无力于自己的同性恋弟弟。博伊德承认，纳博科夫不知道拿这个弟弟怎么办才好，他们也很少交流。病况或非主流，在纳博科夫那里是设局的条件，编织故事时的“花样”，而不是发之于发肤的现实。当现实中的“病人”出现时，他选择了躲避，就像他当年必须躲避那个病态世界的降临一般——博伊德特意强调了帕斯捷尔纳克那句不厚道的“嫉妒”玩笑，却没有澄清纳博科夫的“阴谋论”有多么荒诞：帕斯捷尔纳克为这个“圈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确可以在态度上表明自己对病态政权的反对，然而他未必真的懂得如何对待那些被扭曲了的人，包括他身陷布拉格的侄子在内。
  　　
  　　所以，他总在等待他所说的“理想读者”——有耐心、有修养、乐于细嚼慢咽他精美的文字、感受艺术的“花样”之美的人。遗憾的是，这世上不幸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   　　
  　　终其一生，纳博科夫都在寻找他的理想读者。他曾这样描述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是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拥抱起来了。”新西兰学者布赖恩•博伊德算得上是纳博科夫的“理想读者”。他与纳博科夫的相遇，始于16岁时的偶然阅读体验，竟一发不可收。初识时那“美妙的一瞬”，绵延十数年，“既钻之弥深又兴趣广泛”，先有以灰狗巴士为旅馆，沉迷于图书馆的研究时光，后有爱屋及乌转而对蝴蝶的痴迷。那浓浓的深情放诸于文字里，自有了《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这本“字里行间满是爱”的传记。
  　　
  　　在纳博科夫自传《说吧，记忆》的结尾，父母带着年幼的德米特里走在通往码头的路上，前方的世界似乎充满无限惊喜。叙述于此戛然而止。纳博科夫似乎是想告诉我们，世界是一个谜，而谜底就在眼前，生活隐藏着无穷无尽丰饶的奇迹，我们可以被引向发现伟大惊奇的“极乐的震颤”。《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始于这种对未知生活的巨大憧憬。远离了战争的纷扰，作家早年的颠沛流离、去国别家，已成记忆的背景。教学、演讲、写作、翻译，美国时期的生活似乎以其巨大的能量赋予纳博科夫写作的基础。
  　　
  　　在纳博科夫眼中，世界是潜在的小说。作家就是魔法师，以艺术的直觉解构生活，从司空见惯的现实之中获得美，“使任何虚构世界的细节获得生机”。“棱镜下的巴别”是他用想象力创造出的世界，这世界以微妙的细节呈现于文本之中，句子朦朦胧胧，隐含叙事在其下隐隐浮现。透过棱镜的多重折射，作家完成了一次想象、一次戏仿、一次反讽。博伊德体认到，艺术之为艺术，皆因其始终凌驾于生活的真实之上，因为作家丰富的想象力使之发生了位移、变形，叙述的意境与现实的表象虽早已相去甚远，但细节犹同。如《阿达》中名为“反地球”的星球其实是作家记忆中的俄罗斯的投影，《洛丽塔》里的公路与汽车旅馆是纳博科夫于捕捉蝴蝶路途中所见所闻。生活的真实与想象的虚拟，形成交错参差的互文，于是，想象成为另一种真实，现实反而成了形而上的“想象”。这无疑是一种悖论，也于无形中道出了纳博科夫创作的真义：“科学家的热情和艺术家的精细”，一边是棋局般结构分明的严密逻辑与繁复的细节呈现，一边则任由想象的驰骋奔突，文字如蝶翼般华美，亦有无穷变形，既源于其中，又俨然居于其上，成为一切的主宰。
  　　
  　　纳博科夫沉醉于细节的迷宫，汲汲于遣词造句的精准贴切，于细微处锱铢必较。因之，对色彩、气味、声音、街道的布局、天气的精确描述，不仅构成他小说文本的外在表征，也构成他的全部生活体验，写作如此，教学、翻译莫不如是。在教授《安娜•卡列尼娜》时，纳博科夫关注的不是通常意义上作家的叙事意图，他抛开了寻常的文本分析，关注一切细节的构成，比如一阵风，或者一节列车车厢的布局，甚至于卡列宁夫妇卧室墙纸的图案。他提醒学生注意，在经由细腻繁复的描述之后，文字如何由单个无意义的词汇聚合成作家们记忆里的世界，进而构成了文学史上那些煌煌巨著。
  　　
  　　穷十四年之力翻译并评注普希金的诗剧《叶普盖尼•奥涅金》，数度修改，几易其稿，纳博科夫务求字字贴切。对翻译一事，严复曾有“信、达、雅”之说，纳博科夫于此“信”字苛求完美，刻意求工，自是出于对文字抱有“诗的精确和纯科学的激情”式的严苛标准。从早年的意译转为后期的直译，更反映出纳博科夫对于精准的孜孜以求。我们知道，语言的翻译更在意于深层意义的精确，毕竟在不同语境中，没有从字面到词意上完全相符的一一对应。纳博科夫的译本以忠实原文为第一要义，而用词的考究、语句的灵动，反倒是其次的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纳博科夫的一生就是一部色彩丰盈的著作，俄罗斯时期的颠沛流离、美国时期的静水深流，皆是作家本人以生命的真实与厚度一一写就。博伊德不屑于无意义的妄自猜测，在他眼里，似是而非的考据与传记的书写终是无缘，细节与忠实于生命的本真方是对传主最大的尊重。出于对纳博科夫的喜爱，博伊德在叙述中处处满含着发现的愉悦，他以学者的严谨态度、读者的仰视之姿看待纳博科夫的一生，事无巨细地考证，于极细微处落笔，条分缕析地解构纳博科夫生活与文学的微妙关系，于还原纳博科夫生平的同时，想来，自然也领悟到生活之后那“极乐的震颤”吧。
  　　
  　　纳博科夫说，在穿越死亡的黑幕之后，也许他会见到“愤怒的普希金”，这自然是作家的自嘲，或者不妨看作是某种戏谑。作家对于文字与细节的忠实与坦诚之姿于此显露无遗。无独有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博伊德也做过同样的设想，假设时光流转，与之研究十数年的纳博科夫于某处相遇，他会追问，“您后来又写过什么吗？读过我关于您的论述吗？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吗？”如此惶恐，正与纳博科夫的写作态度款曲相通，是基于对精准细节的热爱使然，自然，也不妨看作是对文字最大的敬畏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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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赖恩•博伊德显然与文学大师纳博科夫相逢时有“美妙的一瞬”，且恰如其分地延续了下来，因为“只有爱方可使审美活动富有成效”。我们从这位新西兰学者的著作《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以及前作《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丰赡的细节，精细入微的解读，于传主生命轨迹从容而体贴的追寻，莫不见出博伊德带有暖意的阐释与文学研究的严谨。纳博科夫的遗孀薇拉暮年时，将博伊德为丈夫写的传记放在床头，每天都要重温，想必是感受到这种温润之意吧。
  　　
  　　博伊德深切地感受着纳博科夫对生活与艺术交融无间的看法，且自己也大量地运用这种手法，还原纳博科夫现实生活的场景，隐隐对应着其杰出的文学创作。其实这与许多作家的艺术观念均是相通的，如鲁迅谈过小说角色的塑造，“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此亦为同样的道理。不过在纳博科夫这里，想象力于日常生活的原材料中发酵膨胀，更加有着“丰饶的奇迹”。
  　　
  　　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时期与美国时期以1940年5月离欧赴美为界，文学大师在时代的风云中平衡着现实人生与文学写作，如同他对普希金的评述：“其创作仿佛是他生命的注脚。”的确，不管是在哪个时期，纳博科夫之“生活核心潜藏着的艺术品质，艺术核心所固有的生活气息”，从未改变过；他的生活具象空间，容纳着精微的艺术镜像，平凡的诸多事物进入了另一个神奇而有妙趣的世界。如我们读《洛丽塔》，对遍及全美的公路之旅，以及形形色色的汽车旅馆，想来会印象深刻；当看到《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中，纳博科夫不辞辛苦地驾车长途跋涉，寻找蝴蝶及开展研究，是不是对《洛丽塔》里真切的路途描写找到了源头？《普宁》塑造了一个喜剧性的俄国流亡者形象，以及美国大学原生态的学术环境；而纳博科夫来到美国后，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威尔斯利、康奈尔和哈佛，如此的环境与如此的人于他就是现实的生活，博伊德说，纳博科夫“用精致的观察之网捕捉了一个长长的标本系列”，糅合种种，于是有了普宁教授。人物塑造之鲜活，以至有位俄侨同事一次和纳博科夫站在电梯里，叹口气说：“我们都是普宁啊！”，他忘记了纳博科夫就是那本书的作者。
  　　
  　　此种精致的观察之网也笼罩着纳博科夫的教学生涯，他不愿用社会式解读与批评等大而化之的东西去教学生，而是提示他们注意细节——更多的细节。讲卡夫卡的《变形记》，纳博科夫在黑板上信手勾勒出主人公格利高里变成的那只甲虫的形状；讲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他描绘出布鲁姆在都柏林的漫游路线图；谈莎士比亚，不妨关注一下李尔王的几只小狗都叫什么名字，等等（这不禁让我想到自己阅读《红楼梦》时，对大观园里的菜肴“茄鲞”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夏金桂极喜欢吃什么食物等细节亦是大有兴趣）。纳博科夫对这些问题的瞩目是与其艺术观息息相关的，“艺术太经常地被当作承载观念的工具”，而忽视了鲜活生动的细节，他要做的就是重新将观念的世界变为具象的王国。于是，纳博科夫分析普鲁斯特的独特之处，“他从那苍白月光的想法游移到远处的音乐——视觉逐渐变成了听觉”，意象的叠加如“音乐厅里的花园及花园里的画廊”；分析狄更斯描写太阳照射海面，像是“凿出了一个个银光粼粼的水潭”。一切如博伊德所说，丰饶的奇迹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背后，纳博科夫要告诉我们，面前的世界是一个谜，而谜底就在眼前。
  　　
  　　我们也不要忘记，纳博科夫还是一位研究鳞翅目蝴蝶的昆虫学家，博伊德在书中对其这一身份并未少用笔墨，而是详加铺陈。文学家之于另一不同领域的涉足，也不在少数，如沈从文转行古代服饰研究；不过沈的选择更多的是外力的迫压，纳博科夫的蝴蝶研究纯粹为个人兴趣，难以割舍。他对蝴蝶的研究也充满了于细节的关注，如精细点数蝶翅的鳞斑行列，以其确定新的分类原则，此种独特的视角与其艺术观是相通的。纳博科夫说，科学家的热情和艺术家的精确是重要的。这毋宁是夫子自道，艺术与科学的交汇可以获得美与真理，表明了其在不同身份之间的自由穿梭、圆转如意。博伊德将纳博科夫的捕蝶与研究工作尽数打散，遍布于包括写作和教学的生活之流中，既意味着一种平常心，也表明其蝴蝶研究与文学活动的同一性。
  　　
  　　博伊德说，自己是在十六岁发现纳博科夫的，此后与他的较量就成了自己倍感兴奋的智力活动。应该说，博伊德遇见纳博科夫意义重大，成全了其精神的启蒙；而在另一意义上，如沃尔特•肯德里克所言，“纳博科夫终于找到了一个配得上他的传记家”。《纳博科夫传》既是传记研究的典范，自身也是一出色的文学作品；在其中，纳博科夫的成就历历可见、性情呼之欲出，而博伊德的如影随形之温润笔触也渗透其理解之同情。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博伊德曾假设自己如果遇见纳博科夫，会提出哪些问题，“您后来又写过什么吗？读过我关于您的论述么？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吗？” 处处显示出其对传记写作忠实与坦诚的态度。
  　　
  　　
•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在各种传记版本（包括他自己写的《说吧，记忆》）里，纳博科夫自幼显露的傲人天资，都是小说化的传奇。就连七岁那年的一场大病，也被他自己和家人极尽渲染，让读者既揪心于“生活在这个家庭里好像停滞了，全都集中在这个孩子的床头”，又扼腕于曾为他赢得神童声誉的数学才能，因为持续发烧谵妄而诗意般地消失——就好像“那些在疼痛欲裂的头脑中无情增大的巨大数字”，终于烧穿了某块精密的集成电路板。但多余的电流立刻接通了另一盏灯，因为母亲在他的床头摆上了许多蝴蝶和关于蝴蝶的著作。于是，“想描述一个新品种的欲望彻底代替了发现一个新素数的念头”。似乎童年里每一次重病发烧，都成了某种亮灯仪式，他借此获得“超凡的视力”（躺在床上就能看到母亲乘着雪橇上街，这种亦真亦幻的视力日后将成为他的小说最鲜明的特质之一），扩张意识的本质和边界，同时，幸运地从未烧穿另一块集成电路板：将多种语言并联的能力。
  　　
  　　　　起初，小纳博科夫就像很多俄国亲英派贵族家庭的子弟（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这个显赫家族里先后出现了多位政治家）一样，在家庭教师的围攻中，在跟着家人频繁出国的过程中接受丰盛而混乱的语言教育。父亲偶然发现七岁的长子已经将法语说得相当地道，英文阅读能力也远远走在俄语之前，不免大吃一惊，赶忙安排小学校长日诺谢科夫来给他补俄语课。在追溯这段记忆时，这位教师的形象（瓷蓝色眼睛）和他的那盒俄文字母积木，显然被纳博科夫涂上了一层抒情的釉彩——而这种抒情，与他后半生不吝辞藻、反复强调的对“母语”的乡愁，是高度吻合的。
  　　
  　　　　
  　　
  　　　　翻开四大卷《纳博科夫传》，稍加留意，就能感觉到这种乡愁几乎是“此恨绵绵无绝期”，有时候简直浓烈到了有些做作的地步：
  　　
  　　　　（我）恐慌，害怕学会流利的德语会损害我宝贵的俄语。还好，语言封闭的任务相对轻松一些，因为我住在一个封闭的流亡圈子里，成天跟俄国朋友打交道，仅阅读俄文报纸、杂志和书籍。我涉足当地语言的机会仅限于跟我接二连三的房东互相问候及必要的购物活动。（《坚决的意见》一书中谈及二十世纪初移居柏林的生活）
  　　
  　　　　从我富丽堂皇的俄语宫殿搬到狭小逼仄的英语寓所，就像在蜡烛工和执炬者罢工期间于一个无星的夜里从一间漆黑的屋子搬到另一间。（未刊笔记）
  　　
  　　　　我的个人悲剧，别人不能也不会关心的悲剧，是我不得不放弃我的母语，那无所拘束、丰富而得心应手的俄语，代之以二流的英语。（《坚定的意见》）
  　　
  　　　　从这些哀叹中，我们看到的，仿佛不是那个自小身份类似于如今的“国际学校高材生”的纳博科夫，而是被巫婆用一剂哑药夺走了迷人歌喉的美人鱼，尽管舞步依然天下无双，却总疑心再也唤不来王子的亲吻。类似的经历，以非母语写作的“舌尖之痛”，在文学史上也不少见，就连并不需要用英语写作、只是常年旅居美国的村上春树也在《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敏感地总结道：“其实讲外语这个活计或多或少都含有‘说可怜也可怜说滑稽也滑稽’的成分。”而在那些大部分为生计所迫的作家中，纳博科夫的起点和天分应该算是最高的那一类。至少，纳博科夫在担心“狭小逼仄”的外语会损害“富丽堂皇”的母语的同时，比谁都清楚，单单凭借每到一处就能替人上外语课的绝技，他就不会在流亡生涯中陷入绝境。无论逃到哪里，外语都是他的行李中最靠得住的那一件，随时可以拿出来安身立命的。
  　　
  　　　　
  　　
  　　　　将纳博科夫与辛格和昆德拉对比，可以发现他对“母语”的态度正好介于他们中间：辛格与意第绪语死磕到底，脑细胞似乎唯有在这种“将要死去”的语言中才会锋芒毕现，为此在英语世界蹉跎十年，直到凭借朋友（包括索尔·贝娄）的翻译，才得以重拾母语，以意第绪语小说的英译本获得诺贝尔奖；而昆德拉则截然相反，尽管很多评论家认为他的“捷克周期”要比“法国周期”更扎实更成功，但昆德拉本人却用足以让祖国难堪的冷漠在这两个周期之间划下鸿沟，改用法语写作后就毅然割断了文化脐带上最后一道接口——他从不掩饰，这个过程并不怎么艰难。纳博科夫的“转身”过程接近昆德拉——实际上比他转得更华丽，因为他的那些最成功的作品，至少一半以上都是用英语写的。然而，如上所述，他在表达丢失母语的惶恐时，程度似乎不比辛格更轻。究其缘由，除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纳博科夫从未像昆德拉那样，在某个“第二故乡”里找到确凿的归属感，是否还有别的什么？
  　　
  　　　　对此，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并没有给出针对性的答案，但我却在这部文本细读的比重比生平故事更大的传记（其实更像是“评传”）中，愈来愈具象地认识到传主对待文字的极度严苛，也愈来愈逼近我的猜测：也许，“母语”对纳博科夫而言，既具体到每一个音节每一个标点，同时也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我无法想象，在这个将虚构世界打磨得比精确还精确 （他那么迷恋“非理性透视”和“突然变焦”，那么喜欢在一个句子、一个词语甚至一个未完成的音节里突然转换视角）的作家眼里，真的存在一种足够表达其感知所及的语言——他总在不自觉地试图超越任何一种语言的疆界，总在反刍着无法抵达彼岸的痛苦。与其说是他丢失了完美的俄语（“最轻柔的语言，我的真实，我的所有”），不如说他想挣脱当下所使用的任何一种语言的束缚——有趣的是，始终保持这样焦虑的状态，对锻造纳博科夫那些精密繁复、将断未断、奇迹频生的长句和文本结构，恰恰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惟有对臆想中的完美永远怀抱渴望，他才能将手中的“二流语言”、“笨拙的石器”尽可能运用得更轻灵更神奇一些。
  　　
  　　　　这部被评论界称为“终于能配上纳博科夫”的传记，既然定位高远，难免在全面翔实的框架里淡化一些刺激性话题。比方说，但凡换一个更好奇的作者，就不会轻易放过西林（纳博科夫在欧洲时的笔名）在作品朗诵会上勾搭来的美女伊丽娜·瓜达尼尼，不会忘记对这场查有实据的外遇展开“合理想象”，不会只是谨慎地告诉读者：纳博科夫曾像他笔下的塞巴斯蒂安一样，嘱咐瓜达尼尼将他所有的信件付之一炬，从而“让未来的研究者彻底沮丧”。似乎每每说到这些八卦，博伊德就急忙一笔带过，他的兴奋点似乎更多地落在字与字，而非人与人的缝隙间。那些稍稍渲染西林的个人情绪的段落，往往出现在他教授写作的课堂上，在他与文敌打笔墨官司的回合中，或者在下面这样的引文里：“当作家坐下来写作时，‘冷酷的常识怪兽会迈着笨拙的脚步嘀咕说，这本书不是为一般大众而写的，这本书将永远、永远不能——就在这时，就在它冲口说出那个词，s，e，两个l时，虚妄的常识应该被枪毙”；“一个称号竟然加到我的头上，第一个字母是g，然后e，然后n，我都有些飘飘然了，就像年轻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
  　　
  　　　　上述两段中，除了对陀氏的暗讽值得注意外（纳博科夫曾多次在各种场合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评论家们偏偏从他本人的作品里捕捉到很多他受到陀氏影响的痕迹），纳博科夫最善于把玩的拼音游戏是更鲜明的亮点。被字母们呼之欲出的genius（天才）和sell（卖），就像《洛丽塔》著名的开头那样，洋溢着叙述者心灵的暗流和唇齿间的汁液：“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望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从上颚向下运动三步，第三步轻叩牙齿。洛。丽。塔。”博伊德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评述《洛丽塔》，漂亮地解决了一个细微却重要的学术问题。曾有人质疑，说英语中发t音时舌头叩触的是下齿龈而不是牙齿，进而认为纳博科夫“将感觉贱卖给了谐音的老鸨”。但博伊德认为，这恰恰体现了纳博科夫的良苦用心：洛丽塔名字的发音并非按照美国方式，而是严格遵循了西班牙方式，更接近于d（也许洛丽塔应该译成洛丽达？）——谁让这个迷人的小妖精是她父母去韦拉克鲁斯度蜜月时怀上的呢？亨伯特是一个喜欢卖弄的罗曼语学者，他希望读者像他一样玩味这个有着特殊刺激的名字。博伊德进而将结论拉至广角，以纳博科夫的口吻概括纳博科夫的文本技术：“《洛丽塔》的语言听起来也许很铺张，但它的措辞是精确的：它们是首尾一贯的虚构世界的诸种元素，是亨伯特这个十分特殊的心灵的化学药品。”
  　　
  　　　　
  　　
  　　　　我不知道有哪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写作者，会像纳博科夫这样，将英语本身分解成细小的语素，钉在解剖台上，怀着一个另类观察者的偏僻乐趣，制作成嵌入小说情节的蝴蝶标本。当他操纵着舌头按照西班牙发音方式在上颚和牙齿间摸索、弹击时，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捕捉到所有语言学习者对“外语”所持的异样视角，那种“说滑稽也滑稽”的半戏谑半愠怒的态度？昆德拉写法语的风格远比他用捷克语更简短克制，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受制于词汇量；而纳博科夫却在《洛丽塔》、《微暗的火》和《阿达》中留下了太多结构繁复、足以让所有英语文学教授敬畏的文字范本。它们的刻意和华丽，除了与作者的审美取向有关，也常常给我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语言天才对“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实施的骄傲的报复。
  　　
  　　　　同样的骄傲，也折射在纳博科夫对待翻译的态度上。用博伊德的话说，“（在柏林时）纳博科夫的英语水平不断使他分心，常常打断他最优秀的俄语小说的创作。”他总是忍不住去阅读自己的俄语作品的外文译本，然后忍不住写信给出版商抱怨它们“潦草马虎，不成样子，到处都是错讹，缺少生机和活力”。他挑剔译者的身份和性别（“《天资》的译者应该是一个英语胜过俄语的男人，是男的不是女的，坦率地说，在翻译问题上我是个同性恋者”），他给即将担任其德语翻译的译者唠唠叨叨地写信，发布足以让译者无从下笔的指导性意见。作为一名“译龄”与“作龄”几乎等长的资深译者，纳博科夫本人在文坛引发的最大公案，甚至不是《洛丽塔》的遭禁与开释，而是他在1964年发表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英译本及其长达一千两百页的评注。就在1963年，阿恩特赶在他前面出版了《奥涅金》的另一个译本，严格遵循诗体韵文，与纳博科夫着重传达意义和内涵、为此不惜牺牲韵律的做法截然相反。两种译风引发了一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最激烈的跨洋文学讼争，安东尼·伯吉斯、罗伯特·洛威尔纷纷披挂上阵，高潮戏则是纳博科夫与埃德蒙·威尔逊这对结缘数十年的老朋友为此分道扬镳，至死未能和解。虽然在博伊德看来，他们的决裂不乏铺垫，纳博科夫的刻薄成性和《洛丽塔》大获成功导致威尔逊心态失衡（“从亲密的朋友变成嫉妒的蠢驴”）都是埋藏在坚冰之下的深层原因；但无论如何，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居然是翻译理论分歧，让两位文坛大佬中招的居然是“外国语”的魔咒，这听起来总是有一点荒诞的。顺便提一句，《纳博科夫传》中描述及评论这场公案的章节本身就是一篇学术价值深厚的译学专论，也是作者博伊德和译者刘佳林的最佳炫技时分。
  　　
  　　　　
  　　
  　　　　终其一生，“外国语”的魔咒不曾须臾离去。博伊德发现，当年（1935）为了摆脱穷困而尝试用英语写作的纳博科夫，哪怕写短短一个章节也不无窘迫，标题“It is me”既非地道的英语表达“It's me”，也不是昏庸的纯正派咬定的“It is I”。短短四年之后，他的第一部英语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问世，费尽周折后终于在英语世界里站稳脚跟。但代价也跟着来了：“《塞巴斯蒂安》之后，纳博科夫着手建造的两大俄语舰船——《魔法师》和《孤王》都沉没了，幸亏那些宝物最后被抢救转移到能够抗击风浪的英语战舰——《洛丽塔》和《微暗的火》上来。似乎每写一部英语小说，就将纳博科夫个人命运的某些东西发动了起来，或在他的心中倾泻了某种东西，使得他的下一部俄语作品没法完成，直到最后转变成英语。”
  　　
  　　　　直到最后的最后，纳博科夫也没能把这个过程逆转回去。无论是出于功利需求，还是某种已经潜入他本能的宿命，他都只能怀抱着“二流语言”，与母语渐行渐远。■
  　　
  　　　　延伸阅读
  　　
  　　　　●《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
  　　
  　　　　[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著，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
  　　
  　　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1年7月10日
•   　　一个传奇人物，很值得一看的一本书，很多人生感悟，推荐一下，呵呵，就是价格挺贵的，要是能便宜点就好了，好贪心啊啊，从他的《说吧，记忆》就能感觉到他对自身经历的那种强烈的情感，多少年前的记忆清晰得令......
•   　　 文学是梦想，亦是尘埃。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
  　　
  　　 我们太容易让时间积久成习，而对纳博科夫来说，他是连续不断的神奇，他猛然将我们从我们的时间中抽离，让我们在面对一切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时，有了绚丽的眼光。纳博科夫让我们明白，在纯粹的因袭下，我们糟蹋了世界的魅力，辜负了它的美，而世界只存在本身，就该是永恒不竭的惊奇。正如威尔逊所说，纳博科夫就是那令人惊奇的“俄国文学纽扣里的伽德尼雅（栀子花）。”不过也许称他为“美国文学里的蝴蝶”也许更合适。
  　　
  　　 在《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中，纳博科夫说“美国是一个有教养的、非常多元的国家。”美国是纳博科夫的故乡，这里的知识和生活比任何一个国家更适合他，纳博科夫称呼自己为“俄罗斯出生的美国小说家”，没有美国，就没有纳博科夫，就没有他的荣耀。
  　　
  　　 他在美国这片土壤里，以一个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眼光打量着这个世界。纳博科夫决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他还是“一只昆虫的教父，它的第一个描述人”。他在自己创作的迄今为止最好的英语诗歌《发现一只蝴蝶》中写道：
  　　
  　　我发现了它，我命名了它，用
  　　
  　　分类专用的拉丁语诗化，因此我成了
  　　
  　　一只昆虫的教父，它的第一个描述人
  　　
  　　-------我不需要其他名声
  　　
  　　 蝴蝶是他童年的梦想，他一生都在捕捉和研究蝴蝶。他每次旅行的地方都是以有蝴蝶作为标准，他对蝴蝶，由热情变为挚爱，他最终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名的鳞翅昆虫学家。他在自然研究中发现的东西很自然地运用到了文学中，比如“欺骗”。纳博科夫认为，自然界存在某种艺术性和欺骗性的东西，它华丽的花样似乎故意藏起，等待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去发现。纳博科夫看到了自然这一点，有意识地把“欺骗”放到文学这种艺术中。他很轻易地就杜撰了一个19世纪的小说家，并捏造了生平创作的细枝末节，他只需灵机一动就捏造了一个进入文学史的作家，大家却毫无察觉。
  　　
  　　 纳博科夫始终是一个珍视个性化细节、反对一般化和各种集团的人，因此秉性上是一个分离分类学家，但他绝不教条化，不走极端。纳博科夫说：“没有一种叫作艺术的东西，有的是艺术家，但他们是表现形式各各不同的个体。”他宣布名声和读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拥有一种特殊的眼力，那是某个读者战栗地直觉到的眼力。
  　　
  　　 纳博科夫相信自己和读者都有那样的眼力。《纽约客》和纳博科夫签了首发合同，对他写作的一切东西有优先考虑发表的权利。这对于一直困窘的纳博科夫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纳博科夫却并不为此而低头，当编辑习惯性地想修改他的文学作品时，他说：“我恐怕不能改动或增加任何提到的句子……我很抱歉，我确实认为，在接受意见方面我已走到良心所能允许的地步。我不需要那些恼人的小桥，我确信，优秀读者能够轻松自如地飞过沟壑。”纳博科夫甚至对读者进行了界定和划分，他认为：优秀读者是有想象力、记忆力、词典和某种艺术感的人。纳博科夫甚至在《洛丽塔》里成功地达到了和读者的“共谋”，他让我们相信：《洛丽塔》是道德的。
  　　
  　　 纳博科夫有波澜不惊的自信、不加掩饰的自得和对其他作家的不屑一顾。他对陀思妥耶夫多有偏见，但即使如此，他对俄国的一些文学大师还是有比较精确的描述：“普希金沉着冷静，托尔斯泰实事求是，契诃夫婉约节制，不过他们都有非理性透视的时候，那时他们的句子就会变得朦胧，透露出隐秘的意义，值得突然变焦。”“果戈里是一个怪人，不过天才总是很怪------他优雅地演绎着读者本人的生活观-----果戈里文体组织上的豁口与黑洞暗示了生活组织本身的裂缝。”
  　　
  　　
  　　 他一生流离逃亡，但是他一直相信自己是天才，一直相信自己将要成为伟大的作家，他甚至对此都从未犹疑过，他在《柏林向导》中谈到文学创造的目的：“去描绘普通寻常的事物吧，未来岁月的镜子会善意地反映它们；去发现身边事物的芬芳与温柔吧，唯有久远的后代才能识别并欣赏它们，到那时，我们寻常生活中的一切琐碎之物都会自动变成吉光片羽。”
  　　
  　　
  　　 纳博科夫认为，文学诉诸人类灵魂的隐秘深处，文学倒映在彼岸世界的影子总有一天会像航船一样从那里驶过。我知道：在纳博科夫那里，我们能看到和把握生命之河流的全部长度、宽度与深度。
  　　
•   　　任何一本关于纳博科夫的传记都不免面对这种窘况，即不但要接受纳博科夫及其家人极其苛刻的审视，这样的他者传记也免不了拿来与纳博科夫本人的自传性文本作对比。纳博科夫本人并不是反对他者传记，归根结底来说是一种自视甚高的傲慢以及对他者书写的不信任。从他的《说吧，记忆》就能感觉到他对自身经历的那种强烈的情感，多少年前的记忆清晰得令人惊诧。这种记忆只能从自我意识的体验中才能书写，他者的书写是无法占据这种高度的。还有一点，纳博科夫对隐私的讳莫如深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对他作传的难度。
  　　
  　　新西兰学者布赖恩·博伊德在《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中详细陈述了纳博科夫生前与他的正式传记作者安德鲁·费尔得的交往始末。早在1967年开始准备写作第一本关于纳博科夫的著作时，费尔得就野心勃勃地宣称他要靠自己的作品的艺术性不朽。与其说是这样的野心打动了纳博科夫，倒不如说是因为一种期望。纳博科夫曾经在课堂上教授他的学生们说，写作的目标不是写成功的作品，而是写不朽的作品。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已经具备了进入文学经典殿堂的质素，唯一缺乏的就是一种辉煌的总结。他之所以接受费尔得不是因为费尔得赢得了信任，而是因为他以为在他的生前还有足够的精力去督促和监管他的传记作者，就如同他以往一丝不苟地精心选择他的作品译者一样——他的作品很大部分都是在他的指导下由他的妻子薇拉和儿子德米特里翻译出版。但是这种严苛的审视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传记写作的自由。给一个仍然在世的作家作传，当然会受到作家本人的检阅，尤其是纳博科夫这样的对任何细节都极其挑剔的作家，他对任何背离或者质疑他的记忆的行为都非常愤怒，他对自己的记忆力有着非常的自信，如果有其他人的印象与他存在不一致，他一律都会斥之为虚妄。
  　　
  　　实际上，早在1965年起，他已经开始为费尔得的传记写作耐心细致的准备了很多信息，接受了他的很多访谈，允许他接触到很多私人来往的信件。对他而言，他的回答就是铁定不疑的答案，所以一旦他听说费尔得为此还采访了其他人，试图寻找那些与纳博科夫的人生有所关联的流亡者的时候，他变得恼怒无常。这是对在世作家作传不可避免的一个矛盾，即是说，如何在自我的写作意识与作家意识之间维持一种合理的平衡关系，如何巧妙地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既不能完全遵从作家的意愿，成为他的随从记录员，更不能完全丧失自我的意识。但是作家的存在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优势，因为他能对你所书写下的事实进行核证。在传记开始前，费尔得已经向纳博科夫保证“该删什么，最终由您定夺”，正是有这种理解，纳博科夫才放心地把很多东西袒露给费尔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费尔得已经逐渐偏离的他的写作方向，他以为他的著作已经足以构成了他艺术生命的历史，他的私生活与任何人无关，但费尔得偏偏对他的家族的逸事和传闻充满了猜测的兴趣，更为要命的是，把他的私生活与他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弗洛伊德式的联想，并随意判断点评他的人生。
  　　
  　　博伊德在《纳博科夫传》中提到费尔得时有一个有趣的评价，他说费尔得原本想靠纳博科夫的传记获得不朽的声名，但事实证明了他只是扮演了纳博科夫虚构的两个不称职的传记家的角色，一个是《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的古德曼先生，“无知而快慰，因为他踌躇满志地相信他的推断能力”；另一个是《徽暗的火》中的金波特，他侵入了约翰·谢德的隐私，却把一切都误解了，因为“他自己对荣誉的渴望阻碍了他”。费尔得如果能能够不朽，与其说是在万神殿上，倒更不如说是在地狱中。如果说博伊德最终的评价显得像是一个恶毒的诅咒，那我们也会原谅他，因为一本优秀的传记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多的错误和重负，像是一个巨大的丑闻和阴影，横亘在纳博科夫去世的那些年里，弥漫不散。
  　　
  　　当然，我们提到传记写作的难度和困境，主要像是彰显出一种对待传记写作的真正态度，就如同我是如此推崇这套出自博伊德之手的《纳博科夫传》，当“俄罗斯时期”早在2009年出版后，还没有一本书让我如此牵肠挂肚，以至于担心“美国时期”的书写与译文无法满足自己两年之久的美好期待。纳博科夫是那种很是注重记忆细节的作家，早在他的《说吧，记忆》中我们已经领略了他对时间记忆中那些细节和琐碎的片段的苛刻而精准的描述之美，有这样一本“足以置身于人类所曾写作的最伟大的传记”在先，所有后来者的传记书写都会处于一种“影响的焦虑”之下，即是说，对纳博科夫作传，只能另辟蹊径，选取其他的角度书写。博伊德的这套传记之所以引人入胜，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他打破了纳博科夫的魔咒。他始终自称只是一位纳博科夫的爱好者，所以他的传记书写不为获得权威或者不朽，他只是想探究纳博科夫生命中对其艺术有所裨益的伟大细节。
  　　
  　　我们可以这样认定，博伊德用一种纳博科夫的方式写成了一本伟大的《纳博科夫传》。他对纳博科夫一生的考证之细令人吃惊，这种完全的认同是赢得读者信服的基础。在细节上的考究，最有说服力的佐证就是，博伊德甚至对纳博科夫在某次野外捕捉蝴蝶时不小心踩到一条蛇这样看似无用的细节也毫不放过。另外一点，尤其是在面对纳博科夫的独特爱好——鳞翅目昆虫学的研究上，如果不是专业学者，恐怕很少有传记作者会对此着墨甚多。但是博伊德在《纳博科夫传》中对纳博科夫的这种独特爱好进行了大量的细致入微的研究和描述，这种写法真正令我们吃惊之处在于，我们能感觉到博伊德对纳博科夫的那种喜爱，喜爱的程度之深，甚至把他的爱好真正当成自己的爱好来研究。对博伊德而言，身为科学家的纳博科夫不可忽视，对他的艺术之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他分析的那样：“面对纳博科夫来说，鳞翅目昆虫学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热情，从童年起，这种热情就影响着他整个的想象力，影响着他全部的艺术：他热爱无限多样、丰富、慷慨的大自然，直到最细微的细节，他陶醉于花样的神奇复杂，发现的激动，变形的神秘，欺骗的花招，自然背后有意设计的可能性，等等。”科学家的精准，文学家天赋和热情对他天才式的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才是一本伟大的传记，也许更应该是进入不朽殿堂的那一本。它的不朽是因为博伊德重构了纳博科夫的生命和艺术之路，以那些令人信服的细节之名。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超越了传记这种题材的局限性，成为了描述纳博科夫戏剧性与艺术性的一生的伟大作品。
  　　
  　　思郁
  　　
  　　2011-5-18书
  　　
  　　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上下），【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著，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定价：80.00元
  　　
  　　
  　　
•   　　五月，树木葱茏，花草繁复。坐在花园雨后微润的时间里，阅读《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有一种亦真亦幻的美的感受，那是因为书页间总是不经意地飞出一只又一只缤纷的蝴蝶来。
  　　
  　　纳博科夫，也许你不曾熟知这个名字，但我想你也许读过他的代表作《洛丽塔》，或看过同名电影《洛丽塔》，要不就是读过他的另外两部小说，《普宁》和《微暗的火》。再或者，你听过歌手卓亚君的歌曲《洛丽塔》，自己尝试过或看见过有人穿着“LOLITA PRINCESS ”品牌的服装。纳博科夫正式被介绍到中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梅绍武先生翻译了他的作品《普宁》。而现在由刘佳林先生翻译的这套上下卷《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期待会有更多的国人知道并了解纳博科夫，因为他的确是一个特别的，值得关注的人，且这本书，既可以当做他的传记来读，也可以当做他所有作品的导读来了解，原作者试图将他的生平和作品交错开来描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生活中的纳博科夫，以及纳博科夫是如何在生活中创作出一部部影响世界的作品的。
  　　
  　　纳博科夫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这个出生在俄国的美国人，几乎大半生都在流离中度过，却在流离中写出了一部部精彩的作品。在美国，他不断地失业，不断地求职，甚至为了9美元的收益去给别人当家庭教师，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他对文学信仰的坚持。即便是鲤鱼煮西红柿一家人吃上一个星期，他仍然写信给出版商：我不能为了稿酬而写小说。也许，正因为如此，使得他的作品在当时颇具争议。表面上看来，他的作品似乎对道德教义没有什么兴趣，他对前苏联评论家类似于“小说家不应该沉湎于烟雾迷蒙的风景描写，苏联的风景应该表现得欢快明媚。”这样的言论感到震惊，而他的成名作《洛丽塔》更是被评论家斥责为“衰老的欧洲迷奸年少的美国”，进而遭到多个国家的查禁。但实际上又是如何呢？读完这本传记的第十章《洛丽塔》，我们会发现，传记作者试图为我们梳理出纳博科夫这样一个“注重生活细节而极力反对公式化写作”的评论家兼作家，在长期的文学研究和写作生活中所遵循的“不是公式的写作公式”，即：过去的无法挽回，现在的无法满足，未来的无法预见。在《洛丽塔》这个描叙继父与女儿之间“不论之恋”的故事中，“对时间的先见与后见之对比始终是《洛丽塔》强调的重点，这绝对是道德的。”而这一点，似乎和现在的“活在当在”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就道德层面而言，我们需要在“反思过去”和“憧憬未来”的比对中调整自己“当下”的言行，比如环保，比如食品安全。
  　　
  　　而作为一个文学教师，纳博科夫同样有着迷人的一面。他那自以为是的态度，和对他人不屑一顾的表情看起来不那么令人喜欢，但实质上是他有着异乎常人的坚定品质。可以说，他文学上的成就和品质，就来自于这种难得的坚持。即便是在难得获取一份工作的前提下，他也要“不合时宜”地将这种品质传递给他的学生。一个学生采访他，他告诫她说：“没有一种叫做艺术的东西，有的是艺术家，但他们是表现形式各各不同的个体。”在编剧课上，他这样对学生说：“剧作家的主要目的不应该是写作成功的剧本，而是不朽的作品。”他为学生分析剧本，不是建议效仿什么，而是建议避免什么，譬如避免那“致命的，迎合观众的欲望。”所有这些，和当下的“生存教育”是那样地“格格不入”呢！但是，当你我失望而尴尬地从国产影片中走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样的观点，我们是多么迫切地需要！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传记中，作者为我们展示了另一个纳博科夫，那就是作为一个“蝴蝶爱好和研究者”的纳博科夫。在父亲的影响下，纳博科夫自小就表现出对自然的浓厚兴趣。即便是美国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也不放弃任何一个接触和研究蝴蝶的机会，为了妻子和孩子的生活，他会勉为其难地辗转其他各州做演讲，但如果那些地方有蝴蝶，他便总是欣然上路。在蝴蝶某一个领域的研究，他显然走在了其他专业人士的前面，从而得到了行业的认可和尊重。在这本传记中，作者认为纳博科夫是一个十分注重细节的作家，他极擅长于将现实生活的种种细节融入他的作品当中。我以为，这来自于他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对蝴蝶的专注和执着。对比他长期“每天将九到十个小时的时间花在蝴蝶上”的做法，我不免感叹，我们的有些作家，的确是过于“专业化”了。
  　　
  　　我想，对于这一套（上下卷）《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不管是纳博科夫迷，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以及教师、编辑等从业者，都能从中读出“缤纷多彩的蝴蝶”来。作者布赖恩·博伊德长期研究纳博科夫，深谙其“注重细节”的写作神韵，800多页的书稿，读来总有出彩之处，比如：“我躺在我的私人产房里，等待玫瑰。”再比如：“盲目的名词和狗一般的形容词搭配，那是欧洲从古代继承下来的。”
  　　
  　　
•   　　艺术之灯照亮生命的印张
  　　刘佳林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1期
  　　
  　　20世纪30年代，流亡西欧的纳博科夫与遭遇同样命运的文学评论家霍达谢维奇惺惺相惜，多有往还，对俄国文学的共同感情和彼此间的相互欣赏将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霍达谢维奇是普希金研究专家，他反对20世纪俄苏文学界生硬地将普希金分为诗人和人两个方面的做法。在他看来，索洛维约夫、勃留索夫等象征主义诗人从关注纯粹的艺术创造出发，将普希金仅仅看作是一个诗人，这是对普希金人性特征的扼杀；而魏列萨耶夫的《生活中的普希金》（1926）坚持实证主义倾向，通过搜罗普希金的生平资料，试图向读者呈现鲜活的普希金形象，看似写出了活生生的人，但因为缺少艺术内涵，实际上又把普希金写成了“一具活尸首”。霍达谢维奇认为，在普希金身上，人与诗人是和谐统一的：“普希金第一次把自我作为人的个性化悲剧与艺术家个性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自己的命运有赖于诗人之体验。”霍达谢维奇对普希金的这种看法与纳博科夫不谋而合，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也曾对普希金生活与艺术的高度统一性做过论述：“他独特地将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他实际的身世就像他笔下的一部杰作，时而抒情，时而讽刺，时而悲惨，而他的创作则仿佛是他生命的注脚。”
  　　因此，当布赖恩•博伊德为纳博科夫立传时，他选择生活与艺术相互渗透、水乳交融的观念以驾驭整个传记的材料组织及叙事活动，这种写法无疑深得纳博科夫之心。长期以来，纳博科夫留给许多读者的印象都是一个虽然出色但未免空洞的文体大师形象，他高蹈的艺术姿态让人怀疑其写作活动与现实人生会有什么关联，而他在形式方面的创新追求又被认为是远离了俄国文学传统。《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直面这一切疑问，在传主无量的生活材料和谜一般的艺术世界中探隐发覆，十分出色而又令人信服地勾勒出了纳博科夫生活与艺术相互交织的精致花样，在还原传主生命轨迹的同时又揭示出其所依托的深厚的俄国文化背景，进而在向传统的皈依中完成了对纳博科夫的历史定位。
  　　正是出于这种传记观念，博伊德在立传之初对《说吧，记忆》第一章的结尾做了透辟的分析。在那段文字里，纳博科夫对村民们用俄罗斯仪式答谢父亲的场景做了描写，父亲先后三次被欢呼的农民抛向空中，一次高于一次，最后，“他斜躺在夏日正午钴蓝色的天空，仿佛永远这般躺着，如同那些天堂中的形象，自由自在地翱翔在教堂的拱顶，衣袂飘飘，下面香烟缭绕，人们手擎蜡烛，朵朵烛光闪烁，牧师反复吟咏祝祷着永恒的安息，灵柩敞着，灯火摇曳，百合花掩映着躺着的那个不论什么人的脸。”博伊德强调的是这段文字在场景联想和时空转换方面的干净自然以及特有的感情强度，纳博科夫从眼前的景象想到了未来父亲的葬礼，斜躺在夏日天空的身影首先通过比喻转换成教堂拱顶那些衣袂飘飘的天使形象，接着目光悄然下移，泪水婆娑中，他看到了躺在棺材里的父亲。纳博科夫灵活自由的句式显示出思想的无所拘束，同时，看似纵情的联想与跳跃又都服从整体的设计与安排，博伊德由此归纳出纳博科夫思想中两种均衡的倾向——独立与花样。更重要的，这段描写展示的是生活与艺术之间相互转换的了无痕迹，从空中的父亲形象过渡到教堂拱顶的壁画形象，从鲜活的生活场景升华为永恒的艺术表现，生活与艺术这两个在常人看来一个真实、一个虚幻，一个芜杂、一个精粹的界域其森严壁垒被取消、被超越了。在这种自由想象的跨界之旅中，我们发现了生活核心潜藏着的艺术品质，艺术核心所固有的生活气息。博伊德的这种分析具有纲举目张之效，可以说，无论是纳博科夫的生命图景还是艺术图景，都既有强烈的独立性也呈现出鲜明的花样，同时这两幅图景又相互交融、彼此关联。这是我们把握纳博科夫艺术世界的锁钥，也是我们穿越《纳博科夫传》的方便之门。
  　　从时间上说，《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覆盖的是纳博科夫1940年5月离欧赴美以前的生命史，其间的历史风云激荡多变。但纳博科夫是一个坚定地与时代保持距离的人，一个在尖利的来复枪声中吟咏爱情的人，是否要、又如何去绘制时代的风云图，就成为博伊德面临的首要问题。无论如何，纳博科夫是因为俄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背井离乡、漂泊流转的，现代历史不但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也在他笔下的流亡者形象和种种艺术主题上打下了烙印。因此，在尊重纳博科夫独立不依之个性的同时，必须对他的生平与艺术进行历史的理解。博伊德在处理这一难题时显示出了他作为史学家的真诚和艺术家的匠心，他没有藉纳博科夫不关心时代而偷懒绕行，也没有像笨拙的传记作家那样在传主身旁敷衍一幅历史图景做摆设，而是福至心灵地撷取了一个关键人物符•德•纳博科夫——纳博科夫的父亲。符•德•纳博科夫是刑法学家，立宪民主党的重要领袖，他与20世纪初的俄国历史息息相关，通过描写他的活动，博伊德顺理成章地把1905年革命、俄国杜马、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革命、临时政府、流亡或半流亡时期的政治环境呈现出来。于是，我们在看到纳博科夫沉湎于由维拉庄园、南欧海滨、蝴蝶、恋爱、求学和诗歌等构成的个人世界的同时，又看到了在他头顶不断聚集翻腾的政治风云和电闪雷鸣并最终改变纳博科夫命运的暴风骤雨。
  　　符•德•纳博科夫是时代与纳博科夫之间的中介，他的政治态度、社会态度和行为举止对纳博科夫产生了很大影响。符•德•纳博科夫的政治活动既构成纳博科夫个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也是纳博科夫心智成长的社会环境。作为一个西欧派的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符•德•纳博科夫充分重视并极力维护个性自由，对个体生命包括同性恋、罪犯、流浪者、犹太人、政治嫌疑犯以及普通农民、仆人等一律平等相待。他虽然出身贵族，但在社会改革方面却坚持无阶级立场，西方的法制观念让他懂得，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他对那些遭遇不公正的人们饱含同情，并尽其所能为他们争辩。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死刑，认为这是对个性自由的最终侵犯。同时，他的行为举止又富有贵族气派，沉静、高贵、勇敢。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贵族身份，在有许多乡村代表参加的集会上，他西装笔挺，领带一丝不苟且每天更换，发言措词优雅又令人信服。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之后，社会动荡不宁，即将出行的符•德•纳博科夫却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像过去一样，他的男仆先赶到车站，将他的车厢安排得舒舒适适：小桌子上放着妻子的照片，闹钟，一只编织篮里是购自叶利谢夫食品店的水果，苏打水等，华丽的晨衣在挂钩上熠熠生辉。”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他曾试图与一个编辑决斗，并最终在1922年3月28日为了保护政治对手而被极端右翼分子杀害。从符•德•纳博科夫的身上，我们找到了纳博科夫的创作关注自由、死刑等主题的现实根源，也明白了纳博科夫何以会拥有特立独行的个性和众多坚决的意见。
  　　符•德•纳博科夫对个性自由的珍重既是立宪民主党政治态度的表现，也是一种家族传承，因此他又成为纳博科夫家族与纳博科夫之间的中介。纳博科夫的祖父德米特里•纳博科夫是一个主张尊重犯人权利和司法程序公正的司法大臣，曾恩准流放西伯利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转到另一个条件稍好的流放地；曾伯祖父伊万•纳博科夫关心过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与普希金有着姻亲关系。这些先祖代代相继，不断演绎着崇尚个性自由、反对死刑的家族花样，同时与俄国文学传统尤其是普希金发生着联系，这是纳博科夫最为珍视的一种家族联系。
  　　在复制纳博科夫的生命史时，博伊德始终没有忘记普希金这位俄国文学之父。如果说符•德•纳博科夫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了心爱的儿子，那么普希金则始终在精神上引领着纳博科夫。纳博科夫出生于1899年，恰逢普希金诞辰一百周年，博伊德将纳博科夫的出生放在俄国百年庆典活动的背景上来描写，强调生命之偶然背后所具有的命定论般的文化意义。纳博科夫在克里米亚过着半流亡的生活，普希金也曾在这里吟咏过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因此纳博科夫称他是“永恒流亡者的最光辉的榜样”。纳博科夫20年代初诗歌逐步走向成熟，按照博伊德的解释，这是不断模仿普希金的结果。甚至在交代纳博科夫结束与瓜达尼尼的婚外情时，博伊德也非常巧妙贴切地把这个生活场景与《叶甫盖尼•奥涅金》结尾部分达吉雅娜拒绝奥涅金的文学场景联系起来。纳博科夫仿佛普希金孕育、塑造出来的一个艺术家形象，他在生活中不断成熟，终于能够妥善而坚决地处理个人情感问题，从而为自己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修正了道路。如果说达吉雅娜是在拒绝了奥涅金之后才成为“俄罗斯的灵魂”，成为光辉的女性形象，那么纳博科夫也是在拒绝了瓜达尼尼之后才真正懂得领受并奉献其文学天资，对薇拉的忠诚、对普希金的忠诚、对俄国文学传统的忠诚将保证纳博科夫在生活中走得更稳，艺术上走得更远。
  　　《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通过纳博科夫与生身之父和文学之父的关系来追踪他的生活道路与艺术道路，其精心构思与纳博科夫最杰出的俄文小说《天资》非常相似。《天资》在纳博科夫的生平与创作中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博伊德认为，这部描写作家发现真正艺术道路的作品是纳博科夫此前全部生活内容的结晶，他“对薇拉的爱情，对记忆中的父亲的尊敬，对俄国文学和鳞翅目昆虫的热爱，幸福的俄罗斯的往昔，还有如今斑驳的流亡生活”都囊括其中。另外，纳博科夫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几乎所有主要的艺术活动都可以溯源到《天资》。《天资》内容庞杂，流亡生活与写作活动相互交织，它是“一则温柔的爱情故事，一幅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一本关于社会环境的精确记录，一趟想象生动的旅行，一次命运的探险，一份献给整个文学传统的厚礼，一篇关于艺术与生活之关系的原创性研究，半书架的传记，乡愁，颂文，悲剧，辩论，《天资》是所有这一切，又不止是这一切”。在将这些纷繁杂沓的内容熔铸成一部高度统一的文学作品时，纳博科夫始终有两个立足点，即让主人公费奥多尔在生活中寻找失踪多年的父亲，在文学中寻找可以效法的父亲，最终结果是“普希金的声音里融合了我父亲的声音”，从而把生活与艺术两个层面统一起来。同样，博伊德也围绕父子关系的主题来编织纳博科夫繁复的生活场景与艺术活动，强调符•德•纳博科夫对普希金的热爱和两人在崇尚个性自由方面的一致性以及他们对纳博科夫生活与艺术的影响。因为有了这两个立足点，博伊德就可以像纳博科夫在《天资》中那样，把纳博科夫生平与创作中许多看似无关的主题比如家族历史、文化传统、俄国革命、流亡生活、纳粹恐怖、蝴蝶、诗歌、恋爱、象棋、翻译、小说创作、文学批评、哲学思考以及记忆、时间、自我、自由等不同层面的内容都统一到传记之中，构成复杂而精致的生命与艺术的花样。
  　　在西方评论家眼里，《天资》的结构仿佛“莫比乌斯带”（Möbius Strip），读者阅读着的小说又是结尾主人公准备写作的小说，从而构成首与尾、内与外的无尽循环。《天资》的这种结构观念发端于纳博科夫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中，他提醒我们，应将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也就是说，《天资》是这样一部小说，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生活层面上的费奥多尔的活动，但它同时又具有潜在的艺术性，当费奥多尔在结尾宣布要写作一部题为《天资》的小说时，读者只需重新阅读手头的这个文本，学会寻找并发现各种隐秘的联系与花样，《天资》就会在另一个层面上成为新的艺术文本。同样，《纳博科夫传》也可以作如是观。博伊德是一个高明的文本阐释者，他通过对《天资》的细读，发现了小说中的种种花样，比如沮丧突然被生活慷慨赠与的快乐所取代，生命始终被隐秘的艺术性所包围，此岸世界的周围经常盘旋着彼岸世界的身影。博伊德也是一个高明的生活阐释者，在他眼里，纳博科夫的全部生活世界就是潜在的艺术文本，只要不断检视，洞幽烛隐，寻找联系（而不是虚构与杜撰），就能发现其精致的花样，因为生活有比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更加神奇的东西。于是，像纳博科夫创作《天资》一样，博伊德在摹写纳博科夫的生平与艺术时，他既忠实于生活本身，不厌其烦、务求翔实地考证纳博科夫的生平细节，比如他进入捷尼谢夫学校的时间，《说吧，记忆》所说诗歌处女作的真正时间等，努力准确、完整地再现传主的生活场景及构思与写作的全部过程，又怀着强烈的好奇和对发现的期待，在纳博科夫的生命图景和艺术图景之间寻找关联，揭示花样，挖掘生活核心的艺术本质和艺术核心的生活内容。
  　　博伊德以诗道的精微、科学的直觉和审美的同情关注着他心爱的传主形象，他身姿敏捷地穿梭往来于纳博科夫的生平与创作之间，描摹着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脉络与肌理。通过他的爬梳与比对，我们在《玛丽》、《防守》、《天资》、《阿达》等作品中看到了维拉庄园的景象，在卢仁、阿达身边发现了纳博科夫的家庭教师，我们在《玛丽》、《苏联来客》和《大学赋》中看到了由小说、戏剧和诗歌三种艺术形式呈现的流亡生活场景，明白了纳博科夫儿时阅读的童话故事如何成就了《光荣》的基本情节、《说吧，记忆》和《阿达》的结尾，我们也懂得了纳博科夫的个人生活和流亡文学圈的明争暗斗怎样构成了《天资》的素材。同时，博伊德将纳博科夫生命成长的主题与艺术成长的主题编织在一起。1925年纳博科夫与薇拉•斯洛尼姆结婚，1926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在博伊德看来，这个生活事件与艺术事件有着内在的关联。博伊德认为，《玛丽》是纳博科夫艺术创作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他的创作走向成熟，因为他最关心的诸如时间、空间、意识的主题在这里得到了非常艺术化的处理。而导致纳博科夫艺术走向成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婚姻，“他作品的内在变化可以反映出他生活的巨大的外在变化，因为他在这一年结婚了。”经过多次正与反的探索，经过流亡生活的历练，尤其是经过婚外情的考验，纳博科夫终于成长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像费奥多尔从诗人迅速成长为一个备受瞩目的作家一样，纳博科夫也通过《天资》的创作最终完成了他从诗人向小说家的转变。像费奥多尔用《天资》来感谢俄国文学和生活对他的赐予一样，纳博科夫也通过《天资》来记录他对俄国文学和薇拉的忠诚，记录他在生活中的探索和艺术上的追求。正是在生活与艺术相互运动、相互促进的进程中，纳博科夫与社会历史和文学传统建立了联系，同时又形成了他个性化的艺术取向：“他的斗争与其说是社会性的不如说是形而上学的，他坚持不懈地要找到一条走出精致的意识之狱的道路，他终生都在为抵制大自然施诸我们每一个人的死刑判决而抗争。”
  　　《纳博科夫传》是神奇的“莫比乌斯带”，生活的螺旋式展开渐渐融化为艺术的螺旋式上升；《纳博科夫传》又仿佛《说吧，记忆》描写父亲的那个场景，次第演进的生命慢慢凝固成了永恒的艺术。纳博科夫曾在《说吧，记忆》中写道：“一只无名的墨辊在我的生活中压出了某种复杂的水印图案，当艺术之灯照亮生命的印张时，那别具一格的图案将变得清晰可见。”如果说《说吧，记忆》试图借助记忆之灯照亮纳博科夫的过去，那还仅仅是纳博科夫不完全的私人生活场景，那么《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则把纳博科夫前41年的全部生活与创作都置于传记艺术之灯的照耀下，借助这盏光亮而温馨的明灯，我们看到了作家西林，看到了纳博科夫其人，看到了他身后斑斓而宏阔的历史文化布景。当生命暮年的薇拉每天捧着《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入眠时，她在博伊德的文字中见到的不仅是往昔生活岁月中的丈夫形象，也是文学传统中不朽的艺术家形象。
  　　
  　　（《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布赖恩•博伊德著，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
  　　
•   　　 非常个人化的与非个人化的
  　　 （代译序）
  　　 刘佳林
  　　
  　　“多么令人高兴呵，室外大雪纷飞/遮蔽我对草坪的瞥视，高高积起/使得床椅恰好矗立在皑皑白雪上/矗立在外面晶莹明澈的大地上！”当我在奥尔巴尼安顿下来，看到卧室外那厚密而晶莹的积雪时，脑际萦绕的就是谢德的这几句诗。虽然已是3月，但奥尔巴尼仍常常大雪纷飞，夜晚时分，那些雪片果然是“暗淡的白身影映现在灰色亮光里”。奥尔巴尼跟纳博科夫待了差不多十年的伊萨卡同属于纽约州，或者说，同属于《微暗的火》中的阿巴拉契亚州的纽卫镇（New Wye）。《普宁》中的维克多去温代尔学院看望普宁时，就是在奥尔巴尼转的车。待到雪季结束，我也会从这里向东走、向西走，去坎布里奇，去伊萨卡，去美国更远的地方，去看看纳博科夫曾经生活、写作、捕捉蝴蝶的地方。
  　　2009年3月译完《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的正文时，我有机会到美国中部的西拉斐特访问了几天，那原是为待更长时间做准备的。可无论是那个地方，还是那里的人与事，我都觉得很陌生，面对新的、可能的工作安排，也就显得无动于衷，结果更长的时间就是那么三五天。这样，我就没有拒绝魏东坚持要我继续翻译《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的理由了。有意思的是，我在翻译过程中申请了一个关于纳博科夫的研究项目并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于是，完成全部译稿后，我终于还是来到了美国，来到了那个我通过纳博科夫的小说、博伊德的传记、美国文化的教学和翻了若干遍的地图而开始觉得有些熟悉了的美国，并且可以待上一段时间。
  　　其实，我离熟悉差得远呢，就像我在另一种文化中阅读纳博科夫十几年仍觉得很隔一样。只有到了奥尔巴尼，我才恍然明白，纳博科夫何以会在《普宁》中将松鼠作为一个重要意象来写。即使是冰天雪地的季节，你仍能到处看到那些可爱的、拖着长尾巴的家伙，墙角边，雪地里，枯树梢，甚至图书馆的墙壁上，一声不吭，却忙个不停。这是纽约州冬天里最活跃的小生灵，冰雪世界因此有了许多生气。我也才终于体会到，纳博科夫何以那么在乎楼上下的声音。美国的小城镇非常安静，许多房子都是木结构，走动时地板会发出吱呀的声音，白天也好，夜晚也好，你只有蹑手蹑脚才不会妨碍到邻人。那么，那些蜿蜒的公路、人造的风景、废弃的矿镇、汽车旅馆、学院政治等等又如何呢？
  　　美国对纳博科夫来说太重要了：这里是他的避难所，是他最终放弃俄语而改用英语写作的地方；他在这里第一次发现了新的蝴蝶品种，实现了童年的梦想；他在这里写下了那些著名的文学讲稿，翻译、评注了备受争议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更重要的，他在这里创作了让他名扬天下的《洛丽塔》；美国还为《微暗的火》，为《阿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如果没有来到美国，纳博科夫终将只能在狭小的俄国流亡圈内获得一些声名，甚至可能会在集中营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像他的弟弟谢尔盖和朋友丰达明斯基一样。因此，纳博科夫说美国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他像“亚利桑那州的四月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这一点也不夸张。尽管1959年后纳博科夫去了欧洲，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美国公民的身份，而且欧洲期间的重要创作活动都离不开美国。纳博科夫的后半生，是名副其实的“美国时期”。
  　　
  　　相对于俄罗斯时期，纳博科夫美国时期的生活要显得平静许多。没有了彼得堡街头、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和柏林演讲大厅里的枪声，没有了通货膨胀下的生活压力，没有了法西斯的恐怖和二战的阴霾，也没有了“当时年少春衫薄”的风流与冲动，纳博科夫的人生进入一种“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阶段。即使1958年刮起了“《洛丽塔》飓风”，纳博科夫也只是辞去了教职而已，在美国、在欧洲，他仍然坚决地活在他的蝴蝶和他的艺术世界里。博伊德知道，对于美国时期的纳博科夫来说，需要的只是忠实地把握传主生命之流的全部长度、宽度与深度。猎奇翻新，捕风捉影，甚至试图在洛丽塔与纳博科夫的母亲之间建立联系，那纯粹是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是一个严肃的传记家所不屑的事。
  　　因此，博伊德继续以一种准确而从容不迫的笔调追踪纳博科夫在美国和欧洲的生命轨迹，去还原他的那些梦想与事实，因为如果历史像纳博科夫所说的那样是梦想与尘埃的话，那么生命就是种种有待去实现的梦想和无数尚未化作尘埃的事实。像在“俄罗斯时期”中一样，博伊德在这一卷里对纳博科夫的生平事实作了极其详尽的叙述，他不断的搬迁，他的艰难求职，他的捕蝶与写作活动，他跟威尔逊友谊的始末，他与出版商、采访人及传记家的交往，他的疾病与去世等等。在复制传主丰富的生命史时，博伊德主要围绕纳博科夫的三种身份来组织材料：教师、科学家和作家。流亡西欧期间，纳博科夫只是偶尔扮演家庭教师的角色，而到了美国，大学执教却是他差不多二十年的规定动作，他先后在斯坦福暑期学校、威尔斯利学院、康奈尔大学讲授俄语和文学，并在哈佛大学讲过一学期的《堂吉诃德》等，直到1959年初离开康奈尔。对鳞翅目昆虫的爱好伴随纳博科夫的一生，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研究工作、美国西部及欧洲捕捉蝴蝶的活动、对艺术中的蝴蝶进行探讨等耗费了纳博科夫的许多时间。而文学创作包括翻译活动则是纳博科夫一生的主题。博伊德对这些方面既分章重点叙述，又巧加穿插安排，从而为我们呈现了纳博科夫这个生命统一体的既相互交织又彼此阐发的多个侧面。
  　　无论是叙写鳞翅目昆虫学研究活动、教学活动还是艺术创作活动，博伊德始终注意揭示纳博科夫那些非常个人化的特征，正是这些个人化的内容成就了纳博科夫这个独特的生命现象，他那独立不依的个性首先体现在这里。与专业的昆虫学家相比，纳博科夫缺少学位头衔和必要的知识训练，但他把自己的研究集中于鳞翅目锤角亚目中的一个属即红珠灰蝶，因为用力精勤，所以常常带来新的发现并形成可以广泛运用的原理。他将蝴蝶的性器官标本放在瓶子里以获得一种三维效果，他通过点数蝶翅的鳞斑行列来确定新的分类原则，甚至尝试借助艺术史中的蝴蝶来研究这一昆虫的进化现象。纳博科夫的鳞翅目昆虫学研究与他的文学教学活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执教康奈尔期间，纳博科夫曾问同事福格尔，有没有就李尔王那些小狗的名字向学生提问。而类似的问题充斥着纳博科夫的文学课堂。讲完《曼斯菲尔德庄园》后，他会问学生：朱莉娅在姐姐的婚礼后立即做了什么？普赖斯先生的日报花费了他多少钱？在关于《荒凉山庄》的考题中，他要学生跟踪戈匹先生的踪迹；同样，在测验《包法利夫人》时，他请学生勾勒那个半瞎的流浪者的足迹。他会让学生描述卡列宁夫妇卧室中的墙纸，讨论福楼拜对“以及”一词的使用，并提请读者注意果戈理《外套》中“甚至”一词的反复。至于大家所熟知的诸如《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莫斯科—彼得堡夜班火车车厢的格局如何，《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的究竟是何种昆虫，《尤利西斯》中那个穿胶布雨衣的人是谁，等等，就更不用提了。所有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纳博科夫式的问题，曾经困惑甚至惹恼了许多读者。纳博科夫的写作更是对细节问题一丝不苟。他不愿意更改《说吧，记忆》中所描绘的“尚普兰号”轮船烟囱的颜色，他会跟《纽约客》的编辑就“鹅掌楸”一词的声音及其在《兰斯》中的重要性详加讨论，他要出版社在制作封面配图时必须注意普宁的头、鼻子、嘴唇、下巴的形状以及眼镜、领带的式样。他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拒绝采取“铿锵”的诗体翻译，宁取貌似笨拙但字字忠实的直译；他详细交代普希金时代的动植物、服饰及手势；当普希金结束诗篇、说从初次见到奥涅金及达吉雅娜开始、“许多许多的日子”已经逝去时，纳博科夫在评注中精确地写道：“三千零七十一天（1823年5月9日—1831年10月5日）。”
  　　
  　　为什么如此注重细节？
  　　纳博科夫相信，每个个体，每个生灵，每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个世界。就像物质世界是由无限微粒构成的一样，各种生命现象和艺术现象也是由大量非常个人化的事实与细节构成的，价值与美首先就体现为这种独特性，它是可以被非个人化地分享的前提。对生命、对艺术的尊重与热爱首先就是对这些独一无二的事实与细节的尊重与热爱。所以，纳博科夫坚决反对从各种外在的、现成的、一般的观念入手来理解生命、理解艺术，因为那是对生命与艺术之独特性的漠视，是通过虚假的非个人化来抹杀真正的个性。他在讨论戏剧创作时曾说：“生命的花样是独特的，特定个体的悲伤与热情都遵循着他的个性法则，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戏剧的法则。”戏剧艺术在力图表现个性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程式化的东西，这些程式反而妨碍了真正的个性表达，唯有不受程式（艺术的、观念的）的制约，留心真正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我们才能把握独特的生命，才能创造富有独创性的艺术。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种种现成的观念来武装自己，我们持着“一般观念”那破烂不堪的护照，洋洋自得地从一个无知的领域跑到另一个无知的领域，纳博科夫将这种状态斥之为“庸俗”（poshlost）。“庸俗”是纳博科夫刚到美国不久通过《尼古拉•果戈理》的写作而引入英文的一个俄文词，其基本含义是指文化、社会、政治等现象中普遍存在的低级趣味。纳博科夫说：“一个庸俗之人是这样一个成年人，其兴趣具有物质的、平庸的特征，其心智是由他或她所处的群体及时代的陈腐想法与老套观念构成的。”应该说，纳博科夫对庸俗的批判不仅是一种道德姿态，也是一种美学姿态，因为在文学鉴赏活动中，人们也经常喜欢用一般化的观念与理论演绎去代替具体的、感受性的阅读行为，用故作高深、自鸣得意的理论语汇来掩饰自身迟钝甚至匮乏的审美能力，来钝化读者的感受力、观察力与想象力。纳博科夫不但在科学研究中留意细节，而且通过文学教学与写作活动提醒他的学生与读者，“文学，真正的文学，并不能像某种对心脏或头脑——灵魂之胃或许有益的药剂那样让人一口囫囵吞下。文学应该给拿来掰碎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你才会在手掌间闻到它那可爱的味道，把它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细细咀嚼”，“一本书就像一口结结实实塞满了东西的大箱子。海关官员不过插进一只手去，例行公事般地掏一下，而觅宝的人则不会放过每一根线头”。总之，就是要关注文本的每一个细节。纳博科夫通过各种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去注意细节、玩味细节、欣赏细节，他的学生说，“他教会了我如何阅读”，这是对纳博科夫作为文学教师的最高评价。
  　　对细节的关注不但可以把我们从一般观念的烂泥塘中拯救出来，还能把我们带向更高的审美境界。因为按照纳博科夫的理解，现象世界也好，艺术世界也好，它们不但包含了无限丰富的、本身已经非常珍贵的细节，而且这些细节隐含着丰富的意义，细节之间存在着各种隐秘的联系与花样，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揭示。发现、揭示的过程充满了挑战性，所以纳博科夫呼唤优秀读者。他曾对优秀读者下过一个定义：“优秀读者是有想象力、记忆力、词典和某种艺术感的人。”词典帮助我们理解构成文本的每一个字词，记忆力帮助我们记住文本中的纷繁细节，而艺术感和想象力则能够让我们在这些细节之间建立联系、发现花样、揭示其中蕴藏着的丰富意义。想象力是一种超越自我与当下、在他人与非时间性的存在状态进行思考的能力，是一种可以培养与锻炼的审美能力，关注细节、努力寻找细节之间的关联与花样，就是想象力的训练。因此，阅读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一种积极的审美活动。
  　　纳博科夫的小说艺术就是细节的艺术，博伊德深谙这一点，因此在单章论述纳博科夫的作品时，他经常围绕细节来行文运思。博伊德的文本分析堪称小说细读法的范例，他让我们深悟到细节之于纳博科夫小说的决定性意义。解读《普宁》时，博伊德逐章分析“松鼠”这一反复出现的意象及其在诸多语境中的所指，并揭示出该意象与小说的主题“痛苦”之间的联系：“《普宁》的每一章都反复出现松鼠的花样，这似乎在暗示针对人类痛苦问题的种种可能的形而上的答案。”分析《阿达》时，他不但对小说开头所展示的一个植物标本集中的众多支离破碎的细节详加阐发、建立联系，从而还原出一个纠缠的三角恋故事，并揭示出男女主人公范与阿达的真实身份，而且还拈出另一个贯穿整部小说的细节：“早晨”。从1884年阿迪斯的第一个光辉的早晨，到1922年蒙特鲁的最后一个早晨，范与阿达的爱与恨、分与合都跟无数个早晨相关。
  　　也许，对读者来说更值得一提的是博伊德在《洛丽塔》中所发现的细节的意义。《洛丽塔》是一个非常富有欺骗性的文本，亨伯特的第一人称叙事及其在叙事过程中流露出的对洛丽塔的爱，常常导致许多读者将《洛丽塔》视为亨伯特真实、坦诚的自白与忏悔。同时，为了增加小说的欺骗性魔力，纳博科夫又将自己的许多才能比如细腻的观察力、对词语的驾驭力、无限丰富的意识活动以及强烈的感情等赋予了主人公，因此亨伯特很容易俘获并左右读者的判断力。《洛丽塔》有一段极为动人的场景，即亨伯特从山路俯瞰山谷的场景，当时下面充满了玩耍的孩子们的声音：“我站在这高高的斜坡顶上倾听那悦耳的震颤，倾听那矜持的窃窃私语中间迸发出的不相连的喊叫，随后我明白了那令人心酸、绝望的事并不是洛丽塔不在我的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片和声里面。”包括像阿佩尔这样的优秀读者都将亨伯特这一顿悟的时刻视为他的“道德升华”，但纳博科夫坚持认为，亨伯特是一个恶魔，而《洛丽塔》却又是道德的。
  　　博伊德通过仔细比较“着魔的猎人”旅馆（亨伯特最终在这里猎获洛丽塔）及帕沃尔府（亨伯特在这里杀害奎尔蒂）两个场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大量细节上的相似性，比如亨伯特两次前一晚都在帕金顿度过，两次夜里都没有睡着，都曾打长途电话去奎营地或“奎”府，都准备了药品或弹药且两者都失效了，在向猎物扑去前两次都把钥匙放到口袋里，甚至两个场景都包含了对反犹主义的暗示。小说为何要安排这些细节来建立两个场景的高度相关性呢？博伊德认为，纳博科夫是想以此说明，“两个场景都有同样的随心所欲的浪漫感，同样的对自我满足的奋不顾身，甚至不惜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也就是说，从占有洛丽塔到杀害奎尔蒂的整个时间里，亨伯特的道德品质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个被亨伯特精心安排在小说结尾、容易误导人的“动人”场景，其实早在三年前就发生了，“山腰上的‘道德升华’之前、之中、之后的三年时间里，他都念兹在兹地咀嚼着将那个抢走他洛丽塔的人杀死所带来的‘无法忍受的极乐’。既然另有甜蜜满足的压力在前面隐现，他就仍旧像过去一样执迷不悟，仍旧像过去一样闭目塞听。当他一路追踪洛丽塔到‘着魔的猎人’时，他忘记了她是一个在他的‘需要’之外有着自己的存在的人；当他一意孤行地追踪奎尔蒂到帕沃尔府时，他忘记了奎尔蒂有着同样的情形。亨伯特的做法表明，时过境迁之后再把道德意识化作真诚的悔恨，是多么容易，而事先控制自己不要把他人踩在脚下，又是多么困难！”博伊德从而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对时间的先见与后见之对比始终是《洛丽塔》强调的重点，这绝对是道德的。”
  　　纳博科夫曾这样描述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是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拥抱起来了。”显然，在对《洛丽塔》文本细节的解读活动中，博伊德与纳博科夫在山顶上拥抱了起来。
  　　
  　　分析《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对个人生平的处理手法时，博伊德说：“纳博科夫不因为他的生平惟其是他的生平，别人就该关心或感兴趣。他的目的不是要讲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是要创作这样一个作品：能借助其艺术性的安排表达最深刻的信念，远比最厚重的轶事性回忆录更丰富。”同样，在铺陈纳博科夫丰赡的生平细节时，博伊德内心也很清楚，它们固然是构成传主独特自我的重要成分，是一部人物传记必不可少的内容，但传记家无权因此就要求读者必须对这些花岗岩一般的、非常个人化的方面加以关心或感兴趣。像小说文本中的细节如果能与其他细节及人物、场景、情节、主题等发生联系、形成新的花样，就会发出更夺目的意义的光辉一样，个人化的生平故事如果能与非个人化的艺术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对一个作家的生平叙述也就会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赢得更多的关注。
  　　早在撰写《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时，博伊德已经对此心领神会，他用生活与艺术相互渗透、水乳交融的观念来驾驭整个传记的材料组织及叙事活动。“美国时期”继续贯彻这样的思想。他详细叙述纳博科夫巡回演讲时误了班车的经历，让读者想起了那个自作聪明、结果坐错了车的普宁；他反复描写纳博科夫几乎每年都要进行的西部捕蝶之旅，这是对亨伯特驾车带洛丽塔走遍美国四十八个州的预告与重放；他对纳博科夫记录一次食物中毒的文字全文照抄，相信读者会明白《微暗的火》中格拉杜斯到纽卫镇时突然腹泻的素材来源；他不怕琐碎地交代纳博科夫去欧洲时所乘轮船的图书室，欧洲期间走访的博物馆，跟薇拉、跟妹妹的拼字游戏，最终这些都在《阿达》中得到再现；他追踪纳博科夫在瑞士期间住过的旅馆、爬过的山坡，结果我们在《透明》中产生了似曾相识的阅读感受。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评论、注释活动对《微暗的火》之结构的启示，纳博科夫的儿子、妻子对《透明》、《瞧，这些小丑！》人物塑造的贡献等等，就更不用说了。
  　　与“俄罗斯时期”不同的是，博伊德在这一卷里似乎有更大的野心，他想给我们展示一个作家的想象力是怎样将非常个人化的生活经验与观察化作非个人化的艺术作品的。他像《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所说的那个画家一样，要给人们看的不只是一幅风景画，而且是一幅表现如何用多种方法描绘风景的画，那是一种当着观众或读者的面在生成的艺术。博伊德的这种野心仿佛受到了某种神灵的默示，同时本身又是想象力的出色表演。确实，纳博科夫创作时就像他笔下的谢德那样，“边了解边改造这个世界，接收，拆散，就在这储存的过程中重新把它的成分组织起来，以便在某一天产生一桩组合的奇迹，一次形象和音乐的融合，一行诗”。博伊德对纳博科夫一个短篇小说诞生经过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想象力发挥作用的过程。
  　　1951年1月26日，纳博科夫主持期末考试，他随手记录了考场的情景；三天后阅卷时，他看到那些五颜六色、一塌糊涂的答卷，于是联想起偶然看到的一则新闻，一个学生在法语考试后自杀了，并在试卷上留下遗言；2月，纽约州的冬天即将过去，天气转暖，屋檐下的冰柱开始融化；2月6日，他看到带花彩的水流，停车计时器在雪地上投下的暗红色影子。就这样，在常规的教学活动中，在冰雪消融的季节，纳博科夫观察着他身边的世界，收集着种种信息并将它们储存。他对这些信息进行改造，将新闻里那个自杀的男生改成了女生，并给了她一个姐姐以及师生恋的情节，又用自己的法语及绘画知识进一步丰富故事的内容。3月5日，他完成了《文姐妹》。
  　　阅读这篇小说，开头的场景我们似乎很熟悉，晚冬啦，融化的冰柱啦，计时器发红的影子啦，我们也知道西比尔参加法语考试、在试卷上留言、最后自杀的情节来历。但渐渐地，故事变得陌生起来，叙述人与西比尔的姐姐辛西娅的交往，“介入性氛围”的内容，表面故事及叙事之下隐藏着的另一个故事与叙事，把我们引向一个崭新的世界。通过还原《文姐妹》的创作过程，博伊德为我们再现了一幕以想象力为主人公的奇幻剧，它像魔术师一样挥舞着魔棒，将那些非常个人化的经验点化成了非个人化的艺术，将寻常普通、杂乱无章的生活世界幻化成了神奇新颖、和谐有序的艺术世界。纳博科夫说：“在生物自然进化中，如果猿家族没有异想天开，那么猿可能永远也不会变成人。”想象力是纳博科夫最为推崇的人类的一种能力，他的全部创作活动、他的全部生命活动都围绕想象力展开。阅读纳博科夫，阅读《纳博科夫传》，我们经常面对的就是这种想象力。
  　　最后，附带说一句，照我的推测，《文姐妹》的故事发生在威尔斯利，主人公是在从奥尔巴尼去波士顿的路上拐到那个学院小镇、进而遇到故事叙述人的，一篇优秀的小说由此得以展开。
  　　
  　　2011年3月12日于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
  　　
•   　　出于某种机缘，我认识了纳博科夫，重新组合了我书架上的书们的摆放位置。出于某种机缘，因为纳博科夫，我认识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些人。出于某种机缘，我为《纳博科夫传》的中译本推荐了一个完美的译者，撰写了内容介绍，聚拢了几位纳博科夫爱好者，采访了它的作者，并在第一时间读到了成书后的它。对我而言，它不仅是一本纳博科夫百科全书，还是普鲁斯特笔下的“有灵之物”。因为这本书，我看到了一个“爱好者”可能生长的形状。
  　　我把纳博科夫看作一个完美的人。没错，他少年风流，阅女无数。他热衷炫技，玩弄读者，他的每一页仿佛都写着“我牛叉”三个大字，孤傲自恋，口出狂言，不可一世。他不会开车，不会打字，不会寒暄应酬，累煞完美的妻子。
  　　我喜欢纳博科夫那股劲儿。他是个昆虫学家，踏遍欧美大陆捕捉蝴蝶。他是个讲究“科学的激情”和“艺术的精确”的好读者，提醒学生注意包法利夫人眼睛的渐变色。他是个高挑健壮的运动好手，守门时撞到昏厥，肋骨折断，抱着足球死不放手。流亡年代，他以教授网球与拳击维生。他是语言天才，逍遥于俄英法三度空间，大西洋上空的一片羽毛，不属于任何一个界限分明的大洲。他有执拗可爱的一面。为了保证从俄国革命中抢救出来的俄语财富不流失，在剑桥，他每天抄写俄语词典；侨居柏林15年，拒绝学习“难听的”德语，水平只限于在超市结结巴巴地买香肠。一举成名后，竟耗时14年将薄薄一本《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注成四卷本英文巨作——这个堂吉诃德式的疯狂举动无人理解，他也因此与挚友埃德蒙•威尔逊分道扬镳，一段文坛佳话就此葬送。
  　　他运气好，命运的每一次遭遇，都变成通向成功之路的关键转折。放弃一流的俄语，被迫用他认为是二流的英语来写作，对年逾不惑的作家无疑是种悲剧。然而命运总爱与他兜圈子。寓居美国后，他潜心创作的俄语作品都无法写完，犹犹豫豫写出甚至打算付之一炬的英文作品却总是为他带来盛名。如果没有俄国革命，他还是那个孤芳自赏写抒情诗的老贵族。如果没有欧洲流亡生涯，他不会在绝对的孤独中探索无人喝彩的小说艺术。如果二战没有爆发，如果妻子薇拉没有犹太血统，他不会逃亡美国那片陌生的大众文化的乐土，放弃他独特的俄语，努力成为一个美国作家，并以美国人前所未见的文体，开拓了英文写作的疆界。
  　　纳博科夫还是个很英俊的人。读者们看到的，大都是他五十岁以后的照片。许多人看图说话，说一眼就看出是个肥胖的老毛子。这对他不公平。纳博科夫曾经帅可敌国。所谓肥胖的老毛子形象，不过是他长跑调的结果。想当年，他从克里米亚逃亡到希腊，只呆了三周，就发生了三桩风流韵事，且每一桩都有认真的“思想交流”。他从柏林到陌生的巴黎参加作品朗诵会，英俊的面孔和迷人的声音引来“数千名妇女”，流亡作家圈中哪有人见过这种架势。英俊至此，无论如何骄傲风流也是可以原谅的。
  　　纳博科夫是个坚定的个性主义者，讨厌独立和个性之外的任何东西。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个不合群的异类。他拥有非同寻常的自信，对自己的天才从不怀疑。孤独从来不让他沮丧，他因孤独而愈显高贵。在极简主义盛行的时代，他是个顽固的极繁主义者。他全心致力于那些人所不知的技艺，并相信自己所经营的，是了不起的杰作。
  　　对热爱写作的人来说，纳博科夫的作品是小说技巧百科全书。你永远可以从他的任何一部小说中发现崭新的绝妙的东西。即使未完成的断片残简，也能给敏感的习作者带来灵感的触动。他的身后，总是跟着一大串致敬者：格恩厄姆•格林，厄普代克、品钦、巴斯、巴塞尔姆、佩雷克……以及一长排感恩的诺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库切、帕慕克……只要小说还存在，这个名单就会无限续写下去。他的小说有无限种解释的可能，读三遍以上才能拨云见日，难怪各种版本的教科书中，纳氏小说的故事梗概总是各不相同，错误百出，遑论准确解读。
  　　不过，如果没有洛丽塔飓风，纳博科夫在美国人眼中，与其说是作家，毋宁说是个渊博而古怪的学者。评论界对他的文学作品冷淡而有敌意：“一个拥有如此突出能力的作家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永恒价值上，而不是在文学技巧上玩聪明的杂耍。”时至今日，谁也无法否认，文学教授纳博科夫与小说家纳博科夫教给我们的，远远超过了“聪明的杂耍”，如果你愿意，尽可以从中读到无数的道德讯息、哲学思想、彼岸世界、神圣救赎……然而这又是他一再声称他的小说所轻视的东西。
  　　《洛丽塔》之后，他最好的作品是《微暗的火》和《阿达》。它们很难讨普通读者喜欢，将形式技巧玩到极限。《洛丽塔》之前，他用英语写作的《塞•奈特的真实生活》和《庶出的标志》是被忽视的伟大之作。然而，我最喜欢的那个纳博科夫还是用俄语写作的那个流亡之人。那时候他叫西林。俄语中意为天堂鸟。我始终觉得，《天赋》才是他最好的作品。在俄语中，此书名为“Dar”，意为“献礼”，是俄罗斯作家纳博科夫向俄罗斯文学传统奉上的献礼。可惜遥远的苏俄阻断了它的回乡路，直到半个世纪后，俄罗斯才收到了它。
  　　《天赋》断断续续写了五年。在此之前，纳博科夫六部长篇也不过总共用了五年时间。他35岁之后所有作品的端倪，都可以在《天赋》中找到。神秘的塞巴斯蒂安、可怜的洛丽塔、痴狂的亨伯特、令人心碎的普宁教授、疯癫的金波特……仔细寻找，《天赋》中到处都是他们的影子。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他还转而写出了《斩首之邀》。《斩首之邀》又孕育了《庶出的标志》。还有十几个短篇小说，几部诗剧。这些像被切割的晶体表面一般闪亮而精确的短篇小说，支撑着纳博科夫作为一个温柔、敦厚、悲悯、仁慈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的身份。《菲雅尔塔的春天》是一首阴翳且晦暗的长诗。《乔尔布的归来》（中文本有译为《旧梦重寻》）动人心弦，结尾令人寒彻。《云，城堡，湖》的主人公似乎在请求作者把他抹去，因为在文本中无法坚持生存下去，他“无力属于人类”这个残暴的种族。你尽可以把它们当散文或长诗来读。美，的确，然而又不止美这么简单。每一个短篇都有匠心独具的运思。每一个细节都是语义丛生的文本丛林的秘密机制。如果你愿意，撇开美和秘密机制，处处可见“永恒的价值”；然而撇开这一切，损失的将是纳氏小说中最大的价值。阅读纳博科夫的行旅，我以为，就当从这里开始。
  　　
  　　2009/5/26
  　　
•   “科学家的热情和艺术家的精细”
  或者科学家的精细与艺术家的热情？
  入木三分的书评 挺好的
•   您真用功。
•   呵，随手写点东西，为看书找点理由。
•   博伊德用一种纳博科夫的方式写成了一本伟大的《纳博科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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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   “即便是鲤鱼煮西红柿一家人吃上一个星期，他仍然写信给出版商：我不能为了稿酬而写小说。”
  呵呵，鲤鱼煮西红柿，那是纳博科夫夫妇逗玛丽·麦卡锡开心的。
  P.S. 行文中能感受到你的爱意。
•   插下嘴，“LOLITA PRINCESS ”——Lolita Fashion的話，不管日本還是中國都沒這個牌子喲~
•   什么时候有中译本啊
•   “所谓肥胖的老毛子形象，不过是他长跑调的结果。”看到这句话，一口烟吸进去，差点呛到。
•   太好的评论 大赞！